第22章 内地

1941年夏天，我们又搬迁了。

「你妈总是把她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爸爸曾经这么对我们说。

妈一宣布要搬迁，就开始着手准备，首先就是告诉我们中国内地的环境很艰苦。她丢掉所有「不必要的负担」，像首饰、华服、书籍等；然后雇了一名裁缝，为我们缝制厚厚的卡其裤和衬衫。当我们问她衣服有什么问题时，她说：「中国内地什么都缺，包括粮食、布料、药品，没人知道战争会持续多久。」她还买了几捆帆布，做了18个行李袋来取代手提箱，每个足足有半个铺盖卷大小，然后把它们泡在桐油里。「如果桐油可以用在机身和机翼，为什么不能用作帆布袋的防水剂？」她说明这么做的理由，却没想到这得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干，这使我们的住处看起来就像个帐篷城，闻起来就像飞机的气味。为了不让这些味道沾到装在里面的东西，她还为每一个背包做了衬里。她对我们说：「等你们长大，就有额外的布料给你们做衣服了。」

她用所有存下来的殖民地货币，买了一些治疗疟疾和霍乱的德国药品，再用剩下的钱买了两支劳力士手表。

「为什么要买这么难看的东西？」朋友问她。

「它们防震、防水，又能自动上发条，看起来粗犷，可以给两个大男孩戴；不好看，就不会被盗贼觊觎。这是瑞士制的，可以保值，万一我们走散了，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变现。」

妈交代我们：「中国跟你们住惯了的殖民地和租界很不一样，没有西式享受，生活会缩减到只剩基本需求。」

「基本需求是什么意思？」

「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热水，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汽车，没有平坦的道路，没有…」

「妳是说…像露营？」

「比露营更糟糕。你们根本没办法洗澡。」

「我们可以去海滩。」

「那里没有海滩。」

此刻的东沙，除了沙滩，什么都没有。白天，它完全属于我。从这里，我看不见礁岩，但能感觉到我船上的甲板正遭到狂暴的海浪冲击，持续地没入水中。我该…

是的，是的，我知道必须等待。

哀悼不可挽回的事只是徒劳，一点儿用也没有。但，不思量，自难忘，我只好强迫自己回想一些较开心的往事。

就在妈告诉我们将要迁去大后方，这小小的葡萄牙殖民地，瞬间失去它的光彩和韵味，我一门心思都放在妈所说的基本需求上面。

抗战又意味着什么？中国警察会和香港的锡克警察一样凶悍吗？

「我的小鸡怎么办？」这是小弟三儿最关心的事。

一年前，一位同学的家长送给妈一只母鸡。正当我们盼着一顿鸡肉大餐时，三儿突然问道：

「妈妈，我们能赦免牠，等牠下蛋吗？」

「你这孩子，说些什么呢？」

「妳把手指插进鸡的屁股看看。」

「你做了什么？」

「我摸到一颗蛋。」

第二天，母鸡果然生下一颗蛋。

「现在可以享用大餐了吧？」我们哀求着。

「牠会下更多蛋，」三儿说：「摸摸看。」

正如三儿所说的，此后，母鸡每天下一个蛋。

「妈，我们能找只公鸡吗？这样，她就能有小鸡了。」

「你那儿来的主意，三儿？」妈妈问。三儿才十一岁。

「是阿姨告诉我的。」

三儿得到了他的公鸡，而我们不但失去了一顿大餐，还得轮流从刚生下来的蛋，趁它还温热时，在壳上敲一个洞吸出新鲜的蛋液。

从此，三儿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那一对鸡身上。过不久，屋后用来晾晒衣服的院子成了养鸡场。

刚开始，小鸡是跟在母鸡身后；等牠们发现三儿会帮忙抓虫，立刻选择他当代母，不管三儿走到那儿，牠们都会跟着他。等三儿把院子里的虫子抓光了，会一放学就领着鸡群到院子后面杂草丛生的荒野去觅食。那里多的是蚯蚓和草蜢，一挖就有。不抓虫的时候，三儿会跟牠们说话，或责骂那些正在互斗的鸡，吆喝着他为牠们取的名字，把牠从鸡群里抓出来。他会保护那些小鸡，使牠们免于不断被公鸡企图强奸。看起来这么雄伟的公鸡，怎么会是个强暴弱小母鸡的胆小鬼？

第一次看到强奸行为后的那一夜，我梦到了它。这是什么？是梅毒吗？我怎么会染上这个？是透过公鸡感染的吗？这只是个梦，最好是瞒着妈妈。我把内裤卷起来塞在浴缸下面，不能让阿姨看见。阿姨是我们的洗衣妇兼厨子。以往，所有不愿跟妈妈或我哥说的事，都会向她透露。

「我们不能把鸡一起带走。」妈对三儿说。

「可是，牠们是跟我一起长大的。」

「我知道牠们想跟着你，三儿。」妈试图说服他：「阿姨跟你们那个伤兵都想跟着我们，可是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过来，所以拒绝了他们。因为同样的理由，我们必须放弃这些鸡。」

泰德和我听说要把伤兵留下，心里都很难过。但一听说要丢掉这些鸡，我们都很开心。

「可是牠们都认得我。」三儿说：「我也了解牠们。」

「鸡就像牛或猪，只是人的食物。」

「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把鸡当成食物。为什么现在要这样？」

「我们从来没把牠当食物，是因为吃不起。我们可以把牠们放了，或者卖掉。不过，牠们最终还是会成为某些人的食物，只是不是我们。」

「这不公平。为什么不能倒过来？」

「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最终成为牠们的食物。」

「这是适者生存的法则。」

「吃鸡跟适者生存法则有什么关系？」三儿争辩着。

三儿才十一岁，已经有他自己的信仰。我不知道妈是怎么说服他的。从此以后，我们每天吃一只鸡，直到全部吃完。那段日子，三儿都在学校待到过了晚餐时间才回家。难道妈所谓的基本生活，就是适者生存？

没有客轮到达最后一个仍在中国手里的海港——广州湾，我们买到一艘货轮上的四个位子。姊姊没和我们一起走，她留在还剩一年就中学毕业的学校。

「她毕业后就来跟我们会合。」妈说。

「她在香港举目无亲。」我们提醒妈。

「你们三伯的家在香港。」妈向我们保证。

这是我们对中国的初体验。货轮上的走道是甲板上所有能找到的空间。我们在货舱口上找到一些空位可以铺上四张草席，头上则空无一物，完全暴露在天空下的大海和海风中。这令我们感到兴奋，但对习惯了搭头等舱旅行的妈来说，这真是个困境。舱口对必须用文明脚爬上爬下的她来说，实在是太高了，我们得协助她。

一天一夜后，我们进了广州湾。

广州湾让我觉得是具体而微的广东，每样东西都小一号。街道狭窄，只有一条路通往内地，但为了阻挡日军前进，撤退的国军把路都刨掉，因为机动化的日军只能在路上行进。我们徒步走过残留的泥土，所有日军撤离的地方立刻被有钱人接管。我们不得不雇三名步枪手护送一行人，包括搬运18个厚重行李袋的9名挑夫。蹬着一双文明脚的妈妈和才十一岁大的三儿，没办法跋涉这么长的路途，所以为他俩雇了一张轿椅。我们天刚亮就启程，当天晚上就抵达了「大后方」，也就是所谓的内地。从那里，我们乘船溯河而上。

船的大小刚好可以容纳船夫、船主一家和我们。沿河的两岸是一丛丛高高的竹子和卵石滩，河宽水缓之处，船夫们用浆划船；河道变窄、水流湍急时，船夫就涉水上岸拉纤。他们裸露流汗的肩膀，挎着绳索在河滩上爬行，大自然与劳动者交融在一起，描绘出一幅我连作梦都想不到的美丽画面。不知何故，可能是因为意识到身在中国内地，我可以体会到自然之美中交织着生活的艰辛。

一连几天都靠着纤夫，才把我们的船拉到可以接上铁路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周遭的事物，好像把我们带回到赛珍珠的小说里，或茶叶罐上的图片。这里的人说广东话和普通话，但都带着特有的口音。该地一定是缺少硬币，当有人需要找半块钱时，竟然把一块钱纸币撕成两半。真有创意！难怪它叫半块，而不是50个铜钱。这里看不到洋面孔、也没有洋玩意儿，除了洋车(黄包车)、洋油灯(煤油灯)、洋蜡(蜡烛)和洋火(火柴)。

这就是中国？

我自称是中国人，却在美国医院出生；住过的青岛、天津、汉口、牯岭、南昌、广州、香港和澳门，都是西方殖民者所占领的租界；所有就读过的学校，都是教会经营的；所有妈妈带我去看过的医生，不是英国人，就是美国或德国人。除了中国脸，还有什么能让我成为一个中国人？

这是我对中国的第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