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晴天霹雳

断断续续下好些天的雨总算停了。压得低低的乌云，向着东北方向急驰而去，显然台风已成强弩之末。已被雨水冲洗得一尘不染的码头，又被吐了一地鲜红的槟榔渣。一群蹲着的光脚渔夫正在等待信号山顶的旗杆降下风球[1]；女人们有的背着孩子，有的双手交叉在背后，站在她们的男人身后喋喋不休。刚学会走路的娃儿们，就在母亲们趿者木屐的裸腿间互相追逐嘻闹。

风球终于降了下来，也传来二冲程循环柴油机的轰隆声。黑烟混进鞭炮的白烟形成一张厚毛毯，缓缓升起笼罩着渔港。大大小小船只就像丝路起点上的骆驼，有的船艏架着高台，有的甲板满载箩筐和油桶，像沙漠商队成列鱼贯地从狭窄的水道驶出。这支海洋行旅也要在整个猎鲔的旅程中，携带足够的淡水。不像沙漠可能会带来风沙，蓝色的海洋却带来新希望。每一趟旅程的开始，都是新的一年。不管之前的航程是好是坏，都跟下一趟完全无关。

我到办公室去处理一些文书。由于戒严法的实施，强制增加很多新规定。首先，我得证明自己是中国人；再来，我们必须宣誓效忠政府。为了证明我们的效忠是真诚的，每个人必须找十个同船以外的渔夫同事作保。

誓言只是空话，找十个朋友为我们作保，也不成问题。但要怎么证明自己是个中国人呢？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生证明，唯一有我姓名的档案，只有学校的注册单。但事实上，谁会保存它呢？经过一长串审讯，我才领到一张身分证，还被交代要随身携带，以便随时随地接受未经通知的查验。

我转身看见跟屁虫似的三儿。

「你这是干啥？」

「我想你需要个帮手。」

「你帮不上忙。」我对他说：「就是一堆烦人的官样文章。这样吧，你去把淡水箱加满，然后把船移到加冰码头，把我们在等这该死的台风过去的这几天溶化了的冰块给补上。」

三儿跑出了办公室，像个听见下课钟一响，就迫不及待冲向足球场的小学生。他一直渴望尝试亲手驾船穿过港口。在他看来，能把船泊靠码头而不刮伤桥墩，就好比在一场足球比赛中，能不碰触门柱而把球踢进球门得分。

「一定要叫吴融明跟你一起，这样他可以付账。」

三儿再过几个月就满十九岁了。本来应该这学期末就高中毕业；可是1949年春天，共军渡过长江向南京逼近，他在苏州就读的学校就此关闭。在最后关头，他及时爬上最后一列驶离苏州的火车车顶，在我正准备出港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船上。我还以为是艾尔．乔森(Al．Jolson)从南京路美琪戏院的大银幕走出来了呢！他整张脸被火车头排出来的煤烟给熏黑了，只留下颈子上的一圈白色皮肤，活像只毛被拔掉的火鸡。

三儿渴望地问我：「可以跟你一起出海吗？」

「那得看情况。」

「我什么都能做。我可以擦拭甲板，我会…」

「海上的生活昼夜不分，从早到晚，工作、睡觉、吃饭都不定时。」

「在那儿我都能适应。」

「我们的伙食只有鱼和大米。」

「那比学校里只有青菜和米饭的伙食好多了。」

「只能用海水洗澡，没有淡水。」

「在学校，运气好的话，一周只能洗一次澡。」

「船上没有厕所。」

「那你怎么拉屎？」

「蹲在船帮上，一手抓着缆绳保命，一手擦屁股。」

「好刺激喔！至少不用闻我自己的屎尿和粪坑的臭味！」

「还有，你问过妈了吗？」我盯着他问，随手抛给他一条毛巾，指着甲板上的水龙头：「脱掉脏衣服，把自己洗洗干净！」

三儿问：「你不是说没有淡水可以冲洗吗？」

「你学得还真快。没看见我们这是在港里！」

「海上的空气也许对他的气喘有好处。」妈找了个理由让三儿跟我出海。

「现在刚好是夏天。到了台湾，帮你弟找一间大学，咱们家有一个渔夫就够了。」

我们出港前，三儿飞快跑了趟城里，把他生命中第一次拿到的工资——三个银圆和一袋米都给了妈。三天后，我们到了鲔钓渔业之都——高雄。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前，国民党和共产党已互斗了十年。此时两党连手形成统一战线对抗入侵者。八年后，日本人投降了，国共两党立刻回头解决过去的纷争。国民党不只拥有较强的、从抗日战争中节余的火力，还有美国的支持，源源不断地提供物资和现代化的新式武器。

但贪污的风气快速在政府和军官间蔓延，国民党的士气达到最低点，部队甚至不发一弹，集体向共军投降。政府的财产和珍寳也落入私人手中；甚至连美国派发给国民党的军火，也落入打赤脚的共军手里。随着共军的推进，学校、工厂和企业一个接一个关闭，那些有办法的人争先恐后跨过海峡，逃到一个仍由国民党控制的岛屿。情势一败涂地，没人能力挽狂澜。

在这场大撤退中，曾经因日本人投降而一度闲置的高雄港，藉由从大陆撤退来台、装载着抢救出来的军火和掠夺来的珍寳的船只而恢复了生机。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让我至今难忘：随着一阵爆炸的巨响，办公室的门窗全部被震碎。我冲到街上，只见一道柱状黑云从渔港的远程升起、散开，就像一只悬停在珊瑚礁上的大水母。

「我的天哪！」总轮机长包利斯．萨拉波洛夫大叫：「那是加冰码头！你的船不是正在那里装冰吗？」

渔管处的吉普车正好停在办公室门前，司机却不见人影。这位驻港俄国工程师立即跳上车子起动引擎，载着我向出事地点急驰。

到了废弃已久的码头，只见岸边孤伶伶地停泊着一艘已登记注册的货轮，还不断冒出磨菇茎般的黑色浓烟，核心部份还有火焰在燃烧；货船桅杆上垂挂着一面红色三角信号旗，警示它正装载着易燃货物，船名「众利」两个字清楚地显现在船头和船尾。附近的两个岸上贮存槽已经着火，码头上到处是从半空中撒落的余烬，滚烫的糖浆从贮存槽不断地外泄。

从这里转个弯过去就是制冰厂。那里看不见任何船只，连个鬼影子都没有！遍地瓦砾，就像重庆遭遇轰炸后的景象。

我们四下察看。发现补给员吴融明倒卧在粗大的缆桩后面的地上。

「你怎么在这儿？」

「我右腿不能动了。」他说。

「我的船呢？」

「你们轮机长开走了。」

「船员呢？」

「他们跟着你弟弟跳进了水里。你弟弟跳水的姿势真棒！」

「他们往那儿游了？」

「我看着他们朝港口的另一边游过去。」

「你怎没跟去？」

「我没有游泳。船因为爆炸的震波摇晃得很厉害，我跳上岸时滑了一下，脚卡在船和码头之间的空隙。接着，我听见引擎起动，看见你们的轮机长正在驾驶，我大叫，他连头都没回，就听见他开足了油门，眼睁睁看着船全速跑开了。如果我没及时从防撞的橡胶轮胎中抽腿，肯定就被船拖进水里了。」

「王八羔子！打从他上船起，我就没相信过他！」

我不必担心三儿，他是个游泳健将。放假回青岛时，整个夏天他都泡在海水里。

船坞和糖浆槽双双着火，没多久，港里的水就变成了深茶褐色。所有的轮船都奉命离港。

回到渔港，我找到我的船和轮机长，火灾没有波及到它，所有的渔捞设备都完好无损。棉制的鱼绳和竹篓都很容易着火。这么说来，我还得感谢轮机长？

我必须尽快脱离这场混乱；但，首先要把船员找齐。

市区大多数街道都阻塞了，过了整整一个下午，船员才一个个分头回到船上。到傍晚清点人数时，独独不见三儿。我想起吴融明说：「他跳进水里的姿势真优美！」只要他在水里，我就用不着担心，火是烧不到他的。可是，怎不见他人影？高雄市区并不大。

难道他迷路了吗？

夜幕降临，我开始感到不安。我驾船到货船抛锚的外港挨个儿去询问，没有一艘船救起任何一个生还者。

等了一整夜，都没见三儿回来。

三儿是家中的老么，比我小四岁。虽然玩不到一起，却很亲近。每次全家外出，大人忙着准备，哥哥姐姐总是跑在前头，把我和三儿落在后面，这时，他总会把小手伸进我的掌心。不管我上那儿，他总是那么信赖地跟着我，并且把他认为的好东西与我分享。后来战争爆发了，哥和我离了家。战争结束后再见到三儿，他的个子已比我高出一个头。晚上我们在高雄街头漫步，他不再把手伸进我的掌心，而是用胳膊搭着我的肩，或把手搁在我头上。

经过三天从上海到台湾的航行后，我发现他完全变了个人。做事手脚利落的他，已和打了一辈子鱼的人没什么两样。即便如此，他毕竟是我弟弟，我有责任照顾他。

我应该要他待在我身边，为什么要派他去加冰码头？对于一趟六周的航程，延误三十分钟又算得了什么？我这么做，究竟是为了把摆脱他，还是为了向船员们表示我不会优待自己的兄弟？就算优待他又怎样？他是我小弟啊！我真想哭。

「昨天夜里，我在榕树旁听到一个年轻人的哭声。」第二天早上，萨拉波夫的老婆苏西到处对人这么说。她是个笃信来生，只要稍有不舒服或不如意，就会烧香拜佛的人。

我告诉自己：三儿是游泳健将，他一定是在混乱中迷路了。但，如果真的…

第二天一大早，揣着不祥的预兆，在王士同的陪伴下，我们划着舢舨回到加冰码头。溢出的糖浆还在燃烧。王划着船，我拿着鱼叉在水里拨弄。几分钟后，只见一具尸体从码头边的混凝土堆旁浮了出来。正是三儿！

水手长拆了几个鱼箱，用箱板钉了个棺材。「这样已经够好了。」他说：「这只是为了摆样子，火葬之前还是得扔掉。」火葬？在大陆从没听说过火葬。

船员们聚在三儿下海的岸边。总船长请来一位从头到脚穿着一身黑的女士，由她来主持海滨的葬礼。海风虽然吹不散糖浆烧焦的气味，却大到足以压过她说话的声音。

「我清楚记得这位教堂里的年轻人，」她开始致辞：「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从来不知道三儿有兴趣上教堂，只记得听他说过：「多无聊！基督老是坐在上帝右边。」

接着，那位女士开始朗读圣经中的篇章，并打开一本小册子唱起圣歌。从头至尾，她不时停下来擤鼻涕，还频频掀起眼镜来拭泪。

我没有心情听她说些什么。听在渔夫耳里，她的絮絮叼叼全是外国话，没人听得懂她说的、念的、唱的是什么。她像个驱邪道士，对着看不见的灵魂说话。她是在跟她的上帝说什么？是在赞美上帝实现了祂自己的意志？还是像我一样，怨怪上帝没有尽责保护三儿如此年轻的生命？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对这个岛上的船员来说，只有一位神明——妈祖能保护他们。但，她也没能保护三儿。

我雇了一辆牛车，把三儿载往郊外的火葬场。走在牛车旁，我想去握三儿的手，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我紧盯着他，却只能看见从鱼箱板的间隙露出的衣袖和袖口；耳中只听见牛车的橡胶轮胎在碎石路上滚动的声音，就像在青岛时，他坐在我的自行车横杠上一样。我感觉好像妈正吃力地迈着她那双「解放脚」和我们一同行进，一面喃喃念叼着：「我不是一再交代你们别去算命？！」

妈，这不关算命仙的事。三儿不是溺死的，验尸官说他的肺里没有积水，一定是被什么东西给打到了。是爆炸震击波？还是螺旋桨？那个该死的老轨(轮机长)，他凭什么把船开走！如果他只在引擎室里管好自己的事…为什么他把吴融明留在码头上？

现在再追究是谁的错，有用吗？

我只在试图找一个替罪羊，来为自己开脱责任吗？

我当初为什么要叫三儿开船去加冰码头？我们在等台风过境的那点时间，又能溶掉多少冰？

我应该让三儿跟我一起待在办公室里。我该…

突然，往日情景从记忆中蹦出：当我看到最心爱的瓷雕像掉在地上摔破了，知道它再也无法复原时，我难过得大哭。那是十年前的事；此刻我却哭不出来，只是全身麻木无感。

我恨死自己了！

三儿，你为了要出海跟我来到高雄，想和我一样闯荡天下。我答应你，从今以后，我要为我们俩而活。

第二天，我的船在没有我和三儿的情况下出海了。

我带了个瓦罐独自回到火葬场，捡回了三儿的骨灰。

[1]風球：指由天文台所懸掛的熱帶氣旋(颱風)預警信號，有圓柱形、球形和圓錐形等不同造型及顏色(多為黑色)，分別代表颱風強度與方向。東南亞各地包括廣東、港澳、台灣、印尼、日本等地都曾使用。進入21世紀，因氣象預報科技的進步，颱風預警已不再懸掛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