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香港

妈决定到牯岭避难，结果证明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日本人的机动化部队上不了牯岭，但妈完全忽略了日本人很容易就切断上山的补给路线。幸好她早一步，在日本人完全切断我们的逃亡路线之前，带着我们离开藏身之所。那时，入侵的日军已占领了所有沿海地区，不管我们跑到那里，他们的坦克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尾随而来，炮弹也跟着从天而降。在爸妈以前的学生的协助下，我们跑遍了整个中国，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圣诞节前夕到达了香港。

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它是个小岛，岸边排列着突入海中的墩柱，岸上高楼林立。跨过一条水道，就是租借给英国99年的九龙租界。水道之中可看见你能想象得出来的各式船舶：军舰、货船、客轮、拖船、驳船、渡船，还有像汽车一般的水上出租车、划艇、帆船和两头翘起的小船。在大街上，人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想都想不出来的汽车：双层巴士、有轨电车、电缆车，还有拖着水箱、油罐、梯子、棚架的卡车；车轮比小汽车还高的货车、两轮车、三轮车、倒着开的车，五颜六色，连喇叭都有是双音的。还有人拉的红色黄包车，以及黑色车厢的四轮马车。这简直就是个活生生的运输博物馆，也是个活力洋溢的人种博物馆。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军人和水手，穿着各式各样的制服，戴着五花八门的帽子，从头巾到草帽，有些是歪戴着，甚至顶部有红色绒球，像个马戏团小丑。我真不想闭上眼睛，免得错过一些风景。奇怪的是没看见多少像在上海的租界看到的、身穿便服的英国人。

「殖民地和租界到底有什么不同？」我问妈。

「这就像自有或租来的房子。殖民地是一片由西方人占领及拥有的土地，而租界是西方列强用武力强占、但并未拥有的土地。」

「为什么只有西方列强能这么做？」

「因为西方国家最早开发机械，带动工业快速发展，需要大量资源和劳力，这是他们所缺乏的，所以向外探索。他们发现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有肥沃且未开发的土地，以及工作勤奋、爱好和平的人民。不久，所有的工业国家竞相投入土地掠夺及劳力勘探，这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环顾四周，你会看到街上到处是军人和水手，还有港里停泊的军舰，这就是工业发展和军事力量紧密结合的结果。」

「假如英国人不来，上海和香港会停留在未开发状态，就像三叔公所居住的乡下吗？」我好奇地问。

「有可能。中国过去是个农业国家，几千年来，民众认为只需种植自身所需的粮食和制造够用的物品，就可以投注所有的时间来发展我们的文化。」

「文化是什么？」

「人们通过写作、绘画、音乐和科学，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欣赏。」

「什么是科学？」

「对中国人而言，科学是指对自然的观察；对西方人来说，科学是对自然的研究。」

「如果中国人把几千年投注在科学，怎么会被要求在课堂上学习全都是由西方人发展出来的科学和数学呢？」

「中国人从未发展出演绎和归纳的方法，只是忠实谨慎地观察，再把心得应用在生活上，而不会假设所观察的事物起因和效果。举例来说，中国人发明了最好的历法，那是以太阳和月亮两者的位置为基础的；但却从来不问为什么日月会这样运行，彼此间有怎样的相互关系。」

「妳是说，如果英国人没来，上海和香港还会是未开发状态？」

「你说的对，也不对。如果我们保持只要够用就好的哲学，这个说法是对的。反之，如果我们学习科技，并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工业来跟他们竞争，那就是为什么要在学校用功学习的理由。」

我讨厌学校，尤其是数学。为了转移妈的心思，我问：

「假如香港是英国的，为什么这里的中国人比英国人多？」我想，城市的存在是因为有人居住。假如把中国人全部迁离香港，英国人还会继续住在这儿吗？

「殖民地的概念，就是掠取当地的资源，并使役当地劳工去处理这些资源，然后运回母国或营销到非工业国家。」妈试着为我解释：「住在殖民地的殖民者不用工作，而是由当地人来为他们工作，并服侍他们。你看，有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工厂工作，却只有一小撮英国人在监管他们。在香港或上海，两个成人带两个小孩的典型英国家庭里，用十个中国人来服侍他们是很普遍的现象。包括一个厨子、一个洗衣工、一个清洁妇、一个管家、一个司机、一个园丁、一个为男主人服务的随从、一个女主人的贴身侍女，加上两个照顾小孩的保姆。」

「我们在青岛和牯岭的家，不是也有这些吗？」我问。

「这…」妈停顿并想了一下说：「看起来很像，但却是不同情况造成的结果。一种是奴役他国人民；另一种是社会秩序和经济需求，就是所谓的阶级。」

「香港的中国人被当成英国公民吗？」

「不。他们不是英国公民，而是大英帝国法律下的臣民。」

「什么是臣民？」

「一个被来自他国的人所统治的本地人。」

「本地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人。」

「那些深色皮肤的人也是英国人吗？」

「什么深色皮肤的人？」

「那些警察。」

「不是。他们来自印度，是大英帝国的另一个殖民地。」

「可是他们却统治我们。」我感到愤愤不平：「这些殖民者统治我们，是因为他们占去我们的土地。印度人是印度的原住民，凭什么可以统治我们？」

「统治者欺凌被统治者，但为了避免被本地人仇视，他们不想亲手干这些事，又不能叫本地人欺侮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可能下不了重手，所以就引进不同的民族。」

「那么，印度人也被当英国人看待吗？」

「不。英国人在最上层，中国人在最底层。英国人由英国法律所管辖，中国人由殖民地法律来管辖。两者之间的其他大英帝国臣民像印度人、马来人，他们还被另一套法律所管辖。至于那些为殖民政府工作的中国人，则被赋予包含在一些英国法律中的优惠待遇。」

「假如英国对待殖民地的每一个人，都像对英国人一般用同一套法令，并在相同的工资标准下一视同仁，我们还会想把他们赶出中国吗？」我问。

「会的。因为我们要作自己国土的主人。」

「广州是我们的国土？」

「是的。」

「那，为什么广州被北方人所统治？」

「北方人也是中国人啊。」

「所以，民主的真谛是由谁来统治，而不是人民如何被统治？」我试图把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带入讨论。

「你这是什么意思？」妈问我。

「我们寜愿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也不愿住租来的房子；即便拥有自己的房子花费较贵，而且不见得比较舒服。」

「是可以这么说。」

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有着各种肤色的人种，苍白的、棕褐的、黝黑的，衣服的款式五花八门，正式套装、长衫、短裙、开襟毛衣、露背吊带衫，也有把身体裹得紧紧的中式长袍。头上戴的，从英国淑女的华贵礼帽，到锡克警察的头巾，和中国苦力头上的草帽。街上可见各式各样的制服，白的、黑的、棕的、红的。这一切，让我感觉像漫步在嘉年华会中，却对四周的人，包括中国人在内所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父亲在华南出生、成长，他曾告诉我：「没人听得懂南方人说的中国话。如果你在香港迷路，就找个有一张中国脸的警察，他们会说山东话。」

「你不是说香港都是广东人吗？」

「那是殖民者统治殖民地的方法。他们知道无法要被统治者去射杀自己的同胞，于是引进锡克人、廓尔克人和山东人来香港当警察。」

「没有英国人吗？」

「哦，没有。不论这些警察属于那一个种族，都听命于所属的英国长官。为了避免与被统治民众之间发生不愉快的接触，英国人喜欢躲在幕后。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统治者。任何英国所统治的地方，都会建立一个中间阶层来缓冲被统治臣民的敌意，并以特权作为奖赏，换取他们对皇室的忠诚。在香港，这些人被叫作眼线、皇家僮仆或大班。日本人也不遑多让，在他们占据的地区成立傀儡政权，像满洲国、华中行政区和华北行政区。」

这就是我所居住的中国。不管我身在何处，始终脱离不了殖民者的统治；我总是成为德国警犬、包头巾的锡克警察或戴草帽的安南人吠叫的对象。

三伯——父亲的三哥收留了我们。

妈在遇到爸爸之前就认识三伯。当年妈妈赴美深造，三伯是她唯一认识的人，但他在东岸的哈佛就读。在那个时代旅行不容易，所以他交代两个弟弟照顾我妈。泽歧三伯在旧金山接她下船，而我爸负责照顾她在密歇根的生活。

泽歧三伯是另类的「大班」，终其一生都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混在一起，并被指定为自齐伯公的继任族长。被我们称为大爷爷的自齐伯公有一长串显赫的头衔：财政部长、交通部长、陆军总长、贸易部长、教育部长及国务总理，还曾代理了11天的总统。

泽歧三伯以一位外交官的准女婿身份，赴美攻读法律学位，在哈佛和后来成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是同班同学。他的任务之一，是随时陪伴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龄参加韦斯利学院的派对。美龄后来嫁给了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回到中国后，泽歧三伯和蒋介石政府里的高官王克敏的女儿结婚。后来，王克敏变节，成了日本人的傀儡政权——北方行政区的头头。

三伯领导一家叫「中国电气」的美国公司。日本人占领中国期间，他把公司总部迁到了香港。

三伯将他位于天星码头和半岛酒店之间，也就是尖沙咀的一幢豪华公寓六个房间中的一间，分给我们居住。他家共有六口人，加上从BJ带来的五名家庭帮佣──一名厨子、一名女仆、一位管家和两个保姆，加上我们一家五口，总共有十六人！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佣人晚上到底睡在那里。我猜他们就像我们在青岛家里的一些佣人，只是在地板上打地铺。

「我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了。」妈告诫我们：「这里的仆人不是来服侍我们的，你们要像对待三伯和伯母那样尊重他们。从现在起，我们得自己洗衣服和打扫房间。在屋里要降低声量，也不能骑马到处逛。」

整个香港没有一座花园，所以我们跑到大街上把它当游乐场，这比任何花园都有趣多了。我们在街道上溜冰，挑逗包头巾的锡克警察来追我们；玩官兵追强盗的游戏，在没有门的公共巴士跳上跳下。哥和我会用橡皮筋对着汽车射小纸球，并比赛记汽车牌照上的号码。堂兄弟们也加入我们的大街游戏。

很快的，学校开学了。妈把姊姊和哥哥送进一水之隔的维多利亚岛上的寄宿学校，三儿和我就读九龙当地的学校。这样一来，就给挤在三伯家一个房间里的我们较大的活动空间。

妈的行前教诲，并没有让我入学的第一天好过些。老师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而且每节课结束时，他都会指着我问是否听懂了。下课时，我被团团围住，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众人盯着看，只听到嘻笑和重复的冷嘲热讽：

“Laosong-zai m-sick guang bahg wa!”

我发誓，一定要学会那只「鸟」说的话。

放学时，我和大家一样用Ng soung来称呼老师，而不是吴先生。第二天，我发现只要Ng soung不在课堂上点我的名，或我保持沉默，就不会有人叫我Laosong-zai。到了第三天，我已能理解那些鸟说的Laosong-zai就是「北方小子」；Bak Wa就是「普通话」，是指广州当地的方言。所以情况并没有那么糟。

一星期后，我在下课时跟着那群男孩一起丢石头、喊粗话。一学期结束时，我已可以讲当地的普通话，但还是摆脱不掉Laosong-zai这一绰号，只不过现在叫起来，反而有点亲切感。他们都用浑名来称呼别人，像Cheongsao-ban棺材板、Guai-zai鬼仔，意指混血儿。

我就读的培正(Piutzing)小学在半个城镇之外，所以妈买了辆单车给我。三伯的公寓在三楼，没地方放车，为了免去我扛着单车上下楼梯，妈和住在同一个街区转角处的朋友商量，让我能在他的住处寄放单车，因为那里是地面层，而且有一个院子。当我第一天推着单车到那里，他板着脸问我：

「你凭什么认为可以把你的单车放在我的地头？」

我愣住了。妈不是跟他说好了吗？我还能说什么？

「对不起，先生。」

我转身离开了。

「回来！」他叫着。

我连头也没回。

「你儿子真没幽默感，」后来这人对妈说：「他甚至不能处理一个简单的意外状况。」

我宁愿扛着单车上下两层楼梯，也不愿再去面对那个人，更不用说叫他叔叔，每次去取车还得谢谢他。

在家里，妈自己也陷入尴尬的处境。她忘了她自己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有天，邮差递给她一封注明收信人是「周太太」的信，她未加思索就把信拆开了。这是寄给三伯母的信；更糟的是，寄件人是三伯母的父亲--日本人占领下的华北行政区长官。一向被视为爱国行动派的妈，在过去住过的地方，她总尽力召集妇女从事与抗日相关的活动，诸如为战士缝制冬衣、照顾伤兵和劝导他人抵制日货。三伯母立刻抓住这个把柄，指责妈企图刺探她父亲的消息。对三伯母而言，这比中国对日宣战更严重。我们必须搬家。

妈在九龙塘找到一个住家单元，包括用餐区、烹饪区和一个封闭的小隔间。隔间的地板上有大、小两个洞，大洞用来上厕所，小洞是排洗澡水用的。这个地方真是简陋得只够维持基本生活，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家具。妈必须买一个大瓦罐，用来贮存从公共水井汲来的水；为了作饭，还买了一个烧木炭的炉子、一张用来吃饭的牌桌，以及为一家五口买了五把椅子。用餐区的上方有个阁楼，妈把它改装成全家睡在一起的大通铺。

虽然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寒酸的居住环境，我们倒觉得挺好。但对妈来说，得用她那双文明脚，辛苦地为小阁楼爬上爬下；还得蹲坑上厕所。「这就和我小时候一样，」妈说：「对我是很好的运动。」

六个月后，汉口沦陷，日本人占领了粤汉铁路，我们和父亲失去了联系。突然间，妈陷入了困境，既没有收入，又拖着四个孩子，流落在一个她不会用广东话沟通的外国殖民地。

幸好，英语救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