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万国来朝》：开放的帝国——明朝的主动外交

“朝贡”和“海禁”是明朝对外交往的双线政策，“朝贡”让明朝政府建立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海禁”却反而成了“倭患”的催化剂。

治太平

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捕鱼儿海[1]。

不计其数的牛车与马车并排，一望无际，车旁的牛儿在湖边悠闲地进食。草场上的元军士兵有的三两围坐，有的在摔跤比武，不时从人群中传来喝彩与笑声。而此时向南八十里，一支大军正在疾行，中军阵列策马前行的主帅蓝玉喃喃：“王弼应该到了。”

还是捕鱼儿海，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的湖边骤起狂风，一时间飞沙走石，白昼如晦。久在漠北，元军已经对变幻莫测的天气见怪不怪，就当士兵们开始有条不紊收拾行帐时，突然发现在不远处的沙尘中冲出了一支盔明甲亮的骑兵。元军被敌人猝不及防的冲锋弄得阵脚大乱，毫无招架之力，四散溃逃。霎时间，战马的嘶鸣、骑兵的喊杀声与元军惊恐的哀号震彻云霄，而冲杀最积极的，正是由大将王弼统领的先锋部队。此战元廷悍将——太尉蛮子[2]战死，太师哈剌章失踪，明军击溃元军七万余人，蓝玉一战封神，被朱元璋封为梁国公。明朝自建国起，北境就鲜有安宁，而更令明朝政府头疼的是需要时刻防范来自沿海的威胁。世界迎来了大航海时代，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轮番登场，纷纷以友好或者不友好的形式造访明帝国，“南倭北虏”长期威胁国家安全。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3]称帝，大明朝上线。戎马一生的朱元璋在建国后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和儒生列坐相论，很难想象这位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的皇帝和大臣们讨论诗词歌赋、历史文学的场面，朱元璋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他对《汉书》等史籍尤为熟悉，出于英雄相惜或是经历相似的缘故，汉高祖刘邦是朱元璋最为敬仰的皇帝之一。有次他问近臣，楚汉相争为何汉高祖能胜出？有人答：“刘邦善于用人。”朱元璋则认为：“项羽不施仁义，而刘邦谦逊宽大，故能胜出。”儒家“仁义礼智”“德被四方”的思想已经深深的印在了明太祖的意识之中，这种思想也被他用在了指导对外政策上。大半辈子都在战乱中度过的朱元璋登基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证国内稳定，他深知一个友好、稳定的国际环境才能实现“治太平”的理想。于是他开始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其目的就是建立起一个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打造充满儒家色彩、和谐共处的国际政治秩序。

“护照”

何为“朝贡”？让时间回到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朝初立，明太祖便遣使安南[4]，诏曰：“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己主中国，建国号曰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这封诏书在表达了明王朝宣誓正统和希望睦邻友好的意愿之外，还蕴含着朱元璋希望“以德使四夷怀之”，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国际上确立“礼的秩序”。《诗经·商颂·殷武》中——“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在商朝时外邦朝觐就成了外交惯例。

在古人的世界观中，“中国”是世界的核心，整个世界是以“中心加四邻”“华加夷”的形式存在的。明代重要的行政法典《大明会典》中用了五卷内容来详细阐述周邻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并且以“东南夷、北狄、东北夷、西戎”等称谓来表述周边的国家。这种概念来源于西周时期的“五服制”——《国语·周语上》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五服规定各诸侯国按照离周天子的远近程度，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诚意、正心、格物、致知”，“诚意”则为义务的首要。这些饱含儒家文化色彩的价值观几乎全被整合到了明代的外交指导思想中。“以诚为本”“宽容仁爱”“以和为贵”“厚往薄来”成了明代对外交往的基本指导方针，以达到“中华”与“狄夷”和谐共存，在国际上确立“礼的秩序”的理想模式，朝贡模式实质上是将中国的封建君臣关系复制到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之中。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南京。

帝国的首都迎来了千里之外的异国嘉宾。这些客人不但身着盛装，而且还带来了数量众多的例如金银器、人参、貂皮等珍贵物品。这支队伍就是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使团，众多的珍宝是他们带来的“贡品”。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请封”。朱元璋对高丽使团恭敬的态度十分欣喜，下诏曰“良由素习于文风，斯克勤修于臣职，允宜嘉尚，是用褒崇”，册封高丽掌权者王颛为国王，赐金印、诰文，朝鲜使团的到来标志着朝贡体系开始在国际上得到认可。从洪武二年到洪武十一年，先后有安南[5]、占城[6]、日本、真腊[7]、暹罗[8]、琉球[9]等十几个国家入明朝贡。随着贡国的不断增加贡制度也日臻完善。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起，前来大明朝贡的使团必需持有“护照”才能顺利进入中国，而这种“护照”就是勘合。它是明朝政府使用的一种纸质凭证，由含有骑缝印、字号等辨识要素的底簿与勘合纸组成，文书合在一起时可通过印识字号辨别真伪，有点类似于我国古代常用兵符的“纸质版”。外邦入贡时不但要进行核验，而且要在文书上记录朝贡使团人员、贡品及明朝政府回赠品等详细内容，且“四夷入贡中国必奉表文”。

“表”是我国的一种文体，在历史上一般是臣工向皇帝进言的规范行文，唐宋以后这类文体逐渐开始向庆贺、进献之类的功能转换。日本僧人瑞溪周凤在《善邻国宝记》中曾有记载。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日本国王致永乐帝的朝贡表文中写道：“日本国王臣源表：臣闻太阳升天，无幽不烛，时雨沾地，无物不滋。”这篇表文中，日本国王以“臣”自称。

表文在朝贡过程中是极具政治意义的官方文件，明朝政府对贡国的表文用词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如发现有篡改则坚决不许使团入贡。勘合制度的形成也标志着封建专制皇权在外交领域的确立。

万国来朝

在朝贡时，相比于国外使团进贡的物品，明朝政府往往给予不计成本的巨额回赐，以彰显恩典，在这种“薄来厚往”的理念指导下，贡国们也乐得前来朝贡，因为每次到明朝进行“国事访问”都能赚得盆满钵满。据《弇山堂别集》[10]记载，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朱棣赏赐日本国王源道义钞五千锭、钱一百五十万、纱罗与绢三百多匹。就连占城这样的小国也曾在朝贡时获得百两黄金、五百两白金的赏赐。

尝到甜头的海外诸国经常得寸进尺，如成化年间日本贡使就“卖惨”，哭诉来时遭遇风暴，损失颇多，希望大明能够给予补偿，语言谦卑之极。明朝政府又给予了包括绢、锦缎和铜钱在内的“慰劳金”。许多贡国经常无视明朝对朝贡次数的限制，常常超数入贡，而明朝政府面对来使也是来者不拒。

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夜已深，但南京的皇宫中还是烛光摇曳。洪武帝站在一幅巨大的地图之前面露欣喜之色。这张彩绘的绢本地图之上山川河流，地势形貌，边地岛屿异常详细，栩栩如生。地图不仅详细描绘了大明境内的地貌，境外地域也是十分详尽。这幅地图东达日本，西至欧洲，南临爪哇，北至蒙古，甚至连非洲大陆的版图也绘制了出来！这张地图就是中国历史上绘制的最早的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混一”意为统一，而在朱元璋的心中，这张地图所要表达的“混一”绝对不单单限于大明的版图之内，他构建的朝贡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洪武一朝，朱元璋先后主动派遣使者对周边十二个国家进行访问达三十余次，有十七国累计一百三十五次入明朝贡。

久经战阵的洪武帝深知国际政治波谲云诡，为了维护明帝国的安全，朱元璋将参与朝贡的国家分成了三类。在地理上与中国紧密相连，长期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像朝鲜、中南半岛的安南、占城被朱元璋列为朝贡体系内第一等级，明朝凡有封王、科举等重大国事都要遣使昭告三国，而这些国家如果发生重大危机，明朝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这一类国家是明朝政府的亲密友邦；第二梯队则是与国不邻但是也遣使朝贡的海外国家，如暹罗、琉球等；第三梯队则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典型的代表就是日本，明朝对于第三梯队的国家在外交中始终保持着谨慎甚至是警惕的态度。

进入永乐时期，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开展，标志着明前期的朝贡外交达到了顶峰。

“有其父必有其子”，与明太祖一样，永乐帝发起下西洋的外交活动也有着极为明确的政治目的。经过“靖难之役”而登基称帝的朱棣深知“颁正朔”的重要性，将国威布于四方，可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皇权的正统性，而且下西洋也可以为帝国营造和平的政治环境。基于这些目的，明成祖不惜国力开展了大规模的远洋活动。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朱棣向来有的放矢，频繁的出使实现了永乐帝“万国来朝”的政治目标。永乐一朝使节来华共三百一十八次，让明朝的国际声誉空前提高。

除了政治意义外，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也是郑和舰队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和远洋将中国的商品与文化传播到异域。郑和舰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开展颇具规模的互市活动，如在阿丹[11]，郑和下令“但有珍宝，许其买卖”。明朝政府准备了大量的商品和金属货币与外邦进行贸易，极大促进了外贸活动的发展。由此，明朝政府通过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建立起了一条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

洪武、永乐两位皇帝全力打造的朝贡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据《明会典》记载，向明朝政府的朝贡方共达一百一十一个。在后来清代修《明史》的过程中，《外国传》《西域传》将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纳入藩国之列，至此，明朝政府的朝贡方达到一百四十八个。

“海上游击队”

不论是郑和在海外组织的互市，还是贡国入明贸易，在朝贡体系之下的这种商业行为是完全在官方主导下进行的。对于前往中国的使团，明朝政府允许贡国在正贡之外携带相当数量的货物进行贸易，而交易的重要场所就在接待外使的会同馆和各地的市舶司，明朝政府则对这种贸易行为进行征税，并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成为定制。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明朝政府为了彰显恩泽常常对贡市税免予征收。这种类似于官方垄断的做法好处在于，如果邦国想得到中国的商品和货币，就必须参与到朝贡体系之内，认可明朝政府的礼治秩序。

在明朝初立时，朱元璋在太仓就设有市舶司，并在这里对贸易实行“抽分”[12]，但由于其位置离京畿太近，洪武帝担心频繁的贸易会带来不安全的因素，进而将市舶司改设在宁波、泉州和广州。在宁波“官设牙行与民贸易”的互市中还有百余名的“牙人”[13]活跃其中。因为文化差异，明朝政府的官员更愿意让这些“牙商”与外国人打交道。明初设立的三个市舶司中，宁波和泉州的市舶司是日本和琉球的“绿色通道”，专门用于接待两国，广州市舶司则负责接待其他国家。

市舶司最初承担了对各国来使的表文、勘合的甄别，接待使团，贡物统计造册，组织官方贸易等职责。在正德年间，广东的市舶司经朝廷批准开始收取贸易税，市舶司重要的经济功能开始显现，逐渐将服务对象由贡使向大量的外商转变。寻求贸易正规化也是外邦希望进入朝贡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立朝伊始明政府就制定了积极的对外交往政策，但是在民间，对外贸易却是另一番景象。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颁布一系列“禁海令”，严禁海民出海。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朝政府又先后多次下令禁海。民间的海禁与官方朝贡和对外贸易政策呈矛盾的状态。其实在朱元璋建立政权的吴元年，公元1367年时，这位皇帝对民间的海外贸易还没有很大的抵触，就在这年他还接见了以海商朱道山为首的民间贸易集团。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为福建的贸易繁荣而感叹。两年后，明朝对民间全面实行海禁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洪武元年，舟山群岛兰秀山发生的叛乱。叛军攻入象山县，明朝政府投入大量兵力和时间才平息叛乱，但仍有部分叛军逃往朝鲜。

在明朝初立时，东南沿海的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的余部依然活跃，凭借着对海洋环境的熟悉，他们可以在大明和外邦间随意“切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明朝政府彼时还承受着来自北方旧元廷的威胁，禁海无疑是保障东南安定的首选。明代是我国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的一个新阶段，朱元璋醉心于建立一个高度君主专制化的王朝，所以海禁政策的出台，除了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外，也将对外交流和贸易的权力收归中央，这正是封建集权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从洪武四年到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多次颁布禁海令，到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朝政府以法律明文的形式明确了禁止商民出海。

但历史的进程是不可能因为一纸禁令而停滞不前的。

蝴蝶的翅膀

大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福建，月港。

这个在福建漳州东南约二十公里处，九龙江入海口的港湾因为“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得名“月港”。一天清晨，月港还沐浴在朝霞中，江面波光粼粼，很快来往的船只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这些船上有的装满苏木，有的装载象牙，到岸后船夫迅速完成货物装卸。这些物品全部是走私品，货主有的是民间商贾，有的则是朝中权贵。

月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其成了明朝海外走私的最佳地点，走私规模逐年递增，到了弘治一朝，“繁忙”的走私贸易已经让月港发展为比拟苏杭的“国际城市”。据《海澄县志·风俗考》记载，彼时月港“方夫趋船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奏，响答十方。巨贾竞惊争驰，真是繁华地界。”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郑和远洋活动停止四十多年之后。尽管有官方主导下的贡市，但因其体量和开市频率不高，无法满足真正的市场需求，也间接催生了走私贸易的发展。譬如永乐初年，明朝政府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两艘”，在永乐元年到永乐八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到公元1410年间，日本几乎每年都会派贡使来明，即便这样也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国内市场需求。因为开市频率较低，有很多日本的民间贸易团体是无法加入国家级的朝贡使团的，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民间对贸易的巨大渴求。贸易的影响已经从政府层面深入到了社会各个阶层。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朝贡体系的建立加强了明朝与海外各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了以明朝政府为主的对外贸易，而郑和下西洋既是朝贡外交的顶峰，也成了明朝对外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调整的“催化剂”。由于郑和这位“带货一哥”建立起的海上丝路，让中国商品在国外大受欢迎，反向刺激了国内的手工业特别是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质优的中国商品又让民间走私商人赚得盆满钵满，产生了一系列“蝴蝶效应”。

在明帝国的东南内陆，有一条江水横贯徽州盆地，最后汇入杭州湾。这条江在安徽境内被称为新安江，而到了浙东则被赋予了一个极具诗意的名字——富春江。随着这条江水流向全国的，除了有徽州的宣笔、徽墨、宣纸、歙砚之外，还有新安江的商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盛名在外的“海贼王”——王直。其实不只是安徽，明帝国的东南地区，“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貌让中原的农耕文明很难在这里延续，于是大量的民众将目光投向海洋，他们将国内优质的产品如丝绸、瓷器、铁器等销往外邦，同时进口胡椒、香料等国内奇缺的产品，造成了“比年民往往嗜利亡禁”[14]“骋彼远国，易其产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15]的走私贸易的繁盛场面，高额的利润让巨富商贾、官员乡绅甚至是大内宦官也参与到了其中，如广东市舶司太监韦眷、番禺知县高瑶等官员直接参与了走私，千丝万缕的利益裹挟着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员。到了成化年，东南沿海的私人贸易已发展为燎原之势，广东、福建稍有财力的人就建帆出海，以海洋为阡陌，私贩远洋。走私的兴盛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推动民间手工业的持续壮大。

走私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又促生了城市的兴旺与人口的流动——“孤村铸炼”[16]的广东佛山逐渐成为冶铁中心，跻身全国工商业四大名镇，其生产的铁钉、铁锅等手工产品远销海外；弘治年间，福州开始织造绫罗绸缎，打破了苏杭在丝质行业的垄断地位，摇身一变成为繁华之都。

由于民间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更多的匠人流向了民间作坊。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明朝政府开始逐步推行“以银代役”，规定“南匠银九钱、北匠银六钱”即可免除官役。中国古代社会对各行业的人员流动有着严格的限制，而“以银代役”的政策，宽松了对劳动者的限制，让大量的手工匠人向手工业集散地聚集。值得一提的是这时的流动不单单是国内的人口流动，还有人口的外流，这就是早期的“下南洋”。有大批的商人、手工业者前往日本、东南亚从事贸易活动和谋求生计，揭开了中国近代“下南洋”移民潮的序幕。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和民间贸易的兴起，中央的海禁政策再也无法阻挡时代前进的脚步，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和调整。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由于财政的空虚，明武宗开始允许地方官对民间外贸并进行征税，实际上打开了民间海外贸易的政策大门，放弃了只有朝贡才能开市的限制。照此情况发展下去，明朝的海禁大概率的会逐步取消，但是到了嘉靖一朝却情况突变。

与玩世不恭的明武宗不同，明世宗朱厚熜少年老成。这位十四岁就继承大统的皇帝在初登大宝时就显示出了老辣的政治素养，他很快取得了“大礼议之争”[17]的胜利。朱厚熜对权力有着极强的欲望，开海在朱厚熜的眼中是对皇权的挑战，因此在位期间尽管连宠臣严嵩都上书主张开放对外贸易，朱厚熜也没有答应。

皇帝也缺钱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南陵县。

城墙之上的官军严阵以待，他们惊恐万分，随着城下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军官迫不及待地下令放箭。然而不知道是由于太紧张还是敌人距离较远，放出的箭矢几乎没有射中敌人，反而有些敌军还徒手接住了流箭。看到这一幕，守城的兵士们彻底崩溃了，此时城下来犯的敌军是身着异装的日本倭寇。更令人吃惊的是，这股流寇的人数还不足百人。而就是这几十人的倭寇部队，在嘉靖三十四年从浙江绍兴登陆，三月内流窜于浙、皖、苏三省，杀伤明军千人之多。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股匪徒竟然还突发奇想围攻南京，此举震动京畿。这只是在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大规模倭乱的一个缩影。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倭寇掠府攻县，而承平日久的江南地区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抗击。

由于倭患猖獗，明朝政府在嘉靖后期收紧了海禁政策，大量海商与葡萄牙人、日本人勾结，进行海上走私贸易。因为没有官方许可，私人贸易存在着极大风险。除了要逃避明朝政府的稽查之外，各海商集团和国外势力为了利益也经常爆发冲突，因此海商们逐渐开始武装化。高频次的走私难免与政府发生摩擦，然明朝政府海疆年久失防，军队战斗力低下。海盗萧显在一次与官军的对抗中竟然轻易取胜，于是得寸进尺的“率劲倭四百屠南沙，还逼松江”。“摸清底牌”的海商集团开始正面对抗政府，劫掠城镇，葡萄牙人也经常参与到对沿海的劫掠中。不论是沦为海盗的海商还是日本倭寇或是葡萄牙人，其实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能攫取利益，如果不能通商，便行抢劫之事。

严厉的海禁没有有效保障沿海地区的安全，也失去了贸易的税收，现实的残酷让明朝政府开始反思自己的政策是否正确，朝廷重臣们围绕是否“开海”展开了激烈讨论。虽然有人还是坚持认为海禁正确，但是大部分官僚已经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此时身处早期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明帝国之所以还缩紧政策，重要的原因就是世宗皇帝的执拗。随着嘉靖时代的结束，事情很快得到了转机。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7年，明世宗驾崩，穆宗朱载垕继位。这个长期生活在强势家庭中，性格懦弱的皇帝，登基之后展现出了报复性的叛逆，下令“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嘉靖一朝的海禁得以松绑。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紫禁城。

朱载垕登基后，有一次问户部官员国库还有多少盈余，官员的回答差点把皇帝的下巴惊掉了——国库的备用金仅够紧急状况下维持国家三个月的基础开销。除此之外中央还有三百多万两白银的亏空，就连官员的工资都没有了着落。朱载垕命内阁要想尽一切办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逆转财政困局，连在嘉靖时期查抄严嵩府时入库的字画也被贱卖换钱，皇家颜面荡然无存，政府的财政赤字可见一斑。到穆宗时代，大明国祚已经存续一百多年，朱元璋刚刚立朝时，从中央到地方弥漫的那种朴素之风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奢靡之风。对外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不仅让海商们望眼欲穿，明朝政府也亟需“开源”，以维持各项开支。在一次批阅奏折时，穆宗看到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奏章中陈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的内容时欣然一笑。涂泽民的请求很快被批准。隆庆元年，大明王朝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隆庆开关之后，月港成了官方许可开放的港口，并在之后的贸易中为朝廷征得大量税款，被称为“天子南库”。此时的月港“农贸杂半、走洋如市、朝夕皆海、酬醉皆夷产”，俨然已经成了一座国际化贸易港口。在历史上与汉唐时期福州的甘棠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后渚港、清代厦门港并称为四大商港。福建龙溪人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曰“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多者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像潮水一般出洋经商的盛况，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明朝。彼时从菲律宾的马尼拉到巴达维亚[18]，每年都会接待大量的中国海商，在那里，他们与西班牙人、荷兰人贸易。

月港的变迁实际上也是明朝海外贸易政策演变的缩影。从朱元璋制定朝贡与海禁双线的基本政策之后，明朝的对外政策在百年中发生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变化，也正是这一系列的变化，让明朝能够拥抱世界。

被遗忘的大陆

让我们暂时离开明帝国繁忙的海上贸易线，前往西部腹地的哈密卫。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大批的商队和异域使团在这里聚集，这些人临时驻扎的营地中最引人瞩目的不是一峰峰骆驼和充满异域色彩的葡萄干、毛皮等特产，而是只巨大的铁笼，在这个铁笼中有一只狮子正在假寐。一个经过的商人随手拿起马鞭抽向铁笼，想找点乐子，狮子突然跃起，发出震彻山谷的嘶吼，吓得商人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引得众人哄堂大笑。在这个营地中驻扎的是来自撒马尔罕[19]的使团和商队，他们在这里集结，短暂的休整之后就将通过嘉峪关前往明帝国的首都——北京，而铁笼中的狮子则是他们带给明朝皇帝的贡物。

我国历史上的嘉峪关是一道神奇的“时空之门”，据《明会典》记载：“肃州西七十里，为嘉峪关。嘉峪关外，并称西域。”嘉峪关向东是唐诗汉赋与庄周梦蝶；而向西，则是大漠苍铃、楼兰旖梦。在明代这扇连接不同地域的大门也未关闭，明朝中前期，中原与西域地区的交流非常频繁。

与沿海地区的对外交往原则一致，明朝与西域诸国的交联也是意在建立“宗主国”的基础上的。相对海洋国家来说，地处内陆的西域诸国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原。西域向关内输入的货品一般有马匹、骆驼、珍奇异兽和毛皮松石，而明朝政府则通过封贡或互市向西域输出丝绸、瓷器、茶叶、金属货币以及大量铁器和手工业制品，一旦外藩做出有违贡制的行为，明朝常常会以绝贡闭市来对外藩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制裁。弘治到嘉靖时代，西域各国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入明朝贡频率——哈密入贡十九次、吐鲁番二十四次、撒马尔罕十六次、天方十三次。

明代的路上丝绸之路从永乐时期开始兴盛，持续到嘉靖时期，在宣德年间郑和停止下西洋活动后还出现过小高潮，但是万历之后开始衰落。时间进入15世纪，随着全球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人类的交通方式有由陆路转向海陆的趋势，更多的历史进程由航海推动。

早期的经济全球化和明代发达的商品经济让白银在中国成了主要的流通货币。地理大发现已经将中国与世界紧密捆绑在了一起。葡萄牙人以印度为跳板占领了亚洲航运中心马六甲；西班牙人则以菲律宾为中心将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亚洲；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以巴达维亚为基地，拓展其在亚洲的影响力，而大明王朝则通过朝贡体系和民间贸易与西方世界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教士、商人、雇佣兵，各色人等纷纷远渡重洋来到了他们望眼欲穿的东方国度，除了马尼拉大帆船带来的白银、火枪、番薯，《几何原本》也流入中国；另一方面，欧洲的帆船运回了丝绸和瓷器，也将孔孟之道带回了西方。中国东南地区和中国南海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枢纽，在这里的航道上，每年都会有运载着无数财富的各国舰船穿梭不息，而大明王朝作为彼时世界上的头号帝国，如同一颗耀眼的明珠矗立在世界东方，在躁动的海洋上与西方文明碰撞出了绚烂的火花。明朝主动地探索着世界，在早期的对外交流中，郑和下西洋无疑是最为瑰丽的奇葩。

注释

[1]今贝尔湖。

[2]太尉蛮子亦作阿怜歹、囊加歹。出身名门，战功煊赫，受封郡王，是元末的重臣。

[3]今南京。

[4]今越南。

[5]今越南北部。

[6]今越南南部。

[7]今柬埔寨。

[8]今泰国。

[9]今日本冲绳。

[10]记录明朝史事的著作，王世贞著。

[11]今亚丁湾西北部。

[12]征收商业税。

[13]经纪人。

[14]此句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意思是：有些百姓往往贪图利益而违反禁令。

[15]此句出自《汉书·货殖传》，意思是：把他们的土特产拿到远方去卖，利益可以获得十倍，所以百姓也乐意去做生意。

[16]“孤村铸炼”指的是冶铁业初兴时，佛山个别村庄的行为，是佛山冶铁业走向兴旺的起步标志，成为佛山旧八景之一。

[17]大礼议之争是指发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三年（1524年）间的一场关于皇统问题的政治争论。是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为其改换宗嗣、父母的问题所引起的讨论，是明朝历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

[18]今雅加达。

[19]今乌兹别克斯坦大二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