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先世界的唐朝

“唐”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最深远的一张名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唐”就是外国人对中国的代称，他们把中国人叫“唐人”，把中国传统服饰叫“唐装”，至今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还被称为“唐人街”。这些都是因为中国在唐朝时期走在了世界的前端，有着无与伦比的国际声望。

唐朝时期，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都还处于萌芽阶段，政局不稳定，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繁荣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开元盛世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比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土面积和人口的排名也都处于世界前列。

关于唐朝疆土面积，普遍说法是在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年）达到巅峰，约为1236万平方千米。西达咸海，北越贝加尔湖，东至朝鲜半岛，南抵越南顺化一带。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都城。

关于唐朝巅峰人口，根据唐朝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卷七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唐朝人口达到了52919309（也有学者认为真实人口超过8000万），而公元700年世界人口约为1.9亿，即使以保守的5291万唐朝人口数计算，也占了世界人口的28%左右。此时与长安并称为“中世纪三大名城”的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及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不论是面积还是人口，加起来都不及长安。

唐朝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记载：“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从贞观初年还不到300万户人口，到天宝十四年（755年）的891万户、5291万人，这期间唐朝不仅人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在繁荣发展，这才有了世人眼中辉煌灿烂的大唐盛世。

唐朝小农经济的发展

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封建时期，农业经济无疑对国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唐朝时期的中国能在当时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就和当时农业经济的日益兴盛密切相关。

唐初因为战乱频繁、人口稀少，百姓流离失所，农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若无法保障粮食生产，百姓就无法安居乐业，国家自然难以长治久安。因此，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正式颁布均田制，并在历代均田法的基础上根据唐朝的国情进行了变革，其将社会各阶层民户原有私有土地和一些国有可耕作荒地搭配，按照民户等级高低不同授予相应的土地，按照“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的授田原则，对各阶层民户所拥有的土地进行调节管理。

《唐令·田令》规定：“诸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诸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诸给田，宽乡并依前条，若狭乡新受者，减宽乡口分之半。”

其中永业田是自北魏起就有的分田制度，是可以祖祖辈辈传承下去的田，归农民私有，允许买卖；而口分田是唐朝新增的分田制度，它是国家授予农民的田，归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获田者去世后就要交还国家。虽然性质上属于国有，但口分田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买卖，例如买来用于充宅，建造邸店等。

这种均田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一方面限制豪强士族对土地的垄断和霸占，缓解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解决了农民离散问题，使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均田制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经济繁荣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均田制，唐朝统治者还颁布了许多有助于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农业生产需要劳动力，于是唐朝统治者颁布《唐律·户婚律》，提倡早婚早育，规定及时婚配，降低法定结婚年龄，鼓励鳏寡再婚，允许离婚妇女再嫁，并把鳏寡再婚数量和户口增加量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

唐太宗于贞观元年（627年）颁布的《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不仅如此，对于贫困不能成婚者，条律还要求乡里富有之家要帮扶资助其成亲。诏令曰：“若贫窭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亲近乡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资送。”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又下诏规定“诸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使结婚年龄进一步提前。在此之外，唐朝还有招抚流亡、捉溺逃户、细分户口统计、严禁隐匿户口等规定，这些举措让唐朝在短时间内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为唐朝农业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人力基础。

对农民来说，耕牛必不可少，可用于耕地、播种、运输等各个农业生产环节，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率。所以唐朝统治者对耕牛也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保护耕牛的法律法规。唐太宗就说过：“牛之为用，耕稼所资，多有宰杀，深乖恻隐。”

唐玄宗亦云：“牛之为畜，人实有赖，既功施播种，亦力被车舆。此比馀生，尤可矜悯。”他在即位之初颁布《禁屠杀马牛驴诏》规定：“自今以后，非祠祭所须，更不得进献牛马驴肉。其王公以下，及天下诸州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辄有杀害。”也就是说，除了祭祀，宴会、进贡或者平时一律不得屠杀马牛驴，违者就要受到惩戒。《唐会要》卷四十一也写道：“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可见惩戒并不轻。

唐宣宗也曾在大中年间下诏：“爱念农耕，是资牛力，绝其屠宰，须峻科条。”

唐昭宗有一年大赦天下，而屠牛者却不在大赦之列，《改元天复赦文》记载：“惟十恶五逆，屠牛铸钱，合造毒药，谋故杀人，及持仗行劫……并不在原免之限。”屠牛位列十恶五逆的首位，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屠牛和故意杀人是同等严重的罪行，可见牛在唐朝历代统治者心中的重要地位。

在封建农耕社会，耕牛是耕稼之本和衣食之本，说它关乎国家安定与盛衰存亡也不为过。唐朝的历任统治者通过一系列保护耕牛的政策法令，有效减少了耕牛的屠杀，促进了耕牛的繁殖，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给很多农民造成了沉重负担。唐太宗为了促进农业发展，颁布了轻徭薄赋的农业政策，《贞观政要·论务农》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

太宗认为国家之本在于民，而民以食为天，若百姓粮食不足就会饿死，没有人民的国家只是一副空壳。身为皇帝更要爱民如子，勤勉治国，造福于民。所以应该免去徭赋，让百姓把庄稼种好，都富裕起来，这样国家才会强盛。唐太宗这一举措极大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本人崇尚的勤勉之风也成为社会风尚，百姓们都努力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过上其乐融融、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唐朝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历代统治者的激励政策下，农业取得高度发展，人口和物质需求都大幅增加，杜甫《忆昔二首》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开元全盛时期，就连小县城都有上万户人口，农田连年丰收，粮食装满了公家和私人的粮仓。人民生活富裕，社会也非常安定，路上不用担心遇到歹人，出远门不用看吉日。好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单纯的农业经济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了。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前朝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再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发展商业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还能让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且当时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随着农业的发展而越发繁荣，不仅规模增大，种类也更加细分，例如纺织、木器、雕刻、酿造、制药、造纸、冶炼、铸造等，这为商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考虑到社会发展的需求，唐朝政府开始颁布扶商政策。

唐初，商人地位和前朝一样是很低的。“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及风疾、使酒，皆不得入仕。”商人处于士农工商的末等，政府不允许其与士大夫来往，也不准他们入仕任官。但唐朝统治者陆续颁布一些扶商律令，例如“百姓商旅诸色人中，有被分外无名赋敛者，并当勒停”；“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度支盐铁户部诸色所由茶油盐商人，准敕例条，免户内差役”……可以看出政府对商业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唐朝的政策开始提倡并保护通商，禁止向商人征收杂税，并为部分商人免除徭役。大历十四年（779年），唐代宗下诏规定“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严禁食禄之家从商，以此保护民间普通商人的利益。另外，唐朝还逐步改革货币，规范度量衡，修建运河和驿站以方便货物运输和商人出行，这些举措都有利于商业活动的进行。

随着政府对商人态度的转变，商人的社会风评也有所好转，例如唐朝大臣牛僧孺说：“始吾之生也，常谓商勤得财，农勤得谷，士勤得禄，只叹其不勤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岁之农，屡空之士，岂不勤乎？”就否认了只有农民是勤劳致富，而商人是不劳而获的说法。同为唐朝官员的刘秩认为“物重则伤农，钱轻则伤贾”，主张农商的利益一样重要，不可偏废。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商人可谓如鱼得水，大幅提升了整体的经济水平。白居易在《盐商妇》中写道：“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诗中女子嫁给商人后就开始穿金戴银，可见这位商客家里十分殷实。《唐会要》卷三十一记载太和六年（832年）宰相王涯上奏：“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强大的经济实力给了商人底气，不再顾忌政府关于骑马的禁令，他们不仅大摇大摆地骑马出行，还把乘骑装饰得非常豪华。

商人的政治地位相比以前有了大幅度提升，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王谠在《唐语林》中记载：“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元和元年及第”；也可以与士大夫往来，《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三卷记载河东节度使窦浣“借商人钱五万缗以助军”，反映了商人与士大夫之间的借贷关系；《独异志》还记载了一件趣事，京师有一巨富名曰王元宝，有幸谒见皇帝，玄宗曰：“我闻至富敌至贵。朕天下之主，而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看来在绝对的财富面前，就连皇帝都会变得主动。

商人还可以通过捐财买官入军，《旧唐书·列传》就有提到：“宗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仕宦因赀而贵，侯服玉食，僮奴万指。”王宗就是靠经商累计的财富走上仕途的，他的儿子王处存也凭借父亲的财产地位担任了右军镇使。《唐会要》卷七十二记载：“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市人就是集市上的人，代指商人，可见当时商人入军是很普遍的现象。

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极大提升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商人队伍日益壮大，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由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中外交流也空前频繁，唐朝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往来，作为首都的长安成了世界贸易中心，商人络绎不绝，店铺鳞次栉比，而长安城的东、西两市更是中心的中心。且两市各有特色，东市贵、西市富。唐朝政府还在东、西两市分设市署和平准局，以保证交易公平、物价稳定，从而杜绝欺客、宰客等行为，保障两市的健康发展。

《长安志》中记载，东市“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朝佛书《法苑珠林》卷七十四中记载，东市有笔行、酒肆、铁行、肉行、雕版印刷行、金银行等，还有赁驴人、卖胡琴者、杂戏、琵琶名手、卖锦绣彩帛者等。因东市靠近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地理位置优越，许多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宅邸都坐落于此，所以东市经营的商品多为上等奢侈品，以满足王公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求。

而西市的繁华比起东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李白的《少年行》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诗中的“金市”就指西市。繁华的大唐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到访传教、学习、做生意等，他们被大唐统称为“胡人”，胡人来到长安首选的落脚地就是西市，在这里定居和活动的胡人远多于东市，流动人口非常多，所以出现了“商贾所凑，多归西市”的热闹局面。这里不仅有很多异域特色的珠宝店、酒肆、邸店，很多从事小买卖的长安本土商贩也都聚集在此。西市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商品，品类极其繁多，不仅可以满足长安的平民百姓的需要，还能满足外来者的不同需求。

唐朝开放的对外政策

唐朝设有专门的对外管理机构，例如鸿胪寺、主客司、市舶使等。鸿胪寺是主管民族事务与外事接待活动及凶丧之仪的机关，其分管的典客署则主要负责“蕃客辞见、宴接、送迎接”工作。鸿胪客馆是鸿胪寺用以接待各种外蕃使者的指定馆舍，由典客署负责管理。

外蕃使者到访，鸿胪寺会核准人数并上报中书省，为他们安排好食宿，验收他们的朝贡物品并估价后再上交给朝廷，因为日后皇上需要回赠价值更高、数量更多的物品，以示大国胸襟和气概。接着还要转呈使者文书，根据身份位次安排他们觐见皇上的顺序。外来使者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时，鸿胪寺还要为他们安排翻译服务，《唐会要》卷六十六中记载：“鸿胪当司官吏以下，各施门籍出入，其译语掌客出入客馆者，于长官下状牒馆门，然后与监门相兼出入。”诸蕃使者来唐和离唐的钱粮也都由鸿胪寺提供，另外，他们还有搜集蕃国情报、出使蕃国等工作，内容十分繁杂，是唐朝政府对外关系的窗口。

主客司属尚书省礼部辖下，与鸿胪寺共同组成唐代中央外交主管部门。《新唐书》在卷五十一记载：“主客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后、诸蕃朝见之事……殊俗入朝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蕃州都督、刺史朝集日，视品给以衣冠、袴褶。乘传者日四驿，乘驿者六驿。供客食料，以四时输鸿胪，季终句会之。客初至及辞设会，第一等视三品，第二等视四品，第三等视五品，蕃望非高者，视散官而减半，参日设食……”文中提到主客司的主要职责有审核蕃客人数，配发碟文，发放相应的朝觐服饰，安排觐见车驾，给鸿胪寺拨款，为不同身份的使者们安排不同等级的接风宴、告别宴，等等。从这些细分的职能中可以看出唐朝外交制度的完善。

唐朝还在广州新设置了“市舶使”一职，主要负责向前来贸易的海外船舶征收关税、检查货物、监督管理市舶贸易及为朝廷采购舶来品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负责市舶贸易的官职和机构，可见唐朝海外贸易的繁荣和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重视。

唐朝对外来客还有很多保护和优待政策。不仅有前文提到的为外来蕃客包食宿、报销路费、加倍回礼等，唐朝政府对外国移民也有专门的立法制度，《通典》记载了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户籍法规定：“诸没落外藩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还记载，天宝末年，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因为陇右失守回不去，“皆仰禀鸿胪礼宾，月四万缗，凡四十年”。朝廷每个月拨款大量财政发放给他们作生活费，持续了四十年之久，可谓仁至义尽。唐朝统治者对待外来宗教人员也十分包容，当时来自波斯的摩尼教、景教和袄教的教徒可以在唐朝的城市举办宗教活动，在唐代宗和唐宪宗的允许下摩尼教徒还在长安、河南、太原都建立了自己的摩尼寺。日本文学家真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就记载了僧荣睿等蕃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

贞观年间“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唐朝对这些外国留学生吃穿用度全免，由鸿胪寺负责管理照顾，并发放衣粮补贴。此外，留学生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入朝为官，唐朝也给了留学生特别照顾，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是进士科，分为国子进士、分贡进士和宾贡进士，本土考生考的是前两项，而留学生考的是相对简单的宾贡进士，以避免外国留学生因为语言文化差异而被淘汰。

在这种政策的扶持下，唐朝出了不少优秀的外籍官员，例如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他于开元五年（717年）慕名来唐学习，因热爱中华文化不肯离去，一直勤学苦读。后来他参加科举考中进士，在朝廷任职，并一路升官晋爵，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深受器重，和李白、王维等诗人也来往密切，截至大历五年（770年）去世之时，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

新罗人崔致远也是优秀留学生代表，他十二岁就入唐求学，父亲对他寄以厚望，临行前叮嘱他“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许，十八岁一举及第，被朝廷任命为溧水县尉。后来在唐朝名将高骈的极力举荐下，先后担任侍御府内奉、都统巡官、馆驿巡官等要职。回国后，他继续在新罗王朝担任重要职位，为汉文学和儒学在新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经济的繁荣、统治者开明的态度、友好的对外政策等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使节、学者、商人、僧侣等络绎不绝地来唐访问、学习、交易、传教，使得唐朝的经济、文化日益繁荣，本土稀缺的舶来品大量地传入，极大地丰富了唐朝商品的种类，也扩大了商品经济的规模。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天文、历法、医学、艺术等传入中国并被唐人加以改造提升，推动了唐朝生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也开阔了唐朝人的视野，冲击了封建礼教对他们思想的禁锢，形成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

唐朝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唐朝的对外政策还推进了世界的发展，例如中国的造纸术、纺织技术传入东亚、西亚各国，又传入欧洲；十进位制计数法传入印度；雕版印刷术传入朝鲜半岛……这些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都因唐朝而得到提升，唐朝的世界影响力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