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版序

本书首次出版是在大约10年前，像石油卡特尔或水门事件等重大冲击尚未出现，也还无法预料，甚至根本想象不到。那时，环保运动刚刚兴起。然而，即使我当时能预见这些重大事件，我在本书中也不会多加着墨，就像我很少留意20世纪60年代关于越战和学生骚乱的头条新闻一样。因为本书试图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也许比预测更雄心勃勃。尽管“发展”非常重要，但本书并不预测发展，而是试图识别和界定正在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打个比方，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形成新大陆的板块漂移，而不是确定新国界的战争。

我把这些潜藏于表层之下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重大变化称为“不连续性”。尽管自本书出版之后（或许正是由于本书畅销），“不连续性”已经被人们熟知，但在当时，它可是个非常新颖的术语。“革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但其实它很可能被大大滥用了。那么，什么是不连续性呢？这个术语的含义既比革命多得多，又比革命少得多。革命是地震或火山爆发，会毁坏人们原本熟悉的地貌，创造新的地貌。然而，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潜藏于表层之下的变化产生的影响，这些变化先于革命，并使其成为必然。革命源自不连续性，也就是源自潜藏于表层之下的新现实同表层之上的既有制度和惯例之间日益加剧的张力，这些既有制度和惯例仍符合以往潜藏于表层之下的现实。而且，革命往往是剧烈的、引人注目的，而在造成火山爆发或地震之前，不连续性的发展却是渐进的、平静的，并且不容易被感知到。

让我用与本书相关的一件事来说明。在本书出版前的几个月，第10章“政府的弊病”曾发表于某杂志。当时，理查德·尼克松刚宣誓就任，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他在上任后的首轮公开演说中猛烈抨击本书。1969年初，刚上任的尼克松在对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雇员发表讲话时表示：“德鲁克认为现代政府只能做好两件事——发动战争和制造通胀。本届政府的宗旨就是要证明德鲁克先生的观点错了。”尼克松先生确实以某种方式证明了我是错的，尽管是以他完全没有预想到的方式。尼克松政府表明，尽管现代政府非常清楚如何制造通胀，但在越南的行为表明，它甚至可能不知道如何进行战争。尼克松先生的本意是想让公众理解他对本书的批评，但尼克松政府的所作所为恰恰充分证明了本书的论点。因为犹如地震或火山爆发的水门事件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上文提及的根本的不连续性，即本书所识别并讨论的政府弊病与尼克松先生企图摆出“帝王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架子来对抗该现实之间的根本的不连续性。

本书首次出版后，它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开始）已被广泛接受。然而，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个重大变迁本身。大多数观察家仍在向后看，本书却试图向前看。上述变迁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它可能会被看到，或许只能被感觉到。然而，不论右派还是左派，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仍在喊着基于过往现实的口号。因此，我很担心出台的多数政策同样如此。而且我可以自信地说，本书出版后，10年来的形势已经证实了我的基本分析。

本书指出了以下四个领域的不连续性：

●新技术以及基于新技术的新兴产业迅速兴起。

●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兴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取代了国民经济内部的阶级冲突，后者在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整体上它仍主导着舆论和政策。与此同时，本书把世界经济视为所有经济体的动力中心和政策制定中心，并且认为世界经济领域将会逐渐发展出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新的机构多元化的兴起，使传统的、仍被普遍接受的政府理论和社会理论作废，这也会严重危及并可能摧毁政府的执政能力。

●知识和知识人的兴起。知识成为新的资本及核心经济资源，知识人（各种机构的管理者）成为新的核心掌权群体和领导群体。正如本书所言，这意味着知识和知识人的责任及问责问题将会成为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核心议题，以及一个核心道德问题。

如前所述，水门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连续性，尤其是尼克松政府拒绝认真对待这个不连续性造成的后果。而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不连续性（真正的动力中心从国民经济转换为世界经济）造成的后果。石油危机不仅戏剧性地表明了所有国家和经济体完全依赖世界经济，而且与那些仍被经济学家秉持的正统国民经济理论教条形成了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对比。若不是发展中国家弥漫着“种族战争”情绪，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个卡特尔根本无法成功。对发达国家来说，原油价格高企不过是个麻烦和政治尴尬。无论在财政上还是在经济上，原油价格高企都会增强发达国家的实力，因为石油输出国增加的收入（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部分和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只有两种使用方式：向发达国家购买商品和在发达国家投资，这两种方式都直接惠及发达国家。可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使能源和化肥价格高企的石油卡特尔是致命的威胁。然而，当石油生产国1973年把原油价格翻两番时，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欢呼雀跃，甚至包括那些即刻就知晓原油价格上涨会对本国经济及经济社会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例如印度、巴西或巴基斯坦。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崩溃。这些发展中国家即使知道原油价格高企会严重危及自身的经济前景，也仍然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行为看作对世界经济中“阶级敌人”的一次打击，是对西方富裕发达国家的实力和主导地位的首次成功打击。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吃了砒霜药老虎，未损敌先害己”往往就是这样，但这也表明，尽管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论调激烈得几近狂热，但它们仍试图依据世界经济秩序行事。

同样，跨国公司的世界地位在过去10年内所发生的变化，只能解释为世界经济的兴起所代表的不连续性所引发的结果。本书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是（或应该是）极其重要且有益的，而且应该被其视为是绝对必要的。然而本书断言，对发达国家及其政府而言，跨国公司将引发日益严重的政治问题。在撰写本书时，这个主张似乎与公众的认知截然相反。实际上，那时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把跨国公司视为恶棍，并且其中多数国家似乎决心以某种方式摆脱它。但那时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备受认可，没有受到过多批评或引发争论。10年后的今天，形势几乎已经完全逆转，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把跨国公司当成希望所在，或者至少认为跨国公司非常必要。10年前大张旗鼓制定的旨在驱逐或至少限制跨国公司的法令，今天要么已经被废除，要么已经被悄悄搁置，例如从委内瑞拉到智利等南美洲西海岸国家根据《安第斯条约》（Andean Pact）制定的法律。而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跨国公司正在遭受最严厉的抨击。但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人们对跨国公司的看法也出现了另一种逆转。10年前，哈佛大学自由派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曾经谴责跨国公司，他可能是当时发达国家中唯一这么做的知名经济学家。但在1977年春天，加尔布雷思宣称，跨国公司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唯一希望和最积极的力量。

最后，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要求企业、医院及行政机构管理者负起社会责任并对其进行问责的声浪急剧高涨。这既证明了我称之为“新的机构多元化”的不连续性带来的影响，也证明了作为新核心掌权群体的“知识人”兴起所带来的不连续性的影响。

一本书问世10年后再出新版，这难免会引发一个疑问：作者今天还会写出同样的书吗？当然，没人会第二次写出相同的书。但我在重读本书时发现，无须大幅修改写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内容，我只会稍微修改某些说法或例证，或许也会略微调整一下重点。但总体上看，本书的大多数内容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认为本书依然没有过时。当时看出的主要趋势至今仍是主要趋势，只是变得更明显而已。当时提出的一些断言，对1969年的读者来说似乎难以置信（例如，现代政府其实已病入膏肓），但现在已成为逆耳忠言。

不过，如果我今天再写这本书，可能会增加一个新章节，或者至少添加一个新关注点。本书几乎没有提及一个重要的发展态势。相比于本书所讨论的不连续性，这个发展态势或许具有不同的根本特性，但它无疑是一个重大变迁。在20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它必定会对经济、政府和现代人的基本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

这个重要的发展态势就是人口结构和人口发展态势的变迁，尤其是世界三大主要地区的基本人口动态正在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三大地区首先是指工业发达国家，从日本到与苏联集团接壤的联邦德国边界，包括日本、北美、西欧和北欧各国；其次是苏联集团的发达国家，包括苏联的欧洲部分与苏联的欧洲卫星国（包括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最后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发达国家立刻出现了“婴儿潮”，其强度和持续时间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差异。尽管婴儿潮在英国历时很短，但它确实是一个普遍性事件。当时各国育龄妇女所生婴儿的数量急剧增加，家庭成员突然比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多。接着，所有这些国家都出现了一次“婴儿荒”——这种现象可能最早在1955年左右出现于日本，在1960年左右出现于美国，而西欧则介于这两个时间段之间。当时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大幅下降，短短几年内下降了1/4。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加，部分原因是现在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了，还有部分原因是现在活到65岁的人往往比以前的人更长寿了。

在人类历史上，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态势都是前所未有的。首先，以前从未出现过婴儿潮现象，以美国为例，1948～1953年婴儿出生数量增加了近50%，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记录。其次，以前同样没有出现过婴儿荒现象。最后（也是最根本的），老年人口激增，享受老年时光的人口增幅更甚，这同样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

然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25年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人口发展态势（尽管它不像出生率和预期寿命的急剧变化那样史无前例），那就是从前工业地区迁移到工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在美国，这表现为人口（不论黑人还是白人）从前工业地区的乡村迁移到大城市，包括纽约、亚特兰大、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基本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些欧洲国家的乡村人口就已经迁移到城市，这些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地中海国家的劳动力大量迁移到工业化的北方，其范围涵盖从意大利北部到瑞典之间的地区，特别是瑞士、比利时、德国、荷兰，甚至排外的英国。在日本，许多人从农场（特别是比较贫穷的北方农场）迁移到东京至大阪走廊的大工业中心。

然而，就像婴儿潮一样，这个巨大的迁移潮也只是短暂现象。到20世纪70年代初，也就是婴儿荒在发达国家出现时，这个巨大的迁移潮刚好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人口储备已经枯竭。日本的乡村已经没有足够的未充分就业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日本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现在这一比例已降至8%，其中大多数为妇女甚至是老年女性。同样，在美国，人口从贫穷乡村的简陋棚屋向大城市的迁移也已告一段落，现在乡村地区人口稀少，以往从事农场工作的人已经被拖拉机取代。同时，尽管地中海国家仍有大量未充分就业人口或失业劳动力，但西欧和北欧国家已无法吸纳这些人。事实上，所有这些国家已经过了能够轻易吸纳前工业化移民的阶段，几乎可以确定，从现在开始，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外籍劳工数量会不升反降——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他们都已经无法再被吸纳。

在所有这些发达国家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大量年轻人成年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然而到80年代初，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象将不再出现。从那时起到20世纪末，我们可以预期年轻人的数量会急剧减少。与此同时，这些即将迈入成年的年轻人中，受过多年正规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只适合从事“知识工作”。在传统的体力工作（特别是工厂的体力工作）领域，至少在未来25年里我们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变迁的速度有多快。1935年，当美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社会保障时，所有劳动人口与65岁以上人口的比值为9:1。如今，尽管美国劳动人口出现了几乎史无前例的爆炸性增长，该比值却变成了3:1。到1985年，比值将变成2.5:1。这意味着，赡养老年人日益成为发达经济体首要关切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延迟退休来缓解。在美国，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出于在老年人身体和精神都尚可时不让其工作是不人道和残忍的，我们都已经朝着为延迟退休立法的方向走了很长一段路。有大量的人不想退休，并且这样的人还在不断增加，知识人尤其如此，总体上他们更害怕退休——体力工作者在干了一辈子单调且耗费体力的工作之后，可能想要退休。而延迟退休只能缓解该问题，并非解决之道。

然而，即便这些是解决方案，对所有发达国家来说也意味着将会发生剧烈的变迁。实际上，这意味着雇员已通过持有养老基金成为企业所有者。美国在这方面的进展最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中期，企业雇员养老基金，医院、大学等公共服务机构的雇员养老基金，地方政府雇员养老基金这三者已经拥有美国大中型企业1/3或更多的股份。预计到80年代中期，养老基金投资组合将拥有美国企业的绝大多数股份。欧洲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态势，根据已生效或尚在立法机构审议的各种法律，一家或少数几家核心养老基金正逐渐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态势，只不过并未采取雇员所有权的形式，而是采取终身雇佣制的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企业经营必须顾及雇员的福利，并且越来越需要顾及退休雇员的福利。

这些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根本性结构变化。让这一切变得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口发展态势遵循截然不同的模式。在发达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就是苏联的欧洲部分及苏联的欧洲卫星国，其国民年龄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这些国家的人寿命更长，而且退休得更早。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赡养老年人的重要性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然而，苏联集团中的国家并未出现婴儿潮。在苏联的欧洲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婴儿出生率极低。后来人口出生率略有回升，可是仍远低于西方国家婴儿荒时期的人口出生率，并且30多年来一直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尽管多数苏联的欧洲卫星国（波兰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没有遭到大规模破坏，从而使那些年出生的婴儿得以幸存，但自那以后，这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很低，而且还在下降。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口净再生产率（net reproduction rate）跟苏联的欧洲部分一样，都远低于维持人口水平所需的人口净再生产率水平。对这些国家来说，实现工业化需要人口，以刚刚成年便长期服役的义务兵为基础的庞大军队也需要人口。人口出生率必须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同时满足这两项需要，可实际远低于该水平。而且，虽然苏联的欧洲部分仍有相当规模的农业人口，占其劳动力人口的1/3以上，但这部分人口无法用来弥补威胁经济发展和军队兵员供给的人口不足与劳动力短缺，因为该问题恰恰发生在苏联最需要农业生产且该国的农业生产正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候。

最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将是为大批年轻人创造工作岗位，因为这些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婴儿不像以前的婴儿那样容易夭折。例如，墨西哥在1938年出生的每10个婴儿中只有两三个能活到195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的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这跟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但与大多数人想象的相反。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比有记录以来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的下降幅度都要大（我们没有可靠信息的中国除外）。当然，这些国家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也要大得多。墨西哥在1958年出生的每10个婴儿中有七八个今天还活着，并且身体和精神状况都相当好。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不再像其父母当年那样固守在某个偏远的山谷，而是生活在城市，能够受到关注。他们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权力，具有相应的影响力。他们也需要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即使资本充足，也很少有足够的国内市场来吸收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巴西是个例外，印度则是另一个例外，尽管程度都很有限。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国内市场来消化数量庞大的新工作者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即使这些人工作效率很低，工资只够维持其生活所需。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出口生产方面，这意味着要将产品销往发达国家，因为只有这些国家拥有相应的购买力。

反观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可用的劳动力是35岁以上、主要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以及按照当前标准已达到退休年龄却仍在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如果不使用这些劳动力，那么将难以满足国内对从事体力工作和低技能文书工作的人的需求。像打扫街道、收集垃圾、清理医院便盆、为病人送食物以及许多其他这样的体力杂活，都必须在国内完成，无法外包到国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经济态势，可能既不是石油危机，也不是经济衰退，而是我所说的“生产共享”（production sharing）的快速发展。例如，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芯片（即电子半导体）生产企业将产品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或新加坡，芯片在那里被装入一个通常由印度生产的钢壳中，因为印度的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然后一家日本公司把自己的品牌名印在已完工的手持计算器上，销往世界各地，其中有1/5～1/4返销至美国，被美国视为“产自日本的进口产品”。另一个例子是欧洲的某家大型纺织公司，在欧洲纺纱、编织和染色，然后将布料空运到摩洛哥、尼日利亚或印度尼西亚，布料在那里被加工成衣服、床单、枕套、地毯或装饰织物，再空运回欧洲共同市场销售。很明显，这种生产共享与所有传统的出口或进口概念截然不同。例如，手持计算器对美国来说是“进口产品”，还是美国制造的电子半导体进入世界市场的一种形式，即“出口”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济政策都不知如何应对这种新发展态势，但在接下来的10～20年中，这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领域最主要的发展态势。

总之，人口结构和人口发展态势的变化将带来重要的新问题，创造重要的新机会。或许这项变化不是一种主要的“不连续性”，与本书讨论的其他“不连续性”不是一类。毕竟，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人口结构可能再度趋稳，那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激增应该已告一段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差距缩小，死亡率不再下降，但出生率依旧急剧下降。到1990年左右，出生率和死亡率可能达到新的平衡，或许和发达国家今天所特有的平衡相同。事实上，这种情况已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出现，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不久后也会出现。但在未来20年里，人口动态将是一项重要的不连续性。

然而，人口动态只会加剧本书中讨论的其他不连续性。很明显，这些不连续性将推动经济重心进一步转向世界经济，同时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因为所有发达国家都迫切需要保护传统制造业的老龄工人，发展中国家极度需要制造业工作岗位，而这有赖于让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人口动态无疑将使跨国公司变得更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人口动态也将加剧发达国家的机构多元化和政府危机，并让发达国家在管控国内事件方面变得更无能。另外，人口动态也让知识工作者变得更重要，因为只有知识工作才能使生产共享成为可能。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生产共享需要的管理者、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的数量很快便可能急剧上升。生产共享对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还要求把先进的知识工具应用到经济过程中。

换句话说，人口动态使本书中所讨论的不连续性变得更重要。但人口动态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态势，如果我今天再写这本书的话，肯定会缜密细致地对其加以考察。

本书首次出版发行后，立即在美国和日本成为畅销书。在美国连续几周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在日本更是成为年度“全国畅销书”。事实上，当时日语中还没有可以同“不连续性”对应的词，但日文译者为此创造的新词后来竟然变得家喻户晓，以至于日本时尚杂志的编辑现在都在谈论裙摆拉高或往下降两英寸时的“不连续性”。在这两个国家，本书一直拥有大批读者，而且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但在我看来，欧洲国家的情况最有趣。本书在欧洲的表现刚开始时不温不火，实际上它几乎一经面世就被译成了大多数欧洲语言，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只对那些想了解美国近况的人有吸引力，跟欧洲关系不大。然而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只是销量，更重要的是本书在欧洲公共舆论中的地位，以及在大众媒体、学术著作和学术文章中被再三评论的方式。例如，1977年夏天，我受邀到一些欧洲国家演讲，各国主办方都坚持让我专注于本书的主题，而非新闻头条事件。

此中有真意？或者这不过是一桩趣事？我认为，欧洲国家对《不连续的时代》关注程度的急剧转变是一个征兆，预示着某种相当重要的发展态势。

在美国，本书问世之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已然落幕。我确信，其决定性事件是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而非越战失败、学生骚乱或1973年的“石油危机”。至少对我而言，肯尼迪总统遇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正是这件事引发了我的思考，并在几年后动笔撰写这本书。我认为肯尼迪总统遇刺也同样冲击了许多美国民众的潜意识。这件事提醒我们所有人，邪恶势力就潜伏在我们本以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已经修复的文明的薄薄外衣之下。肯尼迪总统遇刺也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让人们意识到确实发生了无法逆转的重要事件。然而，1970年左右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小阳春”年代，事实上，欧洲人在那几年里正处于极度兴奋状态。而早几年欧洲人还在担心“美国威胁”。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记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撰写的《美国的挑战》成为欧洲畅销书，该书断言，欧洲将成为美国大型企业的殖民地，并且这一进程已经走得太远而势不可挡。此前几年，欧洲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英国人杰弗里·克劳瑟（Geoffrey Crowther）曾直言，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将是国际经济中的王者。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预测完全错误。当时，“美元短缺”已变成“美元过剩”。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逐年上升，欧洲人满腹牢骚地抱怨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病夫”。塞尔旺-施赖伯认为，欧洲的产业已经完全过时，将被美国的创业精神和技术取代。但实际上，欧洲产业已经在出口业务的引领下取得了领先地位，大众汽车的甲壳虫汽车正大举进军美国市场便是明证。1969年和1970年的“明星”货币分别是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而非美元。政治方面亦然，在那些年里，欧洲人认为他们在“福利国家”和“产业经济”并行的稳定、持续且显然是永久的扩张中找到了答案，因为可以证明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并存的通胀尚未成为经济成长和自由制度的重要威胁。

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在当时，英国也已经虚弱不堪，但其经济实力的急剧衰退尚不明朗，而且大家都认为，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将提供一剂能快速见效并彻底治愈英国任何经济问题的良药。

当然，欧洲如同当时的美国一样还存在许多异议。但这些异议不论来自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本质上都是传统的19世纪式异议。像《不连续的时代》这样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异议，在1969年的欧洲几乎必定会被置若罔闻。现在，《不连续的时代》在欧洲迅速成为一本得到广泛阅读、深入讨论、认真思考的著作，这可能表明，欧洲人对世界及自身地位的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最重要的是，1969年的欧洲人还没准备好接受以下事实：现代欧洲人的特有发明与核心机构（现代政府）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但到1978年时，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1969年前后，很多书都给出了前景黯淡的预言。现在这类书数量更多了。《不连续的时代》不属于这一类。当然，本书并不乐观，但它确实传递出了一些希望。本书识别并讨论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本书把这些问题视为催生新思考、新政策的重大机会，视为在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教育思想与教育行动、经济思想与经济行动等方面创造性活力大爆发的重大机会。《不连续的时代》论述了人类在工作与成就方面面临的机会，我很高兴这本书能再版发行。我唯一的希望是，本书能触及许多新读者，尤其是许多年轻的新读者，因为对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知识人来说，“不连续的时代”首先应该是一个“机会的时代”。

彼得·德鲁克

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

1978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