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
如果要应对当今生活的问题，我们必须先找到一种厘清这种问题的思路。这样，我们才不会感到无力，不会成为那些无法控制甚至无法理解的事件的受害者。
构建框架是解决困惑的第一步。分析师、治疗专家都知道这一点，当然经理人和博士的老师们也知道。在我所在的商学院里，管理学专业的学生经常要面对30页的企业或行业发展案例研究。这并不是要轻率地提供给他们一种现实的假象，而是一种教学方式：当面对大量的数据、想法和混乱的信号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它们放进一个框架里。正如医生学习把症状转化为诊断，然后才能开始治疗。
我总结了九个主要矛盾，也就是九种方式来理解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某些混乱不可避免。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写道：“生活常似矛盾，成败共生，毁誉相伴。”对立统一是矛盾的一大特征，就像我们对自己最爱的人，常常是又爱又恨。矛盾不必解决，只需管理。
人生矛盾众多，无须穷举。如果我们能管理以下九种矛盾，理解它们，把这些意外变化和冲突转化成良机，就足够了。这些矛盾多见于成熟经济体，在东南亚表现得还不明显，在非洲更是鲜见，但它们终将会出现，因为这些矛盾往往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
1.智力的矛盾
1992年1月，微软的市值一度超过了通用汽车。《纽约时报》评论，微软唯一的资产就是其员工的想象力，管理学大师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宣告这是工业革命终结的信号。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预言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当然，这可能有点言之过早。想象力是脆弱的，微软也不应自满。但是，世界各地的组织与个人都开始意识到，终极的安稳并非依赖于土地或者房子，而是其自身能力。即使在陷入困境的美国汽车制造业，体力劳动者也在逐步被脑力劳动者取代。福特在亚特兰大的新工厂，每辆汽车只需要17小时纯体力工作。聪明的工人操控着智能的机器，终结了大规模的组织。
长期以来，企业的董事长都声称人才是他们真正的资产，但很少有人真的这么认为，更没有人把这些资产放到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这或许会改变。彼得·德鲁克指出，生产资料，即资本主义传统的基本要素，现在实际上归工人所有，因为生产资料就是他们的头脑和双手。
专注的智力，也就是获取和运用知识技术的能力，是新的财富源泉。自称为“智慧岛”的新加坡在其规划中表示：土地、原材料、金钱、科技这些传统的财富资源和竞争优势都可以在需要时买入，再提供给有智慧的人才来运用它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将制造业转移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菲律宾和中国广东等成本低廉的地方，但是将管理经营、设计和分销等高智慧型工作留在了本地。
新加坡的实践也适用于其他地方。当今社会，智慧是新的财富源泉，智力是新型财产。不幸的是，与其他类型的财产不同，智力充满了矛盾。比如，这项财产无法通过法令赋予或者重新分配，甚至也不能在你死后留给孩子，你只能期待孩子能遗传点儿基因。当然，你还可以依赖教育——开启未来财富之门的关键钥匙，但是这把钥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去塑造和转动。更神奇的是，哪怕我努力地把智力和技术分享出去，我仍然拥有全部的智力。我们不可能从任何人手中夺走这种新型的财产，智力是有黏性的。
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别人智力的所有权。彼得·德鲁克是对的，实际上，那些自认为拥有企业的人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如果人才要离开，企业是很难阻止的。人们买微软的股票就是在赌微软员工的想象力会持续为其所用，且永不衰退。这为股市埋下了风险。智力这种新型财产，是会渗漏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智力极其难以衡量，这也是知识产权无法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原因。当然，我们也很难像对待其他类型的财产一样，对智力征税，任何税收手段对智力而言都是无效的。智力是棘手的、有黏性的，也是会渗漏的。
好消息是，政令不能重新分配智力，也不能阻止人们获取智力。理论上，任何人都是聪明的，或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变聪明，进而获得财富和权力。没什么可以阻止小公司进入微软所在的领域，就像微软曾经对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发起的进攻。当智力成为关键资产，你不必强大或者富有就可以参与竞争。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应该带来一个更开放的社会。
但不幸的是，智力总是流向智力浓度高的地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给家人提供更好的教育，他们因教育而获得的权力和财富，进一步使他们的孩子在教育市场上占据优势。因此，这种新型财产可能使社会进一步分裂，除非我们能把整个社会转变成终身学习型社会，即每个人都想要属于自己的房子一样，贪婪地追求更高的智力。智力民主将成为共同富裕的新定义，这令人无比兴奋。
我们观察到财产观念变化的一个小指标：人们越富有，就越可能不在意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孟加拉国，90%以上的房子是自有住房；在爱尔兰，自有住房的比例是82%。到了富裕的德国西部，这个数字下降到45%。而到了更富裕的瑞士，这一比例仅有33%。在一个智力至上的社会，安全感不是来自身外之物，而是来自自身的能力。那么，我们的现金有比买房子更好的投资标的。
2.工作的矛盾
我们需要有事干，这是人类的天性。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无事可做，被迫闲散似乎是当今社会为提高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有人会问：这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古人的梦想就是悠闲，那是他们认为的文明。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打趣道：“如果工作很棒，富人们就会把它们都占了。”事实上，吐温先生，他们现在就是都占了。一些人有工作和金钱，但是没时间，而另一些人则有很多时间，但没有工作和金钱。那些“获得闲散特权”的人认为这是一种诅咒，因为他们在社会金字塔的底部，而不是顶端。我们似乎把工作变成了神，还是一个许多人很难去敬拜的神。
为什么工作变得如此重大？部分问题在于钱。当今社会把工作作为收入分配的方式。为了赚钱，我们宁愿做无聊的工作。如果每个人都有工作，即使是无聊的工作，那么以此分钱是一个很简易的方法。不幸的是，我们也把钱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我们的组织希望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而个人通常希望做最少的事赚最多的钱。在一个“一切都是交易”的竞争世界里，不难看出，组织将获胜。
组织追求尽快地淘汰没有效益的工作和人员，以此来应对效率挑战。它们不会在内部保留少量多余的人力以应对不时之需，而是把那些人裁掉，有需要时再招聘。赞同这种做法的人称之为“消灭冗余”，不赞同的人则称之为“将组织灵活性输出到外围劳动力市场”。许多全职员工被裁掉后，是员工而非组织为他们未使用的时间买单。冗余总是要花钱的，区别只是花谁的钱。
讽刺的是，这些被裁掉的员工如果要生活，他们必须有些钱。最终，这笔钱会以某种方式由裁掉他们的组织提供，通常是以更高税收的形式。最后，我们完成了同样多的工作，经济总产出并没有提升，还以不同方式花了同样多的钱。按理说，不应该这样。按理说，那些有空闲时间的闲置员工应该会发明新的工作，让自己忙碌和赚钱。不幸的是，因为缺少独立的智慧和意愿，他们通常是最没有能力创造新工作的人。他们习惯了当员工，现在却被期待成为企业家。
1993年的新年前夕，英国服装连锁店伯顿（Burton）宣布，它将削减2000个全职岗位，新增3000个兼职岗位。它表示，这项战略旨在应对现代零售业的超长工作时间。这代表了一类典型的趋势。现在，英国只有55%的劳动力在从事全职工作。当代经济中有很多闲置产能，但是这些产能在个人身上而非组织中。除了让这些闲置人员获得新的智力和才能，我们尚不知道如何解锁这一困局。
事实上，英国和美国拥有最开放的就业市场，但是他们的工人是最缺乏保障的，也常常是收入最低的。大约70%在工作年龄内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在从事有偿工作。相比之下，这个比例在法国是60%，在西班牙只有50%。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从事有偿工作的人数增长了3000万人，欧盟只增长了1000万人。但美国人和英国人必须工作更长时间或者用零碎的时间接受更多的兼职和自雇用，却享有更少的劳动保障。15%的英国工人一周工作超过48小时，20%的人在周日工作。欧洲大陆的人会觉得这很疯狂。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社保养老金补贴不到其工资或者薪水的30%，而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补贴是其工资或薪水的50%。这个时代应该拥有更少的更高薪、受过更好教育和获得更好保护的工人，还是更多但更便宜的工人？人们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欧洲大陆的观点是，在现代化的时代，只有好的劳动力才是能够接受和有价值的，当然好的劳动力都贵，而且没工作比糟糕的工作要好。英美则认为，任何工作都比没工作好，哪怕结果是劳动技能逐渐下降。其后果之一就是社会更加分裂。在美国，收入前10%的人赚的钱是收入后10%的人所赚的六倍。在德国，这一比例仅仅是两倍。
工作不仅是上班，在有偿工作之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工作。事实上，如果工作的定价为零，那么它的空间就无限大。“我太清楚这一点了，”我的家庭主妇朋友表示，“如果我们是为了获得报酬干活，那家庭主妇大部分的活儿都不值得干。要是按照我们合理的工资水平算钱的话，我们根本负担不起保洁和做饭的价格。”因此，如果人们工作的动因不仅仅是金钱，而是为了自尊、身份、做点贡献或者找到归属感，那么答案就是把更多工作定价为零。在那些很多工作没被定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很忙。在发展中国家，你会看到人们都在热热闹闹地忙碌着。讽刺的是，越多的工作被定价，越少的有偿工作能被完成，因为太多的工作不值其成本。任何物有所值的工作都很快会变成一门生意，进而因为效率的作用，多人低薪的情况又变成了少人高薪。或许我们应该只做定价高的工作和定价为零的工作，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徘徊。然而，这就导致了生产力的矛盾。
3.生产力的矛盾
生产力提升意味着用更少的人力做更多更好的工作。企业或公共服务的生产力提升，对组织自身和消费者都有好处，没人会抵制效率。总的来说，这对工人也有好处，即使是那些暂时没被雇用的工人。留下来的人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薪水，离开的人也在其他成长中的组织里找到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断流入经济中新的增长板块。200年前，农民开始在新兴的工厂中工作。当工厂开始瘦身和倒闭的时候，他们的后代又进入了服务业的办公室和商店。经济增长和工作变动还在继续，只要总体增长率不低于效率的提升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就总会有适合每个人的工作。
然而，新的经济增长板块是自助经济。有些自助工作是有酬劳并纳入统计的，也就是各地都在增长的自雇型板块；有些自助工作是有酬劳但没有纳入统计的，也就是所谓的黑市经济；还有些则是纯粹破坏性的，例如盗窃等恶性事件。然而，自助经济绝大部分都是无偿的、不纳入统计的、合法的，像是照顾家里的老人和病人、自己维修、自己种菜等。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或者主动地离开组织，从前需要雇别人来做的事，现在自己去做变成了更经济实惠的选择。逻辑上，他们像完成了个人事务范畴内的“进口替代”。如果空闲时间比钱多，那么自己能干的事为什么还花钱雇人呢？任何政府都鼓励和提倡国家范畴的“进口替代”，但是到了个人和家庭范畴，政府就没那么乐意了。因为这个新的增长板块是无形的，生产力看起来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带来产出的增加，也没有带来传统的就业机会。
政府和失业的人们要注意了，这并不是暂时的矛盾。社会和个人将不得不越来越习惯自助经济成为新的增长板块。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将卷入其中。科技发展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自己经营企业、提供服务。更多的人将会游离在组织和正规经济之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1992年，55岁以上的英国人仅有33%的人在从事有偿工作。这并非英国的特色，这个比例在法国是27%，在意大利仅为11%。其余的人并不是完全无事可做，但是他们在做什么完全没有数字统计，更关键的是，也毫无社会关注度。
基于标准的经济学术语，传统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把无定价工作转换为有价工作实现的，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被统计和衡量。讽刺的是，尽管经济看起来在增长，而实际上完成的工作却在减少。通过对工作定价，我们把“很多活儿”转化为“工作”，进而创造了就业，但是有些工作会因此变得过于昂贵，远超客户的预算，导致无法完成。许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干不了这些工作了，因为我们忘记了怎么干。于是这些工作就消失了。通过为工作定价，我们消灭了工作。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一开始就没有被纳入统计。
我的朋友曾经自己种菜，并以此为傲。他不仅免费吃菜，还能自己生产种子。从有形的经济角度，这种操作并不值得提倡，因为没有交易产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他觉得在种菜这件事上花时间不划算，不如花更多时间工作，并从超市买菜。有形经济因此增长了一点。但后来我朋友失业了，连最便宜的蔬菜也买不起了。不幸的是，此时他已经处理掉了菜地和工具，也没有精力重整旗鼓，只剩无聊、贫困和饥饿。经济又滑落回来，但是这时，在我朋友的小屋里，更少的蔬菜被消费，更多的闲散和不满在滋生。通过给工作定价，我朋友最终毁掉了他的工作。
这个故事像是富裕社会的一个隐喻：社会通过给工作定价，逐渐地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拉进正规经济的体系里，进而鼓励专业和效率。但结果，新定价的工作没了，许多市民的手艺也没了，还创造了一个一旦失业就无事可做的社会阶层。这全是好心带来的意外结果，是社会进步的副作用。而这就是现代令人焦虑不安的矛盾之一。
4.时间的矛盾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我们的时间似乎总是不够用，但是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时间。我们有更长的寿命，我们更有效率，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做事。因此，我们应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可是我们却把这个奇特的商品变成竞争的武器，为了速度付出高昂的代价。难道我们不应该明智地把价格标签从时间上撕掉，给自己一点发呆的时间吗？
我们曾经很清楚在什么时间做什么。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帕特里夏·休伊特（Patricia Hewitt）说得特别好：男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决定了他们有多少时间陪伴家庭；女人花在照顾家庭上的时间决定了她们有多少时间工作。大部分男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组织或与组织相关的事上，大部分女人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家务活儿上。你可能会说，组织就是为了男人的便利而组织的。但是，时间大体都是固定的，我们都知道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但以上都是过去式了。英国只有1/3的工人还在朝九晚五地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长最多相差一两个小时。这种情况现在是少数了。时间的安排不再是固定的，组织需要更多的灵活性。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时间以及我们赋予时间的意义。我能看到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即将到来：兼职和全职工作不再壁垒分明；退休成为一个单纯的技术术语，仅代表有权领养老金了；加班像“仆人”一样，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时间会越来越不均衡，他们的生活也在失衡。有人有大把时间却不知道做什么，也有人想做什么却没时间去做。
组织为了自身利益开始重新思考时间的问题。它们突然发现，原来一周是168个小时，而不是40个小时。沉睡的资产不赚钱。既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清醒着，既然顾客喜欢在下班后和周末时逛街，既然有人愿意在其他人睡觉的时候工作，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周要歇业128个小时？于是，大部分的工厂都像加工厂一样24小时开工，金融公司开设了夜班，伦敦的商店营业到晚上九十点钟，连周日也不歇业。在伦敦南部的旺兹沃思（Wandsworth），学校原本为了学生回家帮忙秋收设置了长长的暑假，现在也取消了，变成了设置五个8周的学期。时间的分界不再神圣不可侵犯。
现在的组织设计了一长串各种重新分配时间的方式，弹性工作制已经不新鲜了。但如果我们改成每周工作35小时，弹性工作制就可以是每个工作日多休息一小时，或者每周五下午休息，或者每双周工作9天等。还有给新晋父母的兼职工作、退休前的兼职工作、两个人一个岗位的共享工作、定期工作、周末工作、每周4天每天10小时的工作，或者每双周8天的工作、按年签约的合同工、零工时合同工（按需要到岗）、育儿假、离职长假、学术休假（美国某些大学给大学教师每7年有一次休假）、时间银行（在几年里累积假期的权利）和个性化的小时工，员工个人还可以跟他们的老板协商每周或者每个月的工作时间表。
表面上看，现在的工作足够灵活地适配每个人。那么为什么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首席研究员朱丽叶·肖尔（Juliet Schor）要写一本书叫《过度劳累的美国人》，还能销售火爆呢？这本书一定是引发了公众的某种共鸣。她发现，当时美国人比20年前平均每年多工作164个小时，约等于多工作一个月。如果照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当时美国人平均每周工作47个小时，20年后，他们每周要在工作上花60个小时，年度工时将达到3000个小时。1989年，英国的这一数字是1856个小时。为什么工作这么久？肖尔表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组织希望雇用更少的人工作更长的时间，这样可以节省房租等经费；另一方面，个人需要钱。而且这个用时间换钱的浮士德式交易还创造了一个工作与消费的潜在循环，人们越来越依赖消费找寻满足感和人生的意义。
矛盾的是，人们似乎知道这很愚蠢。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调查，1978年，84%的人表示愿意牺牲未来收入的增长，以换取更多时间。其中差不多一半的人愿意放弃全部增长。在英国，法国左翼思想家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曾记录了热爱加班的鞋厂工人的生活。当困难时期来袭，工厂开始实施共享工作，那些追求把所有额外时间都用来加班（包括周末和节假日）的员工发现自己闲下来了。一名工人表示：
“我们的身体难以置信地开始恢复了，对金钱的渴望也慢慢变淡。我们确实损失了很多钱（占以前收入的25%），但很快地，只有一两个家伙还在意这事。大概从这时候开始……友谊出现了，我们的话题不再局限于政治，我们开始聊爱情、嫉妒和家庭生活……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周六下午或者晚上在工厂加班是件很可怕的事……我们重新认识到生活的意义。”
肖尔表示，在过去50年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各种好处中，我们看似已经决定选择金钱，而不是时间。工作和消费已经成为习惯。当然，她也率先认识到，实际上，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没得选。大约1/3的美国工人全职赚的钱还不足以让自己摆脱贫困，在英国也是如此，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只能通过加班、兼职或者各种零活才能勉强糊口。
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花更多时间来赚更多钱，只是为了谋生，为了糊口。当我们把时间变成一种商品时，当我们的组织购买人们的时间而非他们的产品时，麻烦就开始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售卖越多的时间，赚的钱就越多。然后，时间和金钱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组织出于自身利益开始变得挑剔。如果它们需要人们更少的时间，就采取时薪的方式；如果需要人们更多的时间，就按年薪付费。因为按照后者支付，员工多干的每一小时都是免费的。
于是，时间变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商品。有人花钱为了省时间，有人花时间为了赚钱，还有人会在生命的某个阶段用金钱换取时间，宁愿少工作少赚钱。这一切让时间作为一种商品，充满了矛盾，但时间在我们的社会中越来越重要。
忙碌的人，如果他们负担得起，会花钱省时间，比如，他们会购买节省时间的家用电器、预制菜和家政服务；相比公共汽车，他们会更愿意选择出租车；他们会选择雇人照看孩子和花园，而不是自己做，以此节省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的需求创造了重要的市场机会。而另一方面，不忙的人花钱买时间，买旅行时间、学习时间、游戏时间、健身时间等。当然，在自助经济中，有时间的人会花时间做他们曾经雇人做的事。因此，时间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板块：私人服务业，帮助忙碌的人省时间；教育、医疗、旅行和休闲娱乐业，帮助有钱有闲的人消磨时间；还有很多帮人花钱省时间的家用电器和食材。或许并非偶然，这些新增长领域的最佳服务不是由大公司提供的，而是由小型独立工作者提供定制化、本地化的交付。这些独立工作者还可能通过特许经营或者网络连接成更大的服务组合。
5.财富的矛盾
归根结底，经济增长就是有更多的人想要更多的东西。纵观全球，我们应该是不缺乏增长潜力的。然而，如果只看富裕社会，我们却面临着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增长的平均寿命。更少的新生儿意味着更少的潜在消费者，更长的寿命则通常意味着更贫穷、更挑剔的消费者。老年人，即使有钱，也处于删繁就简、交班传承的人生阶段，不会再大肆消费。富裕社会的消费者快耗尽了。
但是，在富裕社会以外，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并非如此，它们的人口在快速增长。不过，大部分我们迫切希望销售的商品，他们都买不起。他们要先有资金和技术，制造东西卖给我们，才有能力购买我们的商品。我们将不得不通过投资我们的潜在竞争对手，来推动自身的增长。没有哪个政府能够说服民众接受这个矛盾。虽然跨国企业已经预见到，选择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输出技术，组织生产，无论这个地方在哪都非常符合股东的权益。但短期来看，对于曾在本土工厂中工作过的工人来说，我们输出制造业和技术，而不是出口商品，绝对是个坏消息。从更富裕的国际环境中获益的是他们的孩子，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会愿意做出这种牺牲吗？
回到本土，以上问题的传统解法是在那些有钱人中创造更多的需求。增长，主要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在100年前所提出的“炫耀性消费”推动的，也就是人们攀比的需求。因此，社会所必需的增长越来越依赖社会中的嫉妒之风，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矛盾又产生了。然而，一些迹象表明，“Gucci因素”，即基于嫉妒的高级时装奢侈品行业，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就随其同名公司一起达到了顶峰。《金融时报》称，这是“豪华的消亡”。巴黎的高级时装屋担心不再有人愿意为它们的商品买单。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精明，对炫耀性消费不再那么感兴趣，并开始频繁地问“这东西好用吗”“它耐用吗”。矛盾的是，我们难以定义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对经济增长不利，但却符合常识。
6.组织的矛盾
我们曾认为我们非常了解如何管理组织。现在，我们更了解了。现在的组织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既要小巧敏捷，又要庞大强壮；既要关键时刻能集权，又要日常运营够扁平。它们希望员工可以既自治又高度服从，管理者可以既充分授权又全盘操控。查尔斯·萨维奇（Charles Savage）在他的《第五代管理》中记录了一段管理者对新员工的讲话，很妙地总结了这个矛盾：“好消息是你有120000个人为你工作，坏消息是他们自己不知道。”
伦敦商学院教授约翰·斯托普福德（John Stopford）和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教授查尔斯·贝登-夫勒（Charles Baden-Fuller），在他们关于企业复兴的研究中发现，成功的企业都是能够与矛盾或者他们所说的“既要又要”的困境共生的。它们不得不既要计划周密，又要灵活机动；既要差异化营销，又要整合营销；既要找寻大众市场又要关注细分需求；既要引入新技术，又要允许员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既要保证多样化、高质量和够时尚，又要确保低成本。总而言之，它们必须找到调和对立双方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二选一。
查尔斯·汉普登-特纳（Charles Hampden-Turner）在他关于企业文化的著作中，同样关注到组织不可避免的两难困境。他表示，经理人必须成为“矛盾的主人”，将各种不可避免的困境冲击变成良性而非恶性的循环。他引用了伯克利顾问默里迪恩（Meridian）的表述：希腊神话中的女海妖斯库拉（Scylla）守护着海峡的一侧，海峡的另一侧是名为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漩涡。奥德修斯和他的水手们必须在海妖守护的礁石和漩涡之间周旋。默里迪恩用这个故事比喻组织要同时具有坚硬和柔软的双重特征。既是结构化的、受控的，又是灵活的、反应敏锐的。对于成功企业来说，二者缺一不可。
这些作者说的像我们一看到一个组织，就会知道它可能充满了矛盾。未来的组织可能并不这么容易识别。当智力成为主要资产，组织会更像项目组的集合，有些是永久的，有些是临时的，有些是多方联合的。与其说组织是座城堡，是守卫者毕生的家园，不如说，它更像一栋公寓楼，是临时居住者为了相互便利而聚集在一起的社团。事实上，公寓楼可能没有任何物理上的存在，因为项目组或项目集群不需要都在一个地方。这引发了所谓“虚拟公司”的说法，这样的公司可能在计算机屏幕里比在现实世界更容易辨认。未来领导者面临的挑战是管理一个从任何意义上都与过往不同的组织。
然而，这是一个必须战胜的挑战。因为这些部分不可见的极简组织是世界的关键支柱。大多数人可能不隶属于它们，但是我们会售卖服务给它们。社会的财富要依赖它们，它们最终将是我们美好生活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讲，组织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全职员工会成为少数，而且即便是全职员工，在组织里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一个成年人生活的一半。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无论未来的组织是何种形态，它都将是社会决定性的组成部分。组织将会组织工作，而不再需要雇用员工。那个组织型组织会与现在的就业型组织看起来大不相同。作为组织，它可能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它不重要。
7.衰老的矛盾
我们都终将老去，但是每一代人老去的方式各不相同，学术上称之为同期群因素。每一个同期群或者每一代人都受到自身历史的影响。我的孩子不太可能与我拥有相同的生命周期，正如我与我父母的生命周期也截然不同。我父母那代人见证过一次世界大战，有些人还见证过两次。他们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那场漫长而深刻的经济衰退。他们把安全看得重于一切，期望并且几乎就是工作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
社会对他们的孩子也抱有同样的期望，其实不然。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很多人在五十多岁时就基本找不到组织内部的工作了，我们遇到了父辈闻所未闻的“中年危机”。变革在加速，世界在变小。儿童不再轻易夭折或在战争中丧生，于是我们计划组建更小的家庭——只生一个孩子，而不是三个孩子。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新的，遭遇的危机是不同的，然而社会仍在按照上一代的模式运行。养老金计划、社会期望等都不再适用，都需要时间去改变。
变革还会在下一代重演。与上一代的同龄人不同，我的孩子们会发现传统的工作和职业更难获得了。他们的工作生涯将开始得更晚，结束得更早，在青春期和成年期中间形成了一个他们的父母从不知道的鸿沟。他们和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填补这个鸿沟。他们的亲密关系也与我们不同。他们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长大，所以他们的计划和生活会更加无忧无虑。他们的教育即使不是终生的，也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女性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从事有偿工作，男女双方可能都想要且需要找到抚养和教育孩子的空闲时间。生孩子是一个决定，而不是偶然的意外。两性角色也会发生变化，并且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和优先级的变化。
衰老的矛盾就是，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与前辈的差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每一代人都预期后辈会跟自己一样。这一次真的需要改变了。
8.个体的矛盾
社会上常常充斥着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敦促我们发现“真实的自我”：做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尊重他人权利的同时，坚持忠于自己的权利。个人主义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声名狼藉，在“企业”的面具下，被用来为肆无忌惮地追求私人利益辩护。然而，在更古老的过去，个人主义是英国的光荣传统，它汲取了达尔文自力更生的思想，见证了诸多特立独行者和意见领袖的诞生。现在，它又恢复了荣光，让世人认为做自己是受人尊敬和值得推崇的。
另一种声音则来自前台接待员或会议组织者：“你代表谁”“你隶属于谁”“你来自哪个组织”，独自在家工作的英国作家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历数他与前台和电话转接员的问题，他说：“我很想回答说，我代表人类……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生存权。但是这样说没法让我接通总机。我必须回答我不代表任何人，或者‘我只是个朋友’。在会议上，我感觉更奇怪，每个人似乎都代表某个公司、组织或团体。”第一家现代公司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创始人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曾说过：“合作的时代到来了，个人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他只说对了一部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比较了美国和日本的工作方法，确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美国工人想获得与日本工人一样的生产力，他们必须在个人主义与团队协作间找到平衡。然而，日本人也在试图找寻一些个人主义和创意，来平衡协作带来的从众压力。
这是个矛盾。多年前，荣格（Jung）对此给过一个极其精妙的表述：我们需要他人才能真正做自己。“我”需要“我们”才能成为全部的“我”。然而，抬头看看，在每座城市的格子间里，在那些像是盒子堆砌起来的、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里，在拥挤的机舱和航站楼里，人们不得不怀疑还有多少空间真正留给“我”。桑普森提醒我们，正如英国诗人豪斯曼（A. E. Housman）在一首诗中所写的：“我，一个陌生人，在一个我从未创造过的世界里充满恐惧。”我们一定想知道，谁是我们想要归属的“我们”。是那个极简虚拟组织吗？是我们现在所在郊区的“边缘城市”吗？还是那个消失的家族？个人的社交网能替代以上这些吗？
9.正义的矛盾
正义是社会的纽带。我们很高兴我们所属的社会能公平地对待我们，给予我们应得的，不偏不倚。问题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它意味着给我们应得的，无论是对成就的奖励还是对犯罪的惩罚。此外，它可能意味着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各政党各执一词，并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政党。两者都是正确的。
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30年前很好地总结了分配正义的困境：
“人们可以说，给一个人的钱比给另一个人的钱多是错误的，因为应该按需分配。也可以说，懒惰的科学家比勤劳的清洁工赚更多钱是错误的，因为应该按努力分配。有人可能会说，付给聪明人的钱比给笨蛋的钱多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应该补偿基因的不公平。还有人说，给笨蛋的钱比给聪明人的钱多是错误的，因为不快乐常常是聪明人的宿命，社会应该补偿不快乐。（没人能对聪明人做什么，反正他们就是会很痛苦。）还可以说，一个在英国上斯劳特村过着漫长而宁静生活的人和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知识的疲惫的科学家，二者如果赚的一样多是错误的。还有人说，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和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赚的一样多，也是错误的。众说纷纭。而无论哪种说法，总是能得到正义的支持。”
30年过去了，困境依然存在。一些人认为，正义需要公平地对待每个人，那才是平等——除非有很好的理由支持不平等待遇。这对失败者来说是公平的，但是对那些也许“值得”获得更多的人来说就不那么公平了，因为他们贡献了更多。显而易见的是，一个被认为不公正的社会不会赢得公民的忠诚和承诺。除了自私，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支持不公平。这样的社会注定会自我毁灭。
资本主义的繁荣基于分配正义的第一个定义——成就最大的人应该获得的最多。但是，如果忽视了与它对立的那个定义，即那些最需要的人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这个社会也无法长久地被信赖和忍耐。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平等，有些人可能就是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但是，只有在大多数人有平等的机会追求这种不平等时，资本主义才能被接受。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忽视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