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羞耻
“但是我并没有罪，”K说，“这是一个误会。何况，事情真的到了那种地步，又怎么能说某人有罪呢？我们不过是普通人，彼此都一样。”
“这话很对，”教士说，“可是，一切有罪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弗兰茨·卡夫卡
这天晚上，我在网上申报所得税结算。点击“完成”按钮后，我立刻感到郁郁不安。我爬上床却睡不着。如果我操作有误，税款没缴够，是会被起诉的。
恍惚睡去，我梦到我和父亲在同一个监狱的操场。我站在他旁边，但旋即走开，不想让看守看到我们在一起。梦里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很冷。两个监狱看守大笑着，互相开着玩笑。我走上前，跟他们说我在这儿工作，下班了就会离开监狱。他们俩继续聊着天，仿佛听不到我讲话。我摸索着找钥匙，但钥匙包是空的。我问看守能否听见我说的话，但无人回应。
清晨五点，太阳刚升起时我就醒了。大雨斜着倾泻下来，我出门往监狱走去，没有带伞。耳朵和脖子后面都湿了。到监狱安检门口，我脱掉泡湿的鞋、手表和腰带，穿过金属探测仪，踩着湿透的袜子，感受着硬邦邦的地面。我有点眩晕，心跳也变快，像是背负了一桩疯狂而荒谬的罪。我的帆布背包正穿过X光机。安检员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又盯着面前的机器判读我的罪行，我想象扫描器上的灯马上就要变红，发出哔哔的报警声，然后他们会在我的背包里发现一千克毒品。
没有刺耳的警报声。我有气无力地张开双臂让安检员检查，套头衫的衣袖也是湿漉漉的。虽然通过了安检，我心里却仍然感到恐慌。我穿过监狱的空地，经过一堵开着一排排牢房窗户的墙，一下子听到很多台电视机发出的声音。酸奶广告曲、紧急新闻报道、罐头笑声……
我曾偏执地认为，无论我自己做什么选择，父亲的罪过都会传给我，不过好几年没有出现过这种无端的恐惧了。这种认定自己会入狱的感觉在我十八岁时最强烈，那时我担心的不是被捕，而是如何被捕。我希望被捕的时候是白天而不是晚上，希望我是独自一人，不要有朋友在旁。我听到警笛声就心生恍惚，会停住脚步听声音是否越来越近。在监狱过道里，一名警员用绳子牵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迎面走来。我放慢了脚步，似乎想引诱它冲我吠叫，但它只用黑眼珠盯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我的学生戴维今天有人探视，不能来上课，所以我趁课前的午饭时间到他牢房送些阅读材料。他的狱友开了门，一股味道扑鼻而来。薰衣草香混杂着臭袜子味、煮泡面味和狭小空间里两个男人身上的味道。他们窗台上放了四盒紫色的空气清新剂，他跟我说戴维今天负责派午餐，还没回来。我到餐饮区一看，那里大排长龙，不知道晚点儿来是否会好些。我问一位看起来约莫七十岁的老人午餐一般什么时候结束。他说：“我们半小时前就该吃上饭了。”他和我父亲操着同样的利物浦口音。“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开饭，他们说等几分钟，他妈的已经等了二十分钟了。这种鬼地方就没有时间概念。”
于是我打算晚点儿再找戴维。回到教室，我发现一个女人正在往箱子里装玩具。泰迪熊、乐高积木、一架彩虹色木琴和一台费雪牌玩具电话，电话上装着轮子，前面还有张笑脸。她说她教会其他人玩玩具，这样探监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哄孩子了。
她走了。我把椅子摆成一圈，等待看守喊自由活动。
* * *
我出生的前几年，父亲曾蹲过十八个月的监狱。我童年时，他又接二连三地触犯法律。我两岁时，有一次父母带我去泽西岛度假。我当时太小记不清，但母亲说假期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因为一名帅气的服务生对母亲彬彬有礼而吃醋。后来母亲和我返回旅馆，父亲自己则在外喝酒。凌晨一点钟，他摇摇晃晃地进了门，把一袋珠宝扔在她脚边。里面都是金戒指和钻石耳环。
“给你。”父亲说，浓重的酒气喷到母亲脸上。
“你干了什么？”母亲问。
他们听到警笛声越来越近。父亲站在那儿，手里还晃着一串珍珠项链。
他砸了一家珠宝店的橱窗，拿了陈列台上不少东西。几分钟后，警察赶到并逮捕了他。第二天，他出庭应诉。如果不是因为他拿的黄金、钻石和珍珠只是仿照正品做的塑料版，他就又回监狱了。法官判处了他财产破坏罪，责令他付了一笔罚金。母亲将留着度假用的钱交了上去。然后她改签了车票，我们当天就返程了。
父亲不想让邻居发现我们回来得这么早，因为他们就可能要问东问西了。于是，那周剩下的几天，我们都拉上窗帘在屋里待着。
我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搬去了距离我们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他做起了保险推销员。我每隔一周去他那里过周末，和同一条街上的孩子玩耍。十八个月后的一个周日，大约中午时分，电话响了。父亲还没起床。后来电话转到留言机，我听到一位老人指责父亲骗了他几千英镑。
两周后，父亲到学校接我，开车四小时去了他的新家。为了消磨时间，我看向窗外，数着高速上的交通灯，从一个数到一千个，然后再从头开始，又数了一千个。最后我们来到一个海滨小镇，他在那儿租了一个顶楼的单间公寓。
晚上，我们去了酒吧。他很快就喝醉了，还用假名跟酒吧的女侍和其他酒客搭讪。我们的桌子在角落。我啃着指甲，用手指绞着头发，坐立不安。
“老实坐好。”他说。
我把双手放在大腿上，紧张到想吐。
他推了我一把，然后朝吧台边两个魁梧的男人点了点头。“如果这里谁想动我，那俩家伙就会出手。他们是我的保镖。”但那两个人丝毫没有理会他。父亲仰头又灌下一杯酒，对我说：“如果有人跟你说话，不要告诉他们我们之前住的地方。”
在他的公寓里，墙上没有挂任何照片。床尾没有桌子，而是一块展开的烫衣板，上面堆着他的杂物：笔、打火机、一卷透明胶带、钥匙、一把梳子、几小盒超高温灭菌牛奶、一袋吃了一半的果汁软糖，以及外卖菜单底部潦草的名字：赛马。他晚上酗酒，早上睡到很晚才起来。我坐在电视机旁，把音量调到最小看动画片。他从睡梦中惊跳起来，大喊“不要！”然后翻身又睡过去。
我看动画片是为了尽力排解心里郁结的焦虑。中午时分，动画片放完了。我把所有频道换了一遍，但所有节目都是给成人看的。于是我坐到窗台上，看着下面街道来来往往的行人。
下午，父亲想跟我玩闹一番。他屈膝跪下，将脸凑到我面前。
“打我。”他说。
他把脸别过去，指了指自己的下巴。
“来呀，打我。”他催道。
我把双手贴在体侧。
他一巴掌抽到自己下巴上。
“来呀，打我。”他又说。
我的双臂在身侧夹紧。
我们又去了酒吧。他往我的柠檬水里倒了一滴啤酒，说我应该尝尝。但我把杯子放在了桌上。我想确保自己跟他不一样，然而心里已经感到一种同流合污的羞耻。周一早晨，他将我送回学校，我走进教室时心里有种恐惧，好像自己惹了什么麻烦。老师们对我的友好和热情也未能驱走那份罪责感。我只能把它像秘密一样藏在心里。后来，宗教研究老师给我们讲天堂圣徒时，我问他什么样的人会下地狱。
九个月后，父亲又搬了家，比上一个住处还要远一小时。当我们再遇到陌生人时，他就编造一个新名字上去打招呼。这次他住在一个大篷车里。晚上，我们把沙发摊开变成床，铺满整个地面。他睡觉的时候，枕头旁边会放一根棒球棍。我心里越来越紧张。我开始着了魔一般担心自己已变成坏人。待父亲睡着后，我便跪下来祈求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个好人。
又过了六个月，父亲再次搬家，这次的住处离一个轮渡码头只有几百米远。他又换了一个假名，睡觉时床边仍然放着棒球棍。他酒喝得更多了，暴力倾向也更加严重。中午时分，他还在睡着。我跪下祈祷。外面，离港的渡轮发出长鸣。十二岁时，我在母亲的家里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封信。他说他跟警察起了纠纷，他的律师觉得他可能又要坐牢了。那之后我就跟他断了联系。我改名换姓，跟他不再有瓜葛，但恐惧却在我心中久久不散。
在十七岁时的一个周末，我和最好的朋友约翰尼进城，看中了某家店里的一件红色衬衫，但我买不起。第二天，约翰尼把它买下来当作礼物送给了我。他把衬衫递给我，我心里却有种莫名的罪责感。我想象这是最后一次有人送我礼物了，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的真面目，不愿再同我做朋友。我穿上衬衫，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坦白。其实没有任何可坦白的，但这没有分毫缓解我心里迫切的需求。
仿佛我的脑海中有一个刽子手，随时准备将我的生活结束在此刻。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臆想，我所拥有的一切很快都会被夺走。我和朋友们在海滩上度过的每一天都带着绝望的色彩，就像行刑前的最后一餐。我试着提醒自己，我实在没有犯任何应当有罪责感的罪行，但刽子手给我设了一个卡夫卡式的困境：我为自己的清白辩解只能证实我有所隐瞒。我无话可说，也无能为力。太晚了。
现在我三十一岁，罪责感仍然根深蒂固。自从我开始在监狱里工作，那个刽子手便越发咄咄逼人。我看到牢房里的犯人们，想到我也可能或应该经受他们受的惩罚，就浑身战栗。
* * *
自由活动开始了。基思来到教室，找位子坐好，开始看自带的符号逻辑读本。有人在教室门口徘徊，是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罗德尼。一个月前，他在牢房里阅读关于刑法的书籍，直到得知自己已失去上诉的权利。他现在服刑的这家监狱，距离他的家乡格拉斯哥有六百多千米。
他从侧面看向我，说：“我下周不来了。”
“你来我总是欢迎的。”我说。
他耸耸肩。“我这周来是因为他们给我们开了锁，下周就不来了。”
罗德尼过去三周都是这么跟我说的。
“但你能来我很高兴。”我说。
他走进教室，落了座。
我关上了门。
我开始讲课。“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要惩罚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他把普罗米修斯绑在山上，让兀鹫每天来啄食他的肝脏。然后在厄庇米修斯大婚当日，给了他的新婚妻子潘多拉一只漂亮的盒子，但又警告她不能打开。此后几天里，潘多拉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一天晚上她终于忍不住打开了盒子。七个恶魔瞬间飞了出来，它们是仇恨、羞耻、贪婪、烦恼、懒惰、妄想和痛苦。之后，潘多拉听到盒子里还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就又打开了盒子。这一次出来的是希望。”
罗德尼揉了揉眼睛。
我问他们：“如果你可以把其中一个关回去，你会选哪个？”
“希望。”罗德尼答道。
“希望让那几种恶更加不可忍受。”他说，“如果没有希望，痛苦就不会如此锥心。与其希望没有痛苦，不如去适应痛苦的生活。”
“但没有希望就没有改变啊。”基思接过话头，“没有希望，痛苦却仍然存在，而且会变成绝望的痛苦。”
“如果你希望事情发生改变，但落空了，那岂不是比原来更糟？”罗德尼说。
我看向窗外，视线落在拧成麻花的带刺的铁丝上。屋顶和墙壁上，一圈圈的都是；监狱里，头顶上方到处都是这种带刺的铁丝圈。
“没有希望，痛苦也就没那么难受。”罗德尼还在讲。我的注意力又回到教室里。
“希望比魔盒中的其他恶魔来得晚些。你受苦的时候，希望会提醒你苦尽甘来。”基思说。
“我才不浪费精力去希望痛苦消散。我就尽力去适应。”罗德尼说。
讨论在继续。我把潘多拉魔盒里飞出来的东西列在白板上。基思说：“去年我有一场听证会，我做了各种准备，希望他们能把我放出去。真的是各种准备。我在监狱里表现满分，是出了名的好囚犯。我曾希望我能出去。结果，听证会只开了八分钟左右。他们否决了我。后来我绝食抗议。同时暗自决定，再也不期待哪天能出去了。”
罗德尼打了个哈欠。
“但我做不到，”基思继续说，“没有希望，我感到空虚。我打不起精神出门，也不想跟别人说话。空虚得连觉都睡不着。过了几天，我那一层有三个小年轻发现我很久没吃饭，就把餐盘送到了我门口。我忍不住又开始产生希望。”
“故事不错，但我才不要当那个企图逆流而上的傻子。”罗德尼说。
“但身边好人那么多，很难不生出希望啊！”基思反驳。
罗德尼指着白板上那一列恶魔的名字，说：“如果你把希望关进盒子，妄想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接下来的一小时，更多人参与了讨论。罗德尼看起来有点厌倦了。他暗自笑了两次，但不知道是在笑什么。另一个学生叫艾德，刑期六年。他是个光头，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我问他会把什么关进盒子。
“羞耻。”他低声说。
“然后你就能安心做坏事了。”罗德尼接道。
“做坏事前我其实知道做了就会感到羞愧，但还是会做。”艾德说。
“如果你做坏事不觉得羞愧，就永远学不了好。”罗德尼回答。
“也许正是因为羞耻才会去做坏事。”
“那你他妈还怎么学好？”
“可能靠同理心吧。或者懊悔。反正不是羞耻。”
一个小时后，课上完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我背上帆布背包。格雷格还留在教室里，他告诉我下周不能来了，因为要出狱了。“他们在地铁上给我找了份活儿。”
“开地铁吗？”我问。
他皱了皱眉。我立刻感到我又没搞清楚基本状况。
“晚上修轨道。那里的人不介意我有犯罪记录，因为也没有其他人。”他说。
“你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
想到格雷格出狱后能做的“还不错”的一件事是在地下干体力活儿，我的胃里顿时翻腾起来。
格雷格跟我道了别，离开了教室。我把背包摘下来，打开。然后我跪下来，伸手摸了摸书包里面，再次确认包里没有任何违禁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