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镜子”

义乌人重商，也很看重子女的教育，百姓尚文好学之风古来有之。

从城东流过的义乌江，古往今来孕育着历代名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宋朝抗金名将宗泽、金元四大名医之一朱丹溪，现代教育家陈望道和理论家冯雪峰，以及历史学家吴晗等皆来自义乌。

在义乌的民间，一般家庭再穷也都会想尽办法让孩子上学，我家也是如此。

我小学的记忆，是从几件刻骨铭心的事情开始的。

1972年，7岁的我到了上学年龄。那时农村幼儿园很少，我没上过幼儿园直接上了小学。

我们兄弟姐妹6个加上父母8口人，口粮全靠父母在生产队赚取的工分获得。社员去生产队干集体农活，挑一担生产队会给一张签，拿着签就可以换到工分，有了工分才能领取粮食等生活物资。像村里修水库大坝，都是社员为了挣工分一肩肩挑出来的。

现在很多家长说对孩子“放养”，其实捂得很紧，我们那时才叫真正的放养。忙于集体农活的父母，无力考虑我们的生活安排，通常每天回家数一数没少人就行。到我要上小学的那一天早上，同龄人约着一起去学校报名，母亲这才发现我还穿着开裆裤。情急之下，母亲在我的开裆裤外面围上一条粗布围裙，就让我跟着一起去学校了。

从小野惯了的我也不在乎，就穿着开裆裤加围裙，第一次走进了村里的小学。虽然大家都穷，但穿开裆裤去上学还是成了一个笑柄。同学们都围过来掀开我围裙看，个别同学还恶作剧，扯掉我的围裙。

本来我从小穿惯了开裆裤也不在乎大家看，但那天竟不知突然哪来的自尊心，羞愧难当，风一样跑回家，到母亲面前痛哭不止，死活也不肯上学了。母亲一边安慰我，一边答应明天一定不会让我再穿开裆裤上学。当晚，母亲把她身上的围裙剪下来将我的开裆给缝上。尽管补色有差别，但好在不再是开裆裤了，我这才答应继续上学。

自此，我算是结束了光着屁股、赤着脚，像个野孩子一样漫山遍野乱跑的生活。

此后，母亲就给我们几个孩子一年做一套衣服，布料都是自己家织的粗布，再请人染成蓝色或者灰色。母亲一般会在春节前将布料准备好，然后请裁缝师傅到家里给我们量体裁衣。

我们之所以要自己织布，是因为像我们这种家庭根本拿不到国家发的布票。那个年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买什么东西都需要凭票购买。只有拿到布票的家庭，才能去购买布匹做衣服，而且布票还要足够多。创立华为的任正非先生后来回忆道：“那个时候发布票，就发一尺七寸，不是公尺是市尺。你说这个布能做衣服吗？短裤都做不了，只能用作补衣服。”

国家也想过一些办法，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为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实施了一项“四三方案”。所谓“四三方案”，就是国家动用43亿美元外汇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有了设备，棉花年产量却不够支撑。那些年，中国的棉花年产量供应不足，纺织原料紧缺，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短板。

母亲给我们做的衣服只有一套，不管是天冷还是天热，我们就一直穿着。这种衣服又厚又硬，冬天很冷，夏天又特别热。我们穿着也不舍得洗，一方面是父母为生计忙得没有时间为我们洗衣服；另一方面是清洗时没有点技术会使衣服容易破损。那时衣服都是在井水边或者河边清洗，清洗时用木锤子捶打，洗几次下来衣服可能就会破洞了。

除了衣服很少洗，很多孩子甚至都长期不洗脸。

我小时候就特别脏，有时候十几天都不洗脸。到冬天时，因为穿不暖，容易流鼻涕，就习惯性用衣服的袖子和前襟去擦，久而久之鼻涕糊在上面形成了镜面，发黑、发硬，在太阳光下会闪闪发亮。

小学班主任是个女老师，看到我那么脏，开玩笑地说我身上有三面“镜子”：两个袖子上各一面，衣服的前襟上还有一大面。

因为不爱洗头洗澡，我的头上在很长时期都长有烂疮，溃烂发脓。以至于长大后，我的后脑勺几乎就没有一块完整的头发，都是癞头疤。

长大后极为讲究卫生的我，完全想不明白那个时候会那么不讲卫生，想想就觉得有些恶心。我的这种情况，在同时代的小孩中，不算特例，是比较普遍的情况。印象中，中国农村孩子的卫生意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提高。

除了衣服，鞋子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刚上小学时，到了冬天发现没有鞋子穿，快下雪了还赤着脚。母亲其实也会在每年的春节前给家里每个孩子缝一双布鞋，但我从小特爱跑，漫山遍野地跑，一双布鞋往往几个月就踩烂了，剩下的日子只能半赤着脚。

后来有一些家庭开始穿“解放鞋”了，但我们家里买不起。父亲想了个办法，把独轮车坏掉的轮胎割成一段一段，做成“轮胎鞋”给我穿。我一试，感觉还挺好。由于我从小赤脚跑惯了，脚底早就长满了茧，穿这种粗糙的鞋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鞋特牢固，任由我怎么跑也不破，上学、割草、捡柴等基本上就靠这双鞋。

那个时候农村大多是多子女家庭，父母管子女管得极为“粗糙”，不是父母不心疼，而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家里孩子太多，6个小孩让他们身心疲惫。对于现在那些养一个小孩都鸡飞狗跳的父母而言，这种“养娃”的方式是他们不能想象的。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几个，一直特别瘦，就是一副皮包骨头。

我是家里最调皮的孩子，也是最不抗饿的孩子，母亲每次跟我回忆以前，就说我可能是个“饿死鬼”投胎。家里饭菜还是以蔬菜拌饭和杂粮为主，再加上少油，我老觉得饥肠辘辘，一天到晚就想着吃饭，每次一从学校回到家就满屋子找吃的。

家里只要有点吃的，无论父母藏在哪里都会被我找到。找到后，我总是忍不住偷吃掉一些。每次被父母发现后，我还不承认，自然免不了挨一顿打。之后，我还是一有机会就故伎重演，照样打死不承认，以至于家里只要有吃的东西少了或者不见了，父母首先就会怀疑是我干的，事实上的确也是我干的。

那时农村大部分家庭都面临孩子多、粮食不足的困境。为了用同样的大米煮出更多的米饭，村里流行一种办法，就是每餐的米饭不吃完，留一碗剩饭作为“饭娘”。大家认为用上一餐剩下的米饭掺入下一顿米饭中，就可以烧出更多的米饭。

我们家每顿的“饭娘”，母亲会用竹篮子装好后悬挂在灶台上方的屋梁下，很高，一般小孩够不着。但我还是会趁着父母到生产队出工的时候，搬来餐桌，再在桌子上放两把椅子，搭得很高，想尽一切办法到饭篮子里偷点“饭娘”果腹。偶尔椅子没搭好突然垮下来，摔个狗啃泥是小事，有时候牙齿都磕出血来。

母亲发现这样还防不住我，就把“饭娘”放在柜子里，用铜锁锁上。到了晚上，父母甚至会把“饭娘”放在他们的床边，以免晚上被我们几个偷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