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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楼是石油公司，榆村的王树贵在那里打更。
王树贵和胡长庚的年纪一般大，小时候，从悠车里掉出来，摔坏了眼，看人时总是一只眼往天上瞟，一只眼往地上瞄。榆村人叫他“王看天儿”。
因为这“看天儿”，王树贵年轻时找媳妇没找到随心的，娶了好字井的一个闺女，相貌谈不上好，也不算难看，长个土捏的实心眼，脑子不那么灵光。王树贵嫌弃她，家里有好嚼果了，也舍不得给她吃。她馋得慌。有一回，王树贵去嘎罕诺尔镇粮库交公粮回来，见她还没做饭，只能自己动手，去倒灰筐时，倒出一团坨坨，扒拉开一看，是一团白面条。他挎着灰筐回来，手里掂着那坨面，跳着脚，心直疼。打来一桶水，一边冲洗，一边往嘴里塞，越吃越牙碜，越想越气，揪过她，抡巴掌打。他老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还不是因为你平时总苛待我，我才趁你不在家，擀面条吃，吃到最后，顶到了嗓葫芦，见还剩一碗，怕你回来骂人，顺手倒进了灰筐里。”
王树贵骂她是个馋老婆，要休了她。她继续哭着说：“过年时，胡长庚起码要给秀草换个新头巾，我不过吃了几碗面条，就惹你这样心狠。嫁你时，觉得你有不如人的地方，会拿媳妇当宝儿呢，这可好，一碗面条都舍不下。”邻居听见吵，过来劝，说王树贵一个爷们，不能因为一口吃的，和自己的媳妇较真儿。王树贵解释说：“不是心疼她吃，是气她要趁着我不在家才吃，吃剩了还败祸。”邻居听了说：“她就是一个实心眼，你还计较个啥呢？”王树贵品来品去，更觉丢人，但也没别的法子处置她，只好将就着过日子。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倒是令人满意，叫春生，和来早同年。
春生念书不成器，初中毕业后，没念高中，去乾平县一家家具厂学木匠去了。恰是那年，榆村来油田了，王树贵便跑来打更，图个逍遥自在。
胡长庚和王树贵关系好，小时候一起上学，撒尿插香拜过把子，直到现在，见面了，还一口一个“老磕头”地叫着。所以，路过石油公司门口时，他特意放慢脚步，往更房那儿看了看。他是想通过王树贵帮忙，找一辆油罐子车，把他捎到好字井。
更房前有一块菜地，西红柿已经泛红，茄子也开花了，紫色的茄纽油光发亮。甜杆儿的种子是九头鸟的，一株已经分蘖出好几个枝杈。菜地周边是花墙，一水儿的万寿菊，经雨一润，香气阵阵扑鼻。丝瓜长势好，爬到更房的屋顶上去了，一棵苦瓜秧绕着树干往天上钻，结下的苦瓜竟有丈八长。这些，都是王树贵侍弄的。下雨了，他也不闲着，站在菜地里，给茄子打底叶。胡长庚站在大门口，一眼瞧见他，喊一声“老磕头的”，朝里走来，一辆油罐子车刚好往出开，他只好立在一旁，给车让路，盯着车，像是给车行注目礼似的。
车慢下来，司机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叫他“胡叔”。是韩青，二十出头，白白净净，眼大眉浓。好字井人。他家在火车站前，住的是车站职工的家属房，红砖灰瓦，谈不上气派，倒也是乡间的一道风景，总惹得庄稼人好奇，对他家也礼敬三分。因为韩青爸是火车站的站务员，挣公家钱，总穿一身铁路工装，干净利索，相当体面。韩青妈也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是乡里的计生员，管着十里八村女人的肚子，三天两头去各家各户发放避孕套，告诉人家一定要坚持使用，用没了还给。有新结婚的，生了第一胎的，也要去嘱咐一番，讲讲政策原则，敲敲警钟和边鼓，以防一不小心，乱了方寸，踩了红线。那时候，在整个乾平县，韩青妈的计生工作是最出色的，总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整个好字井的女人，让她们不作不闹，享受“一个孩子就是好”的政策。
那时候，韩青家和村里所有的家庭一样，抽屉里、炕席底下，到处都是避孕套，他好奇那东西的用处，总趁着他妈不注意，时而拿去当气球吹，时而往里头灌水。他那样淘气，自然是不乐意摸书本的，混到高中毕业，考了驾驶证，赶上油田招工，被招到车队来了，开油罐子车运油。
韩青负责的是一号油井。
一号油井是口老井，在榆村西边的草原上。那还是来早四五岁时，一伙找油的闯进榆村，在西边的草原上，没黑没白，忙活半年，打下的那么一眼油井。打完后，钻井队就撤了，油井再没人问过，隔上十天半月，油井会耐不住寂寞一般，发一通脾气，天女散花一样往出喷油。榆村人一见那黑东西出来，用铁皮桶、“喂得罗”[1]往家里拎，扔到灶膛，当柴火烧。十几年以后，石油公司来了，那黑油变珍贵了，再不准榆村人随便拿，装上了磕头机，配上了储油罐，由韩青三天两头去输一次原油，往乾平县送。
这一刻，韩青是又要运油去了。胡长庚跟他也熟，捏着雨衣领子问他能不能捎个脚儿。韩青说没问题，让胡长庚去更房等，自己先去输油，约摸回来时，胡长庚再去路口拦他。
胡长庚知道，路上捎人这事儿，不能太明目张胆，否则韩青会被老总骂，就说好。王树贵站在茄子地里，问他是不是要坐火车去给来早取录取通知书。胡长庚说是呢是呢。王树贵让他等一下，转身回了屋。不一会儿，王树贵拿着一封信，趴在窗口，从窗户下雨帘的缝隙间递出来，让胡长庚快看看，说大概是不用去了，来早的录取通知书被人捎回来了。
胡长庚大步走过去，接过一看，那上头的寄出地址，确是一所师范大学的名头，问王树贵信咋在他手里。王树贵笑着告诉胡长庚，是公司里有人去嘎罕诺尔镇给自家孩子取通知书，见有来早的，给捎回来了，自己正想着晚上专门回村一趟，给他道喜呢。
胡长庚也笑，对着韩青挥挥手，示意不必捎脚了，韩青嘴上道着喜，把油罐子车开走了。胡长庚又和王树贵闲扯几句，拿着通知书回家了。临别前，胡长庚让王树贵晚上换了班后，去家里喝酒。王树贵答应了。
胡长庚到了家，把通知书摊在桌子上，一家人都围过来，左看右看，个个美得合不拢嘴。来早更是笑眉喜眼的，紧紧搂着秀草的脖子，一个劲儿说：“这可都是妈的功劳，要不是妈坚持让我念书，我早像李小米和叶高粱一样，去石油公司打工了。”
秀草温和地摩挲着来早的头发，眼睛却看着胡长庚，神情里带着一点得意，像是说：“咋样？我没白坚持吧，给你们胡家供出一个大学生。”
胡长庚看出了秀草那点心思，也不辩驳，让秀草赶紧去炒几个拿手菜，说要请王树贵来喝酒。
秀草最能领会自己长庚的心思了，知道他要请王树贵喝酒，无非是想表达两层意思，一层是对捎信的谢意，另一层是想跟这个老磕头的显摆显摆，自家出了大学生。以前，王树贵总仗着自己和胡长庚磕过头，拜过把子，就觉得和胡家门当户对，也仗着春生和来早是一起长大，总说等春生学成木匠，要和胡长庚做亲家。那时候，胡长庚和秀草合计过，说来早的书要是念不出名堂，和春生好，倒也知根知底。现在，来早考上大学了，以后，多的是高枝儿可奔，这春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眼了。
秀草干活麻利，一会儿工夫，把菜炒好了，把酒桌也摆好了。酒刚倒上，王树贵来了。
胡长庚面带笑容，招呼王树贵落座，王树贵还没开喝，已经糊涂了似的，闲话连篇说一堆，拉着胡长庚反复问：“老磕头的，你说咱俩这辈子，是不是多个脑袋差个姓的关系？说过的话，是不是要算数？吐口唾沫是不是都要算个钉儿？”
胡长庚知道王树贵想说来早和春生的事，举着酒杯，只一个劲儿劝酒，咋也不肯接他的话茬儿。
王树贵不依不饶地质问他：“咋的？闺女要上大学了，觉得我家春生高攀了？”
胡长庚被逼无奈，他说：“咱俩还能做孩子们的主？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这个道理你不懂？”
王树贵说：“是你生养的不？是，就应该听你这个爹的。”
胡长庚不想再跟他纠缠，拿眼看秀草。秀草立马半开玩笑地说：“树贵，都说当年为了一碗面条，你把春生妈打个够呛，是真的不？要是真的，春生往后要是随了你，我可不敢把来早许给你家呢。”一句话，把王树贵
消停了，这话题终于过去，总算把一顿饭顺利吃完。
[1] 俄语音译词，指上粗下细的水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