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胸中有物，格格欲吐

清光绪二十年（1894），岁次甲午。小寒大寒又一年，腊月二十五（1895年1月20日），大寒之日，已是小年了，天气奇冷，滴水成冰。室内虽有暖炉，奈何人的心里冷冰冰的，寒气逼人。

夜深了，严复犹独坐几前，反复默诵《拟天马出西北》诗句：

天马出西北，磊落精权奇。

闻有圣主求，能为苜蓿羁！

这是不久前写赠给吕秋樵（增祥）的。他的思绪一向似天马行空，浮想联翩，拟人自况，逾越这局促的“观我生斋”，在广袤的天地间驰骋。他想象，他描述，他既是胸有雄兵百万的将军，又是追风神骏，“鸣镝起边城，羽檄日夜驰”，喜见“天子顾我笑”，“贵在报所知”啊！

“绛纱谅无有，苜蓿聊可嚼。”古人唐庚得知被委任凤州教授之职，欣喜地写下了这诗句。尽管没有锦衣玉食，生活清苦，但是，究竟是被认可，被授予职位了啊！读书人最高的要求不就是上报明主吗？严复感同身受。

过了年，严复就四十有二了，虽然四年前已被任命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校长），但是，终究没有经过科举，没有功名，没有进身，没有名分，说话没有分量，“人微言轻”，不被重视。尽管自己一直认定科举戕害人才，然而，不能不从俗，不能不迁就这百千年来的因袭陈规。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严复屈尊就驾，以三十三岁年长之身，与二十岁的童子一道参加科举。满以为可以手到擒来，谁知命运偏偏作怪。竟然连续四次名落孙山！八年穷经皓首，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再执拗的严复，终于觉悟到不是命运不济，而是科举与他无缘。他纵然胸藏锦绣，却不能与科举合拍，不能适应科举的需要，不能讨得主持科举的考官认可，科举笃定要将他拒之门外！他除了摇头叹息，还是摇头叹息。自从光绪六年（1880），二十八岁，应李鸿章要求来到天津兴办北洋水师学堂，已经有十四年，一晃间，已经跨过了中年的门槛，壮志未酬，回首往事，岁月蹉跎，空有满腹经纶，无人赏识。当前，似乎迎来一个转机，闻听当今圣上光绪皇帝亲政以来，求贤若渴，访求富国强兵之策。他向挚友倾吐自己的希冀。吕增祥是挚友，又是亲家，是长子严璩的岳丈，严复向他坦露胸襟：只要能够一展平生抱负，哪怕只有苜蓿菜蔬果腹，那又何妨？不求居庙堂之高，只要圣上能够眷顾，身处江湖之远，也当忧国忧民，一展胸襟，向皇帝进言，贡献赤忱，呈述救国良方。那将是何等惬意，何等快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果能如愿以偿，何异于天马行空！

突然，窗外传来隐隐雷声，严复一震，谛听之下，果然是滚滚雷声。此时，大寒刚过，惊蛰未到，惊蛰前闻雷，实属少有。冬日鸣雷，这是征兆，这是天人感应！

想到这里，严复扫了一眼书案上的玳瑁书镇。书镇是他自制，左下角标明“严复清玩”，是他喜爱之物。那上面镌刻的修、正、仁、和四箴铭，更是他多年修养体会的结晶。“和”的箴铭：“日升月和，乾清坤宁，吉享交泰，天地感应。”

古书屡屡提到上天异常迹象，预示着人世的非常变化，本朝和历代都有先例，都有应验。天人感应，不无道理。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下诏征集治国良策，以变古创新。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说：“朕欲问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他不只是想得到具体方法策略，他谋求的是强国的根本大计，是治世的指导思想。一代大儒董仲舒应运而出。董仲舒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违背天意，不行仁义，天会出现灾异，给以谴责和警告；政通人和，天降祥瑞给以鼓励。他在《春秋繁露》中鼓吹，“天之不可不敬畏，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僻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他赢得了汉武帝的赏识，独尊儒术，巩固了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

严复扫了一眼桌上的茶盏，一盖、一碗、一托，三件器物成一个完美的组合，缺一不可。这就好比天、地、人和谐统一啊。董仲舒鼓吹天人合一，于中华文化，于维护封建治理，功莫大焉！但是，董仲舒力主尊天、尊君，也窒息了后世对科学的探求，遏制了对民主的探索，实不敢恭维。不过，严复眼下向往的是有汉武帝那样的明君，能够像赏识董仲舒那样，采纳他的救亡图强的良策。

甲午之役，堂堂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不免令人气短，叫人沮丧。然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经此一事，国人猛醒，变法图强之声四起，街坊巷闾，达官士子，谈国事，议维新，势不可挡，中国必将变化，中国不可不变化！“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可惜，眼下，人人以谈变法维新为时髦，但是，多数人只知热衷于修铁路，办工厂，购兵轮，买枪炮，以为这是维新要务，却不知这只是皮毛，远非根本。康有为、梁启超辈倡导变法维新，颇为得力，颇有成效。然而，他们有没有想到，积重难返，牵一发，动全身，变法谈何容易？不从根本上变起，怎么能够成功？“变法之难，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看不到这些，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啊！想到这里，严复“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他要以自己的真知灼见，撰写文章，引起明君、当政者的注目，唤起民众觉醒。

严复卷起袖管，慢慢研墨。古来书家有“磨墨如病夫”的比喻，他先用清水洗净了宿墨，然后耐心地、轻缓地细细研墨，一面心中打着腹稿。

远远的天边，又一阵雷声滚滚而来。严复再次被深深触动了。他文思如潮，佳句连涌。文句不期而至，准确说，是长久酝酿于胸，一发不可收拾。

严复用笔饱蘸浓墨，在纸笺上疾书题目，五个大字：“论世变之亟”。一笔一划，力透纸背。一言一字，发自肺腑。

啊呀，国人赶快警醒吧，今日中国，面临自秦朝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日本倭寇已经侵占安东、大连、旅顺，威海卫也危在旦夕，这还不过是一点端倪，一个开头。俄国、法国、英国、德国虎视眈眈，环伺待机，随时都会猛扑过来。他们想要什么，还用说吗？还忍说吗？列强要把中国瓜分豆剖了啊！

严复展开纸笺，执笔蘸墨，字斟句酌，落在纸上：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

噫！今日倭祸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尚忍深言也哉！

严复挥毫疾书。

好砚，好墨，好笔，好纸，写来得心应手。唐人孙过庭的《书谱序》，推崇“五合”之说：“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循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严复颇有同感。孙过庭讲的是书法，而写诗做文章也同此一理。有感而发，纸发墨，墨宜纸，“五合交臻，神融笔畅”。“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眼下，得天地感应，胸中有物要吐，下笔千言，如江河直下。

今天中国遭受日本侵略，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而是由来已久！

严复开宗明义，展开议论：“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今日“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时至今日，中华古国的文明已然如冰遇热，迅速分解融化，有等不了一天就将不复存在的危险。人们这才知道危亡将至，一如齐桓公初听到扁鹊告诉他有病，病在肌肉，他不加理会，不往心里去；当扁鹊警告他有病，病已发展到血脉，他仍然不以为意，掉以轻心；当扁鹊再次警告他有病，病已侵入肠胃，他依然麻木不仁；直到他感觉到病痛的时候，找来扁鹊，扁鹊诊视后，惋惜地告诉说：病已深入膏肓，为时已晚，“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严重到无可救治了。

为什么会危急到极点？“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

与西方对照比较，不难看出差距异同。中西方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国人“好古而忽今”，西人则“力今以胜古”；国人以治乱盛衰是天意，西人则推崇发展进步。从春秋的大一统，秦的销毁兵器和焚书，宋以来的科举，中国圣人用各种方法，力求牢笼天下，平息甚至泯灭人欲发展的要求，安于蒙昧，结果是民智越来越窳弱，民力越来越衰颓，到头来，不能与外国争一日之长短了。如今，西方的汽船跨海而来，缩地有术的火车飞驰而至，国人感到震惊，再也不能够一如往昔，安富尊荣，安贫乐道了！

但是，国人学习西方，仍然存在诸多误区，一是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一切皆备，何须向西方外国学习？一是由于西方列强屡屡欺凌中国，同仇敌忾，怎么可以向西方学习？一是以为西方不过有机器兵械，善于机巧而已，有什么长处呢？这是不了解西方所以强的真谛，不知道西方所以强的命脉所在。西方所以强的根本原因，“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其实，这两点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主张，然而，为什么西方行之有效，而中国却不能贯彻行之？这就是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了。

中国历代圣贤对自由深有畏忌，从来没有倡导过自由。西方则强调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赋。中国没有自由的概念，有的只是与之相近似的“恕”“絜矩”，因此大有不同。“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两相比较，实在不能够分高下，不敢说谁优说劣。

自明代末年，中国与西方有了来往交通，到今天，海上交通日渐扩大。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事先没有得到邀请，派特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来北京谈判扩展贸易，避免发生贸易摩擦和意外。恰逢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他自诩为十全老人，不可一世，许多国家都来朝贡祝寿，便以为英国人也是来贺寿的。马戛尔尼到达天津后，直隶总督要求他悬挂“英国贡船”的旗章，到北京后，又要求他去热河离宫觐见乾隆皇帝，还要求他按照中国礼仪磕头拜见。据《清鉴》记述，“马戛尔尼恐以小节损感情，不敢抗议，悉允从之”。清廷以招待贺寿使臣的礼节，倒是“赏赉优加”，但对于他所提的派人驻北京管理英国商务，允许在舟山、宁波、天津通商，允许在舟山、广东租借无城砦的小岛居留商人和货物，允许英国人在通商的地方传教，则“逐一驳斥”，严加拒绝。于是，中英交恶。

事实上，明末清初，英国人在正常通商的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向中国走私鸦片，《清鉴》记述：嘉庆时“英商私设屯船于广州湾一带，粤省奸商即以快蟹炮艇为之包揽走漏……于是鸦片潮流，与年俱进，鬻者愈多，吸者愈众，耗财伤人，日甚一日。自嘉庆至道光，凡二十年之中，输入额之增加，几至五倍，而现银之流出外洋者，岁以数千万两计。自道光三年以前，广州一海口，岁漏银数百万两，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十八年，渐漏至三千余万两。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又数千万两”。有鉴于此，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道：“烟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道光皇帝大受震动，命林则徐厉行禁止鸦片。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英国人派军舰进犯广州，发动鸦片战争，直至侵入长江，直逼江宁（南京），朝廷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南京条约》，除赔款外，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接踵而来被迫与英国、法国签订《天津条约》，开牛庄、登州、烟台、台湾、潮州、琼州、汉口、沙市、九江、镇江通商。被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开天津通商。后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除割地赔款外，开沙市、重庆、苏州、长沙、宜昌、芜湖、温州、北海通商。

严复沉痛地写道：“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而且，“祸不止此”，危亡迫在眉睫。

中国向来自恃“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没有什么国家超越中国，而“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扣关求通，所请不得，遂而突我边疆，虏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时至今日，仍然侥幸认为“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只顾泥古不化，保全一己私利，不变法图强，不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这是不是言过其实，危言耸听？“知我罪我，听由阅报诸公判定。”

写至此，严复认为恰到好处，就此搁笔。他一向同意苏东坡的见解：行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当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只要把作者的意思精确地表达出来，简洁、自然，文章的迷人之处和独特之美自然就有了。

严复随即按照习惯，归置笔墨纸砚，把书案收拾得清清爽爽。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事事都有条理，而且，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看着用惯了的文房四宝，精致讲究，赏心悦目。

纸是宣纸，绵软柔韧，经久不变，“四尺丹”的名纸，素有“纸寿千年”之说。史书记载：东汉和帝时（89—105）尚方令蔡伦发明了纸。《后汉书·宦者传》中记载：“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其实，中国人造纸的历史比蔡伦造纸要早。远在公元前十二年汉成帝元延元年，《孝成赵皇后传》中就有“赫蹏（蹄）书”的记载，“赫蹏，簿（薄）小纸也”。史书还记载汉章帝建初元年（76），令二十名学者学习《左氏传》，给“简纸经传各一通”。证明竹简和纸已经应用了。在严复逝世以后，一九三三年在新疆罗布淖尔，一九五七年在陕西灞桥考古中都出土了古代纸张实物。

纸的出现和推广使用，造就了古代书家。东晋“王右军（羲之）作书，惟用张永制纸，谓光紧泽丽，便于行笔”。唐、宋流行“硬黄纸”，苏东坡有诗：“硬黄小字临黄庭。”欧阳修称赞澄心堂纸“不许百金市一枚”，可见其名贵。梅尧臣赞许道：“滑如春冰密如茧。”明朝造纸技术有大的进步，制造出的纸张“坚厚如板，两面砑光，如玉洁白”。纸张多产于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湖南，通称为南纸。宣纸因出产和集散于安徽宣城而得名。有六吉、淳化、云母、罗纹、玉版、煮锤、蝉衣、绵连、清水等品类，质地细韧，能发墨，不受虫蛀，不易破碎，水浸日晒都不变色，保持千年不坏。严复比较喜欢安徽泾州（宁国）出产的宣纸。“轻似蝉翼白如雪，抖如细绸不闻声。”这种用当地青檀树皮为原料的纸张，素有“千年寿纸”之称。严复用惯了半熟的宣纸玉版宣，喜欢它韧而能润，光而不滑，吸水性好，润墨性强，写出来的字骨神兼备，光泽鲜亮。

砚是端砚，素净不事雕琢。一方端砚，砚心还留有一汪余墨，不干不冻。果然是“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唐代李肇记述：“内邱白瓷瓯，端州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唐朝以来，石砚就被普遍使用了。制作砚台的石材有端石、歙石、仙石、天坛石、玳瑁石、灵璧石、稠桑石、柴石等，琳琅满目。端砚最为人钟爱，出产于广东高要（古端州）斧柯山西麓的端溪。唐、宋时就在这里采石制砚。晋朝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用的砚台，池心下凹，周边有缘，便于贮墨，砚上有雕纹花饰。可能从那时起，历代文人墨客开始把砚台视作文玩了。当年普通物品，经过千百年采挖，今日已经稀少，而成珍品，身价百倍。唐人以砚呈紫色为贵，宋人以青紫色为贵，时人以青白为贵。还以砚眼鉴别砚的好坏，有活眼、死眼、泪眼、有眼、无眼之分，有“泪不如活，死不如泪”的诸多讲究。严复却不以为然，他很赞成宋朝大书画家米芾的话：“器以用为功，玉不为鼎，陶不为柱……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美观，失砚之用。”严复认为，好的砚台，石质坚韧，一要发墨，停墨久而不滑，墨汁发紫黑色的光泽，如油如漆，明亮照人；二要下墨，不拒墨；三要不粘墨，不容易干，书写流畅。就是好砚。

笔却是湖南长沙的羊毫。这是严复多年用惯了的毛笔。直到一九〇一年时，严复在上海还写信给他的弟子熊季廉，请他帮助购买这种毛笔：“兹有琐屑奉浼者：平生用长沙笔匠花文奎所制大小楷羊笔，甚为应手。今自天津南来，乏笔可用。欲得花文奎制小楷羊毫三十支，中书羊毫十支，屏笔、对笔各二支。不知于湘中友能为致之否？该价若干，示悉即奉。”随后，又去信急切地说：“前恳代买长沙花文奎羊毫，不识何时可到，甚盼，甚盼。因案头中书君个个发秃也。”

《史记》称：“始皇令蒙恬与太子扶苏筑长城，恬取中山兔毫造笔。”毛笔的笔尖叫“毛颖”，毛笔的好坏主要在“颖”。用羊毛制作的叫羊毫，用兔毛制作的叫紫毫，用黄鼠狼尾毛制作的叫狼毫，用羊毛和兔毛制作的叫兼毫。毛笔有所谓“四德”：“尖、齐、圆、健”。用来写字作画，直能中绳，曲能中勾，方圆能中规矩，刚柔交融，挥洒自如，“万毫齐力”。毛笔中的珍品以浙江湖州吴兴县善琏镇出产的湖笔声誉最高。只是严复已经用惯了长沙的毛笔，虽不是名贵高品，但是十分顺手。

墨是徽州著名的“奚墨”，久有“千秋光”“黄金易得，徽墨难求”之誉。唐朝末年（10世纪），易州的墨工奚超携儿子廷珪躲避战乱来到徽州（今安徽歙县），见当地多松树，便以松烟为制墨的原料。廷珪用松烟和以珍珠粉、犀牛角、麝香等药物，加上鹿胶制墨，一杵一杵地锤炼。经十万锤反复锤炼，墨便有了四格：“坚而有光，黝而能润，舔笔不胶，入纸不晕。”南唐后主李煜分外赏识他，委任他为墨务官，赐姓李。于是，“徽墨”名闻天下。明朝正德、嘉靖年间（16世纪），歙县的墨工开发了用桐油烟制墨，提高了墨的质量，墨工程君房制作的墨享誉四方。明人形容说：“横绝四海，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清朝徽州有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四大制墨家。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喜爱书法，专门制作了御用的“徽墨”，如康熙的“亿万斯年”“端凝鉴赏”“太平雨露”，雍正的“天府墨林”“文苑秘宝”，乾隆的“三希堂”“乐寿堂藏墨”等等，不一而足。墨以“质地细洁，色泽光润，胶水不重，上砚无声”为佳。苏东坡有独到的见解：“世人论墨多贵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为弃物，若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复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佳也。”严复与苏东坡有同感。

墨砚合配，古色古香，适用而名贵，相得益彰。

归置好笔墨，严复坐下来，神闲气定，再次看了一遍刚写好的文章，觉得一气呵成，气势如虹。然而，文字语句未免有些艰涩，不那么好读好懂。这倒是有意为之。希望以这种时下流行的文体引起当政衮衮诸公注意，希望引起天下士子重视。如侥幸引得当今皇上垂察，那就幸甚至哉了！以往，严复因“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这回，偏用科举所看重的古文言文叙事说理。严复希望能够振聋发聩，衮衮诸公当会看到严复并非不能，而是被埋没于草莽！

虽然，严复对文章满意，但是，他还是决定按照习惯，放些日子，再三斟酌，然后选择时机发表出去。三十年来，中国祸患频仍，尤其是亲历台湾抗击日军入侵，又遭到甲午惨败，国是、家事萦绕，字字呕心沥血啊！

严复想起了同治十三年（1874）那个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