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后古代记忆
有必要沿着人类历史的河岸漫步一遍，这倒不是为了满足简单的好奇，也不是为了去证实史家学者们的一些观点，而是要去触摸一下如今百态原初的根，进而形成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好让自己活得更为自己！
因为，脚就在我们的身上，用不着担心有没有路……
孤独谷里的成长足迹
当图腾威严地光临人间时，崇拜它的人们都还孤独地生活在各自的生存点。不用说洲与洲之间，也不用说国与国之间，就是说一国之内的两个生存点之间都还没有开始接触和来往。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存在，不知道别人的存在。所以，他们没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想法，也没有探索未知世界的认知冲动，有的只是和群落一起好好活着的愿望。可群落内部的一些变化已经不与这一愿望一致了。图腾也不是为帮助这一愿望而出现的。
在各自的生存点上，由那个20至50人繁衍起来的家族群落在生活方式、生存形态、社会秩序方面究竟如何一环扣一环地发展起来的呢？就像种子播下去后禾苗长出来了，料理的需要随之就产生。料理禾苗不能没有工具，于是去买的必要就产生了，工具买回来了，发挥其作用的必要也就产生了，作用发挥好了，禾苗就长成了颗粒饱满的农作物，接着收割的需要又出现了……与此相同，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一个需要衍生出另一个需要，再催生又一个需要的结果，而绝非是在游手好闲的搬弄中创造出来的。但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细节，只是对那个年代的可能情况做了一些概述性谈论。
关于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尤瓦尔·赫拉利举例说：“在苏联的松希尔，考古学家于1955年发现了一个3万年前的墓地遗址，属于一个狩猎长毛象的文化。在其中一个墓穴，他们发现一名年约50岁的男性骨架，盖着长毛象象牙珠串，总共约有3000颗。死者戴着以狐狸牙齿装饰的帽子，手腕上还有25只象牙手镯。其他同一个墓地的墓穴里，陪葬物品数量远远不及该墓穴。学者推断，松希尔长毛象猎人社群应该阶级十分明显，而该名死者也许是部落的首领，甚至是几个部落共同的领导者。”[1]是不是几个部落共同的领导者，我们可以不用去讨论它，但从陪葬品的规模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该首领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大量占有。以此推测，在其他地方这种占有情况的出现不会太晚于这个时间。
就早期的家族群落可能活动的范围，赫伯特·乔治·韦尔斯举例说：“很多英格兰的农民在18世纪从没有离村远过8或10英里，他们以前的祖祖辈辈也是这样。”[2]这一例子，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一两万年前家族群落生活状况的闭塞、孤独和与世隔绝。至于农业的出现，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说：“尽管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已懂得如何种养食物，但直到10000年前才转向农业。”[3]显然，这里所说的农业肯定是较为成熟的，已成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农业，而且会遍布在纬度较低的地区。而大多的地方还是将狩猎、养畜、种植综合运用在生活中，以增加食物来源的渠道。图腾就应该在这样的情形中，人类踏步在新旧石器时代交会地带时俨然出现。
出现之初，图腾的确对其创造者帮助很大。它不仅提醒了亲情，缓解了不满，也为占有者身份的虚构性变化开辟了一条新路。沿着这条路，长老或首领开始时是图腾祭祀人，之后是上天的儿子，再后是神圣化身，然后是上帝的臣子。巫师与祭祀阶级就是由放弃或旁落于世俗权力的长老或首领分化形成的。
对虚构能力尚还很弱的人类来说，玄妙的头衔固然很有吸引力，但还是不及财富占有对人的诱惑与吸引。长老或首领一面虔诚地祭拜着图腾，一面又加大着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力度。富有者更加富有起来，贫困者更加贫困。于是，图腾的功效开始弱化，不满又开始在被占有者的心中燃起，甚至对抗和反抗也开始出现了。这是占有者所不能接受和让步的。那么，接下来如何才能使人们俯首听命，接受占有呢？看来没有什么好办法让人们欣然接受一个不合理的利益关系。于是，占有的欲望使长老或首领开始蛮横起来，他们伙同近亲组成了统治集团，对那些不满者和反抗者及亲情关系已经模糊的人们进行了强力占有。他们不仅用强力，甚至用暴力既占有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占有了他们的人身权利。这样，奴隶制社会悄然而至。
在小心地记述人类早期生活一步步变化的过程中，我也用另一只眼睛一直观察着权力在其中的一举一动和微妙表演。我们曾经瞭望过权力始于动物时代的痕迹。比如，狮群中的狮王，狼群中的狼王，它们对所属兽群的统治资格，就是权力存在的最初形态。当进化使人类走出动物行列，进入原始人类生活之后，权力就依附到了家长老大或家族头人的身上。在语言出现之前，这种权力的体现形式与动物的行为方式没有太多的不同。语言出现后，权力就长出了翅膀。权力，原本是个体生命的自我负责意志。但原始的群体化生活不仅淡化和挤压了个体的自我负责意志，而且让家族群落的长老或首领垄断了它。于是，它在垄断者的手里涅槃成了一个叫权力的神奇之物，开始大力度地左右他人的生活。这个时候，它不再只以意识的形式存在，而已成长为具有具体架构并由人力来司职的实体存在。从此，权力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个体生命的力量，统治力真正形成了。
权力就这样成长起来，并帮着族群的长老或首领把人类的生活推入了奴隶制的存在形态。
关于权力的成长，我想暂时就观察到这里，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观察和探究一下。那就是：原始的共有生活为什么没有向利益关系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去，而是向着利益关系愈发不合理的奴隶制社会形态发展过来了呢？这个问题对人类很重要，所以趁它再向复杂发展之前，有必要去端详一下它的来龙去脉。究竟什么是人的本性，虽然我不想冒险地下定义，但我比较坚信的是人的本性一定源自生命的本能。只要是生命，如果是植物形态的，成长就是它的本能；如果是动物形态的，生存就是它的本能。为满足这一本能需求而存在的潜在意识就是本性的雏形，而它在行为上的表现形式就是永不知足的占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贪婪，也是人之本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本性的这一内容得以实现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能力。但是，自动物时期到共有生活时代，人从野性自然中获取的能力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们本能地聚合在一起，满足本性的最低要求。其间，随着使用工具的进步、认知的提升和个体空间的完备，人们满足本性要求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甚为初步的文化创造尚未培育起能够修正和抑制本性的理性，所以，人类的生活就顺着本性的轨道发展下来了。
不过，奴隶制不是人的本性普遍得到解放的成果，而只是少数人的本性在权力的帮助下开始发作的成果。那么，怎样的条件才能使人的本性得以任性地发作呢？英国社会学家霍布豪斯先生认为：“在文化演进的初级阶段，如在低级狩猎部落里，是没有奴隶制的。只有技术发展到一个劳动者能生产出超过他本人所需的剩余财富时才能有效地使用奴隶，所以奴隶制的出现常限于一个相当发达的农业社会里。”按照这样的论断，我们可以坦然地说，在10000年前的某一天，我们人类的先锋群落跨入了奴隶制社会的门槛。因为，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坚定指出人类“直到10000年前才转向农业”。
终于，古代的古与我们只有10000年左右的距离了，史家和学者们开始看到的事和物更具体、更清楚了。他们看到，8000多年前小米已在中国的农田里飘香，大米也在5000多年前已经盛满了中国人的饭碗。同样，他们也看到9000至7500年前小麦、燕麦、豌豆在中东大地上翻起的滚滚绿浪，也听到山羊、绵羊和牛在他们的庭院里叫唤的声音。他们那敏锐的目光也还看到了7000多年前在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的田庄里生长的玉米、蚕豆和南瓜（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认定的农业在这些地方出现的时间）……
我不敢武断地说，农业已经发展起来的这些地方步调统一或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因为，除了大多数中国的史学家确信，约在4000年前已有奴隶制之外，其他有早期农业的中东古巴比伦，非洲古埃及，欧洲古希腊、古罗马和亚洲的印度等地区，或被史学家们认为因为有了战俘才有了奴隶制，或像印度那样被认为不曾有过奴隶制。我们不知，是因为奴隶制太过冷酷，还是因为奴隶制认定标准不一而导致了如此之大的认识差异。尽管这样，我还是坚信当文化还没有培育出能够抑制本性的理性之前，古代人类的生活除了顺着本性轨道发展而去，没有其他可以幻想的模式。所以，在那散发着米香的滚滚绿浪的农作物背后，肯定存在着以深度占有为特质的生活形态……
石木时代的奇迹
继续讲述各自独处的那些家族群落的故事。
虽然，可食植物的种子从野外荒地来到了人类开垦的田园里，但人类群落的本身还没有走出各自独处的生存天地。因对水的需要，他们无一例外地紧靠河流或湖泊居住。他们依存的这些河流和湖泊，有的是一个庞大水系的一条支流或为一处汇聚点，而且位于气候温和的温带以内，为生存在那里的族群领先人类历史的脚步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而有的则位于寒冷干燥的温带边沿，由此那里的人们与人类其他成员同步前行的脚步被阻碍了。
在河边，在温暖地带，不仅杂草茂盛，树木更是可想而知地茂密与粗壮。所以，这样的地方很少有肥沃的闲置地。但这样的地方就是种植农业别无他选的好地方。这样，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用什么工具刨土开辟出农田呢？
尤瓦尔·赫拉利风趣地说：“很多人以为在农业革命前的人类都只使用石器，其实这是考古偏误造成的误解。所谓的石器时代，其实说是‘木器时代’更精确。”[4]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铁器出现的约5000年前，人类经历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石器木器混同使用的“石木时代”。那些注定要走到人类前列的人们就是用石器和木器，为人类创造出了不朽的荣耀。
大地自然是生命滋养的唯一宝藏，至今人类采集它的方式只有几种。最早和动物一样，只懂得捕猎和采摘。然后随着智力的发育，又懂得通过畜牧与农耕加以采集的办法，并且沿用至今。在传统的条件下，畜牧被动于自然较多，而农耕则主要依靠人的能动劳作。所以，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发明很多来自农耕文化。农业对人类的重要性不是天然显现出来的，而是被组织起的有效劳动将它呈现出来的。在那个时代能够组织起劳动力队伍的，就是那些可被称作奴隶主或深度占有者的人们。因为，权力在他们的手中已经成长为统治力，并且也已经很大程度地占有了族群成员的人身权利。所以，他们在占有欲的驱使下，有力地组织起族群的成员，让他们拿着木头的或石头的器具，开始开垦野性的大地。然而，在温润的自然条件下，没有一块拒绝草木生长而专门等待人们来耕种的土地。反之，每一块地方或早已被野草占据，或早已被森林覆盖。
大多史学家们认为，早期的农业主要以“刀耕火种”的技术开发农田，进行耕种。可是，有过务农经历的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一块森林之地得以刀耕火种的可能性。因为，即便烧掉了地面上的树木，但盘根错节在地表下面的根茎既难以刨出，农作物更是不能在其上面生长。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没有树木的草地为开发对象。即便这样，对只有石木工具的人们来说，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人们不得不像蚂蚁啃碎土一样，一点一点去刨，一点一点去挖，使之变成能够耕种的农田。因为，他们的那个首领和统治者强迫他们去这样劳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劳动在继续，成果在扩大，文明创造也日趋加速了。随着人类与泥土深度交往的继续，泥土开始有了人的灵性。依照人的需要和想象，泥土被垒筑成了房屋，被捏制成了器皿，被烧制成了陶器，文明借泥土的身躯现形了。从泥制器皿到陶制器具，中国流传有这样一则故事：距今1万多年前，有位心灵手巧的妇女叫尤陶氏，她用泥巴捏一些玩具供小孩玩。有一天，一场大火烧毁了她的家园。这场大火以后，悲伤的尤陶氏发现，她用手工捏制的各种玩具变得更加坚实，而且耐水。于是，人们就尝试着这种办法，制作各种器皿和食用器物。如果说，就像这则故事，从泥器到陶器的跨越缘于偶然的自然提示，那么已经出土的陶器遗址向我们透露着，这样的提示在日本和中国发生得早一些，其次为印度，再次在西亚，然后在世界各地。时间，从1万多年前到5000多年前。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劳动在继续，收成在增多，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了。由于被开发的农田一天比一天多，投入的劳动一天比一天精细，所收获的粮食越来越多了。粮食多了，能够养活的人也就更多。人口的增多，对劳动者来说增加的是负担，而对占有者来说带来的问题可就更多了一些。首先是，孩子多了，长大成人了，分家的必要就产生了。接着是，家分出去了，但一无所有，生活又难以为继，财产分割的必要又产生了。再接着，因为当时的人还没有公司化管理的智慧和知识，父母长辈就简单地把部分财产一一地分给了他们。所分得财产中，既包括物质的财富，也包括现有的耕地，还包括生产财富的劳动者。这样，原来那个组织单一的社会，就衍化成了以首领为总的占有者、以孩子们为分级占有者的多层级占有的复杂性社会。这样，家族群落向族群部落转型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劳动在继续，财富的需求量更大了。由于下级占有者须向总的占有者——首领缴纳一定的财物，所以他们对劳动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技术还很原始的条件下，提高劳动效率的办法只有一个：加大劳动的强度。于是劳动者被强制的程度越来越高，使他们的体力付出经常处在极限状态。毕竟，人体是血肉组合，当压力超过承受力时，它就启动摆脱的程序。因为人们尚未形成颠覆力，所以精神上的抗衡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选择。神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针对不绝于耳的图腾说教和强迫劳作的蛮横权力，人们开始酝酿威力远远大于图腾和权力的虚拟存在。有一天，这个威力终于被虚拟出来。这就是威赫曼·史密特神父所认为的“太初人类造了一位神，他是造物主，是天地的统治者”。宗教评论家凯伦·阿姆斯特朗阐释说：“有时也称作苍天之神。”神就这样被造出来，并开启了人类神话时代的大门。人类没有无目的的创造，神就是为抗衡图腾，尤其是为抗衡权力而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有着深刻的底层性。神来了，但因没有权力的支持，未能及时解决人们的需求，不过还是为他们身世认知提供了一条思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光在流逝着，世代在更替着，权力文化也发育起来了。因为，权力必须与生命相结合，才能显现出它的效能。所以，权力永远不会成为陪葬品。然而生命是有限的，一代更替一代是它延续的基本程序。这样，权力的接续与更替就成了古代人类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关于古代没有文字记录时期的权力，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认为可能是这样存在的：“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5]而威尔·杜兰特先生则认为可能是这样的：“拥有同一片土地，同一种血统，并生活在同一风俗与条规的管辖下，几个家族结合起来，在同一个酋长管辖之下就形成了部落，这就是成为国家的第二步骤。这种发展是缓慢的，有些集团根本就没有首领，有一些似乎仅在战争状态下才组合在一起。依我们的现代民主看来，这样的组织形成的确不值一提，仅仅是几个原始团体的结合，如说有政府存在的话，也就是在他们家族中，有一些家族的长老们出来管理家族，但并不具有专断的权力。”中国史学家范文澜认为，禅让和世袭已经成为权力接续更替的主要形式。[6]不论是哪种，都说明人类已经开始认真对待权力接续的问题。
是的，这是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总的占有者只有一个，而二级占有者不止一个，他们是总的占有者繁殖出的几个或多个。更因为，总的占有者自然早于二级占有者离世，所以他的位置由二级占有者中的某一个来接替。这样，争夺就不可避免了。争夺可能是和风细雨式的，也可能是明争暗斗型的，还可能是暴风骤雨般的。不论怎么样，结果都会产生一个新的智勇超群的总占有者。按此机制产生的首领，很快会转身成为部落联盟盟主或酋长。
时光仍然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争当了首领，也不会万事大吉，能争当的更不会消沉而去。反之，他们情愿或不情愿地拥戴新主后，很快转入自己新一轮的发展中去。于是，农田开发从他们各自的占据地向外扩展开去。随着农田一块接一块、一圈又一圈地扩延开去，他们惊奇地发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终于还看到了和他们一样、两条腿走路的其他部落的人。
经过难以确说的漫长岁月的独立发展，领先历史脚步的人们就这样开始相见了。这时，他们已经不知同根的亲情，所以眼睛里充满了陌生、恐惧甚至是敌意……
握手，或者是出拳
现今这个世界的格局是人类无数次分分合合的结果，而且分合还将继续下去。
我们用心灵跟随最早的、从非洲走出来的、由20—50人组合而成的自治团体，一直生活到他们发展成为从事农耕的部落联盟的这个阶段，获得的收获是巨大的，受到的心灵启迪也是巨大的。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他们将要走出方寸天地，与其他同类部落迎面相见的下一步历史方向。不论他们将选择握手相见的形式，还是选择出拳相击的模式，都将导致耕地越来越连接、居住越来越集中、权力越来越政府化、人群越来越一体化的历史结果。这是农耕生活带给他们的厚礼，而农耕生活是自然世界带给他们的大礼。
据地质学家研究，我们这个世界自然形成以来共经历了4次大冰期，最后一次为第四冰期。有的地质学家认为，第四冰期已经结束，有的则认为还没有结束。这期间，厚厚的冰层从两极向内覆盖，北半球曾被覆盖到北纬45度左右。那时的地球就像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表情冰冷地行走在茫茫宇宙间。约到10000多年前时，阳光开始逼退冰川，形成了现今的地理气候。这个地理气候，为落脚到低纬度地区的先民们提供了发展农业的先天条件，而为散落到高纬度地区的先民们准备了一个严酷恶劣的环境。
如果说，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20—50人”的自治团体的判断符合普遍的情况，那么同样在狩猎为生的年代里，散落到高纬度地区的先民们的生活，比落脚到低纬度地区的先民们的生活要艰苦得多。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寒冷的气候。高纬度地区温暖期短，而寒冷时间却很长。所以，他们不能像低纬度先民那样席地而居，而必须找一个有利于保暖的场所居住。于是，洞穴就成了他们必须入住的地方。
可以坚信，洞穴是散落高纬度地区的狩猎先民们走向文明的摇篮，也是创造与落脚低纬度地区人们不同类型文化的起跑点。比起席地而居，寄居洞穴有着明显的空间限度。由于带着同一祖先指向进化的基因，散落高纬度地区的先民们在智力发育的进度上与落脚低纬度地区的人们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面对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随着使用工具的进步与优化，他们所能猎获的食物就会多起来，随之人口也开始增加。洞穴的空间开始不够用了，于是需要部分人员搬离出去，到别的地方生存。
那么，谁应该离开呢？我们无法知道，而他们的首领却了如指掌。于是，他和他的继承者们，一次一次地把人群分化出去，自己则总是保持洞穴所容纳的人群规模。被分化出去的人们不一定完全是漫无目的，也有可能存在着已经发现的无人居住的新洞穴，或再去寻找新的寄身之所。他们离别而去，多少年多少代之后，在其他很多地方出现了各有称谓的部落和人群。久而久之，生存条件的这种散落化需要变成了他们后代人们喜欢我行我素的心灵遗传。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众多游猎民族最早的根就是这个时期分化出去的。
人们一直认为，狩猎部落的活动范围大得惊人。其实，在早期他们的范围并不会很大，因为他们只靠双腿，而且也不能离开洞穴太远。穴居在一处山洞里，走遍周围的山山水水，他们看到了很多东西，于是在行猎之余把那些所见的东西刻画到了岩石上，使北半球上的我们不断有惊奇的发现。他们活动于有限范围的时间很长很长，长到具备了两个条件后才离开。一个是能够搭建简陋的、但能够保暖的棚舍的技术，另一个就是拥有驰骋如飞的马。
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距今5000多年前人类已经开始驯养马。马的出现意味着穴居狩猎者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对马和棚舍技术的拥有，使洞穴居住者的世界获得了巨大的解放。首先，像因开拓耕地而走向融汇的农耕者那样，穴居者们也借助马蹄的奔腾走进了与其他部落迎面相见的岁月。在这个岁月里，有的聚落相互结拜成了兄弟，有的聚落则相互进行了征服，最终形成了大小不同的部落联盟。故义气和力量成了游猎民族的精神崇拜。其次，是为他们转入游牧的生存方式提供了可能。研究者们断定，在成功驯养马之前，人类已经有了畜养牛、驴、绵羊和山羊等的能力。所以，他们已经发现畜养牲畜的生活没有狩猎生活辛苦的秘密。但森林里是无法放养数量众多的牲畜的。于是有人尝试走出森林，走向原野，开始用牲畜的嘴收集大地的滋养。研究者们说，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不论事情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哪一天，我们都应以惊奇的目光凝视一下，身后抛下群山与森林的历史故乡和神奇豪放的狩猎生活，赶着数量不多的牛羊群，走向草原，走向游牧生活的那些人。因为，他们的走出为生活在地球高纬度地区的人们开启了新的、发展潜力更大的生存模式。这就是马带给他们的变化，所以狩猎游牧民族对马有着深深的喜爱情结。
转入游牧，其本质就是狩猎人同大自然关系的一大调整。狩猎，其实就是抓捕猎杀野生动物的活动。猎物再多，但毕竟都是各怀绝技的山野生灵，所以人能捕获到的总是很有限。于是，因为食物有限，能够养活的生命也总是很有限。这就是狩猎生存者人口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而游牧生活就不同了。它一改直接猎杀的简单方式，而通过不断繁殖的数量众多的牲畜收集大地自然的滋养，然后根据需要宰杀食用。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养活更多人的食物需求，而且活着的畜群均以剩余的形式继续收集滋养。食物就在掌控下，且还自行繁殖，能够满足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活动资源就这样形成了。
如果说，森林给狩猎人准备了森林般的艰辛，那么草原就给游牧人提供了草原般广阔的发展前景。不知不觉，他们的人口快速地增长起来，势力壮大了。这样的事例，在蒙古人留下的史书《蒙古秘史》里有着清晰的记录。他们约从一对叫朵奔篾儿干、阿阑豁阿夫妇时期开始转入游牧生活，在经过8代人的繁衍发展后，他们就成了东北亚草原上威震一方的大部族。虽然蒙古人转入游牧生活的时间较晚，但这一事例本身完全可以说明游牧生活带给高纬度地区人们的发展与壮大。
人多了，牛羊也成群了，他们会选择怎样一个生存的秩序形态呢？在高纬度地区生存的先民们与生活在低纬度地区的先民一样，都有着以自私为内容的本性。所以，作为首领的人不可能没有强烈的占有欲。但是，在低纬度地区，尤其是农耕生活所能产生的剩余是静态的、不动的，所以能够实现完全的占有。可是，在高纬度地区，无论是狩猎，还是游牧，所能产生的剩余则基本都是无法仓储起来的，桀骜不驯的兽类，难以实现静态化的占有。对劳动力也一样，很难进行对人身的占有。因为，人们的胯下都有奔马，若有不满便可赶着牛羊行走天涯了。这样，首领或头人的本性不得不同自然赋予的生存方式妥协，形成一个既能让权力者足够富有，也不穷绝其他人的基本拥有，且以血缘关系紧密相连的游牧部落社会。
在这样的生存模式下，狩猎游牧的人们发展起了不同于农耕文化的文化。与农耕文化所特有的一物为抗衡另一物而产生的抗进性相比，狩猎游牧文化里则充满着服从自然的顺进性。因为，他们无力抗衡自然，所以只好按照自然默许的形式安排生存的模式与社会的形态。农耕文化已使生活在低纬度地区的人们转变成了食物或者是说生存资源的生产者，而狩猎游牧使人们只能停留在不饱和的生存资源生产形式上。所以，生存所需的滋养永远是他们伸手的方向。
第一步总是很珍贵的。随着那些开拓者来到草原，转入游牧，他们的发展壮大都提挡前行了。他们的人口不断增多，他们的牲畜日益成群，最初开拓者的后人们一个一个地发展成了强大部落的首领或酋长。接着，人口增多，牲畜增群的他们必将走向更大的草场，占有更加辽阔的领地。这样，草场的争夺就成为他们部落与部落间的不断打斗，进而将发展成部落间的兼并与征服行动。最终都会出现一个称霸一方草原的游牧利益集团。这个故事，从欧罗巴大地到东北亚细亚的大草原，从阿拉伯的山地到高加索山脉的南北，在曾有游牧生活的世界各地，激情演义到人类历史的近代时期。
当生活在地球高纬度地区的人们还在酝酿这一程序的时候，转入农耕生活的人们已经进入了部落与部落和部落联盟间碰面与碰撞的年代。在有文字记录之前，这些农耕生活的人们，在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在印度次大陆地区，在中东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在尼罗河中下游地区，在环地中海的一些沃野上，以及在南北美洲的一些地区，不知上演了怎样一个你争我夺、你死我活，或征服了别人，又被他人征服；兼并了他部，又被别部兼并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情仇！我有时候想，神话是不是这个年代的故事经过长久的口耳相传，变异下来的民间记忆呢？
不论是怎样的激烈与残酷、曲折与复杂，就在这期间，他们发现了铁，发明了车，创造了文字，锻造了武器，整合了越来越大的地域，统合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形成了多个以地理区域独立存在的大型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就是历史学家们常说的邦或国，各有酋长或君主的生存集团。
这样的集团究竟在地球的哪个地方第一个出现？我们不知道。其实，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们也都不知道。只不过……
城市、权力、神及其他
时间过得说慢就慢，说快也很快。当人在期待中度日，时间走得那个慢，比蜗牛还不着急；当老了，突然回首，仿佛一切都在昨天，时间过得太快了。感悟历史可能也一样。
是啊，当我们目不暇接于历史风光间，那同出非洲的人类先民们沿地球的高低纬度线繁衍形成了农耕的和游牧的两大类群，建立起了傲立一方的国和邦，并且已经走到了将要激情碰撞的大路口。他们所建立的国或邦，已远远不同于起初的那个血缘组织，而已发展出了共同而有秩序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人类的认知中，有一个响彻全球而光芒无比的词语，那就是：文明。史家、学者们为文明的成立设定了不少的特征。比如，要有城市中心，要有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要有纳贡或税收的制度，要有文字，而且社会应分为阶级或等级，还要有巨大的建筑物和各种专门的艺术与科学，等等。而我愿意把它理解为在某一生存资源形式上形成共识的共同而有秩序的生活方式。因为，人类不是为创造文明而活着，而是为共同而有秩序地生活而创造着文明。
共同而有秩序地生活，是进入兼并、统合进程的农耕地区的人们所必须实现的生活方式。经复杂、往复的兼并与统合，胜者一方的占地面积大了，拥有的人口多了，其首领也成了举足轻重的一邦之主。一邦之主可不像原始群落之首，与其成员席地露营，而是会百般奢侈地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宅舍。这个宅舍建得高大了、阔绰了，人们就将它恭敬地叫成了宫殿。宫殿有了，侍奉的、保护的、提供生活所需的，都需要集中密集地分布坐落。于是，这个地方不仅成了繁华的中心，也成了最为安全和便于谋生的地方。人们便往这个地方靠拢集中，加上原来的住民，就会形成一个建筑密集、方圆连片的城市聚落。这就是城市或城市中心。无论在近东、中东，或在中国、印度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这是农耕生活必然走出的历史结果。
那么，在地球广袤的低纬度地带上，究竟是哪里的农耕族群最早走出了这样的历史结果呢？研究者们曾认为，尼罗河流域是这一结果最早出现的地方。后来，他们不断发掘，不断发现，最后改变主意，并向全世界宣布：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的读者来说，“苏美尔”既是地理概念，也是人种的概念。从地理概念来说，苏美尔就是今伊拉克南部、南临波斯湾的平原地区，这个地区正位于赫赫有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养育出的平原。从人种概念来说，生活在这片平原上的一个古代人群叫苏美尔人。这些苏美尔人究竟属于什么种族，如何来到苏美尔地区的，学者们至今研究未果。令研究者们奇怪的是他们的语言中，含有不少蒙古语。
就在苏美尔这个地方，自1922年至1934年，考古学家发掘了12处深埋地底的城邦遗址。据介绍，深度达百余英尺，是一位叫伍莱的英国考古学家和他的团队发现的。于是，专家、学者们的目光立即从尼罗河流域转移到这里，并认为，这里是人类文明之光最早出现的地方。如果地球上再也找不出比它更早的其他文明遗址，我们就可以认为，苏美尔人就是最早走出农耕生活所必有的历史结果的人们。时间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
公元前3000年左右，有学者认为表述为公元前3500年左右更合适些。不论公元前3500年，还是公元前3000年，距今天的我们都有5000多年的时间。从很远很远的那个远古走到并非很近的5000多年时，我们人类先民们那曾和动物并无二致的生活方式，究竟发育成长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他们那个已经远离动物物种而走向人这个特殊物种的脚步究竟到达了怎样的一个境界？在发现苏美尔之前，人们对此一知半解，所知有限。而发现苏美尔之后，那些从地底深处跃然重见天日的文物，激动无比地说出了隐藏多年的一切秘密。这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分别是：
手更长更灵了
我们人类的手，本来就是为采撷大地自然的滋养而进化形成的。起初，人类的这双手很笨，只能采撷一些现成的、由动物或野生植物所吸收而成的大地滋养。随着转入农耕，不仅调整了与大地自然的关系，更是改变了获取滋养的方式，使自己从一个简单的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心灵手巧的滋养生产者。到苏美尔年代时，玉米、大麦、小麦、枣和一些蔬菜等已经成为人类伸向大地的无数只手，为他们奋力吸收着所需的滋养。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人类在与水的关系中变得能动起来，已经知道沟渠引水，灌溉农田了。同时，牛已经成了农田里的大力神，犁、管状播种机、木制的带有硬齿的打谷机等都已经变成人类采撷大地滋养的帮手，为他们忙碌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
这时，人类的手也已灵巧到会织布造物了。织造的出现不仅使人类更加体面起来，而且也开启了手工业的序幕。考古学家们发现，这时的“织造，系以国营方式”[7]存在，说明当时很为紧俏和重要。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人类已经学会用船在水上走路，用金环、银环等装饰自己。也许，还有一些秘密还没有找到。不过，已发现的这些秘密也足以说明，农耕生活使我们人类先民采撷大地滋养的手更长更灵，农业化已成为他们走向未来的宽广大路！
权力长大了
在打量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观察权力每一步的变化情况。在进入农耕、出现剩余、进入深度占有的社会时，我们曾观察到它从首领这一个体人的存在形式转变为具有司职人员的统治实体的成长情况。通过再一次漫长岁月的演进，到苏美尔年代时，那个还较为粗放的权力已经成为能够维持共同而有秩序的生活的统治体系。研究家们已将它称为“政府”。据介绍，已被称为政府的这个权力体系，从最初的以占有为目的的存在已经转化为以统治为目的的存在。其标志是，将赋税确定为百姓对权力的义务，将执法确定为权力对社会的义务。虽然，研究家们还没有找到苏美尔人成文的法律典章，但从已出土的文物中，他们解读出了这一点。此外，研究家们还把占据了若干城市的权力体系称为“帝国”，把这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国君”，以此将权力和它版图的叫法透露给了世界。至此，权力对于人的既需要又厌烦，而且还无法挣脱的特殊性已基本形成。
与神更亲近了
我曾推断，神是底层百姓为抗衡胁迫他们的权威而创造出来的。所以，在利益关系不合理的历史条件下，它总能受到底层百姓的欢迎和信赖。同时，权威者们也不怎么反感，于是神化思维便广泛地传播开去，转而成为解读宇宙世界一切未知现象的一把钥匙。这样，被创造的神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受到的信赖也越来越真切。作为官方的掌权者对此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更好地博取神的佑护，建起专门的庙宇，安排至亲、至信的人，毕恭毕敬地将它供奉起来。这是人类功利本性毫无掩饰的玄妙表演。起初，神刚被创造时，人们不会有供奉的意识，而清楚地知道这是他们的心灵创造。可是，时间长了，说得多了，一个虚幻缥缈的创造就在人们心中真实而具体地存在起来。于是，人类的功利本性就以敬神的美名伸出双手，想要得到超乎人力的恩泽与佑助。所以，他们创造各个方面的神，供奉在各自的期许上。可是，神似乎不愿介入人间的事务，不然为何出现导致毁灭性灾难的黑死病，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怎么会爆发？苏美尔人并不知道后来的这些事，所以，他们创造了城神、国神、光明神、美女之神、弱者的守护之神、灌溉之神等很多的神，虔诚地供奉在庙宇之中。
从最初的苍天之神到苏美尔人创造的各路神灵，我不知道人类对所创造的神进行了多少次更新。但清楚的是，比起苍天之神的遥不可及，苏美尔年代的神不仅已被请到人间，而且还被托付了繁重而艰辛的满足人类欲望的工作任务。苏美尔人曾认为神是凶恶的，所以开始时以人为祭品，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才改以羊羔等为祭品。这无疑就是人和神的关系走向理解与亲近的表现！
记忆可以储存了
记忆是经验的载体，是人类生命灵性的存在形式，并对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不断提供导师般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动物也是有记忆的，但存在的时间较短，所以对动物行为上的进步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在那遥远的原始时代，人的灵性虽然超出了其他动物，但它保存记忆的时间也极其有限。可以说，当一代人辞世时，留给后代的记忆不会很多，而遗失在往日里的东西却太多太多。原因与动物的情况差不多，那就是：除了能用一辈子的大脑之外，没有储存记忆的工具和手段。如果先民们没有创造文字，没有发明固定文字的物体，那么真不知今天的我们还处在怎样一个境况。好在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到苏美尔年代时，这里的人们不仅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字，而且还有了固定这些文字的物品——泥简。研究家们发现，苏美尔人用的文字是古老的象形文字，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600年左右。那时，他们把文字刻在石头上，而到公元前3200年时，他们就扔掉石头，改用书写更为方便的泥简。泥简由湿软的黏土制成板状物，然后用铁笔把字刻写上去，再后以火或阳光烘干，之后它就变成可以永久保存的物品。谁也不知道苏美尔人制作了多少块泥简，储存了多少生存的记忆。仅在一个叫特罗的地方，法国考古学家德·萨泽克就发掘到3万多块泥简。现今，研究家们所讲述的苏美尔故事多来自这样的泥简。
创造文字，再创造固定文字的物体，然后把记忆储存起来，以供后人欣赏与使用。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开化的过程中必须走过的一条路，不然在远东的中国就不会出现刻字的甲骨和竹简等固定文字的物体。人类的这个过程好像还没有结束，当如今的我们乐此不疲地收集和珍藏着纸质图书时，记忆的声光电储存已经大行其道了……
经验开始被传授了
经验对人类的重要，犹如月光对天空的重要。
在生存的过程中，每一个生命都是经验的探索者和总结者。可是，在远古蛮荒的年代，人类缺乏统合与放大经验的能力，致使很多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未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有效动力。我曾深深地思考过非洲野牛与狮子的关系。如果做一对一的比较，不论从体重、体力，还是自卫武器，狮子绝对不是非洲野牛的对手。但是，在生活的现场里，非洲野牛都是狮子们的盘中美食。狮子们的策略很是有效，它们先在牛群旁奔跑，以引起牛群的恐慌和奔逃。待牛群慌忙奔逃起来后，狮子们从中选定一头目标牛，穷追不舍并终能合力将它制服，再狼吞虎咽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牛群基本上是自顾自的状态，偶尔有个路见不平的拔刀相助也不彻底，最后都是眼巴巴地看着同伴被吃掉。如果牛群有总结经验和传授经验的智商，能够把逃跑变成迎战列阵，能够把偶尔的拔刀相助改成完整的解救行动，那么再强大的狮群也只能是望着牛群白流口水而已。可是，牛至今没有进化出这种智商，所以它一代一代的后辈都未能逃脱惨死狮口的命运。
庆幸的是，人类的进化中没有出现这样的缺陷，到苏美尔年代时，这里的人们已经懂得了经验的珍贵，不仅发明了记录储存的办法，也开始有了将这些经验传授给他人和后代的举措——教育。研究家们发现，苏美尔人的教育被祭师掌控。祭师们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在各个神庙开设了学校，教授学生。所教的课程有写、算、宗教、礼俗、法律等。谁能想得到，在他们的教学中竟有这样的内容：“人类在原始时代，不知吃饭，不知穿衣。他们在地面爬行，饿了，就地吃草，渴了，就沟喝水。”[8]
朴实，简捷，也透露着苏美尔人已经走完神化时代的信息……
公共约束出现了
简单地说，法律就是强制执行的公共约束。
威尔·杜兰特先生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明确无误地说：“苏美尔人的法律，在乌尔恩格及敦吉时代，即已颇具规模。其后举世闻名之《汉谟拉比法典》，即系导源于此。苏美尔人之法律，可说包罗万象。”在这段表述中，“包罗万象”一词很是重要，它说明在苏美尔人的法律中已经包含了能够维系共同而有秩序的生活的基本约束。尽管，一切是按统治者的意志提出的。
在对历史没有解读能力时，我曾对苏美尔人之法律现象深深地感慨过。曾认为，苏美尔人简直就是个大天才，竟创造出了师表人类的法律这一宝贝，如无这一创造不知人类何时才能有它。现在的我没有以前的那种冲动了，也已经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在远古年代，部落与部落的碰撞开始之后，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是常常发生的结果。于是，就出现几个不同部落的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的情形。如何使这个共同的生活有秩序地运行下去呢？统治者能够做的就是将自原始聚落以来孕育形成的家规部法等行为约束进行补充和放大，使之成为统治之下全体民众的行为约束。其中，已有文字记载的，被我们兴奋地称之为“法律”了。
从苏美尔人已有包罗万象的法律来看，在5000多年前，生存在这里的农耕部落已经进入部落间的碰撞期，并开展起了惊心动魄的征服与统合活动。
心灵找到了存在的形式
在进化过程中，那日益复杂起来的心灵会让人类做出怎样一些事情来？如果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观察太古时代的人类生活，我们除了说“天才知道”以外，别无他话可说了。因为，那个时候，人类刚从动物的类别中分离出来，尚不清楚他向哪个方向进化发展。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了，那就是：人类没有向身强力壮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心灵智慧的方向进化过来了。所以，他们不是靠着体力，而是靠着心灵的智慧把曾经的动物伙伴留在猎物追逐场，自己却变成了生存资源的生产者。其间，随着智慧与能力的不断提高，面对复杂百态的生存境遇，人们不再像动物那样迟钝不觉，而是日益敏感地意识到在身体的某一处正在产生着难以抑制的一种东西。这就是人的心灵对外部世界及生存体验的内在感应。这种感应看不见摸不着，又难以控制在身体的某一处，于是就通过身体的各个出口流露到外面的世界来。
也许，远古人类对生存境遇的一声感慨，可能就是这种感应最早的外化，接着被兴奋控制的手舞足蹈，消解孤独与寂寞的吟唱，把所见之物涂写在石壁上的岩画，等等，感应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外化成生命本身的种种行为。由此可见，心灵的发育与成长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和恩惠。
因为有了心灵外化的表现，人类的生命就有了两样的存在形态：一种是生物的，另一种就是心灵的。如果说，生物形态的生活是人类生命绵延不绝的保证，那么心灵形态的生活则是使生命具有意义的关键。因为，心灵的发育并没有以初期所有的感应而止步，而在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了一切现象及其规则的感悟。其中一部分是润泽生命的，我们通常称它为文学艺术，另一部分是为生命搜索方向的，现今的人们一般称它为意识形态。到苏美尔年代时，人类心灵感悟中的方向搜索部分尚不明显，但润泽生命的文学艺术部分则已经开始出现了。
研究家们发现，在当时苏美尔人的生活中存在着故事、传奇、诗歌等文学的形式和史诗《吉尔迦美什》的流传。此外，雕绘、雕像和庙宇、圆柱、穹隆等艺术现象也都开始出现。研究家们还发现，诗歌在苏美尔，不是以爱情诗，而是以颂圣诗为最早的诗篇。
……
对人类史家们来说，苏美尔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兴奋点，因为它使这些苦苦勘探人类历史的人们找到了年代最早的文明足迹。所以，他们心花怒放，像诗人一样大发感慨：“人类之有国家，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灌溉，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文字，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法典，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学校、图书馆，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宫室庙宇，始于苏美尔。”[9]
看吧，何等发自内心而光照岁月的感慨呀！使人类史学家们如此兴奋的苏美尔，对我们这些历史的观光者来说，也是一个风景绝佳的观光区，它使我们看到了向着心灵智慧进化过来的人类在5000多年前所取得的文明成绩。
注释
[1][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
[2][英]赫伯特·乔治·韦尔斯：《世界史纲》，译林出版社，2015年。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4][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
[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6]范文澜等：《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7][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华夏出版社，2010年。
[8][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华夏出版社，2010年。
[9][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华夏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