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文明起源的世界因素
一
关于夏朝的出现，中国传统史书的解释是，本来原始部族的三个领袖尧、舜、禹之间一直是高风亮节地禅让的。然而后来大禹产生了私心，改变了传位方式，传给了儿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就这样出现了。
当然，真实的历史绝不可能这样简单。
上一章我们讲到，夏王朝出现在河南，是中国内部各文明中心之间交流的结果，而现代考古学的进展则证明夏王朝的出现也有世界因素的刺激。什么世界因素呢？那就是青铜文明、小麦、牛和羊从中东传到中国，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王朝的出现和发展。[1]
前面说过，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比夏朝要早。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已经建立了发达的灌溉网，进入文明时代。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已经建立城邦，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修建了巨大而精美的神庙，留下了众多精美的塑像，创立了成熟的历法，还用楔形文字记载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读这些文字，你会惊讶于那时人类的心智已经成熟精微到那样的程度）。而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青铜文明最早也产生在中东。中东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人类学界已逐渐达成共识：“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欧洲与东亚都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2]
这一点在考古学上的证据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已经挖掘出来的成熟的青铜器，按时间顺序，是先出现在中东，然后出现在新疆，经过新疆的绿洲一点点向中国内陆传播，经过甘肃，沿着黄河，传到夏王朝可能的首都二里头。“中国北方，由西往东，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之下层，这一连串位在北疆的文化，都有铜刀、铜制装饰品出土，其间有相当的一致性，时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早、中期。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可以说连成一条青铜进入中国的通道。”[3]中原地区发现的第一批青铜器，是公元前19世纪后期，在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出现的为数不多的一批青铜器，它们带着浓郁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圈风格。
因此，在丝绸之路之前，已经存在着一条青铜之路了。沿着这条青铜之路传进来的，不只有青铜，还有小麦、黄牛和羊。这些也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
有人说，牛、羊都是六畜之一，难道不是中国本土的物种吗？
还真不是。中国内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没发现过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驯养黄牛和绵羊的遗骸。
事实上，考古学家公认，人类文明最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几乎都是在中亚和中东出现的，比如距今10000年前，人类在中亚西部驯化了小麦；也差不多同时，也就是10000年前，人类在中东驯化了绵羊和山羊；距今8000年前，人类在中东一带驯化了黄牛。
“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没有小麦、大麦和燕麦栽培过程的证据”，“绵羊和山羊引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和小麦、大麦的东传是平行发生的”[4]，这些驯化物种，小麦、牛和羊，传入中国的途径和青铜相同，它们先是传入新疆，然后传入了中原。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驯养的牛和羊的骸骨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遗址中，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所以考古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公元前2500年以前用来祭祀的供品一直是猪，从来没有出现过牛和羊。而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牛和羊了。“中原地区，除了传统的猪殉葬外，绵羊首先在河南偃师商城成为殉葬仪式中的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在商代晚期的都城安阳殷墟变得更加司空见惯。”[5]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太牢就是指祭祀时用牛、羊和猪，少牢就是只用羊和猪。
因此，六畜之中，只有一半，也就是猪、狗、鸡，是中国的土产。其他三种，马、牛、羊，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6]
二
那么，牛、羊、小麦的传入，和中国早期王朝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呢？
它们提高了生产力。
中国本来没有食草的驯养动物，猪、狗、鸡都不吃草。所以牛和羊传进来后，既不会跟中国本土的猪、狗等传统家畜争夺食物，又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肉食来源。
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原来都是种小米的，但夏代之前突然开始普遍种植小麦。
因此，这些外来物种的贡献首先是提供了大量食物，支持人口增长。
“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黄牛，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和商时期逐渐成为常见之物，成为新的食物来源，使城市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长，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的扩张。”[7]
其次，小麦和青铜的引进，提升了中国人的组织能力。
“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8]这就需要出现新的社会管理组织，正是这种需要促进了中原文明的发展。而青铜器的出现，更促进了文明不断成熟。因为与石器和木器相比，青铜器的制造要复杂许多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精密的社会组织行为才能实现。
“考古资料显示，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复杂程度。最显著的发明如青铜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被中原居民改造，并被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9]
所以夏文明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外来刺激常常引起质变。日本近万年的绳纹时代文化发展缓慢，受外来文化影响弥生时代文化发展异常迅速。中国的新石器时代6000多年发展缓慢，进入青铜时代明显加速。”[10]
“在国家形成期，从二里头到商，（外来）技术运用之密集度与强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1]
如果说我所引用的上述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让你相信外来因素对中华文化的刺激作用，那么我只能引用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了：“探源工程最近十来年最新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孤立、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最近十来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表明，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于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了中国文明之中。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地被加以改造和提升。这就为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或者能量，也就体现了中国文明的互相借鉴、兼收并蓄能力。”[12]
三
除了青铜、牛、羊和小麦，中国文明中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来自中东，马和战车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是在商代传入中国的。
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在中亚高原驯化了马。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人又发明了轮子。这两者一结合，便诞生了战车。
战车刚出现的时候是很简陋的。考古发现，最早的战车车轮只是简单的圆木，后来演变成了实心的木头圆盘，在中亚经过1500多年的漫长发展，最后才变成了辐条式车轮。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亚的战车发展到非常精美和成熟的阶段，一辆战车由几十件非常精致的零件组成。战车从最初到原始状态，再到最终定型状态，就像马的化石显示原来很小的始祖马进化为后来的高头大马一样，这中间的发展过程在中东的考古发掘中展示得非常清楚。但是中国战车的出现却是“横空出世”的。在商代之前的遗迹当中从来没有出土过战车。最早的战车出现在商代晚期，而且一出土就已经非常成熟。所以苏联的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巍等人都注意到两者“在功能和结构上的一致性，以及原则上和细节、部件上的共同性”。如果排除中国古人有超人一样的聪明，更大的可能性是，战车是和马一起，直接从中亚传过来的。
此外，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因素可能是来自中东和中亚。
比如中国的十二生肖。其实不只中国有十二生肖，埃及、印度和希腊都有，只不过十二种动物不完全一样。比如印度的十二生肖，用狮子取代了中国的老虎，其余都一样。郭沫若认为，各民族的生肖都起源于巴比伦，是中亚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的。
另外，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用来纪年的干支中的十二地支，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中也认为其起源于巴比伦黄道十二宫。
有什么证据呢？
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读到这一段，会感觉非常困惑，因为这些词明显不是汉语。晋代著名学者郭璞虽然“博闻多识，犹云字未详”，在《尔雅注》中对此只好“阙而不论”（见《尔雅》郭璞注）。今天的读者读到这些词，估计第一反应都会认为这是译音。竺可桢认为，这些词源自外来语的译音词是“无可讳言”的。岑仲勉认为是来自伊朗[13]，郭沫若则认为是来自古巴比伦文化。
我们来看第一个，“太岁在寅曰摄提格”。甲骨文的“寅”字是弓箭的形状。郭沫若说，这个星在巴比伦文化中对应的是丰收女神伊什塔尔，通常也是站在狮背上手持弓箭的形象。[14]
史有为说：“从郭沫若提供的巴比伦语或其亲属语言的对音来看，其中大部分确实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这些读音不是个别的，因此不能用偶然相似来解释。另外，这十二岁名也确实不像汉语固有的，名称奇特，无法用上古汉语单音节语素去解释。巴比伦是古代天文学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地区，根据各方面的合理推断，古代华夏人同西方的联系也应该早在史籍记载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天文知识连同这些名称万里辗转输入中国是完全可能的。”[15]
当然，还有人解释说，摄提格对应的拉丁语是Sagittarius /sædʒi 'teəriəs/，即十二星座中的射手座，这个词前三个音节Sagitta（音瑟即他）发音与“摄提格”接近。因此，这个译音与拉丁语有亲缘关系。这个我们就存而不论了。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所以很久以来就有一种说法，叫“文明西来说”。
郭沫若说，中国的早期天文学知识与中东如此相似，所以“古巴比伦星历之输入，必在有夏一代。意者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知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邪？”。
也就是说，商族人有可能是在夏代从中东来到中国，带来了天文学知识。
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则断言，有一个中东或中亚的部族向东迁徙到黄河沿岸，才有了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
四
那么，中国文明到底是不是西来的呢？
到今天，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技术，比如青铜、马车，还有一些天文学知识，确实是从中东和中亚传入的。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断言，中国文明是西来的。
因为在这些物种和技术知识传入之前，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性格已经完全形成了。“考古学家已经揭示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且连续进化。”这些新技术不但没有改变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相反，还刺激了其独特发展。[16]
[1]青铜时代起源于欧亚西部的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不仅发生的时代早，而且传播过程具有持续性、广泛性，对沿途文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展开了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中亚和中原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多学科研究的突破，学术界对史前“青铜之路”有了全新认识。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至少还有小麦的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技术西东向的传播。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自西向东的外来因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研究》（第八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第234页。
[3]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40页。
[4]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01页。
[5]同上书，2017，第115页。
[6]这里的牛指的是黄牛。不过水牛也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牛的驯化。“线粒体DNA检测的结果表明，中国现代水牛属于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沼泽型水牛，因此它不可能源于中国本土野水牛。……中国本土水牛遗存中没有驯化过程的证据。”同上书，第119页。
[7]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8]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唐际根在《“青铜社会”：古代王权的运转》中也说：“青铜器的生产需要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种种迹象表明，殷墟的作坊遗址空间分布呈现出一种较强的规律性。从布局上看，这些作坊都围绕着沟渠。商人把水由洹河从北往南引导到一个地方后，再由西北往东南把水引过来，使水从西北地势高的地方向东南地势低的地方流淌2000多米。商人用几千米的沟渠，把各类作坊区连接起来，在洹河南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布局，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仅依靠一两个家族也是做不到的，而是要借助相当的权力进行协调安排。……由如此规模的作坊遗址可见，青铜铸造业的背后是王权的管理。”
[9]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4页。
[10]易华：《东亚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三代考古》2009年第8期。
[11]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12]《中华文明探源将是一个非常长期、需要继续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7601/38374/zy38378/Document/1630143/1630143.htm
[13]参见黄显功：《月下掩卷：史林学步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43页。
[14]王宁：《〈释支干〉辩补——〈释支干〉研究之四》，《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2期。
[15]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第36页。
[16]《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认为，中国文明是在本土繁荣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连续发展的。外来的物种和技术只是刺激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