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一只鞋不见了

转眼到了期中考试。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其他科目考出来的成绩却不太好，我只好把希望押在了语文考试上，因为无论在小学还是初中，我的语文成绩都还行。

但到了宣布成绩时，只见孙老师走上讲台，眼睛朝全班瞟了瞟，最后落在了我身上。那一瞬间，我心里比较高兴，以为自己考的好，要受到孙老师的夸奖，结果他叫道：“李小峰。”

我说：“到！”赶紧站了起来。

孙老师说道：“你这个班长真的不行啊，把你的卷子阅了之后，我还看了一下你的其他成绩，都考得不好嘛，这个水平，咋当了班长？”

我顿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怎么回答了，不由自主地左右看了看，发现他们的目光又齐刷刷地看着我。羞辱感再一次爬上了我的心头。我就装作镇静地说道：“当初选班长时，不是问谁当过班长吗？我就说我在小学和初中都当过，结果就让我当。不行的话……把我取了算了……”

孙爱厚说道：“取啥呢？在咱们班里你好歹是个小官，取了不是抹了你的威信吗？”

孙老师的话音刚落，全班又是哄堂大笑。我顿时感到脸上像挨了巴掌，十分尴尬。孙老师倒像没啥事似的，绷着脸说道“给你说的意思，你这个官要当着，成绩还要上去。当班长嘛，要以身作则，起码把自己提起来，别让人总怀疑你。毕竟，能当班长的，起码在学习成绩上，是冒尖的。”

受孙老师的刺激，从那天起，我有意在学习上用功了起来，到了期末考试，成绩上去了许多。这时，孙老师当着全班说道：“看来，李小峰还是当班长的料，能拿住自己。学习上用功了，这次成绩不错，希望你再接再厉，把班长当好，把学习搞好！从李小峰的眼睛上看，灵着哩，加把劲，会成为好学生的。”

不知不觉的，在石油技校的一年过去了。1988年暑假期末考试后，还没到法定的放学日子，我们班里就提前就放了假。我回到家里的第二天，父亲告诉我，说他帮村里跟县广电局要了一笔钱，打算在铁李川架上一个天线，用来收看电视。原来他准备和村支书（也是我的一个叔父，我平时管他叫“三大”）去四川购买天线，现在看我放假了，就让我代他去。

父亲由于在河里捞石头，成了村里带头致富的万元户，加上我考上了石油学校，在村里的影响和威信更高了，因此在村干部的心目中，父亲是个硬朗人，致富能手。政府对于能人是比较支持的，又是关乎集体的事，所以，父亲没用吹灰之力，就给村里要回了两千元。

因是父亲要回来的钱，村委会自然就把采购设备的事交给了父亲。而且去四川，还是广电局提供的信息。我本来就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听父亲这么说，心里自然乐了，这对我来说可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啊。因此，离校的第三天，我就兴冲冲地跟上三大出门了。

我先是骑车子捎着三大到了长庆桥镇，然后寄存了自行车，又乘坐长途公共车，到了西安，准备坐火车去四川。进了火车站，我让三大在外面休息，我去排队买票。但当我在火车站排队买票回来时，见三大被几个小伙围在中间，说什么他刚要点烟时，我三大把他碰了，不仅摔坏了他的打火机，还烫了他的手，要三大给他出钱看手。

三大知道他们是讹钱，见人多势众，僵在那里不敢说话。我听了他们的理由，觉得简直很可笑，就等瞪着眼睛说道：“你们是不是没事找事？把手伸出来，我看烧成啥样子了？”

可能是我的眼睛太大，目光夺人，话一出口，就把那个找事的小伙给震住了。在他们发愣之际，我拉着三大就走。我知道，是我的气势摄住了对方，给了我们一个逃离的机会。当两个强硬的人对抗起来的时候，谁先妥协，谁就是输家。

由于是第一次出门，没什么经验，买的票没有座位，上车后发现人们像豆芽似的挤满了车厢，我可以站，但我三大年龄大了，不能让他一路站去。于是我就在车厢里来回巡视，最后终于给三大找了一个座位。三大坐着，我立在他身边，眼盯四方，等待机会。

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到晚上了，还没有空出来的坐位。而这趟列车，要运行一天一夜才能到成都，一直这样站下去，肯定吃不消。我决定全车搜索，希望给自己找一个可以坐下的位子。一直搜到最后一节车厢，还没找到。最后一个车厢是个餐车。餐车内不让顾客坐，可门口和附近过道里都挤满了人。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靠在旁边。我看了半天，发现餐车车厢有一个架子，是用来放菜的，但是当时菜已经取完了。我想这么挤，还不如坐在架子上面。于是，我跃身上了架子。这一举动，惹得周围人都抬头看我，我知道，此刻他们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为自己没有发现这个能坐下来的地方感到懊悔，这就是眼光！同样一个东西摆在你面前，看你会不会发现，发现后有没有胆量去动，这就是自信！在他们羡慕的目光中，我惬意地躺了下去，搭起二郎腿，全身心地舒展了起来。

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一气睡到天亮，火车也到站了，我从架子上下来，发现一只鞋不见了，死活找不到。旁边一个人说：“昨晚你的鞋掉到了一个旅客的面前，他给扔到外面去了。”

我一听，愣了，遂问：“那个人呢？”这人说：“早都下车了。”

我只好穿着一只皮鞋，光着一只脚下了车。虽说皮鞋跟也不怎么高，但是走起路来，还是感觉一晃一颠的。三大见我这个光景，唠叨是怎么搞的，把脚上的鞋都弄丢了。我想起那个扔我鞋的人，如果能碰见，我定让他来个狗吃屎。

从车厢到出口，需要走好多路，途中人流如滚珠。但穿着一只鞋走路的人就我一个。自然，途中有人注意到了，我听见两个姑娘在我的身后叽叽诡诡的笑着，说着。我知道不少人在看着我，但我谁也不看。两眼盯着前方，硬撑着出了车站，在附近的商城买了一双鞋。

我和三大到了成都的那个厂家谈设备，磨蹭了几个小时，对方价格搬的硬，与县广电局给我们村上给的经费距离太远，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放弃。之后又转了几家，还是不行。看来，成都这趟是白来了。

三大有点沮丧，我年轻，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的，倒是对成都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听人说成都是天国之府，不来则体会不到，来了，最直观的感觉是成都的街道到处是绿，一些稀奇八怪的树木和花卉我都没见过。当然，绿给我带来的湿热感，与陇东的干热有很大的区别。除此之外，我发现成都的女人很美，身材娇小，连那被抱在怀里的小孩，看上去比我们山里的同龄小孩都小了许多。尤其那些裙襟摆动、一闪而过的姑娘，个个看上去水灵灵的，偶尔间惊魂一瞥，让我的心哗哗振动。

我和三大在成都的大街上东逛逛，西瞧瞧，刚路过一家音响门市，传出了那首流传大江南北的歌曲《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像只无形的手，一下攫住了我，我一拐，就拐进了这家音响店。女老板年轻，且很漂亮，主动问我看上哪个磁带。我一问价，零售价格是8毛钱，批发5毛钱一个。我想到我们学校卖的磁带是3元，问她是不是盗版磁带？女老板说：“正版的要七八元呢，谁买呢？全成都的门市都没有卖正版的。”

我问道：“那售价三元的是不是正版的？”

女老板说：“你把你三元的拿来跟我这个比一比，看有没有差别？”

由于我在学校也一直买磁带听，质量怎样，一听就知道。为此一连试听了两个磁带，感觉与我们学校卖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我们那里卖的是三元，这里是五毛钱啊，差别多大？在这一瞬间，我立马想到买音响设备的钱还装在身上，可以批发上一些磁带回去，赚点钱啊。我赶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三大，说带回去一块五毛批发出去，一个都赚一块钱呢。三大一算账，说行！于是我们就拿出一千元，批发2000个磁带，装了四大箱子。之后付款时，三大当着我和女老板的面解开了裤袋。女老板见状，目光惊愕地看看我，问道：“这是撒意思哟？”

我忙解释说：“钱在裤头里面装着，是给你取钱，没有别的意思。”

三大把钱取出来后，给了女老板，然后我俩肩膀扛，手里提，将这四箱子磁带到了火车站。

从成都到西安是第二天晚上七点多，下车以后我俩扛着磁带箱子往出走时，被火车站警察拦住了，问我们拿的什么？我说是磁带。警察立即说：“放下，放下！”我以为他们查看之后让我提走，结果脸一黑，直接把四箱子磁带就地扣了。

在八十年代末，尽管市场稍微有点放开，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对于一些长途贩运者，尤其是从火车上进行贩运活动，都查得比较严。见价值一千元的东西被没收了，我顿时感到两腿发软，心想这下把事弄大了，惹上麻烦了。三大看样子心里比我还恐惧，脸色发灰，直着眼睛问我：“这……这可怎么办呀？你看你，咋想起买磁带呢？”

一千元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并且是村里的公款。见三大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心里更是阵阵发急，一个劲儿地想道：这些钱我们折不起，必须得想想办法。为此我对三大说：“你别急，我给咱们想想法法子。”

三大说：“你一个毛头娃娃，能想个啥法子？”说着将头一歪，生气地蹲在地上抽起了烟。

是啊，想啥法子呢？我心乱如麻，盯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人流沉思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女人问我住不住店？说着拿起手里的招牌让我看。那年头，西安火车站私人旅社多，因而往旅社叫客的人也不少。在她问我的这一瞬间，我心里想：这些开旅馆的人肯定和车站的执法人员有认识的，如果有熟人搭话，说不定还能要来磁带。于是，我就问道：“住店可以，但我的东西被车站警察没收了，你在这里有认识的人吗？”

这个女人摇摇头，转身离开了。我见车站叫客的女人比较多，就以住店为名，一个一个地往过问。直到问到第六个人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了，说：“我认识几个，有啥事吗？”

我就磁带被没收的事告诉了他。

他问我：“是啥磁带？总不是黄色带子吧？”

我说：“不是，全是歌曲带子。”

他说：“这事简单，只要你在我那住店，我给你想想办法。”

我问：“住宿费多少钱？”

他说：“一个人10元，两个人20。”

我说：“只要你能给我要回来，我再给你20元。”

听这人说他的旅店在五路口附近，离车站大约两站路，不到一千米。我和三大就跟他走。到了五路口后，又朝东拐，走了有一千多米，才到了这人的旅社。

这个旅社大门跟我家的院门差不多，只是门口挂了“安逸旅社”的牌子。进了院子，我发现院子西面有一溜儿平房之外，对面还有个两层单面楼。一个中年女人坐在露天水龙头附近，挽着裤子，岔开着双腿，抱着搓板和一个紫红塑料大盆，在洗着衣服，附近有水泥槽，有下水道，到处湿漉漉的。大门靠东的一棵梧桐树下，坐着三四个年轻女人，她们坐着马扎摇着扇子，貌似在乘凉。

此刻，夜色已经降临，尽管周围零星已经有了灯光，但院子里弥漫着一种阴沉的气氛。聊天的女人从我一进大门，就看着我和三大，直到我从她们身边走过，还看着。我们在一楼登记了房子，男的说他出去给我们办事，等他的消息。接着办理登记手续的那个婆娘示意我将地上水壶提上一只，然后跟她上二楼。

通往二楼的是个露天铁梯，又窄又直，踏上去嗵嗵作响。走到12号房子跟前，她拧着钥匙将门一开，转身就走了。里面有两张白床，干净程度比长庆桥旅社稍微好一点。临床还放了个桌子。我放下行李后，见三大坐在桌旁喝水抽烟，我就出门站在栏杆前，朝楼下张望。我张望的意思是想看看周围的环境，那几个女人以为我在看她们，一个就朝我招手，我不知啥意思，也给她招手。那个女人立即站起，绕过来就往楼上走。我以为她有啥事要问我，就站在那里等。女人走到我跟前，主动问道：“你们就登记了一个房间吗？”

我说：“就是的。”

她朝房内看了一眼，说道：“他是你啥人？”

我说：“是我三大。”

女人说：“你们是父子俩，怎么能在一个房子搞事呢？”

因为那时候我毕竟是学生，没出过门，没见过世面，听她这么说，我一头雾水，问：“搞啥事呢？”

这时三大突然站起，喊道：“滚，去你妈的！”

三大这么一骂，我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在长庆桥就听人说，西安火车站附近比较乱，卖和p娼的事儿比较多，看来是真的。我忙推开那个女的，让她赶紧走。估计那个女的见我态度好，翻了翻眼睛，嘀咕了句什么，就离开了。见三大勾着眼睛呆在那里，我心里想：这个时候，千万别闹事啊，那些磁带还没回来呢。就叫三大出去吃饭，这个时候了，晚饭还没吃呢。三大说包里还有两个饼子，随便吃点就行了，他也没胃口。看他的意思，在等店老板的消息。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店老板回来了，说扣押磁带的人要50元。我说：“行，50就50，你只要要回来就行。”

我给了店老板50元，和三大跟着他去提磁带。到了扣押磁带的地方，店老板给工作人员打了一声招呼，工作人员对我说：“把你的东西拿走！”我就在罚款单子上签了字，和三大抱着东西赶紧走人。

受到惊吓的三大见事情办得比较顺利，脸上的肌肉都舒展了。由于当时西安有发往各地的夜班车，三大提出当夜就回家。我知道三大为磁带被扣、旅社里被骚搅的事心里生气，自然顺着他。他扛着箱子急匆匆地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感觉他脚下呼呼带风。想起事情刚发生时他埋怨我的情景，如果磁带要不回来，他肯定会把这个责任推给我。现在虽然平安了，但回去到底能不能卖了？开始信心满满的，现在出了这个茬儿，心里多少有点不瓷实。于是我就故意问三大：“这单生意是我一个人做，还是咱俩做？”

三大说：“咱俩做。”

我说：“既然咱俩做，那这四箱子磁带你拿两箱子，我拿两箱子，咱们各卖各的。你垫进去的500元，我认上，回去磁带卖了给你。”三大说行。

但是，当我们把磁带带回去，打开箱子，拿出一个试放时，这才发现我们上当了，那玩意儿根本放不出声音。当时我心里很难受，但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不能不卖。为此，我就动员弟弟帮我销售这些假磁带。叮咛他能卖上价就卖，卖不上价格，就便宜点，反正是五毛钱批发的。

弟弟就骑着自行车，带着磁带到各乡镇集市上赶集摆摊。多数村里人没见过磁带，对这玩意儿有点好奇，有个老奶奶见有人围着磁带看，就问弟弟：“这东西咋放呢？”

弟弟为了尽快把这些磁带推销出去，就故意说道：“有个自行车就能放。”

在弟弟的忽悠下，那个老奶奶就买了一盒磁带。

这些放不出声音的磁带开始还卖了一些，后面就卖不动了，因为每人鼻子下都长了一张嘴。嘴能传播信息。特别是关于假货的信息，传播起来就不用说了。所幸的是，好歹收回一些成本，不至于把那些钱都扔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做生意，就吃了个闭门羹。父亲是个家教严格并善于理财的人，看到我和弟弟整天为一堆磁带忙乎，开始是骂，后来就是勾着眼睛，搞得我只要一看见他，就像老鼠躲猫似的赶紧躲开了。想到我给父亲带来的这个损失，就故意在奶奶跟前放话：亏了家里的这些钱，我以后一定会挣回来的！意思让我奶奶给我爸亮个耳朵，或者传个话，别为这个事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