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保守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保守主义比自由主义在西方产生晚了近一个世纪。“保守”(conserve)一词有多种含义：它既指对某种传统生活习惯的坚守、维护、墨守成规，甚至顽固不化的态度，又指那些温和或谨慎的行为，也指对各种变化的恐惧和拒绝心理。保守主义来源于法文“Conservateur”，是波旁王朝复辟时保皇派的创造，随后为其他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集团所采用。到了19世纪初，“保守主义”开始被用来描述一种独特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而逐渐传播于西方世界。保守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有三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法国大革命后，大约1790—1810年在欧洲兴起；第二次是拿破仑失败后的30年间，保守主义在反法联盟各国盛行；第三次是1945年之后保守主义的再次盛行，英美成为当代保守主义的大本营。

一 保守主义的产生

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为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他因写了《法国大革命反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而被奉为保守主义的奠基人。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者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令人心潮澎湃，获得无数人的向往和赞誉。然而，英国国会议员埃德蒙·柏克“隔岸观火”，对法国大革命给予谴责与警告，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关于自由的概念具有误导性，并从人性与社会、政府与权威、传统与习俗等方面提出了其保守主义的个人看法和基本观点。

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人性与自由，抛弃了历史与传统。他指出，法国大革命强调了权利、利益和个人的选择，误以为社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立的原子式的理性的个人组成的松散集合体，这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它没有发现人常常是非理性的个体，任何对人性的高估和考验都将以失败而收场。柏克坚信法国大革命关于自由的理念具有误导性。他认为，自由是把双刃剑，它有利有弊，像火一样，自由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和善意的使用则是利，当我们明智地、约束性地使用它时，它确实是有价值的，但绝不要忘记了自由的破坏性力量也相当巨大。柏克认为：“历史是一部打开了来教诲我们的大书，可以从人类过去的错误和痛苦中汲取未来智慧的材料。”而法国大革命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可以通过革命在传统、历史和过去之间开辟出一条鸿沟，进而构建出一个迥然不同的新世界，却殊不知“当古老的生活见解和规则被取消时，那种损失是无法加以估计的。从那个时刻起，我们就没有指南来驾驭我们了，我们也不可能明确知道我们在驶向哪一个港口”。

法国大革命反对宗教、摧毁世袭贵族，导致社会两大支柱的断裂。一方面，在柏克看来，人生来就是宗教动物，宗教是民众的精神依托，是社会稳定与精神存续的支柱。“我们知道，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动物，能知道这一点乃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知道无神论不仅违反我们的理性，而且也违反我们的本能，因而就不可能长久流传。”另一方面，他认为，社会习惯从贵族中产生领袖，贵族集团也习惯提供领袖人物，最优秀的统治者多出自世袭贵族。世袭贵族由于有恒产、有闲暇，他们才有时间接受教育，因为他们接受了教育，他们才能获得政治领袖所必须的知识和能力，进而成为社会统治的社会中坚力量。柏克认为，自由与宪政的安全，须有赖于智不过中人但行事稳健的贵族地主的领导。就像合唱团一样，一个社会为了保持和谐与活力，需要有指挥和领唱才能正常运转，这指挥就是政府、领唱就是贵族，而教会、家庭和其他社会团体便是起到“和声”作用的公民社会，他们集合在一起，最终使得秩序和自由成为可能。

柏克反对革命不反对改良，但主张政府权威。他赞同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也赞同美国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之间的斗争。在柏克看来，英国与美国的斗争是为了恢复以前他们所享受的地位与条件，但是法国大革命却不是，它太过于激进，试图完全砸烂和彻底推翻历经数百年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制度，而取代之以新的未经过检验的社会政治制度，其结果只能是灾难。他说：“我们应当怀着另一种崇敬之情来看待国家，因为它并不是以单只服从属于暂时性的、过眼烟云的赤裸裸的动物生存那类事物为目的的一种合伙关系。它乃是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伙关系。”与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不同，柏克并不认为政府是通往自由的主要障碍，相反，维护政府权威就是维护秩序和自由。柏克认为，社会与政府是基于人类生活而必须的人性选择的结果。政体“是约定俗成的体制”，政体的“唯一权威性在于它的存在源远流长”。在他看来，革命总是尝试以新换旧，并认为新总比旧好，其实，它抛弃了已经历史检验的老传统与习惯。因此，相比革命而言，伯克更喜欢改良，因为改良更安全可靠。

柏克虽然并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然而在其演讲与著作中却阐发了保守主义的一些基本信念，他主张保守传统，节制自由，不相信理性，强调人性的非完美性，认为社会与个体间存在有机联系性，反对革命但主张改良，无疑彰显出了一个鲜明的“保守主义”者的身份特征，由此成为保守主义的奠基人，标志着西方保守主义的产生。

二 保守主义的形成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政治思想派别区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围绕着对革命的态度出现了激进派、自由派、保守派的分化，而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家的政治立场也可以由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来区划。跨入19世纪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于是，妄图恢复传统社会秩序的势力伴随拿破仑的倒台而迅速抬头，保守主义思潮在欧洲大地泛起。但保守主义在法国、德国、英国各有其不同的体现，其区别既有国别的不同，也有理论主张的各异。

法国的极右翼保守主义，其代表人物是有极端保守派之称的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 1753—1821)和德·波纳德(Louis de Bonald1, 1753—1840)，他们实际上是封建贵族的代表。法国大革命经历了君主立宪派统治、吉伦特派的统治、雅各宾派专政和热月党执政几个阶段，最终拿破仑·波拿巴通过雾月政变篡取了权力。拿破仑上台一方面复辟帝制，另一方面也保存了革命中的诸多进步成果，包括废除封建主义和贵族特权。在迈斯特看来，他的任务就是摧毁18世纪建立起来的一切。他从反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入手，认为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大肆抨击迷信、偏见和无知是导致大多数人反对诸如王权与神权衰落的傲慢反应，要重返社会秩序和政府权威，既要结束革命，又要打击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过于乐观心态。他认为，“与上帝相比，人是可鄙的、无谓的微尘”。人的理性无效。他强烈地反对革命对君主、贵族和宗教的攻击，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主要攻击“王权与教权”、国王与教会，但是没有这两个机构提供的权威与统一性，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旦王权与神权被推翻，人们将没有崇拜和依赖，而只有他们的智慧与理性，随之而来的是混乱与灾难。法国大革命就是那样的，当人们还在为恐怖统治的流血牺牲感到惊奇时，革命已将旧社会连根拔起，普通人能取代神的威严吗？实际上，迈斯特甚至拒绝承认普通人能为社会拟定和建立合适的制度大厦，他认为，“1795年宪法跟它的几个姊妹宪法一样，也是为‘人’制定的。然而世界上并没有一般的‘人’”。抽象的“人”所制定的成文宪法的多样性恰好是冲突多样性与毁灭多样性的体现，是非常危险的。

奥地利王权保守主义，其代表人物是正统主义(Legitimist Principe)的主要缔造者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 1773—1859)。面对法国大革命的冲击，欧洲的应对之道是捍卫旧式贵族的利益，复兴天主教传统，把封建骑士制度理想化，强化法律与秩序，以此来对抗自由主义民主浪潮。作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外务大臣，梅特涅主持了1815年的维也纳反法联盟代表大会，恢复欧洲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和拿破仑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和君主制度。在他看来，之所以要恢复欧洲的旧秩序，并非他不接受新思想，而是因为旧秩序有利于保护欧洲文明。他主张对内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外要形成联盟力量均势。梅特涅认为，和平与秩序是最为重要的，其他一切都要为此服务。为了维护封建地主和世袭贵族的统治，他提出了一整套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他竭力将欧洲联合起来，等待革命的力量被消解殆尽以开启真正的建设时期。正统主义在“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年代盛极一时，但其专制主义立场完全违背历史潮流，同时也与温和派保守党人不合拍，因而自1848年欧洲革命后便渐趋衷落。不过它在后来的法国保守主义传统中仍有一定影响，20世纪20—30年代夏尔·莫腊和莫里斯·巴雷斯领导的“法兰西行动”就是其后继者。

英国文化保守主义。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保守主义者虽然也反对法国大革命和它推行的改革，但他们却更加注重对宗教、习俗和传统的维护。他们对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推崇，和对过去社会生活的理想化，进而展现出浪漫主义色彩。浪漫派保守主义对教会、中世纪及贵族满怀热情，他们将过去想象为乌托邦，试图从中获取对当下政治的启示。他们显然师法柏克甚多，常常不自觉地将其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但同时他们却将生活与情调、幻想与情感、怀旧与理想主义注入柏克的政治理论中。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 1770—1850)认为，革命太多关注理性与信仰而较少关注人们的情感与精神，而社会其实也像自然一样，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而是古往今来根据一种神秘设计演化而成的。作家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在其所有小说中，都注重渲染了忠君、尊重传统（包括其规则与仪式）、接受等级制和社会体制等主题。他将“历史”理想化，认为崇古是社会秩序的源泉，保存国家体制是爱国主义的来源。作家柯勒律治(S.T.Coleridge, 1772—1834)认为人总是太复杂、太不理性，根本不会听命于那些生搬硬造的世俗概念的指示。对柯勒律治而言，宗教是政治的基石。他认为，要维护政治制度，就必须保护宗教信仰体制。这个时期英国保守主义的特点是，既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对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和新社会抱着容忍态度。

德国专制保守主义。早期的德国保守主义是浪漫保守主义，具有赞美情感、贬低理性的精神倾向，其成员为一批缺乏科学头脑、憎恶新兴资产阶级并支持贵族和君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有亚当·米勒、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等，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德国统一。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打破了欧洲既有秩序，导致主宰欧洲格局30多年的奥地利梅特涅保守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德国俾斯麦的父权式保守主义。俾斯麦延续了专制保守主义的集权制、等级制和贵族制传统，但同时采取了温和的议会制和父权式的福利国家政策，由国家出面照管社会弱势群体，以阻止和消解越来越多的民众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参与和信奉。与梅特涅保守主义试图抵制任何形式的社会政治变革形式的做法不同，他顺应工业化发展潮流。集权制并不具保守性和落后性，俾斯麦采用铁血手段在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之后，竭力推动工业化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但随后也让普鲁士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道路。

欧洲宗教保守主义。19世纪的欧洲，教会的权威日渐式微，由此引起了教宗至上论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天主教国家的复兴。1870年的梵蒂冈会议确立了罗马教皇的“首席权”和其在信仰和伦理道德上“无误论”(the doctrine of Papal infallibility)。在宗教保守主义者看来，罗马教皇的“首席权”和“无误论”有利于消减各国教会的权威。宗教保守主义者的理想在于建立在罗马教会指导下的统一的天主教国家，不同的阶层、社团和群体能服从其权威，共同组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各国政府只是整个社会有机体运行的代行者，只有在教会的指导下才得以有效运转。在欧洲，宗教保守主义延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教宗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协议，参与镇压过其他教会团体和犹太人，导致其声名狼藉。

美国保守主义。由于美国缺乏封建主义和世袭贵族传统，更无强大的教会统治，而只有建立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混合原则基础之上的联邦制政府，故其保守主义的形式和表现与欧洲明显不同。美国两大建国者亚当斯(John Adams, 1735—1826)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57—1804)虽也主张柏克的保守主义治国模式，但却与之不同。亚当斯用了一个比柏克更具包容性的“人类财产”概念来替代柏克的天然贵族概念，而汉密尔顿则倾向于建立一个具有君主立宪制式权威的强势的中央政府。随后，美国出现了几位文化保守主义作家，最具影响的当数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和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两人在其作品中都对美国的乐观主义的进步论持怀疑和批评态度。总之，美国的保守主义和欧洲传统的保守主义总是若即若离，二者在19世纪始终保持了一种张力。

三 保守主义的发展

伴随20世纪工业化和商业化在西方社会的迅猛发展，教育和公民权的极大普及，保守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与阶级基础遭到冲击，加之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的陆续出现。在保守派看来，这些不同敌手的实质相同：威胁传统个人自由的国家干涉。于是，欧美保守主义逐渐走向联合，他们把矛头对准民主的平等主义、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同时也一起攻击大众社会、大众文化、进步主义。

保守主义对大众化时代的批判和对精英主义的呼唤。进入20世纪以来，传统习俗和教会势力逐渐瓦解，世俗化、袪魅化和大众化时代来临；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欧美各国的劳工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推动了左翼劳工运动兴起和发展，打乱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8年在战败国的德国和意大利，发生了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革命，革命虽然遭到失败，但却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于是，对消逝的旧传统的悲叹、对民主运动和革命风潮的恐惧和对强有力的杰出人物即精英人物的强烈呼唤的精英保守主义粉墨登场。以意大利的莫斯卡(G.Mossca 1858—1941)和帕累托(V.Pareto 1848—1923)为代表的精英派保守主义者坚信，任何社会都是适合由一小部分有能力、经验和德行的精英来统治的，普罗大众的统治不合时宜，违背自然法则。这是因为他们无知、短视而不能看到给社会和自身带来的灾难，一旦他们的欲望未受应有抑制便会诱导社会走向无政府的边缘，进而招致极权统治，让人类反受其害。在民主回潮的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相继执掌政权，所有经过世代接续努力而建成的欧洲文明，特别是民主体制下的代议制政府，处于法西斯主义的威慑之中。在保守主义看来，这些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出现都是社会过度大众化的必然结果，其诱因便是民主的平等主义。

保守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尽管保守主义者之间存在分歧，但鉴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成为保守主义关注的主要焦点和对手。1944年，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他认为，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对社会主义予以了全盘否定。首先关于人性和自由的论战。保守主义认为，人性是不完美的，由于他们的自私与短视，会经常滥用自由。社会主义认为，社会问题的源头不在人性，而在于社会条件，特别是在财产所有权基础上的社会、经济与阶级的划分，一旦人们摆脱这些沉重的枷锁就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次，关于社会进步性的论战，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进步是未经证实的，社会变化并非必然朝向好的方向，每种变化都伴随一定的风险。社会主义者提出的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变化则风险更大，是不现实的。再次，关于宗教信仰的论战。社会主义者认为，为了更丰富而充实的生活，所有的人必须从受压迫的社会条件中解放出来，宗教是麻醉人们的鸦片，世界上并不存在上帝和神。保守主义者则坚信宗教原罪说，他们批判社会主义无神论对社会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最后，关于计划体制的论战。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者倡导的国家计划体制。他们认为，计划是低效的，应该抛弃它而拥抱开放市场的竞争，社会即便需要，也只是小规模的、零散的计划。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推行大规模的计划体制，将会使人们陷入更深的灾难之中，注定会失败。对此，哈耶克提醒人们注意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的警告：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托克维尔在1848年说，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保守主义对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和进步主义的批判。进入20世纪50—60年代，进步主义和新的大众社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问题逐渐成为精英主义与大众社会的争论成为焦点。桑塔亚纳认为：“进步的关键远不在于变化，而是依赖持存(retentiveness)。如果变化是绝对的，这时不存在需要改进的生命，也不会确定可能进步的方向；而如果存在未被持存（比如，在野蛮人那里），幼稚状态就会永远保持下去。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每个人接受平等的大众化教育会导致他们的观念与信仰趋同，过去那些严肃文化、音乐和艺术被大众化教育和进步主义趋势给予了重创，在这个畅销书和大片盛行的时代，产品的数量代替了质量，这种价值导向问题多多。斯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认为，由于它对人间道德恶的冥顽不灵有更为深刻的洞察，古典政治哲学对通过普世理性教育克服人间恶的想法并不乐观。所以，它所采取的教育策略是高等精英教育。通过结合哲学理性和政治激情，驯服人间的道德恶从而有效地引导大多数人避恶趋善。面对进步主义带来的大众社会的威胁，保守主义者声称大众需要自我节制，主张大众要么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而尊重传统方式，要么干脆将政府交由那些富有聪明才智、经验智慧和远见卓识的贵族和精英来运作和管理。

进入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开始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民主失序、道德混乱现象和新自由主义的正义论展开论战和批评。

首先，保守主义展开了对民主带来的平等主义的批判。整个20世纪60年代，欧美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民主精神复兴运动，如，法国的“五月风暴”、意大利“热秋运动”、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等席卷欧美诸国。亨廷顿认为：“这是民主浪潮的十年，也是民主的平等主义重新得到确认的十年。”平等成为当时欧美社会关注的中心。在这场运动中，大众向已建立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机构的权威进行挑战，抗议的精神、平等的精神、揭露和制止不平等的激情，充满着整个欧美大地。（20世纪）60年代民主浪潮的实质是对现存权威制度的一次全面挑战。保守主义认为，过度民主和平等运动是造成经济与社会停滞的罪魁祸首。在《民主的危机》一书中，亨廷顿等得出结论：“今天，在美国有关统治的一些问题正是因为民主过剩而引起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在保守主义看来，如果他们的公众真正理解民主体制的本质，特别是如果他们感受到自由和责任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民主制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但需要从平等民主回到自由民主中去。

其次，保守主义对道德滑坡和道德混乱现象的追因与批判。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美国社会出现第三个显著的道德滑坡时期。受绝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影响，美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呈现急剧滑坡，离婚率增长了约4倍，单亲家庭子女人数增长了约3倍，非婚生育增加了419%，青少年自杀率陡升超200%，暴力犯罪增长了560%。嬉皮士、性解放、攻击政府、散布谣言、吸毒、犯罪等社会丑陋现象激增，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形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于是，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2011)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脱节断裂与对立冲突，剖析了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社会作用，从而把大众传媒与文化危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与此同时，以社群主义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 1929—)、桑德尔(Michael J.Sandel, 1953—)、泰勒(Charles Margrave Taylor, 1931—)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针对此类道德混乱现象，批判了现代性的各种弊症，并具体针对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和个人权利哲学展开了论战，他们主张用“社群”代替自由主义的“个人”，强调“公益”高于个人的“权利”，试图用所谓的“公益政治”取代自由主义的“权利政治”。

最后，保守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公平正义论”的论战与批判。在质疑凯恩斯国家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和批判罗尔斯社会正义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现代自由主义阵营内的分歧加剧。以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转变立场走向右翼，他们开始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分道扬镳，回归古典自由主义，抵制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和民主的平等主义。他们主张的“最弱意义的国家”，与古典自由主义提出的“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大同小异，因而被称为自由保守派抑或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理论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英国首相撒切尔、美国总统里根作为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随之声名鹊起，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在推动拉美国家，特别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广泛运用，让其达到了巅峰。

苏东剧变之后，保守主义者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为应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联合在一起，但当那种意识形态已不再对他们构成威胁后，他们便不再掩饰其内部流派间的分歧与分化，走上论战与分裂，大致可分为四个流派：其中两个是非常熟悉的传统保守主义分解而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另外两个是近40年比较突出的新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四派之间相互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