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主要代表及其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在我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和平论思想，但其源起基本上就是先秦时期儒家的社会秩序和平论、墨家的行动和平论、道家的取法自然和平论。也就是说，早在古代中国的先秦时代，和平文化就已经开始出现并逐步融入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骨髓。
一 儒家的秩序和平论
儒家的秩序和平论，主要体现在儒家的修齐和平论、和谐和平论、仁爱和平论、中庸和平论、大同和平论等各种学说之中。
（一）修齐和平论
修齐论是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基本框架，即通过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其中以修身为基础。《礼记》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人平。”（《礼记·大学》）孟子说：“天地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能使人们逐渐形成家国一体的观念，从而为国家的长期和谐发展，同时也为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做出贡献。
（二）和谐和平论
和谐和平论是儒家和平思想的理论基础，儒家的和谐和平论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诗经·商颂》主张“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这句话说的虽是声音的和谐，但也包含了其他方面的和谐。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就是和平论的具体表达。《中庸》更是把“和”当作“天地之达道”。天人和谐在儒家思想体系里居于十分关键的位置，这个思路强调天道与人道、大自然与人们彼此间是相通、相类、统一的联系。孔子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人不可以“欺天”，应当“畏上天”“知天命”。《易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认为“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受儒家和谐和平论的深远影响，黄门令史游在汉元帝时期所写的《急就篇》（又称《急就章》），描述了西汉初年社会的一片祥和盛况：“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熟）成。贤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其所表现的和谐就包含着天人和睦、群己融洽、家庭和睦与国家祥和等。
社会和谐与稳定是国家发展的根本，而家庭和谐则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中庸》中有：“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中庸·第十五章》）关于我国“家和万事兴”这句俗语，曾国藩做了这样的阐释：“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所以，曾国藩极力推崇“和气致祥”的家庭观，认为“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
（三）仁爱和平论
仁爱论也是社会和谐论的核心。樊迟曾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解释说“仁”就是“爱人”，具体来说就是“泛爱众，而亲仁”，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孔子仁爱学说的影响下，子夏得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结论。孟子则说：“仁者爱人。”爱的不仅是爱本身和自家人，还要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就能够得到“爱亲者人恒爱之”的结果。以此入手，进而达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此，由爱亲人而爱人民，由爱人民而爱万物，也就能够达到仁政。仁政实行了，则天地自然安宁与和平。而宋代张载曾将这一思想逐步发展为“民胞物与”的问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
仁爱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是我国民众管理人际关系与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所以，仁心经常被儒家的人尊为“全德”，可能扩展为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品德，也可能扩展到仁政、德治。
（四）中庸和平论
中庸论也是体现社会和谐论的重要理论。中庸又可以叫中行、中道，其中心意思是要我们在待人处世的社会现实中，秉持适度的道德准则，掌握适当分寸，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进而达到人性健全、社会和平与安全。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以中庸当作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主张天下万物唯有各得其“中”，才能互相依存：“致中与，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上古之先世，尧治理社会“允执厥中”、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周公倡行“中德”，用刑力求“中正”。凡上述种种，均是对中庸方式的实际运用。掌握了中庸的思想就能够达到平等和睦的目的，故《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五）大同和平论
大同论是儒家社会思想的最高理想境地。儒家的大同理论始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洪范》所主张的“王道”，即“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诗经》中的《伐檀》《硕鼠》表现出了人民反对奴役、与邪恶斗争、追求乐土的平等生活观念。孔子曾提出大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在《礼记·礼运》篇中，儒家比较集中地阐明了大同和平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由此可见，这个大同社会具有这些基本特点：以社会经济为核心，实现社会财富公有制，即财富不能藏于己；各尽其才，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奉献，即出力不能为己；推行社会分工制，即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推行文明，讲求诚信，选贤举能，取消私人观念，让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减少战乱，实现平等，社会安定而没有任何犯罪。这个理想世界的发展蓝图，就是一种社会和谐和平的图景。
综上所述，可以说儒家的思想理论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理论。而作为对这个和谐理论的补充，孔子主张“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主张“故善战者服上刑”，反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指斥“春秋无义战”的不义斗争。当然，儒家也并没有完全无道理地反驳任何战争，比如，儒家就不反对正义的战争。
儒家的和平观念对中华民族的作用特别重大，孙中山所主张的国际平等观念，正是在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大同观念的作用下，产生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观念，进而产生了国际平等的观念。
二 道家的取法自然和平论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道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派。道家一向以清静无为、不慕名利而闻名。道家思想以虚无主义为本，以自然为用，又能探究万物之情而为万物之主，从而构建起一个无为无不为的社会和平和谐哲学体系。道家的和平和谐思想，可分为阴阳和平和谐论、德乃和平之宗论、小国寡民的无为无争论等，其思想直接影响了汉初休养生息政策，从而促进了汉初的社会和谐与兴盛。
（一）阴阳和平和谐论
在道家看来，太极范畴既是道的思维的具体化，也是对天下万事的最高归纳与抽象。如果说汉语中的“和平”定义和范围起源于人文世界之间的经历和感受，依托于礼仪性的活动而顺着一种伦理性的次序敞开其意义，那么，更早的时代，太极观点乃起源于对自然界的思考、体会、综合及归纳，进而向人文科学的应用领域拓展。由于太极自身的相对性与和谐性，即便在最初的太极观点中，已然隐含着平等与有序的含义。所以，当秦汉时期的道家提出“阴阳和平”的命题时，也无非是让阴阳家思维中的本有之意得到体现罢了。这就为人们重新认识道家太极论的哲理深意，以及道家平衡观点的思想特征，提出了一条重要线索。而那些看似已被淡忘的陈言旧辞，如果在其文化的话语环境中重新敞开了其语意，就让人们重新发现了道家和平思维的诸多独到之处。
为对道家阴阳和平论的基本思想做系统的梳理，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基本论题上，认为它是对道家“阴阳和平”命题的最初阐述仍然是必要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从人类生命本原论的观点出发，这句话可总结为四个字：道生万物。而“道”是如何产生万物生命的呢？老子将其归结为“气”的冲和作用，这也便是他对于生物形成机理的自然气化论。这段话中的“一”可以理解为由“道”而生的混成一体的气。关于“气”，分别而言之，就是天和地气、阴气和阳气，或者说具体的天地、阴阳的属性之分。庄子学说中禀“道”所生的真气就应该包括了阴阳两种性质，整体而言即元气，又或阴阳未分、天地未分的气。气在形成之初，其阴阳性质并未表现出来，而阴阳对立现象也并未发生，所表现出的便是混沌不分的和谐整体形态，此境界老子也称为“一”。“一”是“气”的原始状况，是原始的“气”，后来称之为“元气”。“气”既然内含着阴阳二种属性，便不能久居整体统一状况而势必形成对立面，从而导致其整体统一状况的毁坏而趋向分化，这便是由“一”变为“二”，即“生命二”。“生命二”是指由混沌统一之气转变为阴阳二分之气，是“气”的开始性转变，是人类生命气化的第一阶段。按照庄子矛盾转化与统一运动发展的思路，相互矛盾的事物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就会趋于统一，而当阴阳二气的冲突对立状态表现出来之后就会再次得到统一，而由这个统一运动所形成的阴阳气调和状态，就是庄子所谓的“三”，这种转化叫“二生三”。“二生三”即由阴阳二分之气再到阴阳和谐之气的变化，是“气”的基本形式的最后一次转变过程，是生命气化的第二阶段。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思想，即阴阳平衡是一切成长的一个关键环境。庄子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指出由阴阳二气的相互对立所形成的平衡局面更利于新事物的形成，也因此才出现了“三生万物”这一由气到物的质变。“三生万物”是由和谐的气生成了形式不同的事情，是由人气化的第三阶段，同时也是最后的过程。在庄子眼中，“气”由“道”而生后，经由“一”到“二”再到“三”的转变，便具有了化生万物的能力，进而促成了万物的诞生。万物诞生之后，阴阳之气仍生存于其间，这便是“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之气和谐平衡，人生就可以生存、持续；而反过来说，万物人生的出现本身也表明了其身上的阴阳之气是可以调和的，这便是“冲气以为和”。冲气，是由冲盈喷薄而出的气体。冲是气生变时的状态。应该说，在庄子这里，人生道本源论和人生自然气化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道”之本源的出现及其化生作用是“气”形成和变异的基础，而由“道”本源到实际的人生形态转化，又是通过“气”的变化而完成的。
此处阴阳显然就是指阴气、阳气，冲气以为和，即阴阳二气涌摇激荡而形成统一调和的新的统一。所以《淮南子·天文训》解读说：“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准乎此，阴阳的均衡、调和、一致是自然界事物发生的最基本要求。这一观念，不但被后来的道家派别所承袭、发扬，提出“太极平等”的本体论、世界观和价值结构论，而且也被儒家所吸纳，成为其“和为贵”的中国社会历史思想及“中庸之道”的方法学理论，为我国政治和平思想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德乃和平之宗论
庄子曾对德道的和谐性作过比较透彻的阐述：“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天地之德”直接就是天然之和，这一点乃是“天下和平”的“大本大宗”。这一理想与《周易·象传》的“天下和平”思想相一致。在对道家和平思想进行研究的基本方面，我们要一再重视“道”与“易”的一致性。“均调”乃天下事物德行的均调，天下事物各有其自然之性质，不必一律。“均调”其不齐，让不齐发挥各自的作用，而使之不自大，不作过分的膨胀，就达到人的和谐了。所谓“乐”乃“和”的效果及表现。“乐”以“天籁”为中心，因此又可划分为三种和籁。
庄子期望人籁和合于天籁，参与“吹万不同”使其自已的天籁，是在赞颂由特殊事物的个别性或各别性而形成的无限复杂性。从而表明，“德”之为“得”总是个别的。“均调”各别从根本上讲就是实现事物的个别性，人的内在和谐由此而来。否则人又何“乐”之有！明白事物间的区别，人并不执着于因分别而引起纠纷或纷争。这些观点和方法就叫作“均调”，也叫作“齐”。《庄子》中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就叫“齐物论”。“齐物”有许多含义，意为“均调”“均等”“平等”“相似”“相持”“相类”等。“齐物论”的主要意思就是“论万物之齐同均和”。“和而不同”谓之“齐”，而非一味求同。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齐乃齐而和，和而齐。齐同均和乃是动态的过程，包括了由不齐而齐、齐中又有不齐的状态。“齐物”之“物”则更多地强调个别事物之“德”或“得”。所以圣人之知、之思、之德，与其说是肯定了事物之间虽不同而齐和，还不如说是观照，表现了事物种种之虽不同而齐和的情况。所以，“齐”这个词语也不能仅仅代表同一性的定义，同样也是包括着差异性的同一性的概念。物之“齐”乃不同之“齐”、相和之“齐”。因此，“齐”有地位相等或处境相似、因关系密切而相近等含义。
不同系列事物相互之间既有鲜明的差异，又彼此平等地并存着。所以，通过研究道家对万物观察与认识的方法，将帮助人们探索一个人如何鉴知不同的德并能洞悉其道德属性的方法。正是这种德行，构成了人类和一切其他世界“均调”与齐和的基础。这也是理解人类构成世界的差异性的一种认识与视角。
（三）小国寡民的无为无争论
道家处世哲学的核心理念是“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创始人老子，就确立了这个处世哲学的基本原则。老子崇尚无欲、无争，在他眼中，欲是洪水猛兽，而世上最可怕的便是人欲，所谓罪莫大于有欲望，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贪得无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想要防止犯罪与道德败坏，就需要抑制欲的膨胀，“无欲以静，天地将自定”。抑制了情欲，也就能够达到无争。老子从水的柔弱之性看出不争的巨大好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人不应以所争为高尚道理，因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所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样一来，老子就提出了“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做人哲理，要人类达到“不敢为天下先”。
老子的理想世界是“小国寡民”的社会，它是一个原始的乡村社区。这里是独立的，而非文明的；是开放的，而非强权的；是自给自足的，而非贸易互利的；是静止的，而非热闹的；是小型的，而非大型的。在这个社区里，人们尽管有各式各样的器物，但也用不着使用它。因为所有人都不用出远门，所以尽管有车和船，但也用不着去搭乘它。在这里，尽管有武器，但没有战争，所以武器也没机会使用。在这里也毫无使用文字的必要，用中国古代结绳记事的方式就可以了。所以人们都食得香，穿得好，用得安全，过得幸福。一切社会都是和平的生活状态，毫无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与欺骗，所以“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来往”。
老子主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人，一定要知足守分，随遇而安。老子指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他主张过度地吝惜，必定会导致更大的耗费；过多地珍藏，必定会导致更多的流失。懂得满足，便不会遭遇困辱；懂得终止，便不会遇到危机，从而就能够持久平安。老子觉得要达到这个地步并不简单，需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即人外形要简单，内在要纯洁；要尽量减少私心，也要尽量减少嗜欲。如果产生了嗜欲，则是非常有危害的，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所以人应当只求把肚皮填饱而不求眼目的餍足，“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把肚子吃饱，其余的一切人都不必去管了，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够随遇而安。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他所表达的思想，是一个小农阶级的思想，小国寡民的思想社会，以及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思想社会都是小农阶级心理状况的表现。
在道家学派的思想世界中，人们总是能够获得完全的平等。既然是世界，就要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者。失去了统治者，就不能享有充分的权利。所以，他认为统治阶级必须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他觉得做王侯的就要少下旨意去指使他们做这做那，不能去过多地干预他们，必须让万物自我生息，人民自己才能自由自在地生存。对任何事情来说，都应有因任其自然的成长状态，随顺其自然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依人的意愿左右其间。所以越强越要想到失败，对待社会生产的态度是听其自然，整个人类社会上就能够达成民主治理的目的了。于是，庄子说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主张统治阶级要按天然无为的原理辅佐万物天然运转，而不能有所作为，这便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但是，他也希望平民百姓都能达到“无为”。他主张统治阶级废弃礼乐刑政，一任无谓自然，如果推行无为之治，世界上就能够太平了。因为一旦老百姓智力过多了，就可以造成对他们的困惑，从而促使利欲的念头产生，正所谓“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他认为，自古以来能将世界管理好的政治家们，都没有教育民智，而是教育百姓的智慧，并让百姓更愚昧。以智而治国，是对国人的祸害，不以智而治国，才是对国民的福利。由此可见，庄子的无为思想，有对统治者的要求，又有对老百姓的要求。对统治者的要求，又束缚了统治阶级欲望的无限扩张；而对平民百姓的要求，又禁锢了他们自由的权利。但是这个想法是不能实现的，统治者不可能实施，普通人更不可能这么做。
其实，他们也看到了在实际社会中，统治阶级并没有做到碌碌无为，因为他们以刑杀、礼制、政令、重税、战乱这些手段来对待百姓，而他们根本是以有作为来达到管理天下的目的。其结果就是越有作为，社会就越乱。所以，他反感刑杀，觉得平民百姓都不怕死，为何要用刑杀来恐吓他们呢？反感政令，觉得政令越明，盗贼就越多。反感重税，觉得平民百姓常闹灾荒，就是因为统治阶级赋税太高才产生的。反感战乱，觉得大部队所驻扎过的地区，处处长得满是眼中钉，而战争之后，必是大灾荒。他尤其反感统治阶级不管百姓死活，贪得无厌地奴役百姓，他对苛政制度进行了犀利的批评，指出统治阶级王宫虽然宏伟，但田地却荒废，粮仓空荡荡，而统治阶级服饰艳丽，腰佩锋利的宝剑，美味饱餐，占有多余的财富，是一个强盗头子。这是多么不合理！
老子所谓的“小国寡民”社会理念是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仅仅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因为人类从原始社会阶段发展到奴隶制社会阶段，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表现。尽管这一阶段中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奴役，产生了人压迫人，从而出现弱肉强食的社会现象，但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所有人也都无法将它拽回原来的乡村社会中，去恢复以前那种结绳记事的生活了。从这些角度看，老子的思想是消极的，是不适合当时历史形势的。但是老子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关于剥削与压迫的理论批判，阐述了剥削制度的不合理，这就是他思想上积极的一个方面，对后来的进步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 墨家的行动和平论
墨家思想中的和平理念也是十分鲜明的。而墨家的开创者墨子所提倡的尚同、非攻、兼爱，正是对和平友爱的执着与追求。当然，墨子并没有反对所有战争，他也知道战争对捍卫一个大国的政治主权、国家领土完整，以及百姓的正常生存秩序所发挥的巨大意义，并指出：“食者，国之物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治理国家的工具就是食、兵、城。以此来看，墨子更重视军事和国防问题，并将其从提高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上来认识。不过，墨子却更憎恨战争，他主张利用战争兴师征伐，草菅人命，荒芜农时，毁人城郭，割人庄稼，伐人林木，抢人畜牧，焚人宗庙，杀戮百姓，灭人老弱，夺民所用，废民之力，涂炭生灵，所以兵器是邪恶之物，而战争则是凶险之事。他认为，要想减少战争，停止战乱，从而达到和睦，只能靠兼爱，这是因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到那时候，均能“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
应该肯定的是，墨家不但倡导和平，还践行和平。墨子自己也身体力行，曾经做出了止楚攻宋的和平实践。公元前444年，公输般在楚国制造了云梯，意图进攻宋国。墨子闻讯之后，赶紧从齐国动身前往楚国的都城郢，试图游说公输般、楚王放弃攻打宋国，但他们依然坚持要用云梯进攻宋国。实在没有办法，墨子只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帮助宋国来制止这次战争。我们知道，墨子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军事家。公输般多次采用了围阻的巧妙策略，但墨子却多次将其瓦解；虽然公输般耗尽了所有的攻城工具，但墨子依然将其一一破解，守住了宋国的城池。楚国人最终取消了攻宋的图谋，从而使这场战役得以避免。公元前405年，齐国要攻打鲁国，鲁国请求墨子解救。于是墨子便前往齐国，对齐国君主晓以利害，使得齐国国君终于悟到如果发动战争自己所要遭受之不祥，因此放弃了进攻鲁国的打算。当墨子将近80岁时，鲁国意图进攻郑国。墨子多次劝告鲁阳文君，说攻其国，杀其百姓，取其牛马粟米财货，都是不义之举，最后消除了鲁阳文君进攻郑国的想法。墨子一生中，为了反对诸侯国内部的攻伐战争，以大无畏的精神奔走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成功制止了数次战争，为正义的和平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中国和平文化的辉煌篇章。
四 “知兵非好战”的兵家和平思想
古代兵家和平思想是我国历代军事作战实践的重要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生活中所创造的重要文化成果。我国古代兵家的和平思想内涵，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国安邦，自古以和为贵
中国兵家“和为贵”思想源远流长，它对统治阶级寻求本国和谐与安定具有深远影响。“和为贵”思想在中华文明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留下了许多佳话。在中国古代史上，统治阶级对兵家“和为贵”思想的运用存在过积极和消极两个观点。积极的和平政策使国内安定，民众生活平静，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国内经济社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是一种积极主动综合分析局势所制定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方针。而消极的和平政策措施则是指统治阶级为了谋求眼前的国家利益和片刻的经济社会发展平衡而实行的委曲求全的政策措施，是指因国力相对薄弱而以和平当作交换条件的政策措施。这两种和平策略在各个时期的国家和平战略中有着截然不同的体现形式，前者如弭兵政策、和亲政策；后者则如割地赔款、屈膝求和政策等。
我们先来看弭兵运动。弭兵的含义就是息兵，停止争战，弭兵运动往往出现在战事频发的时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记录了史上一场有名的弭兵运动：“宋向戌善于赵文子（赵武），又善于令尹子子木（屈建），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这场弭兵运动出现在《孙子兵法》成书以前，是由宋国大夫向戌于公元前546年发起的一场和平运动，这场和平运动促使当时各诸侯国的战略发生了变化。弭兵也称戢兵，正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言：“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也体现出当时进行作战研究的古代兵家的一个基本思想倾向，即在残暴与仁爱中间抉择仁爱，在战乱与和平中间抉择和平，在力胜与智胜中间抉择智胜。因此可以说，弭兵运动是中国古代兵家所选用的最佳和平形式。
汉初韩信收降燕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比较突出的一次弭兵运动。汉高祖三年（前204）十月，韩信接受刘邦之命亲率大军于井陉口打败了赵国，准备乘大胜之威继续向北推进攻取燕国。因此，韩信向原赵国谋臣广武君李左车征求破燕之策。李左车指出，汉军通过数战“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也”。李左车分析：“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於燕，燕必不敢不听从。”韩信“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汉军最终以和平的方式收服了燕国。
以和亲换取平等，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为了缓解民族矛盾，所实行的一项比较主动的民族和平策略。《史记·匈奴传》记载的“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所说的正是和亲之事。中国历史上的和亲，较为典型的是在汉唐二代。汉唐二代作为我国封建时期的繁荣发达时代，为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与周边政权繁荣，他们都采取了比较主动的民族政策。而和亲是民族政策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汉代的昭君出塞、唐代的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分别和亲吐蕃，形成了留传百世的历史佳话。和亲还可以减少战乱的出现，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和谐安定的氛围，如唐代薛稷在《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诗中所说“天道宁殊俗，慈仁乃戢兵。怀荒寄赤子，忍爱鞠苍生”，就一语道破了和亲的意义。
消极和平思想在中国赵宋时代和清朝后期，体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在宋朝占据领导位置的传统兵家观念一直是落后和被动的，从宋太宗晚期起，避战求和的观念便长期占据了主导地位。统治者一味用被动的方式处理战事，而厌谈兵事，不时提出“清静致治之道”“修德以怀远”。到了南宋时代，更是将“安人止战”“屈己爱民”视为善策，提倡“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力主“安靖和平”，息师结盟，不要“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以为只有“忍一时之辱”，便可“图万事之利”。由于这些消极的语言和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给王朝和人民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失。北宋与辽在澶州摆开了决战架势之后，双方又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和平谈判，最终双方缔结了“澶渊之盟”，弭兵敦好，“澶渊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后来南宋和西夏也都是用这个手段换来了短暂的和谐。对于和谐局势，虽然带来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实际上，这是北宋王朝不惜用每年向契丹和西夏进献巨货和重金的代价换来的和谐，而他们所得到的也只有屈辱和造成的巨大经济负担。
历史上出现这两个形态的和平并不是偶然的，而只是由于当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兵家思想，影响了统治阶级的策略。如汉唐时期的和亲政策，但当时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富强爱民的平等观，他们主张以民为本，“从事于富”。在王朝受到战乱危害而综合国力仍没有获得强大的时候，应当采取某种手段减少战乱，争取资源来发展生产。“和亲”正是这种较为直接有力的手段之一，但至于历史上的屈膝求和，后世给予的则只是唾弃和反对。
（二）和不忘战，备战以求言和
当然，“和为贵”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讲单纯的和平，“言和”也需要以坚实的实力作为后盾。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敢战方能言和。”这句话向人们阐述了一条非常辩证的原理：“和”就是经过主观力量实现控制作战的成果。我们必须以“和为贵”，但这与主动备战并不矛盾。这在古代兵家眼中，备战的目的并不都是因为战斗，“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对于我国的和平与统一，军队是手段，而政治才是目的，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从以下几层意思来解释“备战方能言和”。
首先，和不能忘战，备战才能言和。而这里所说的“战”，是正义之战。唯有“禁不义，诛暴乱”，才能取得真实长久的和平；唯有对正义战争持积极的心态，才能坚定强兵方可安国的主张。东汉王符所著的《潜夫论》中的一段话，便是这一理念的典型代表：“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圣抚之，恬澹无为，体道履德，简刑薄威，不杀不诛，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圣继之，观民设教，作为诛赏，以威劝之，既作五兵，又为之宪，以正厉之。《诗经》有云：‘修尔舆马，弓矢戈兵，用戒作则，用逖蛮方。’故曰：兵之设也久矣。涉历五代，以迄于今，国未尝不以德昌而以兵强也。”既然中国自古就存在着战乱，所以有了战乱自然就有军事，故言和并不意味着去兵忘战。
其次，在特定环境条件下，“治”与“乱”能够互相转换。《易经》就采用比较的方法深入阐述了“安”“存”“治”与“危”“亡”“乱”的关系：“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掌权者即使在和平社会环境条件下，也不能忘却“危”“亡”“乱”的出现，因为“治”与“乱”是能够互相转换的，安不忘危，才可久安，这正是被数千年中国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孙子兵法》中认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为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由于人的能动作用，“治”与“乱”之间还是能够互相转换的。所以，我们必须强调和不忘战，积极备战方能言和。
最后，备战的终极目的就是“不战”。正如孙武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理论大体上涵盖了古代兵家对和平的追求，并持续地在探求着战争的最高级理想境界。“不战”思维中蕴含了深厚的军事辩证法，是备战方能言和的精辟总结。其内涵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军事斗争中的“不战”为表现形式，以非军事战斗的“战”为实质，以“伐谋”“伐交”为手段，以迫敌屈服为浅层基本目标，以“全”为终极目的，安定国家保全军队以益天下。在此处，使强敌降服是孙子“不战”思想的浅层内容，其深刻的含义是“安国全军”，这是成为古代兵家之首的孙子用兵的重要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对后代兵家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在近年来的《孙子兵法》国际讨论会上，一些专家学者就指出，“孙子的基本立场是不战主义”，“孙子的哲学‘怎样以不战求得和平’这一兵学法宝，将成为中国面对二十一世纪开创世界永久性和平的思想源泉”。“提倡‘不战而胜’的孙子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证明，和不忘战，备战以言和，使得一个国家能够一直处于有备无患的积极战略地位；这是一个刚柔兼顾的和平观，也是最具有亲和力和威慑力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安不忘危，在国家有可能遭到敌国侵略以前，就必须做好各项备战工作，以争取积极的战略地位。《左传》中就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如：“冬，臧宣叔令修赋、缮完、具守备，曰：齐、楚结好，我新与晋盟，晋、楚争盟，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我也。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这正是“有备无患”的观点。这就表明备战本来就有一个很大的战略威慑力，能够起到遏止战争、消弭战争的效果。如《孙膑兵法》中所言：“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有备无患，居安思危者，才能保国安民；忘战必危，无备必伤；穷兵黩武者必亡。所以，要有备而不穷兵，备战而不黩武，达到“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由此可见，备战和不战绝非完全相反的两种概念，而且蕴藏着更丰富的辩证法内涵，有待人们更仔细深入地思考和探索。
（三）反对黩武，慎重开启战端
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慎重开启战端的慎战观念一直贯穿于中国历代兵家的理论著述和军事实践之中，并对后世兵家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兵家所指出的“知兵非好战”，“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在他们看来，战争是不祥的。还有兵家指出，“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等。纵观其内涵，大致有两个意思：一是社会必须稳定，不能贸然发动战争；二是在发动战争时必须慎重从事，不管进攻还是防守都必须抱着非常慎重的心态，并采取相应的策略、方针。这些观点也是中国历代兵家基于兵凶战危，而强调慎重发动战争的主要代表。
“慎战”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兵家从国家和百姓利益角度，提出了慎重处理战事的看法。不管何种战事，只要打起仗来，都要有对人力、物力和钱财的极大耗费。《孙子兵法》第十三章第一段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总结了战争史上的大量史实，体现了历代兵家的观点与心声。孙子从言“兵”入手，提出了慎战思想，并把这一观点贯彻全书、渗透到言“兵”的各个方面，并要求统治者应该认真而谨慎地思考和处理战争的问题。
古代兵家为避免战争，求得最大限度的和平，非常讲究谋略思想的运用，而最为典型的就是柔武战略的运用。前面讲过，柔武战略的出现最早要追溯到西周时期，但真正从观念上使此战略理论化、系统化是由春秋战国的兵家完成的。《老子》是第一部从军事哲学的高度论述柔武理论的兵书，它明确指出，“柔胜刚，弱胜强”“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之后，《孙子兵法》《尉缭子》《司马法》等先秦著名兵家著述，以及秦汉的《三略》、隋唐的《唐李问对》《太白阴经》、明代的《纪效新书》、清代的《将略要论》等都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而较为典型的例子要数春秋时期的《烛之武退秦师》了。公元前630年，晋文公联秦伐郑，以重兵包围了郑国国都。郑国的烛之武“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僖公三十年》）烛之武的一番攻心战，讲清了攻郑与否对秦国的利害关系，说得“秦伯说，与郑人盟”，使秦晋大军不战自退。
可见，以柔武战略为代表的谋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深深地沉淀于中华民族的心里，不断地得到后人的丰富和发展、改造与创新，从而扩大了最初的含义，成为中华民族反对战争与暴力、追求和平与安宁的战略策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来没有侵略扩张和征服世界的狂想，而是一直主张和平友好，奉行“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四）迫不得已，以战止战求和平
先秦时期的兵法《司马法》中曾这样指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这段话可以说是先秦时代兵家看待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心态写照。在战与非战之前，明智的兵家所选择的都是以战止战的和平观。清康熙年间对台湾岛的收回行动便是一个很富有意义的事例，它体现出了康熙皇帝的用兵策略和远见卓识。据载，康熙皇帝一度期望能和平地收回台湾，但在一连串的和谈中，双方矛盾及分歧越来越严重，和谈解决问题已经不可能了。这也促使康熙皇帝逐渐意识到，用纯粹议和平手段处理台湾问题的机会已经不大，因此不得不诉诸武力。
1681年7月，康熙皇帝委任施琅为水师提督，实行“因剿寓抚”的攻台方略，即以战逼和，以战争手段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康熙二十二年(1683)澎湖海战，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师于澎湖海域歼灭明郑军主力，清朝积极进行政治宣传，最终使得台湾本岛得以和平收复。这一历史史实也表明，采取以战止战的策略，有时候和平反而来得更快。在清朝收回台湾地区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上，和平与武力之间进行着有机的结合。康熙皇帝、施琅等人充分发挥了武力作战与军事威胁的功能，以战逼和，终于收回了台湾本岛。这一伟大胜利的历史实践，很值得今天的我们有所借鉴。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古代兵家都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军事专家，其对战争的基本原理作出了细致的探讨，并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过在孙武看来，战并非目的，和才是目的，即使百战百胜，也一样是不足称道的，应该称道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正是他所说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孙膑兵法》尽管探讨了一些战略道理，但也体现了不得已而用兵的观点，孙膑说，“乐兵者亡”，又说，“穷兵者亡”。由此可以肯定，我国的兵家也是提倡并践行和平理念的。
辜鸿铭在回答“欧洲人民到哪里去寻找取代军国主义的新的道德力量”时说：“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2500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中国的兵家确实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他们也是热爱和平的。我国的兵家固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目标，但他们研究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平、维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