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分析

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五个：地理环境、国家间相互作用、国际结构、军事技术的发展、非传统安全因素。

（一）地理环境因素

如同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物的生存环境一样，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生存环境。在地缘政治理论界，弗雷德里希·拉策尔、鲁道夫·契伦、马汉、杜黑、麦金德、斯皮克曼等著名人物提出的诸如“生存空间”“地理使命”“海权”“空权”“世界岛”“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等理论，都强调了自然地理因素对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环境所起的重要影响甚至是支配作用。英国的麦金德提出了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理论，美国的马汉重点强调了离岸平衡国家的重要作用，美国的斯皮克曼则提出了地缘政治中的边缘地带理论。这三种理论看似针锋相对，相互矛盾，实则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组成部分。麦金德在其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提出了心脏地带国家、边缘地带国家、离岸平衡国家的相关理论。该书预言：“美国最近已经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从这个观点来看，大西洋才是东西方之间将来的真正分界线。”早在1904年，麦金德就已意识到，英国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离岸平衡国家的地位将会被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所取代，尽管作为英国公民的麦金德极不情愿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但不论是英国，还是麦金德本人，都无力阻止历史的潮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英国既要保持世界首强的国际地位，又要保住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实在是重负难承。

美国则没有这样的顾虑，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东西是广袤的海洋，南北是两个弱小的邻国，只需要争得世之翘楚，并不需要考虑欧洲是否会继续作为世界的中心，不在乎欧洲是否能够维持世界中心地位。在人类历史上，70%的陆地从未发生过大规模战争，而欧亚大陆中心的哈德良堡（今土耳其西部城市埃迪尔内）却在公元323年至1913年间经历了15次大规模战役。可见，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类活动的地域和国家分布的版图，人类所争夺的必定是有地缘战略价值和丰富的资源的地方。

中国处在“世界岛”的中心，陆上接壤的邻国有14个，隔海相望的国家有8个，在这种地理环境中，中国如果追求强权和扩张，势必引起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因此，“永不称霸”的外交纲领与“和平崛起”的方针政策，不仅反映了中国安全战略的道义感，也反映了中国历代领导人对中国所处地理环境的深刻理解。

（二）国家间的相互作用

一个国家的强大也许并没有威胁到别国，但别国仍会感到不安而采取敌对政策，进而倒逼这个国家采取反制策略，结果是两国安全环境同时恶化了。所以，这种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是影响国家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

一个国家既是自身安全环境的创造者，同时又是其消费者。国家的振兴发展客观改变了自身所处的安全环境，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安全环境。其他国家对于安全环境变化的反应又将反作用于这个国家。因此，影响安全环境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国家间的相互作用。但在全球化时代，一国安全离不开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国家安全是各国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能仅仅建立在一国安全之上。因此，任何片面追求独自安全、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战略都将遭受重挫。

（三）国际结构

国际结构是影响国家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在一个相对持久的历史时期内，国际体系中的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表现出相互博弈、相互竞争、相对妥协的倾向，进而形成一种整体的妥协局势和妥协文化，并以此规范各方行为，使得整个体系具有了妥协性的结构特征，这种结构特征促使各国作出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承诺，进而相互认同，彼此克制，力求用和平手段解决彼此分歧，营造出良好的周边乃至国际安全环境。在全球化时代，无论国际社会呈现出单极或多极化结构，一国安全政策难免受到国际结构的强力制约和影响，不同的国家在不同国际结构下会有不同的行为，而这些相互作用的不同行为又将影响各自的安全环境。所以，国际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安全环境。

然而，不同国家在同样国际结构下的安全环境也可能千差万别。例如，伊拉克、叙利亚、古巴等国家的安全环境随着冷战结束而恶化，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瑞士等国家的安全环境则变化不大。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同样的国际结构中所面临的地区结构也未必相同。例如，当前的欧洲和亚太地区呈现多极纷争，蒙古面临的地区结构是中俄两极，而加勒比海则始终处在单极势力的影响下。同样的国际结构对安全环境的影响也未必相同。例如，斯巴达和雅典之间、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德国与英国之间的“两极世界”，都以战争的方式进行直接较量；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两极”格局，则是以代理人战争、和平演变、战略威慑、军备竞赛等方式进行间接对抗的。总之，国际结构对国家安全环境有重要影响，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中，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调节本国政策、营造相对均衡的实力关系而在国家间相互作用的天平上寻求并维持一种相对的安全环境。

（四）科技革命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引发军事技术革命，每一次军事技术革命都会引发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嬗变，进而对整个国际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人类从最初使用木、石等原始武器开始，先后经历过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和信息化战争等几次重大军事革命。当前正在发生的新军事革命，是迄今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这场军事革命从酝酿、产生到发展，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以越南战争后期战场出现的“灵巧炸弹”和第一套C3I指挥自动化系统为萌芽，以英阿马岛战争等局部战争中出现的初级指挥自动化和精确制导武器为端倪，以第一次海湾战争为转折，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在乌克兰、叙利亚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展现出信息化战争的新样态。在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的过程中，整个工业时代军事体系，包括军队的武器装备、组织体制、军事理论、军事训练以及后勤保障方式等，都将按照信息化的要求进行彻底改造。一批新兴技术，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隐身技术、定向能技术正在或即将取得重大突破，一批更加高效的新型武器，如强激光武器、动能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电磁脉冲武器等，亦将陆续出现，成为军事革命新的物质技术基础，进而推动新军事革命向高级阶段发展，并最终形成新的军事体系。

不同国家参与军事革命的程度和各自的发展速度的不同，将对世界战略格局和国际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五）非传统安全因素

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在很早以前就存在，通常对于一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不会超过传统安全因素。随着人类对于安全问题认识的逐步加深，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领域得到逐步拓展，大体上涉及五大类：第一类是人类为了可持续发展而产生的安全问题，如环境安全、资源利用、全球生态问题以及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和预防等；第二类是因某个国家、政体、集团失控失序而对国际社会和地区安全环境所造成的威胁，如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人权、难民问题等；第三类是跨国界的有组织犯罪，如贩卖人口、毒品走私、跨国诈骗等；第四类是非国家行为体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和冲击，最典型的是国际恐怖主义，通常是由多国背景串联而成的恐怖组织；第五类是由于科技发展以及全球化所产生的安全脆弱性问题，如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以及基因工程安全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科技安全、网络安全、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关系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非传统安全因素正在或已经演变为威胁国家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