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传统国家安全理论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始终屹立于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常重视维护国家安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先贤们认真思考国家安全问题，形成了丰富的国家安全理论。在实践中，传统国家安全理论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取得了辉煌成就。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国家安全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是在多民族交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古代的某些时期内，中华民族的版图上往往存在多个政权。各个政权之间既有合作，也有长期的斗争。在不同的政权内部，也有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剧烈斗争。某些时候，中华民族也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各个政权始终面临着维护政治安全的问题。在很多时候，中国发生或大或小的军事冲突乃至战争，军事安全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与此相对应地，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往往呈现发展、繁荣、衰落、再恢复发展的历史周期性。中国自古以来自然灾害多发，也经常面临着生态安全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安全问题。
中国传统国家安全理论的内容极为丰富，有很多观点影响非常深远。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人心向背，强调以民为本
国家是由人构成的，国家安全与民众息息相关。即使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很多中国思想家也清醒地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民众的支持，国家无法保证安全稳定，统治者也无法维护自身的利益。因而，中国传统治国之道提倡“国以民为本”“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古人早就提出：“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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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中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战国策》中称：“为国者，顺民之意。”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进一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将民置于国君之上。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上，古人又提出“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择人；三曰从时”。意思是，为政之道有三：一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和需要从事；二要选贤任能；三要顺应时势。历史上，很多明君贤臣学习这些观点，用以治理国家。唐朝宰相魏征进谏唐太宗说：“以隋亡为鉴”,“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唐太宗始终牢记“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一警世箴言。明朝朱元璋当政后也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天生民而立君，君为民而立命”。这些都反映了古人对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
（二）坚持“中华一体”，强调国家统一
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统一、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考察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凡是国家分裂的时代，必然伴随着政局混乱、经济不振、社会动荡，人民生活苦难。因此，中国古代历来强调“大一统”的思想，把维护国家统一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从先秦时期，古人即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分裂动乱。针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孔子提出要建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有秩序社会。他倡导“和而不同”，认为君子即使有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和谐相处，从而做到天下一家。孟子主张“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天下“定于一”。老子则主张以“一”为本，“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在他们的影响下，历代有识之士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特别是在国家出现分裂与动荡的时刻，无数英雄志士都以重新实现“华夏一统”为己任。纵观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统一是主流，分裂总是短暂的。
（三）牢记有备无患，强调居安思危
安与危是相互对立的，同时又是相互转化的。中国古人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认识国家安全问题，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国家安危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庄子》指明：“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古代先哲提出，在和平安宁时期也要有高度的忧患意识。《周易》提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后人将其概括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司马法》中有句名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说苑》中称：“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此基础上，古人强调要预先做好准备，充分应对可能的危险。《尚书》中提出：“惟事事，乃有其备，有备无患。”《战国策》中强调：“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左传》也留下名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盐铁论》中主张：“事不豫辨，不可以应卒”;“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南史》中提出：“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备。”这些主张都突出了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告诫人们要赢得主动，防止被动，关键在于是否有备。古人还从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无形到有形等事物演变的规律，为世人敲响警钟。如《汉书》提出，欲“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就须深知“安者非一日之安也，危者非一日之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魏征对唐太宗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以伐根而求茂木，塞源而欲流长也。”
（四）力求国富兵强，强调亲仁善邻
与某些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历史传统不同，中国古人既注重发展自己，又与邻国和睦相处。中国古人认为，自身保持繁荣稳定，是创造国家间和平局面的重要前提。《左传》中提出：“天子守在四夷”，意思是与四方邻国和平相处，对自己是最好的守护。《管子》中强调：“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关于如何做到亲仁善邻，《孟子》中认为“交邻国有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意思是说，唯有仁爱为怀的君主才能做到以大国侍奉小国，而唯有充满智慧的国君才能做到以小国侍奉大国，这样双方便可敦睦相处。当然，睦邻并不等于放弃戍边。唐代政治家陆贽曾说：“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戒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屯垦戍边，保家卫国，历来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之要务。
（五）主张止戈为武，强调上兵伐谋
中国古人有爱好和平的历史传统，但这并不等于说不重视战争和军事问题。相反，中国古人认为只有充分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才能真正赢得和平与安宁。军事对抗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兵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兵学文化强调战争的目的不是侵略和压迫别人，而是为了制止战争、赢得和平；要做到这一点，不能滥用武力。《史记》强调：“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杜甫在《前出塞》诗中写道：“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些古人的至理名言，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强调以德服人，对战争手段进行限制。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主要是立足于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及安全方面的威胁做好必要的准备，以确保国泰民安，而绝不赞成先启战衅，进攻别国。当然，中国古人并不惧怕战争，强调战争来临之时，要善于运用谋略，力争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产生了兵学经典名著《孙子兵法》，突出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国古代还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兵学典籍，其中都大量论述如何运用谋略，蕴含着丰富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智慧。除上述内容之外，中国古人还提出了许许多多有益的国家安全思想。在古代历史实践中，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发挥出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促使中华民族祖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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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重耳流亡列国时，郑文公曾经对其无礼。后来晋楚争霸之时，郑国又依附于楚国。所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大胜，实现了称霸的大业后，就决定教训一下郑国。于是在公元前628年，联合秦穆公包围郑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氾水之南，郑国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
郑国大夫佚之狐，很有识人之明。他向郑文公举荐了烛之武，说烛之武一定有办法瓦解秦晋联盟。烛之武只是郑国的一个圉正，和孙悟空一样，是个养马的小官。他因为得不到重用，也有怀才不遇的愤怨，但在国家危难之时，仍然挺身而出。
在郑文公的恳切请求下烛之武出使秦营，面见秦穆公，巧妙地利用秦、晋两国之间的矛盾，并从秦国角度出发分析当时的形势，让秦穆公相信保存郑国对秦国有利，而灭掉郑国只会对晋国有利。秦穆公感觉烛之武说的在理，于是与郑国结盟，还派杞子、逢孙、杨孙帮助戍守郑国。
这就是上兵伐谋，不动刀兵，就能够让敌人退军，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