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把握文艺作品的政治站位》：《岳阳楼记》千古传世：文艺作品中的家国情怀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时，进一步解释道：“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大意是：登高能赋的人，善于感应外物，心灵敏锐，才智精深美妙，可以与之商讨国事，因此可以把他们列为士大夫。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

领导干部提升文艺素养，首先需要“登高”——把握文艺作品的政治站位。政治站位，并非高不可及，对文艺作品而言，弘扬家国情怀，吹响时代号角，心系人民悲欢，追求真善美的永恒价值，都是政治站位的具体体现。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范仲淹的千古名文《岳阳楼记》，通过描绘岳阳楼的景色及迁客骚人登楼览景后产生的不同感情，表达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这篇文章影响力洞穿史册，是因为文虽短而意悠长，句简约而志高远，揭示了“上下之交”“政通人和”的延绵千年的治国理念之一，以及士大夫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现今，岳阳楼有一副点睛楹联歌颂范仲淹：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站在岳阳楼上，尽览洞庭湖的山水景色，百姓疾苦涌上心头，诗人写出了忧乐心志，道出了理想追求。

《岳阳楼记》文质兼美，写景动静相生，抒情议论交融。全文音韵和谐，文辞精美，气势恢宏，把水连天、天连水，水天一色的景象描摹得无比壮美，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更关键的是通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恒定淡然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襟，展现了作者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和忧国思乡的悲凉情怀及高尚的人格。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思想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影响和激励着一代代炎黄子孙为国为民无私奉献。

《岳阳楼记》流传千古，后人编了一则朱元璋的故事：有一个叫范文从的御史违抗旨意，被判处死刑。案子交到朱元璋这里进行最后复核。朱元璋见到范文从的姓名和籍贯，顺便问了一句：“你莫非是范仲淹的后代？”范文从回答：“臣是范仲淹的十二代孙。”朱元璋沉默良久，命令左右取来五块帛布，每块帛布上均御笔亲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句，送给范文从，说：“我赐你免死五次。”

这个故事源自清朝文人赵吉士编撰的笔记《寄园寄所寄·镜中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故事中范仲淹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千百年来的文人士大夫树立了一道标杆，受到无数知识分子的尊重，连明太祖都受到感染。如果范仲淹后代真的因为范仲淹而被赦免过错，那就印证了“君子之泽”也长青。可惜，这个故事有很大可能是虚构的。因为明朝洪武年间，没有一个叫范文从的御史；朱元璋也不可能在死刑复核时接见罪臣。但合情合理的虚构，则是文艺作品创作中一种必要的手法。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岳阳楼记》之所以成为传世之文，是因为范仲淹有传世之心。家国情怀越千年而弥新，是因为它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1]

文艺作品在弘扬爱国主义，引导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等方面，就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启迪心灵，陶冶情操。

注释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