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3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波兰等国对伊拉克发起侵略战争。此后不久，我即启动了伊拉克史的研究工作。其时，我希望此项研究能有助于我的美国同胞，以及其他对此有兴趣的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及其意义。多年的执教生涯让我深知，西方读者对伊拉克知之甚少。不仅如此，我希望此书能激起读者对伊拉克人民的伟大历史与民族文化的思考，启迪新的思维。2011年，最后一批西方联军从伊拉克撤出，西方主流媒体随之纷纷撤离，整个世界亦停止了对伊拉克的关注。尽管如此，即使到了2014年我写下此段文字时，西方武力侵占伊拉克的影响依旧还在，伊拉克事实上正在向族群分治的方向发展，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因此，当下的研究成果如能让他们当中一些人或其他感兴趣的读者重新关注伊拉克，也算是一件幸事。此番工作，感激之人良多。尤其是学者和媒体朋友，正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才能步履从容地遨游于研究之海，最终写成此书。我的学生亦贡献多多，他们常常让我灵光闪现，这不仅是其学业所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激发了我对历史研究的深入探索，助我捋清伊拉克历史的点点滴滴，得以向广大非专业的读者清晰地传达出伊拉克悠久历史的幽深、复杂和意味。

我还要感谢中央密歇根大学（C.M.U.）赐我良机，让我有幸教授一系列中东历史课程。正是在这所大学，我开启了自己的教学生涯。得益于这个工作岗位，我教过西方文明史之类的课程，亦研究古代近东历史文化概论，其间有幸得到上至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下至众多同仁的鼎力支持，他们无一例外地支持我的决定，鼓励我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授关于“古典”中东和现代中东的新课程。随着我的教学内容日趋多元，教学负担亦越来越重，历史系主任给我指派了几名研究生助教，他们的帮助不可或缺，让我能够抽出时间学习所需的新的专业知识。

本书的写成，极大地受益于中央密歇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一项决定，它由院长帕梅拉·盖茨（Pamela Gates）签发，同意在2010年春季学期里减轻我的教学任务，让我有精力从事写书所需的研究工作；同时，本书亦大大受益于2011年春季学期的休假研学。此外，我还要万分感激从事亚述研究的同仁芭芭拉·奈芙琳·波特博士（Barbara Nevling Porter），她给予本书一些中肯的意见与评价，时常予我研究困顿之时急需的鼓励。同样，我要无限感激那些致力此书问世的良师益友和同仁，多年以来，他们使一个起初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或现代伊拉克历史懵懂无知的研究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并在这条历史研究大道上一直鼓励着他、帮助着他，并最终促成他著成此书。具体而言，我要感谢的是詹姆斯·穆赫利（James Muhly）、乐儿·莱希蒂（Erle Leichty）、阿克·薛贝里（Ake Sjoberg）、巴里·艾希勒（Barry Eichler）、克里斯·哈姆林（Chris Hamlin）、诺曼·约菲（Norman Yoffee）、杰克·萨森（Jack Sasson）、玛莎·罗斯（Martha Roth）、理查德·塞特勒（Richard Zettler）和托马斯·霍兰德（Thomas Holland）。我将永远感谢阿明·巴纳尼（Amin Banani）、阿迈勒·拉萨姆（Amal Rassam）和阿菲夫·卢特菲亚尔-赛义德·马索特（Afif Lutfial-Sayyid Marsot），他们肯定早已忘掉一些事，正是他们在1984年由国家人文基金会（NEH）和美国州立学院及大学联合会（AASCU）主办、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承办的现代中东研讨会上对我的教导，才让我走上中东后古代史（post-antiquity history）的教学、研究与写作之路。在此，我也要非常感谢出版商所提供的匿名评审们对本书提出的意见。毋庸置疑，书中一切错误过失或失当之谬皆是本人的责任。

至于本书的出版商，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正是此杰出的出版商予我机会，让我得以出版此书。在我不得不延长出版期限以应对教学和身体抱恙之苦时，他们始终鼓励我并给予帮助。我要感谢诺文·杜斯达（Novin Doostdar）、凯特·柯克帕特里克（Kate Kirkpatrick）、保罗·布恩（Paul Boone）、詹姆斯·马克尼亚克（James Magniac）和保罗·纳什（Paul Nash），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与帮助。我要特别感谢菲奥娜·斯莱特（Fiona Slater），在我完成本书终稿的修订时，她向我提供了精彩超凡、准确无误的批评与建议。其中，安东尼·南森（Anthony Nanson）在修改、润色我的书稿时做了不少出色的工作。还有凯瑟琳·麦卡利（Kathleen Mc Cully）也通过其仔细的校对发现并纠正了几个令我难堪的谬失。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尼娜·纳什-罗伯逊（Nina Nash-Robertson）博士，如果没有她始终如一的耐心支持、帮助和温柔呵护，还有间或地鼓励我“尽管去做吧”，我怕是永远不可能完成这个研究项目。在我研究并撰写此书期间，她带领中央密歇根大学合唱团不仅在卡内基音乐厅表演，而且还在爱尔兰、法国和中国等国进行巡回演出——至于在家附近地区的无数次演出，那就更不用提了。在我重伤期间——做了两次髋关节置换手术——她无微不至的护理，帮我渡过了难关。尽管如此，她还是不遗余力，抽空审阅我的底稿，并提出一些宝贵建议，做了一些修正。我所亏欠于她的，不仅在这个研究项目里，更在我们30年的人生风雨中，这也是我无法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