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

一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山东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

蒲松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那正是一个社会大动乱的时代。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过十几年的武装斗争，于一六四四年推翻了明王朝。同年，满洲贵族大举入关，开始了对全国的武力征服和血腥屠杀。汉族人民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了四十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才告一段落；清朝统治者统一了全国。

明清之际，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清军的烧杀劫掠，以及连年的水旱灾害，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城市凋敝，田园荒芜，白骨蔽野，饿莩载道。据记载，蒲松龄的家乡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清世祖实录》卷十三，顺治二年正月），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到康熙年间，农业生产才逐步恢复，耕地面积扩大，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增长，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得到恢复。明代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逐渐分布到较多的地区和行业之中并迅速地成长起来。

在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同时，土地兼并也加速地进行着。满州贵族用圈占和强买的手段夺取了大片土地，汉族地主也千方百计地从事兼并。康熙年间，江南地区“有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万至一二万者”（《阅世编》卷一《田土》）；大批农民沦为佃户，他们必须将收获的六成乃至七成、八成缴纳给地主，此外还要受贪官虐吏的盘剥勒索，陷入极其困苦的境地。农民抗租夺地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很尖锐。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日趋没落的封建制度，极力提倡程朱理学。读书人考试作八股文，只能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来发议论。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武器，与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互相配合，充分发挥了禁锢思想的反动作用。此外，清王朝还以“诏举山林隐逸、博学鸿词”，和搜罗文人学士编纂图书等方法，拉拢控制知识分子；用严禁集会结社和大兴文字狱的手段钳制进步思想，仅康熙二年（1663）庄廷一案，被杀的就有七十二人，充军的达几百人。（见《痛史·庄氏史案》）但是，清王朝的上述种种措施都不能阻止进步思潮的发展。在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批具有民族意识和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猛烈地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指责封建帝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其“一人之淫乐”，已成为“天下之大害”。他还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反对压制工商业的政策。顾炎武（1613—1682）指出宋明理学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谈，只能危害社会。他提倡研究学问要注意调查实际情况，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王夫之（1619—1692）则系统地论证了“理在气中”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给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比王夫之时代稍晚的唐甄（1630—1704）和颜元（1635—1704）等，也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他们的理论和思想，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封建观念，不仅代表着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商业者的要求。

清初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影响着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他的《聊斋志异》曲折地反映了这个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的某些侧面，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是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他父亲蒲槃本是一个读书人，在科举上很不得志，于是弃儒经商，二十余年间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但到蒲松龄长大的时候，家境已经衰落了。婚后分家，“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内外。”（《元配刘孺人行实》）可见蒲松龄年轻时生活是相当困苦的。

蒲松龄早年热衷功名，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后却屡试不第。三十一岁时，他迫于家贫，应江南宝应县知县孙蕙的聘请做了他的幕僚，不久就辞幕回家了。此后一面在乡绅人家设帐教学，一面应考，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五年后去世。他在《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一词中说：“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正是他大半生穷愁潦倒生活的写照。

蒲松龄的思想很复杂。作为一个不得志的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长期在农村过着清寒的生活，这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农民，体察他们的疾苦。特别是对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以及水旱灾害的侵扰，他有切身的体会。他的文章如《纪灾前编》、《纪灾后编》，诗词如《空城雀》、《贺新凉·淫雨》等，都反映了农民的疾苦。《农桑经》记载了农业生产的一些技术经验，表明他对农业的关心。蒲松龄本人的坎坷遭遇又使他对当时的政治弊端和科举制度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他在《与韩刺史樾依书》中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正是出于对社会黑暗的这种“愤气”，他写成了自称为“孤愤之书”的《聊斋志异》（见《聊斋自志》）。另外，由于父亲多年经商，蒲松龄对市民阶层可能比较熟悉。《聊斋志异》中有些故事是以市井生活为背景的，有些正面主人公就是市民。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束缚，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对蒲松龄的世界观有着积极的影响。然而，蒲松龄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摆脱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他对社会的不满，主要是从个人的遭遇出发的，所谓“粜谷卖丝，以办太平之税，按限比销，惧逢官怒”（《答王瑞亭》）之类的牢骚，不过是代表了一批中小地主的情绪而已。他迷信佛教，自以为是“病瘠瞿昙”再世，有很牢固的宿命论思想和因果报应观念。这些都给他的创作带来消极的影响。

蒲松龄一生著作很丰富，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四百余篇，诗九百余首，词一百余阕，杂著数种，戏三出，通俗俚曲十几种。《聊斋志异》是他的代表作，四十岁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增补修改。《聊斋志异》的素材多数来自口头的传说，它们流传于劳动人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中间。蒲松龄说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聊斋自志》）。《聊斋志异》的许多故事就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此外，还有一些故事是作者亲身的见闻和经历，如《地震》、《上仙》；有的是从旧有的故事衍化出来的，如《续黄粱》；还有许多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如《狐梦》、《绛妃》等。

《聊斋志异》在作者生前已有抄本传世，乾隆十六年（1751）铸雪斋抄本是今存较早的一种。一七六五年始有湖南王氏刻本。一七六六年严州太守赵起杲又刊于浙江，这就是通行的青柯亭本，共收四百三十一篇。解放初在东北发现手稿上半部共四卷二百三十七篇。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采录较为完备，共四百九十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