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之反应

泾阳吴宓为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现为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君既精通西方文学，得其神髓，而国学复涵养甚深，近主撰《学衡》杂志，以提倡实学为任，时论崇之。兹承以鸿著见惠，特刊登如下，并志谢意焉。（记者识）

民国创立今十一载，而文化精神之建设事业尚未有成。异说纷纭，莫衷一是，人心摇惑，失所依归。夫文化者，就广义言之，统政治、学术、文艺、哲理、道德、风俗等而言，实民志、民智、民德、民力之所寓，即全国国民公有之精神，而隐隐中实足以指挥国民之行事者也。就狭义言之，则学术文艺而已。姑无论其为广义狭义，凡一国一时之文化，必为其历史上之所遗传，与异国新来输入者，融合孕育而成。故吾国今后之文化亦必为吾国之国粹（指固有之文化而言），与西方之学术文艺等融合孕育而成。若欲独存其一者遏绝其他，不惟理所不宜，亦势之所不能也。故今之所当辨者材料方法而已。何者宜存？何者宜革？何者宜取？何者宜拒？如何而融会其精神？如何而解释其矛盾？如何而采集众长创立至善至美之新说，以为最后之归宿，国民之圭臬，全世界之受用，此吾国言文化者所当三致意者也。窃意吾国今日，纯事守旧者，已无其人。虽有新旧之争、国粹欧化之争，实皆皮相虚名。吾国今日真正之争乃在文化建设之材料方法耳。于国粹则各有视为应存之精华，而不能相合，于是乎争。于西学则各有视为最要之珍品，而急图输入，于是乎争。主论方法，亦各不同。或主尊此抑彼，或主兼蓄并收，于是乎争。或欲宣传鼓吹，到处演讲，或欲殚力学术，潜心著述，于是乎争。而所谓国学者又百千其门类、派别、义理、方法，而所谓西学者，亦百千其门类、派别、义理、方法。本非一致，何能强合？于是乎争。凡有心于建设文化者，处此扰攘漩涡之中，当思以博大之眼光、宽宏之态度，肆力学术。深窥精研，观其全体而贯通彻悟。然后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华，以为一国一时一世之用。夫然后争端自息，疑难尽解，新旧中西之名义亦不存，而中华民国灿烂伟大之文化方以实现。而今则去之尚远也。

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之主张，佐以宣传之良法，更因时会所趋，国家多故，人民心理情急思变，加之喜新盲从者之多，新文化运动遂得大盛于一时。迄今其声势犹极浩大。惟较之二三年前，则稍减耳。方其盛时，影响及于政治社会、风俗人心，而其说尤深中于少年之学生。甚至书店印局，非新文化之书籍不敢印售；日报杂志，非新文化之稿件不予登载。诸多顽固老儒、迂拘村叟，亦期期以附和提倡新文化自命。甚矣其盛也。是时虽有持异议而窃窃疑虑者，亦为势力潮流所冲压，末由得伸其说。或且以衣食念重，祸福萦心，自安缄默，强作达观，不问时事。甚矣新文化运动之盛也。然物极必反，理有固然。近顷于新文化运动怀疑而批评之书报渐多，虽其种类各别，主张不一，然皆可谓为新文化运动之反应，故不可不汇合而比论之也。

惟有需申明者数事。（一）吾国之讲新学，为时已久，不自新文化运动始，更不自今日始也。故今者新文化运动与其反应者之所争持，乃材料方法之实事之争，非新旧之名义之争也。故欲论新文化运动及其反应者之长短得失，应取其两方所主张之道理、所著译之文章，一一分别论究之。期总穷源竟委，详悉曲尽。决不可强指一方为新，斥一方为旧，不加审察，一笔抹杀，以意气为从违也。（二）所谓新文化运动，亦仅就其大纲，合为一体而言之耳。其中人之所主张，固互有不同之处，而前后亦多改变，不可不知。而反应者之书籍报章，其宗旨办法、内容材料尤不一致。其与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有针锋相对者，有大同小异者，有全相径庭者，亦有偶尔龃龉者。其所持之态度，有剑拔弩张者，亦有心平气和者，有直肆攻击者，亦有婉而微讽者。有因自身本有主张，因其与新文化不合，而遂相持者；亦有本无定向，但凭一时感触而略施讥弹者。其所用之方法亦有异，有著为论说，逐条驳诘，明示批评者；亦有著译诗文，专心创造，而以吾文之体裁格律，暗寓抵制者。其复□□□□□□□□□□□□□□□□□□□□□□□□□□□实不当读者幸毋以辞害意可也。（三）吾于篇首已申明吾国今日文化建设应循之正轨。今论新文化运动及其反应，即应据此以为标准。二者平列，比较异同而为论断。是者进之，非者斥之。其材料方法有合于上言之正轨者，则称誉之；有悖于此正轨者，则指正之。总期改良尽善，逐渐引而上之，使日进于文化建设之正轨，以此为目的。非谓今之相持二派之间，其一必全是，其一必尽非，天下之学问思想、艺术文章尽在于是，必铲除其一而奉其他为金科玉律也。吾惟自有其理想之标准，夫然后视新文化运动及其反应者，乃成为比较之短长得失，而非相对之从违取舍矣。（四）吾国自维新以来，新旧之争，率皆为事实之争，权利之争，势位之争，而非理想之争。即其所争者在政治，在教育，在实业，在种种之设施建树，而不在学术文艺之域也。例如《国粹学报》，以提倡国学为职志，而乃亟亟于种族之革命，何所见之狭耶？其他更不必论。至新文化运动出，虽以理想主义为号召，而仍急谋事实之设施、权利之发展。年来评新文化运动者，亦多取其中人之行谊及事迹而短长之，固犹不脱事实之迹象也。此类评论应有与否及其评之当否，另为一事。吾之论新文化运动及其反应，则专就学术文章、思想道理立论，所本者乃双方刊布之书报，而不及此外之事实。质言之，论学论文，而非论人论事也。（五）新文化运动之发轫及其大盛之时，吾皆旅学美国。远道事实隔阂，而书籍报章所见亦不多，未能遍览周知。而反应者之言论文章，尤不易得见，故所读者寥寥。其时，持异议者，或竟甘默尔而息；或具有思想，著成文章，而苦无发表之地。语人则听者惶骇，掩耳却走；投稿则书局报馆，概斥不录。其有自行集资印为小册者，亦苦无术流布，所在受阻，仅可寄示一二亲友，矧能流传国外。故吾于新文化运动反应者之书报，所见绝少。兹之所论，挂一漏万，惟读者谅之。

以上已申明吾立论之宗旨与方法。吾以为欲评两造之得失，必须将其中所含之问题及事理，一一加以精深详尽之研究。穷源竟委通观彻悟之后，以其所得晓示国人。夫然后言者可自信不疑，听者亦心悦诚服。否则徒凭意气之豪、声势之大、笔锋之利、词藻之佳，往复辩驳，虽取胜而无价值。即徒事折衷，漫言兼取，亦不免“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之讥。终属无裨于己，无益于人也。惟然，故建设文化之正法，惟在研究学术、著译书籍。于国学必沉潜经史，博览群书。其工力造诣，与昔之耆儒宿学无异，然后可言整理国故。整理国故者，非妄谈新法，多分纲目，东钞西凑，割裂篇章，望文生义，牵强比附所可从事也。于西学必深通语言文字，兼习各种学问，更专精一类之学。其所知之广，所极之深，须与西土名士硕儒比肩齐誉无逊色，然后可言介绍西学。介绍西学者，非掇拾零篇，字移句译，意晦词塞，矛盾荆棘，散漫模糊，夸张凭陵者所可从事也。而整理国故及介绍西学二者，皆尤非以白话语体，英文标点，横行排印诸种形式，即可冒充名家，众咸推尊，而不问其内容也。上所言之资格，似虽望国人之遽能及此。然行远者必自迩，登高者必自卑。今只求方向之正，则进步日有可睹，吾愿有志于文化建设之士，均实心实力研究学术、著译书籍，而并劝他人为此，一改数年来流行之恶风气，则中国文化之前途幸矣。

吾于新文化运动，曾作文二篇论之。分载民国十年春季冬季之《留美学生季报》，《学衡》杂志第四期复合而录之。是二篇均浑括立论，只言大体。稍暇拟取其中之问题事理，一一作专论，详细探究。如（一）文言白话论，（二）创造与批评，（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原义解，（四）论融贯中西学术之正法，（五）民德论，（六）我之人生观等。吾作文之规则，总必心有所蓄，然后发之。决不为欲评新文化运动之故而出题作文也。

今就吾所及见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者之书籍报章，择取数种而论述之。见闻不周，已述于前。兹更有申明者，即以下所列各杂志中，有吾尝投稿或与吾有他种关系者。然今之立论，则纯然置身局外，中立不倚，平衡论断。其与吾有关系之杂志，则宁分外从严批评，而直指其失，不为曲讳。又所谓反应者，非反抗之谓。各杂志自有其宗旨，明载卷端。读者幸勿因吾论列于此，而遂疑其为不赞成新文化者。此固非各杂志所任受，而亦非吾之初意也。

（一）《民心周报》　《民心周报》者，中国国防会所办也。先是，民国四年，日本以“二十一条”迫我之后，留美学生中之笃实有志者，痛愤国事，乃创为国防会，专以培养国民自卫力为宗旨。其致力范围，不限于军事。凡实业教育等，直接间接可以增进国力民力者，皆拟从事。民国五年出有《国防报》一册。民国七年改为《二十世纪报》亦出一册。民国八年，出《乾报》二册。均在上海印刷发行，以军事外交为主。民国八年秋，国防会总会由美移回本国，设于上海。先已捐集美金七千余圆，拟办印书局一所。旋以资本不足，经理无人而止。民国八年冬，即在上海刊发《民心周报》，共出一百二十期，至民国十一年二月停刊。其间之经费多由捐助及会中人筹垫。国防会移回本国后，举聂云台君为名誉会长。故《民心周报》性质渐变，除每期评述国内外政局外，几成为商业金融之专门杂志矣。惟自发刊以至停版，除小说及一二来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谓新式标点。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之时，亦可谓砥柱中流矣。民国八年夏，吾为该会驻美分会编辑部长，曾草拟周报编辑及办事章程，会员某某诸君亦各具意见书若干条。其后《民心周报》出版之时，仅各采数条，加以变更。初办之时，张贻志君为总编辑，后易他人。此报驯至漫无宗旨，为人所讥。然初办之时，尚思有所表见，兹略论其内容。

第一卷第一期《发刊宣言》，首言本报所不为之事，如不偏持一成不变之学说，不偏取何种社会主义，不营私利等。次述其宗旨六条。第三条云：“根据吾国固有文明特长之处，以发挥而光大之，使人人知吾国文明有其真正之价值，知本国文明之所以可爱，而后国民始有与之生死存亡之决心，始有振作奋发之精神。遇外敌有欲凌辱此文明者，始有枕戈待旦之概。”第五条云：“对于欧美输入之新思想及学说，皆以最精粹独立之眼光观察审断之，不惟使普通国民具有世界知识，且使其对于西洋文化之真粹与皮毛，有鉴别取舍之能力，至对于吾国一切之固有社会制度，不为笼统的诋毁攻击。务以历史眼光究其受病之原，而求适当改良之法。”其所列本报言论之性质八条有云：“不尚新奇，不主偏激，不事谩骂，不尚武断。”其所列本报言论之态度六条有云：“贵持平，主虚衷，用分析的眼光，为有条理之批评。”凡此皆针对当时之新文化派报章杂志而言也。此其陈义不可谓不高。所惜该报内容遽变，未能实行耳。

第一卷第一期《民心释义篇》，述本报之志愿。其第四条略谓国人作事往往不按程序，本末倒置，不察实事，而竟倡无政府主义、大同主义、劳动主义等，应为之矫正云云。

第一卷第一期《平新旧文学之争》一文，张贻志君作。略谓文学之价值，不在其新旧，惟视其优美如何适用与否而已。今之所谓文学革命不惟不能改良，适足变恶，其理由有二。一则白话繁复冗长，徒使笔画字数加多，略识字者亦不易读，且费时耗纸。二则白话仅为一地之方言，不通普通话者反难索解，且无以传神。当世有志之士，欲行文学革命，则宜改良语言，统一方言，普及教育，铸造新字及术语，而决非以粗冗之白话尽代文言所可致也云云。此论平心说理，按切事实，乃当时新文化派之报纸竟大肆攻诋。第一卷第九期中，张君又作《论国粹再答某君》以解发刊宣言中宗旨第三号之义，乃攻者仍蜂起。主持《民心周报》之人，忧于大势，欲俯仰随俗，又为离间者所媒孽，卒至张君辞去总编辑之职，而《民心周报》亦遂再不敢谈及新文化。虽有第一卷第四期稚嵋君作之《文化运动》，及第一卷第七期次羽君作之《白话文与应用文》两篇皆无足重轻者也。

然第一卷第七期中，有梅光迪君作《自觉与盲从》一文，略谓人贵有自觉之心，乃为真知灼见。若今之纷纷附和新文化者，皆盲从者耳。此后惟于第一卷第三十七期，陈茹玄君作《亡国之朕兆》一文，述其由欧美初抵本国之所感，语重心急。所谓“亡国之朕兆”者，即指举国汹汹，甚嚣尘上之白话文、新体诗、无政府主义等耳。

总之，《民心周报》志切爱国励群。初出时确具宗旨，甚足嘉赞。惟其后一变而为工商金融之摘钞陈编，则卑卑不足道者已。

（二）《经世报》　昌明孔教《经世报》者，孔教会之机关报也。旧为日报，自本年正月起，另订体例，改为月报。陈焕章博士主撰，已出七期。其内容释经述学，并著论提倡孔教，又载往来函牍及会务情形。该报既为一教会之机关报，则体例应迩，不得遂以标榜宣传讥之。盖各教各会，皆自为鼓吹，何独禁制孔教？若夫读《经世报》者，其批评将视其对于孔教之观念如何而定。愚意耶佛即不论，苏格拉底、柏拉图亦有其宗教，安能谓孔之非教耶？国教乃法律问题，故孔教之定为国教与否，应以法律解决之，非笔墨口舌之事。此案既不通过于议院，则国教一层可不再议。然虽不定为国教，而孔教仍可为孔教也。信教自由，为国民应有之权利。彼不以孔为教者，或竟不奉教，或皈依耶佛，固悉可自由。然在彼以孔为教者，则亦可设庙聚徒，与他教一体行事，非可谓耶佛宣传无碍自由，而孔教立名便为专制也。夫信教自由者，各行其是而已。人不得而强我，我亦何得而强人？今我谓他人奉孔为教乃大误，焉知我以孔为非宗教者之非误耶？总之，宗教乃各人良心问题，孔教亦各人良心问题耳。不正当之宣传固不可为，越俎芸人之禁制之攻击，夫亦可以已矣。此吾对于孔教之私意也。安诺德（Matthew Arnold）谓宗教者，道德而参以感情，能激发策励人，使之实行为善者也。今凭此义，更引史迹为证，吾固确信孔之为教者也。兹就《经世报》而论，处今日而办此类之报，其事至难。该报中作稿之人甚寡，有材料不继之忧，每册愈出愈薄，若论其内容可得数端。

自某氏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说倡，新说之盛，风气之恶，遍国中滔滔皆是。孔教之《经世报》，其不能不与此种种新说风气壁垒相当，攻击辩驳者势也。惟辩说之道应根本人情，切中时势，以明白晓畅之笔，为浅说近譬之言，使人恍然反省，验之于己验之于人，既平道理复审利害，然后乃有真知灼见，心悦诚服。如是则淑世教人之志达。若不此之为，而徒引经据典、博考群征，反复于字义之训诂，拘泥于古儒之传说，断难收效。为古书之考证则尚可，而求今日青年为之感动，则万不能也。由此以论，《经世报》中最佳之作，厥为第一卷第一号陈焕章君之《存伦篇》，而尤以《夫妇之伦》一章为最精警。篇中所论，证以吾国今日社会之实况，及西洋人生之缺点，不能不赞其言之扼要通彻。其于君臣之伦，另下新解，足裨实用。而《亚洲学术杂志》讥其牵强附会，必以君为帝王，则过矣。窃思今日中国人心风俗之祸，决非二三耆宿儒师，专研经籍，高揭礼教者所可救。惟私祝后进少年中能多有笃厚纯挚、天性近于宗教之人，又有坚固卓绝之力、宏伟沉毅之行。合新旧道德而为一，兼具公德私德。然后以身作则，躬行实践，以为世倡，则民德或可立，而国之前途其庶几乎。顾欲得此等人才，必藉学问书卷之陶镕培养。经书固不可不读，然居今而读经，应以其中所含之道德精神，能为人受用者为主，章句门户之学，不宜过于讲求也。

与《存伦篇》相类似之佳作，则为第三号中谢祖贤君之《辟仇孝之谬说》、第五号中谢祖贤君之《贞洁辩》、第六号中谢祖贤君之《明耻说》，皆犀利透辟，据事立言，切中时弊。此外，意之精而词之警者，尚有第三号中小柳司气太博士《儒教在日本之变迁》其第三节《儒教非迂阔陈腐之教也》，及第四号中左学昌君之《论圣教兴废关系中国存亡》一篇。其警语曰：“不知道德属于伦理性命，有何新旧之分？”又引许崇清之言曰：“夫学无新旧，犹天无二日也。真理而已。真理岂有新旧乎？”又第六号中谢祖贤君之《孔教真理不灭说》，第七号中谈道隆君之《教育议》。其警语曰：“教育者何？亦使人大别于禽兽已矣。”又曰：“吾故谓不修私德，更万无公德也。”又曰：“然则不道之智不诚为伐德之斧耶？”与西儒之主张人文教育、道德教育，重行修而斥博爱及功利家者，皆在在相合也。

（三）《亚洲学术杂志》　《亚洲学术杂志》乃上海亚洲学术研究会所编辑发行（该会所在上海横滨桥克明路顺大里七一号）。原定月出一册，惟自去年八月至今年三月仅出三期。总编辑孙德谦君。亚洲学术研究会乃一纯粹讲学之团体，每月讲书二三次。会中宗旨，以六条为体，以八项为用。六条者，主忠信以修身，尊周孔以明教，敦睦亲以保种，讲经训以善世，崇忠孝以靖乱，明礼让以弭兵。八项者，亚洲人之性情、政治、道德、法律、礼俗、和平、教学、文化是也。杂志发行亦即此旨。盖欲本孔教及旧学之精神，以淑世正俗者也。每期兼附英文数页，皆辜鸿铭君之论说。印刷精洁，全用文言，每句只加单圈。至其内容，可得而述者。

作者类皆湛深旧学，识解鸿博，文词渊雅。每篇皆言之有物，精粹确实，不事敷衍补缀。其方法亦甚允当，虽专事发明经义，整理旧学，然处处针对时势，以实用为归。该杂志《例言》第二条云：“论说者，将我亚洲旧有之学术，发明真理，著为专篇，以备世贤之研究。不过为高论，亦不为陈腐之谈。凡琐屑之考据、空疏之议论，皆在所摈弃。于近今学说之悖谬者，则辞而辟之。”该杂志中最佳之作。如第一期孙德谦君之《中国学术要略》、第二期孙德谦君之《中国四部书阐原》、第三期孙德谦君之《六经为万世治法其实行自汉始论》，皆洞究学术之本原，而篇末更标明读经治学之正法，而有符此条例言者也。又如第一第二期达庵君之《中国弭兵学说》、第三期达庵君之《战国策士论》，皆援古证今，切中吾国现状而发议论。其非琐屑空疏，至可知也。

《亚洲学术杂志》之内容，虽以国学为主，而时以西人之说参证比较，尤注意于中西文化之沟通。故如第一期敬庵君之《中国法律生于礼》、第二期敬庵君之《台莪儿自我扩大与赫尔褒兹自然征服论争辩书后》，皆于此三致意焉，而卷末更附录《各报中德国人之倾向东方文化》及《罗素之中国文化观》等文，以及译稿一门。其用意皆甚可称，特惜其材料仅限于此耳。

《亚洲学术杂志》按其宗旨，按其方法，则不能不与文化化之种种学说风气，壁垒相当，往复辩驳者亦势也。与《经世报》正同。《例言》中所谓“于近今学说之悖谬者时辞而辟之者”，其即此矣。诸篇文中，常隐隐及之。而卷末撮录关于新文化运动之新闻，亦足供参考也。

该杂志选材极为审慎，其《例言》第四条云：“文苑门所载传记，必取其人有学问者，信札则在讨论学术，无关紧要者去之。”第三条云，专著一门，专载近儒已刊未刊之著作，“但必有关于学术，足资研究者。若无谓诗文则概不杂厕其中”。此其体例深可敬佩。夫文之美者，必言之有物，而使人读之，足以增长知识，裨益道德，激发感情者也。苟题目卑琐，材料空疏，旨意污滥，奚取焉。乃强指其格律之工、词藻之美，欲以为世人模范，则人将斥笑之矣。今之杂志，注重文艺者，其中之文录各篇，多不外二三人之作。若究其题旨及材料，恒无足取。而诗录之题目，常有携妓饮酒等事。呜呼，此激烈新派所以竟欲全废中国之诗文也！此西人所以谓中国之诗人，除醉酒外，别无所事也！呜呼，耻辱之来，横逆之加，非无因矣！

（四）《史地学报》　《史地学报》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所编撰，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每季一册。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已出四期。以研究专门学术为宗旨，内容不拘一格，听作者自由。印版形式系横行，大都为文言，但用新式标点。门类分为十六。自专著评论、搜集材料、比较考证，以至调查通讯、书籍介绍、海外消息等，靡不登载，甚为繁富详备。足见编撰者好学心切，不惮劳苦，深堪敬佩。惟略病芜杂，倘能体例谨严，材料精审，则更善矣。此报与新文化运动毫无关系，而吾乃厕之于此者，则亟待解释。本篇所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者，非即反抗之义。盖指因新文化运动直接间接之影响而刊发之书报，而其报中之义旨材料方法，与新文化运动所号召者，不尽相同，或且显标歧异焉。尤该运动极盛之时，众皆汲汲于其所鼓吹之各种主义及行事，无人读书，无人悦学。迨近者新文化之狂浪稍杀，少年学生渐多解悟，其优秀者静思有得乃幡然而改为实学之研究。故吾思此《史地学报》之不出现于三四年前，而独出于民国十年者，非无故也，而研究实学之好现象，亦可谓因新文化运动反激而得之结果矣。吾此篇论新文化运动，固不宜自离本题而评《史地学报》，但有私见数条，非仅系乎该报，实愿贯诸国内报章著述者之前，故亦条列附陈于下。惟若《史地学报》第一期柳诒徵君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等篇，实为全报最精之作，而固与新文化有直接之关系也。

《史地学报》为论述学术之报，其文多为考据体，固所当然。惟考据体之文，亦有弊病，不可不知。（一）则易流于支离琐碎也。一事一物之名，一语一字之微，征引繁博，连篇累牍，而精旨反缺，大义乃晦。既失作文之本意，且使读者厌倦沉闷，不能终卷。（二）则趋重糟粕，而不能得学术之精要。今欲输入西学。彼土书籍，浩如烟海。有志者宜博览群籍，采其精要融贯成为一己之心得，然后表而出之，使读者读此一篇能得百卷之益。若依据篇章，仅事贩输而不消化，纵极详确，亦不免顾此失彼，轻重倒置之嫌。甚且有玩物丧志、沾沾自喜之讥。读者只惊作者之学博，而实未了然于心也。某君谓昔窥基进谏玄奘怿经之语，实今日所宜奉为圭臬者矣。（三）则割裂篇章字句，而批评不能正确也。断章取义，深文曲解，昔人所忌。凡评一家之学术，一集之优劣，应取其全部通观细读，然后持平扼要而下断语，或发明其义蕴。此批评家之正事也。若但摘钞一二语，曰此可见其学之属于某派也，作者之模仿某文人也，或自己仅著一语而汇集原书中类似之数十条，以为吾之实证，则有时貌似精确而实则武断矣。（四）则用之过度，有编纂而无著作也。分类摘钞，依序排置，看似材料充盈，实则精神缺乏，譬犹堆土偶衣冠而为人也。且人皆习于此，成为机械，于是构思作文之法遂亡。更欲求一篇流利雅洁之文章，读之而赏心悦意、兴起奋发者而不可得矣。吾国昔之朴学家、西洋今之专治科学者多不免此病，宜引以为戒而不宜趋效也。（五）则作□好名者，藉此自矜淹博也。夫作者之学识如何，不待自为表张。通人读其文，必能断之。间有好名者流，引用成书，多加注释，述其出处，以自矜炫。遂至于极寻常、极易知之事物人地，亦详注而疏解之；极无关重要、不负责任之语意，亦参证某书某页，以立根据。甚或未读其书，而胪列书名，一若烂熟于胸中也者。凡有意为此数者，皆文人所不宜出，只可歆动庸人。而在真正学者之前，徒易露破绽耳。以上云云，皆吾有感于国中之现情，非必为《史地学报》发也。

《史地学报》篇幅充盈，足见编撰者之精勤。惟有二义，窃愿陈之。（一）文人不宜滥作，恐流于油腔滑调也。学人尤不宜滥作，恐材料空乏有失资格也。今人常不免务多而不务精。故一篇之材料，分置数题者有之；一句之新意，重出叠见于数文者有之；一首之诗、一篇之文，同时送登于数种杂志者有之。是皆不如改之之为愈也。（二）美国各种专门学会，皆合全国各大学校之上等学者而组织成。之被选入会者，视为荣誉。其会报刊登之文，亦必为严行甄选之佳作。惟其范围广，资格严，故名望隆而影响大也。至一地一校，虽自立学会者亦多，然名实皆远逊之矣。此层吾国人固不必效颦。惟今吾国学术未发达，而学会学报已嫌过多。如北京、南京、武昌三高师校，各有史地、教育、数理等报。或名丛刊，或名学报，或名杂志。分立固善，多出尤佳。然若能合而为一，使其材料尤精，价值增重，不惟驰誉全国，亦且风行欧美。则吾国之学者，能结团体而成巨功，当尤可称矣。乃近年中小学校，三五学生，亦自出杂志，成为声气，固系进步。其学校藉得美名，然读者有不能遍览之苦。而学生为此者，其学业之损减，时间之消耗，金钱之负担，恐所得实不偿失矣。凡此皆泛论时事，亦非为《史地学报》发也。

《史地学报》用横行排版，此固有其便利之处。惟因吾国文字之本性及常人之习惯，不易诵读，且模糊错杂，章节体例，不易分晰。例如第一期柳诒徵君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为全报最精之作。乃因横行之故，致其本文及引书之语，不能分辨。西文书遇此常用大小二种字体及行间之宽窄松紧以别之。该报又未能，亦可惜也。

（五）《文哲学报》　《文哲学报》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研究会及哲学研究会所编撰，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每季一册。自民国十一年三月至今，已出二册。据其《发刊要旨》所言：“本志以研究文学哲学为旨。国故西学，齐重互见；古言今说，兼取并论。于哲学不宗一派，惟真是归；于文学不拘一格，惟美是尚。诚以学术本无畛界，而哲学示真理之广溥，文学寓情思之潜通，尤为至公无私之物。”又云：“作者取义，各由己见。既无共守之准，故不期于一致。盖学校团体，较为宽泛，非共立信条，宣达其说。”惟然，故该报文体则文言白话并用，标点则新式旧式并列，不立门户，一听各人自由。《文哲学报》材料精美，用意远大，甚多可称，然本与新文化运动无关，而吾列之于此者，其故则与《史地学报》同。盖平心研学，不宗一派，不拘一格，正新文化一流之所不能为，所不许为。故《文哲学报》仅其不偏不倚，已足为新文化运动之反应矣。且报中直论及新文化之处甚多，兹略论其内容如下。

窃意该报中最精实圆满而有重大关系之作，当首推第一期徐景铨君之《桐城古文学说与白话文学说之比较》，略谓详细论究，则知胡适君之《文学改良刍议》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之所主张，桐城古文学说固皆具有之矣，何能为新来之特创？彼旧所无者，仅以俗语俗字入文耳。然文言达意表情，两臻其至，有声有色，足以感人，远非白话所能及。既知（一）文言可产生有生命、有价值之文学，与（二）文言暗示情感之力强矣，则将来借径桐城古文以创造佳妙文学，当无可致疑。转言之，今日改善中国文学之基，乃为文言而非白话也。

外此警策透辟、深中肯綮之作，则为（一）第一期景昌极君之《评近今群籍说理文之失》，略谓其失有二。一则骛于辞章求其文之长也。今之白话，冗而无当，繁而寡要。今之新名，昧故而生，弃简而复。故不可取。二则骛于考据炫其文之博也。夫说理之文，要贵明达与周贯。乃今以训诂考据之体行之，搬书运典，博引详征。其能免于稗贩之讥乎？（二）第一期景昌极君之《文学与真与美》，略谓情的真假，事的真假，理的真假，均与文学的好坏不生关系。（此篇系白话。）文学所尚者美。美有美响、美影、美构、美意诸端。今之新文学家于此诸美皆忽而弃之，而欲创造，是南辕而北辙也。（三）第一期缪凤林君之《文哲与内外》，略谓文哲至内而非外。作者之义蕴意旨，亦悉以是内为准则。故欲真正研究文哲者必当从内着眼，而后诸家之真相精神可得。乃今人只知拘牵末节，趋附迹象，惟从事于外之比较，于是言多而学益晦矣。（四）第二期景昌极君之《随便谈谈》，中论某某各报以谩骂为批评之不当。又以次略评现今中国学术界之新风气，略谓各种专家学术研究会，殊嫌范围太窄，时机太早，一也。（此篇系白话。）论文而徒争主义与派别，于是成见深，真理晦，廓然大公之批评无，二也。白话应为雅言，并非俗语，但丁之说，可为先例，三也。中文既有语助辞及虚字，又何用英文句读标点，四也。识字本不难，记忆注音字母反较费力，五也。然则可以休矣。

至若第一期钱堃新君之《理想之中国文学家》，折衷新旧，兼取众长，周密详审，实为经意之作。其所论文人之目的，曰发展自我，改善社会。文人之程器，曰观察精细，敬虔温文，操守艰贞，事业坚定。文人之陶铸，曰多读以友古人，广交游以友今人。为文之步骤，曰由模仿、融化而臻创造。因古之文达今之意，是为正轨。文人之禁忌，曰不狂热，不褊狭，不偏奇，不滥作，不轻许人，不卖文。凡此皆对今日各方之情况而下针砭也。

此外长篇专论，佳作尚多，以不直接系于新文化，故均不之及云。

（六）《学衡》　《学衡》杂志系南京《学衡》杂志社所编撰。社所设于南京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该社纯为私人集合，与任何团体学校均无关系。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每月一册。至民国十一年一月迄今，已出十期。自《学衡》杂志之始出，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及北京《晨报》等之文学附刊，即指为反新文化，攻诋痛抗而之不遗余力。虽然，岂尽然丑耶。原《学衡》社员等之用心，实欲共图建设中华民国灿烂伟大之新文化。只以其所持之材料方法，以及议论见解，与今日号称新文化运动之所揭橥者，多有歧异而少符合。因局势之偶然，至不获已，而被此嫌。夫岂其初心所望者哉？故吾谓欲为《学衡》下确评者，胸中宜脱去现今新文化运动之一念，勿究其关系，而专就《学衡》之本身评论之，则得其真矣。夫《学衡》之有关于新文化运动，孰不知之？如第一期梅光迪君之《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君之《评尝试集》，第二期梅光迪君之《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第三期胡先骕君之《论批评家之责任》、刘伯明君之《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哲学》，第四期梅光迪君之《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胡先骕君之《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吴宓君之《论新文化运动》、缪凤林君之《评胡氏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第七期邵祖平君之《论新旧道德与文艺》，皆明白坦率直接者，评新文化运动之主张及其成绩者也。而若第一期刘伯明君之《学者之精神》、萧纯锦君之《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第二期萧纯锦君之《马克思学说及其批评》，第三期《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缪凤林君之《文德篇》，第五期萧纯锦君之《平等真诠》、柳诒徵君之《顾氏学述》，第六期之《葛兰坚论新》，第八期王焕镳君之《论周代婚制》，则皆连类而及，间接批评新文化运动之学说及其主义者也。凡此诸篇，其持义之正否，批评之当否，读者皆自知之，毋待吾之词费。故我今论及《学衡》，一反前数条所用之法，将其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置而不论，而惟就《学衡》之本身，一察其宗旨及内容焉。

先论其宗旨。据《学衡》第一期卷首之《弁言》曰：“出版之始，谨矢四义。（一）诵述中国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又按每期所载《学衡》杂志简章之宗旨，一条曰：“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此谓昌明国粹者，言非徒保存而已，且将以发挥光大之也。此所谓融化新知者，言非徒以囫囵吞枣、字移句译之法，介绍西学，盖求能使吾国人吸收而受用之也。再观其次条之《体裁及办法》。（甲）其于国学，则主以实在之工夫，为统系之整理。（乙）其于西学，则先之以渊博之造诣，而终之以简当之选译。（丙）其行文，则既不为艰涩古奥，又不为破碎灭裂。欲不用白话及英文标点等无益而有害之法，而自行造成一种雅洁明显之文体。因古之文，达今之意，以为世人之模范，而解目前之纷纠焉。综上所陈，平心而论，如此宗旨，孰不赞许。其为平正通达，宁待赘词。故所宜究者，即《学衡》十期之内容，能否副其宗旨而已。《学衡》之内容，有能副其宗旨者，亦有不能者，优劣不齐。苟逐篇评判，则嫌涉及个人，且流于琐碎。总之，《学衡》社员，应自有觉悟。主持编辑之人，应收集事权，破除情面，严加甄选。其能副宗旨之佳作，则当更求增多。不能副宗旨之劣篇，则悉予摈斥。但能使材料精益求精，则爱读者日众，有心人乐予赞许，而攻诋者必且自息矣。兹就管见所及，并所闻于他人者，条列改良《学衡》内容之法四则。敢为刍荛之献，深望《学衡》社中人能采行也。

（一）欲求材料之精，首贵集思广益，故以延揽人才为第一要务。《学衡》社员人数不多，其智慧时力自属有限，况历观各期之内容，优劣不等，忽盛忽衰，并非始终如一。且社员中要人，有仅在首数期作稿，以后遂常默尔而息。又有一期专凭二三人著述者，可知即社内亦非人人能长足倚赖者。故窃望该社社员均能觉悟奋发，而尤望该社能以诚敬之心，广恳新旧学者及国内外各方识解闳通之士，宗旨相合者，常时投稿。期使每期内容充实精湛，无论何门何题，均专取极上之作。则该杂志庶几可望为中国首屈一指之杂志也。

（二）整理国学，非有学问识力者，不可轻于从事，且其事亦非最急。盖吾国今日，老辈耆宿所在多有，通国学之人极众，均可尽此责。故非确有发明，不宜东缮西录，班门弄斧。惟西方之德教政术、学艺文章，尚未得灌输于我国。今于我文化运动，既谓其偏激舛误矣。竞谈主义派别者，既嫌其浮泛空疏矣。然究竟欧美文明之真谛之精神何在？彼土贤哲之教旨、各家之学说、艺术典籍、诗文名篇，亟待广为介绍以益吾国人之神智，而定今后之民志与国本。今如少数有志有力者不从事译述，将留待何人为之耶？自不能以成绩示人，而徒讥弹他人，夫岂恕耶？故窃望《学衡》杂志此后于国学勿多著录，于西学则加增篇幅，尽力译述以饷吾国人也。（闻陈伯严先生亦曾以此语劝告该社员。）

（三）诗文虽以艺术为工，然其中之思想、感情、材料，亦不可不讲究。若旨在淑世正俗，则其诗尤必使人读之能增益知识，陶舒感情，鼓励志气方合。《学衡》杂志文苑一门所录之诗，固多佳制。其格律技术之造诣，亦均无可议。然亦不免有浮泛空疏、鄙陋陈腐之作，缀词成篇、毫无自表现之处。亦有枯寂寒瘦、了无春气，或命题琐屑、玩物丧志者。凡此均宜斟酌删汰。且选诗而专重一派，未免示人以不广。甚愿其能改善也。又一杂纂一门，虽在报中为附庸，然其内容亦不可潦草敷衍，而须精选慎择。窃尝论之，今日作诗之正法，当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所谓新材料者，不惟国中之现情、民生之实况、一身之经历已也。而世界之大势，五洲各国之山川、风土、民俗、政教，东西洋史中之事实、人物，西方之宗教、哲理、文章、艺术、科学、实业，以及典志国籍之所载、稗官报纸之所谈，无一不可为今日中国诗人之资料。汪洋充塞，俯拾即是。若不此之务，而故步自封，钞袭前人，此与伪新派之专以了无关系之俗事俗语铺排为诗者，同一固陋空虚之病。然则有学问，有思想，有感情之真正诗人，其亦知所从事矣。《学衡》杂志注重批评。然既谈文艺，何不于此方向致力，以导吾国诗人于创造之正途，而示以模范之作品，则其功□不小，而亦吾国诗界前途之幸也。

（七）《湘君》　《湘君》季刊乃湖南长沙三数同志友朋所编撰，主其事者为四川吴芳吉君。该社亦纯系私人集合，与任何团体学校均无关系。□社所则暂附设于长沙明德学校内。印刷发行，均由该社自理。每季一册，年出四册。现仅出民国十一年夏季之第一号，内容不预分类别，除一二短篇社论外，全卷均为自选之诗文词及小说戏曲等。间有自西文译出者，不拘一格。“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据其《简章》所言：“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其《发刊词》中谓同人所相尚相勉者以三事：一曰道德，二曰文章，三曰志气。缺一皆不足以为人。盖该季刊专注重文艺与道德之合一，而以性情为根本。上海《中华新报》评为有益于世道人心之作，兹略论其内容。

以《湘君》季刊与《学衡》杂志之内容比较。则二者虽大不同，而各有所长，未易轩轾。约而言之，《学衡》主批评，《湘君》主创造，一也。《学衡》重理论，《湘君》重材料；《学衡》欲解决文化精神之大问题，《湘君》欲产出诗词文章之好规模，二也。《学衡》凭知识，《湘君》凭性情，三也。《学衡》尤尚真，《湘君》尤尚美，四也。《学衡》自外探讨，求折衷新旧，平和中正，圆满精密；《湘君》自内发动，求发达艺术，笃实亲切，幽雅高妙，五也。《学衡》重化人，《湘君》重自得，六也。《学衡》介绍欧美学者之名作，《湘君》描写乡曲民生之实况，七也。《学衡》近于古学派之甚通达者，《湘君》近于浪漫派之甚纯正者，八也。《学衡》本事理之真，故拒斥粗劣白话及英文标点；《湘君》求文艺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话及新式标点，九也。《学衡》印版及封面之形式庄严整肃，《湘君》印版及封面之形式精雅别致，十也。至论《学衡》及《湘君》之旨趣，是一是二，究系分道扬镖，抑系各行其是，则留待读者自定之矣。

《湘君》第一号中直接有关新文化运动之文，为（一）刘永济君之《论文学中相反相成之义》，谓摹仿与创造、自然与雕琢等，皆似相反而实相成者也。（二）吴芳吉君之《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略谓今之新文学家，日骂旧派之观念笼统、趋重摹仿、弄古典、用僻字、狭隘偏执、排除异己、绝灭理性、崇尚繁文等等，而实乃躬自蹈之，或又甚焉。夫文学不幸而有新旧之争，则其离乎文学之本体，失乎文学之真谛，亦已远矣。新旧既两失，故今救济之道，须从根本入手。即不问新旧之事而专论文学之本体，求文学之真谛，则庶几焉。（三）刘朴君之《与刘宏度书》长至万余言，实暗驳胡适君之《国语文法概论》之第二篇，题曰《国语的进化》（见《胡适文存》卷三第十页至三十四页）。逐层推勘，针锋相对。大意以深研细考，凭据千端。乃知吾国之文言实能表情达意，能纪人类生活之畴昔经验，能为教育之具，能为共同生活之媒。彼诟詈者之说，不足信也。又彼主张以俚话代文言者，谓宜以单音字易复音字，以多数之字补少数字，以公式代雌雄等之异名，以有定之规则代杂而不整之文法变化，故而为此改革，实不知此等处皆有窒碍不可行，且亦不必。盖若论应繁者繁，应简者简，则文言固能之而俚语不能也。此篇引证详博，条理周密，实蕴蓄宏富之作也。

至《湘君》季刊中之诗词文章，佳作甚多，不能一一论列。就其全体言之，虽格律技术时多未工，然皆趣味浓深、性情纯厚，又能直抒己意，写出此时此地之实况。如刘鹏年君之日记《劫余残泪》，尤可为民国之信史、真正写实派文章之上乘也。吾按《湘君》季刊之诗文，能实行远到今新文学家所主张之目的，而不误解题义，无其矫揉造作之弊，以创造论，诚吾新文学界之不可多得者矣。

以上所论列者凡七种。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之报章杂志，或不止此数，为吾所未及见。而专书刊本，兹亦尚未论及。即所评断，亦恐未尽确。大雅君子幸垂教焉。

——本文原载于《中华新报》1922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