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生
（一）
文学以人生为材料，人生藉文学而表现，二者之关系至为密切。每一作者，悉就己身在社会中之所感受，并其读书理解之所得，选取其中最重要之部分，即彼所视为人生经验之精华者，乃凭艺术之方法及原则，整理制作，藉文字以表达之，即成为文学作品。此尽人所知晓，惟其间有数事，似为今日吾国人所宜注意者，爰分述之。
文学之范围本无一定，广义之文学，包括所有书籍著作之有可读之价值者。哲理、政治、历史等等皆在其中。如圣亚规那（St.Thomas Aquinas）之《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如卢梭之《民约论》，如达尔文之《种源论》，如孟森（Mommsen)之《罗马史》，皆文学也。中国之《红楼梦》《儒林外史》《七侠五义》《施公案》等允为文学，而十三经、二十四史、六朝隋唐人翻译之佛经、宋明诸子之论学语录等，尤不能摈斥于文学疆域之外。此就广义而言之者也。若夫狭义之文学，或称纯粹文学，则但取直接表现人生之实况者，而弃其虚空论究人生之真理者，此亦未尝不可。但在纯粹文学中，更不宜妄生分别，有入主出奴之见。如新旧及平民贵族文学等之区别，岂可遽用为抑扬去取之标准。西洋现代生活与中国古代生活，同为实际之人生，帝王、卿相、学士、文人、倡优、皂隶以及工人、教徒、军阀、政客，其在文学上之价值相等，均可用为材料，但视作者描写如何耳。总之，吾人决不可以己意中之文学标准妄定文学之范围。盖标准乃用以衡量各个作品之高下，而明示文学创造之方法与其鹄的者。今若不论标准，不分别审究作品之价值，而径谓内容描写某时代某种生活之书均非文学，均在应行屏弃摧毁之列，此实未见文学之全体，未明文学之真相者也。近今中国与西洋接触，政治社会经济思想种种变迁，人生之经验遽增，人生之情况益繁，故中国文学之范围不得不随之而扩大，应合中国古今及西洋古今人生之经验而为一。居今日而欲创造及评论文学，均当以中外东西古今新旧人生之总和，及中外东西古今新旧文学之全体，为思想之对象，为比较及模仿之资料。乃若故步自封、限于一隅，尊己而蔑人，是丹而非素。己身为渊博之学者，则谓诗中每字每句均应取材于典籍，而不问情感之真挚与否。己身为达官贵人，则谓洋车夫及农民生活不宜入诗，而不问其描写之工力如何。己身提倡某种主义，则谓前此之文学均为专制君主、骄奢贵族歌功颂德，或为资本家及帝国主义助虐张目，而不细究其作品之内容及作者之意旨。己身富于情感，喜作抒情诗，则谓凡文学以感情为主，说理叙事均非文学。此等议论，吾人目前见之极多，不胜列举。盖皆由不知文学之范围实与人生之全体同大，而未可以一时一事限之也。
（二）
人之本性，原甚复杂。其所禀赋，有本能，有直觉，有理性，有意志，有感情，有想象。人之生活及行事，实为以上各种同时运用活动之结果。文学中所描写之人生，亦为本能、直觉、理性、意志、感情、想象联合所构成。人性固有所偏，然理性强者不乏想象，意志强者非无感情，其他类推。就一人所行之事言，于此时或专重理性，于彼事或纵任感情。又以此人与彼人较，其本性中之理性感情等成分之比例各不同。然就其人之一生全体论之，未有不兼具上言各种性行之原素者也。是故文学描写人生欲得其真，必同时兼写此诸种性行原素之表现于事实者。如所写之人纯为意志或感情所支配，则其人不啻傀儡，其书毫无文学趣味，但足宣示作者之主张见解而已。古学派（一译古典派）之伦理的主张，乃以各种性行原素之调和融洽、平均发达、适宜运用，为修养之鹄的及人格之标准。然希腊、罗马文学中之上品，如荷马之诗，苏封克里之悲剧，以及桓吉尔（Virgil）之诗，其描写感情想象非不强烈，岂仅专重理性者。中世之基督教文学，似重意志，然亦不能废理性及感情。后来之新古学派及伪古学派，特重一偏之理性，致有浪漫派之反动，专务提倡感情及想象。写实派继浪漫派而兴，复趋他一端，专主以冷静之头脑观察社会人生之实况，详细描写，不参己见，其所重者乃为科学之理性。自然主义变本加厉，专重本能及冲动。最近对于自然主义之反动又起，将来趋向尚难预言。
统观西洋文学之全史，此兴彼仆，各派循环递代，实足证明专重性行原素之一之文学，决非正当，亦不能持久。其始也补偏救弊，为时世所需要，受众人之欢迎。其弊旋即由此而生。所长即其所短。其情形有如欹器独乐，倾覆旋转，常倾向于中心，欲归于静止而不能。又如调色和味，注此挹彼，终难得所求之色，或匀正之味；而于其经过中，则遍见各色、备尝各味焉。既知夫此，则吾人今日对于已往之各派文学俱应充分欣赏，并择己之所好者自由仿作。然决不可专举注重性行之一原素之某派文学，悬为批评之标准，创造之模范，而不许他派文学之存在或处同等之地位也。
于此宜注意者，文学界中有天演淘汰、适者生存之公例，而各派之文学作品，其地位及权利同等。凡能历久而传于后者，必系伟大之作，而劣下之作品终归淘汰。文学史上兴灭起伏之陈迹，与各派文学作品本身之价值毫无关系。不得以甲派先出，乙派后兴，遂谓凡属甲派之作品其价值均在乙派作品之下也。又不得以今日所流行者偶为丁派，遂谓丁派为文学之正宗，而以前之甲乙丙各派悉应废止蔑弃也。总之，吾人研究文学，不可过于注重文学史上之各派，更不可惑于其名，而资为去取。每一文学作品，自其作成之日，即永久存在，迄于今日犹存。自古至今之文学，为积聚的，非递代的。譬犹堆置货物行李，平列地面，愈延愈大，并非新压旧上，欲取不能。吾人今日之文学财产，乃各时代各国各派之文学作品之总和，非仅现今时代（或本国）所作成者而已。有财而不用，反谓无财，推以与人，或毁之而自安于贫穷，是诚愚不可及矣。
（三）
文学既系作者人生经验之表现，故世无绝对主观亦无绝对客观之文学。每一作品中主观客观之程度或成分，应视其作品之种类、体制、性质、目的而定。例如史诗必须客观，情诗自宜主观，戏剧则当以客观为主观。述论哲理宜凭客观之理性，而作书函或演说，意在动人，则宜用主观之感情，斟酌于主观客观二者之间而得其宜。此固古学派最高之鹄的，而未易言也。浪漫派最重主观，以“表现自我”为口号，欲纵任一己之冲动、欲望及感情，听其自然发泄，不加制止。叙述一己之奇特感想，以及谬误之行事，不事讳饰。其所重惟在对己能诚。然人乃社会环境经验与其本性相合而产生之物，人莫不受前古或同时之影响。诸多年少浪漫之人，常谓：吾性奇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吾之思想感情不与人同，一切是吾独创。然细考之，实未必然。如卢梭幼读布鲁特奇之《英雄传》，长读李查生（Richardson）之小说。而其谓科学文艺发达足使风俗衰败之论文（一七五〇年）乃采其友狄德罗（Diderot）之意见。如雪莱（Shelley）尝奉古德温（Goodwin）为导师。如济慈（Keats）则以斯宾塞（Spenser）为模范。而如拜伦之与自然亲近，视人类如仇敌，此不过其对于社会、家庭失望愤恨之一种表示。其厌世之深，正显其爱世之切也。夫人既不能与社会绝缘、与人类隔离，则不能有完全之主观，不受他人丝毫影响。表现之时固可偏重自我，然欲所表现者为完全纯粹之自我，实不可得也。
写实派与自然派最重客观，一则曰：吾但就吾观察所得者而实叙之，不敢参以己见。吾之材料方法，皆与科学家所用者无异。吾所描写者，一人之声容衣饰，一物之颜色形状，悉本事实，惟真是崇。再则曰：吾为艺术而作艺术，吾非欲提倡某事，亦非欲褒贬某种人物，吾但注意吾作品之佳妙而已。虽然，人生材料至极繁博，今欲写入书中，自难遍收而无遗漏，其不能不加以选择者势也。选择之际，自必有一定之标准，凭此以为去取。此其选择之标准，非主观而何？且实际之人生常为迷乱而无序，写入文学或艺术，则必加以剪裁修缮，斟酌改变，增减分合，重行排列而整齐之，使合于艺术之形式及需要，然后读者方能知其事实之因果、人物之关系，而与作者同其感想。此种整理之工夫，又非主观而何？
是故文学虽为模仿人生，然非印版照像之谓。文学中所写之人生，乃由作者以己之意旨及艺术之需要，选择整理而得之人生，且加以改良修缮，使比直接观察所得者，更为美丽，更为真切，更为清晰。知乎此，则浪漫派之表现自我，与写实派、自然派之惟真是崇、为艺术而作艺术，并属一种理想，不惟尚多可议之处，且决难实现。而吾人今日不当以此或彼为一切文学去取抑扬之标准，更不待辩而明矣。
（四）
夫文学既以人生（Life）及人性（Human Nature）为材料及范围矣，然人生及人性有变有常，匪特人生及人性然也。宇宙原理、世界万事，莫不如是。盖皆无独有偶，相反相成（此题甚大，容俟另释）。惟变与常亦然，变必有常，常能生变，世无绝变之常，亦无离常之变。知常而不知变，则为拘泥。知变而不知常，则为浮嚣。二者皆一偏而愚昧，非真知灼见也。凡论事衡物，须明一多并存之义，即须知常变同存之旨，否则陷于迷误，其说不确不完。今但论文学与人生人性。文学所表现者，乃人生与人性之常，兼及其变。苟常与变二者缺一，则不能有博大充实之文学，亦不能成精警奇妙之作品。凡批评文学或有志创造者，均可以此为衡鉴之标准、致力之途径矣。
文学为写（写即表现）人生人性之常，故凡古今伟大之文学作品，无论何类何式，必各攫取人生人性中之一根本普遍之事实，为其题材，藉是以成其伟大。如西班牙席万德[1]（Cervantes，1547—1616）之《魔侠传》[2]（Don Quixote，原书系一六〇五年出版，续编系一六一五年出版。此书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中有节译本）。其影响及声名之大，固由作者之意在攻诋彼盛极当时、风行一世之描写中世武士义侠恋爱之小说，书出而此类小说无复诵读或著作之者，而亦由其书之主要题材，为显示人生人性中理想与实际（The Ideal and the Real）之两方面。二者对立共存，及其相互之关系，此书均描写如法。夫人之性情行事（一）有偏于浪漫而趋重理想者，书中以魔侠Don Quixote代表之。此类人激于热诚及至情，认幻作真，为己所宝爱所尊尚之理想价值牺牲奋斗，出死入生，冒万苦千辛而不悔。其结果多竟无所成就，憬然自失。间亦有杀身成仁、惠及百世者。为圣为狂、殉道殉情，悉属此类。其例甚多，不备举。孔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莎士比亚谓疯人、情人、诗人乃是一类；拜伦谓霸主、辩士、哲人、骚客以狂导狂滋蔓无已：皆指此类人而言。（二）有偏于实际而趋重功利者，书中以魔侠之从仆Sancho Panza代表之。此类人心思平淡，目光短小，情感缺乏，观察锐澈，计算精密。凡事脚踏实地，谨守范围，以一己之利益为归，本当前之事境为断。其结果无大成功，亦无大失败；无大苦，亦无大乐。为辕下驹，为井底蛙，庸庸碌碌，泯泯棼棼，饱暖终身，没而无闻。然社会之组成、人类之绵续，亦实有赖于此大多数人：孔子所谓乡愿，孟子所谓凡民，弥尔顿所谓of men the common rout，今人所谓“普通之公民”或“群众”，皆是也。此二种人之苦乐利害得失短长各别，性习所定，莫能自择。然每人之性行中，有其理想浪漫之成分，亦有其实际功利之成分在。随时依事，重甲轻乙。而同一之事，亦有此两种看法及做法，错综糅杂，不易分辨。要之，理想与实际之对立，为人人观察经验所有之事，而席万德乃用为《魔侠传》之题材，且解释描叙得真而合法，故天下后世人莫不喜其书也。
文学又必写人生人性之变，故重选择。专取人生经验中最有价值最有趣味之部分，写入书中。庸陋平凡者须从删弃。选择愈精严，则愈为佳作。例如古今男女莫不恋爱、莫不婚嫁，然必如宝玉黛玉之爱，或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爱，始值得一写。即在《石头记》中，于宝玉黛玉之爱，不惜费许多篇幅字数，而于秦司棋潘又安之爱，则数十百字而尽，以其价值趣味不相等故也。又如人莫不有父母，莫不有室家，乃若《哈孟雷特》[3]（Hamlet，莎士比亚所为悲剧）之母淫于叔而鸩杀父，己亦遂不得不手刃叔而逼母自刎以报父仇。以及古希腊之《肿足王》 〔Oedipus，乃苏封克里氏（Sophocles）所为悲剧〕误杀其父而烝其母且生二子二女，阅二十余年始知真相，悔痛无地，求死不得。此皆人生之异事、人性之奇变。当局者固已震骇迷惘，闻之者亦皆动魄惊心。而作者写来酣畅淋漓，尤能使千万读者莫不激切感动。必选取类此不常见之经验事实境遇情感，以为题材，方可成文学之伟制。惟于此有需申明者二事：（一）所谓人生经验之价值与趣味，系于其人之贵贱尊卑贤愚美丑，不系于其事之公私大小成败得失，亦不系于其人所信持之道理、之真伪高下及其作此事之动机之是非精粗，但须作者用此为题材，写来酣畅淋漓，使读者激切感动，便为有价值有趣味。如娼妓淫贱者多，而乃有怒沉百宝箱之杜十娘，血染桃花扇之李香君，狄佛[4]（Defoe）之Moll Flanders传（小说），罗色蒂之《锦妮》（Jenny）之诗，托尔斯泰之《复活》（一译《心狱》）小说等。又农夫牧童愚蠢无学，而乃有《豳风·七月》之诗，李绅《悯农》、柳宗元《田家》之歌，桓吉尔（Virgil）之《田功诗》（Georgics），彭士（R.Burns）之《村氓之星期六夜》诗，华次华斯之“Michael”诗，丁尼生之新式旧式之《北方农夫》诗等，皆不失其为佳作。再则如嚣俄之《活冤孽》（电影译名曰《钟楼怪人》）及最近Feuchtwanger之《丑郡主》（The Ugly Duchess）小说，以丑男丑女用为书中之主人，亦前此所不多见。（二）梦幻想象中之仙佛鬼怪，以及寓言神话中之奇事异迹，亦（广义的）人生经验之一部，苟其确具趣味与价值，则可取以入书，不当以迷信诞妄有悖科学而非难之。故《西游记》《伊索寓言》《天方夜谭》《天路历程》《海外轩渠录》《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皆有其文学中之地位也。
文学写人生人性之常，又写人生人性之变，此乃一事而非二事。不但一书中之材料有常有变，且其常者即是变，变者即是常；常变合一，不可分离。易言之，即伟大文学作品中之主要题材，必为人生人性中根本普遍之事实，但其事又奇特精妙，富有价值与趣味，而为常人平居所不能见、所不能行者。如抢劫奸淫到处有之，然必如《水浒传》中写吴用智取生辰纲或武松杀嫂方足称为文学，以其奇美动人也。文学兼写常变，其法惟在注重必然及当然之律（Law of Probability and Necessity）。盖人事可分三类：（一）曰必然（Necessary），乃事势之所必至。（二）曰当然（Probable），乃情理之所当有。（三）曰偶然（Possible），乃经验之所偶逢。文学作品描写人事，其中最重要之关节及结局，应为必然的。其中大部分之事实，应为当然的。仅有一二无关重要之处，可写作或然的。作者能谨守此律，则所叙述者奇美而不失真。如《石头记》第九十八回黛玉之死，是为必然。前此凤姐定策等等，是皆当然。而九十六回黛玉遇傻大姐而得知宝玉娶亲，则为偶然的，是其佳例也。
又按常者生人性行经验之所共同，变者一时一地事实情态之所独异。文学既兼写常变，故其题材（Subject）难免与昔之作者雷同，而其描写之方法（Treatment）要必为我之所自创。由是更得一义，即文学中之所谓新旧，不以题材而分，乃以描写之方法为断。但使我之作法与前人不同，虽皆用此题材，我之所为亦系创造而非因袭或模仿也。
以上总论文学中常变之理，以下分述各派文学对于常变之所偏重。
古典派文学注重表现人生人性之常。希腊罗马作者之所谓Nature，乃指常人之本性而言，谓文学以直接模仿或描摹（Imitate）常人之本性为职志，故其所写之事皆必合于各人之身分地位（Decorum）而有平和中正之意，不务奇僻，不取险怪。世或以平淡枯窘为古典文学病，殊不知古典文学之巨子皆能兼写人生人性之变（如前举苏封克里之《肿足王》悲剧是），但虽变而不离于常（如肿足王虽抉目椎心、悔痛无地，类似疯狂而仍不离人之本性，且不失彼之特性）。易言之，即真正之古典文学，实能兼写人生人性之常与变，即并具奇美而不失真。此诚文学之极诣，而为后世所难及。不幸文艺复兴以还，十七、十八世纪中之新古典派及伪古典派，不知观察人生以自行直接模仿，但务熟读希腊罗马古贤之作，而模仿其书中所写之人物事实。故其所得者，非直接之人生真谛，乃辗转钞袭之古代文学作家之意想。譬之照像印刷，翻版愈多，愈益失真。且其途径益狭、范围愈小，此诚不免枯窘平庸、了无生气。是故新古典派及伪古典派之文学，不知人生人性之变，但写其常，且系由书本中得来之知识，既无奇无美而亦失真。然后世末流之弊如此，决不能持为古典派文学咎也。
浪漫派文学不遵规矩、惟务创新，以奇特为高，以诡异为尚。又凡事喜趋极端，矜炫浮夸，纵获奇美而失真善。写实派文学描绘务期得真，惟观察不广、选择不精，每以一时一地偶然掇拾之材料概括人生人性之全体，故不免拘囿而陷于一偏。自然派文学昧于人性二元之要理，不知人实兼具神性与物性，而视人如物，谓人之生活纯为物质机械，受环境之支配、为情欲所驱使，无复意志责任道德之可言。此其对于人生人性仅知其半，而未识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在。总之，浪漫派、写实派、自然派，皆只注重表现人生人性之变，而遗弃其常。未若古典派文学之真切而完善也。
以上泛论人生人性全体之变与常。更就一人之身论之，则每人各具有普通善恶二元之人性，又自有其特殊之品格。由少而壮而老，此品格之必不能改，是其常也。然此人之感情行事嗜好态度则随时随地而改异，似若矛盾迁转不可捉摸，此其变也。在昔文学未发达之时期，小说中描写一人，率皆始终如斯，毫无更改。此固简陋不合于真。而最近小说作者则喜用“意识之流”之说，谓人生是断而非续，是离而非整，无所谓人格与特性，仅有在时间之长流中显映之影片而已。从此说，则是人生一切，有变无常。时间之观念大盛，支配一切。空间之观念甚衰，几于消失。此现代文学哲学中甚著明之一事也。
——本文原分（一）（二）（三）（四）节，载于1928年1月9日、30日，2月20日及1929年11月25日出版之《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期、第4期、第7期及第98期。
[1] 席万德，今译塞万提斯。
[2] 《魔侠传》，今译《堂吉诃德》。
[3] 《哈孟雷特》，今译《哈姆雷特》。
[4] 狄佛，今译笛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