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羽书皇命急如星火，催左宗棠西行

1866年（同治五年）9月，左宗棠接到朝廷任命他为陕甘总督的谕令。此时的左宗棠正在闽浙总督的任上，热火朝天地筹建马尾造船厂和求是堂艺局（后来改名为船政学堂）。

朝廷派左宗棠去西北，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围剿捻军，平息“回乱”。

马尾造船厂项目刚刚启动，很多事情需要交接，因此左宗棠向朝廷请求推迟三个月出发。

1863年，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1865年12月，太平军战事平息，左宗棠开始考虑闽、浙两省的经济建设问题。福建靠海，发展船政事业成了左宗棠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一支约四千人的军队就是从海上来的。他们跨洋过海打到中国的土地上，大清八十万军队打不过他们，最后只好和入侵者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主导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被连续降职，后被革职流放新疆伊犁。当时还是一介书生的左宗棠因此事深受刺激。他对历史和现状进行考察，认真研究对付英军作战的战守机宜，写出六篇军事策略：《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这些军事方面的思考，为他日后统军作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他日后与林则徐的交流做好了铺垫。

后来，流放伊犁的林则徐被朝廷重新起用，在其担任云贵总督期间，左宗棠的好友胡林翼曾经推荐左宗棠到林则徐那里谋职，左宗棠因家中有事，未能成行。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11月，林则徐乘船回乡养病。路过长沙，他特地派人邀请左宗棠到船上一叙。六十四岁的林则徐与三十七岁的左宗棠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在湘江船上畅谈了一夜。最后，林则徐把自己收集的一些关于新疆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左宗棠。当时，左宗棠只是一个教私塾的先生，并未参与任何朝廷事务，更与新疆毫无关系。林则徐竟将一些有关新疆的材料托付给左宗棠这样一个布衣书生，难道他预见到左宗棠未来会建功立业于新疆？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袭扰湖南。年已四十的左宗棠为保卫家乡，应邀出山，辅佐湖南巡抚抗击太平军。从此之后，左宗棠走南闯北，职务不断升迁。但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一直随身携带着林则徐送给他的关于新疆的资料。

如今，朝廷调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左宗棠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替代他负责福州船政事务。经人推荐，他选中了一个叫沈葆桢的人，此人还是林则徐的外甥、女婿。左宗棠先是给沈葆桢写信，邀请其主持船政事务，沈葆桢以“丁忧”为由拒绝。左宗棠再次写信，沈葆桢再次婉拒。最后，左宗棠只好亲自登门拜访，可沈葆桢仍然不肯答应。沈葆桢说：“左大人亲自登门来请，沈某本当前去效力，只是我还未丁忧尽孝，实难应命。再说，官场我早已看破，不会再入其中。左大人在上，请恕沈某难以从命啦！”

第一次登门无果，左宗棠又第二次登门，可是左说右说，仍未能说服沈葆桢。

左宗棠突然想到一个办法：请将不如激将。

于是，左宗棠第三次登门。此时，沈葆桢已有些过意不去：“左大人屈驾，竟然三顾寒舍，令幼丹诚惶诚恐。”

左宗棠再次耐心地向沈葆桢解释：“总理船政究与服官不同，所履之地，并非公署，所用之人，亦非印委。无宴会之事，不以素服为嫌；公事交接，可用函牍往返，不以入公门为嫌。且在籍监造，不为夺情，久司船政，可侍养严亲，于忠孝之义究亦两全无害。若以事非金革勿避非宜，则此局所关，非徒一时一地之计，谓义同金革也可，谓更重于金革也亦可。”

接着，左宗棠把一个木匣双手递到沈葆桢面前。

沈葆桢以为左宗棠给他带来了什么礼物，连忙说：“左大人，沈某是从来不收礼的，还望左大人海涵。”

左宗棠一本正经地说：“沈大人误会了。这不是礼物，也不是我的东西。这些本就是你们家的东西，我只是完璧归赵。”

沈葆桢接过木匣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装了一些旧得发黄的书稿。

左宗棠说：“这是令岳大人林文忠公被发配新疆时留下的墨宝。他是一个有心人，根据在新疆时的耳闻目睹，写下了这些札记。当年林公回福建路过长沙，特约我见面，把这些东西送给了我。我不知道他老人家此举何意。他强调西北国土之重要，要我为国操心。今番西北多事，圣旨下达，命我移督陕甘。怎奈马尾船局方在草创，我不能丢下不管，我只有回复圣上，实在是福州的事弃之不下。而今特将林大人的重托交还给他的晚辈，你们怎么处理，我左宗棠就不再干涉了。”

左宗棠的一席话，让沈葆桢听得目瞪口呆。沈葆桢深知左宗棠所言都是“激将”之词，却也不由得陷入沉思：圣上之命，谁敢不从？若左宗棠因船局之事而罔顾西北，届时圣上怪罪下来，左宗棠如何应对？

岳丈大人生前为何将新疆之事相托于左宗棠？他怎么知道左宗棠会去西北任职？岳丈大人果能料事如神？

就在沈葆桢沉吟思索时，左宗棠已悄然离去。待沈葆桢回过神来，早不见左宗棠的身影。

左宗棠“三顾沈门”请沈葆桢出山主持福州船政，确有其事。同治五年（1866）九月廿三日，左宗棠在其奏折中说：

臣曾三次造庐商请，沈葆桢始终逊谢不遑。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俯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温谕沈葆桢勉以大义，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

在左宗棠的劝说与“激将”下，沈葆桢终于以国家利益为重，接手经办福州船政局。这也是为了继承舅父和岳父的夙愿和遗志。

在此期间，圣旨接二连三地传来。

第一道圣旨是御赐左宗棠为进士头衔，并授左宗棠钦差大臣。第二道圣旨是“六百里加急”送到的。

周围的人都屏声静气。左宗棠展开廷谕，上写：“陕西捻情益急。西捻由许州西上，已绕过潼关、商州，越过秦岭，扑向华阴。陇州、分州之刘蓉军堵截不利，在华州被捻军击败，伤亡达七百余人。兹着左宗棠即赴陕甘，暂毋庸来京……”

左宗棠认识到，转战陕甘不比在东南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的粮草、给饷的准备调运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他毅然决断，对大管家虞绍南说：“绍南，你抓紧办几件事。第一，给胡雪岩去封急函，从上海速调五万斤火药至汉口；第二，复告江宁曾国藩，求他命刘松山部十七个营火速开赴潼关；第三，命陈湜在山西待机而动。”

自出山以来，左宗棠久经沙场，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战场一铺开，他必须方方面面都要想到。所以，左宗棠一边统筹调集兵力，一边向朝廷提出要求。

左宗棠心里很明白，朝廷任命他为陕甘总督，就是让他来解决西北的捻、回和新疆问题的。而这些问题，历史原因复杂，再加上山高皇帝远，远非一朝一夕即可垂成。大军远征，当务之急就是需要保证军粮和军饷。所以他在12月5日的奏折中强调了两件事：一，兴屯以解决军粮；二，切实保证军饷。临到快要走了，台湾告急。台湾军备荒废多年，几无守备可言，在福州的最后几天，他还得抓紧做出部署。他没有时间东渡台湾海峡，只能对有关将领作郑重交代，宜未雨绸缪，以为东南奠此岩疆。

12月9日，左宗棠将设厂造船各事料理完毕，进城向官员们和百姓辞行，准备西行。百姓听到此消息，都蜂拥而至，挤满了街道和衙署，摩肩擦踵，攀辕挽留。左宗棠向大家再三解释，可是人们不肯散去。回营次日，又有几十位代表跑来，挽留左宗棠再多住些日子。百姓和官绅的盛情难却，左宗棠只好将行期推迟至16日。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四年半时间，一直忙于与太平军作战，于国计民生建树不多，如今受到福建人民如此爱戴，不由得动情地说：“吾何施而得斯于民哉？愧怍之余，不觉泪落。”“吾方歉恨之不暇，乃闽人相与歌诵而挽留之，其益使余悲也。”

临行前，左宗棠应福建湖南会馆之请题写了匾额，又写了一副对联：

瓯浙越梅循，海国仍持使者节；
陇秦指疏勒，榕垣还作故乡看。

左宗棠和福建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把福州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大约二十年后，他又回到这个“故乡”来了。但他没有料到，也就是在这里，他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