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近年来，性别议题开始受到更多关注，我也惊讶地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特别是男性友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中国男女已经如此平等，还要怎么样？现在有的女性那么强势，应该是男性要求更多的福利和权利吧？甚至，还有人问，现在动动手就要上升至家暴的高度，还想要怎么平等？

所以，性别不平等是不是伪命题？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做得如何？现在和历史上的对比又如何？

中国性别平等进步巨大，“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国际社会中被广为传扬。比如我的太姥姥（外曾祖母）是裹小脚的。我不能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极端酷刑，把女性美好美丽健康的脚和她的自由及尊严裹起来。我庆幸我们都出生在新中国。

比如，几年前我离婚时，社会对离婚的观念还是传统的，我自己也觉得是个巨大的失败。仿佛额头上一个大写的“失”，鼻尖上一个超大的“败”，深深地刻在脸上。离婚期间，出门和朋友们吃饭，我胆战心惊地听别人聊男女朋友、老公老婆，生怕下一秒被问到。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理解自己当时到底在羞愧什么，在怕什么！怕找不到新的爱情，下一任老公？孤独终老？还是仅仅因为人言可畏？近年来离婚率大幅上升，离婚变得越来越普遍。女性敢于说不，敢于追求更好的生活，这都是在短短几年内发生的。

比如，仅仅9年前，即2015年底我国才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又比如教育部统计各级各类学校女生人数，本科的女生人数占53.7%，研究生的女生人数占50.94%，这是教育事业非常令人激动和欣慰的巨大进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在40%以上，当年执行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企业比重为73.3%，比前一年提高2个百分点。[1]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令人激动的进步，但在性别平等方面依然存在不足：

例如，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1，即每100个女婴对应111个男婴。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例如，很多公司不雇用女性员工，有企业在招聘中直接注明“男性优先”“不招女性”，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例如，我自己在某乡镇经历过女性不能上桌吃饭的尴尬情景。

例如，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本次报告共收录146个经济体的数据。在政治参与方面，阿尔巴尼亚、芬兰和西班牙有超过50%的部长职位是女性，相比之下我们和印度等国的数字低于7%。[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从健康、赋权和劳动力市场三部分进行衡量，中国虽然远超全球平均指标，但和各项指标做得最好的北欧国家（如瑞典）相比，还有很大差距。[3]

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性别数据库（Gender Data Portal），中国女性2022年的劳动参与率是61.1%，但在家庭中女性贡献的无偿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6倍。[4]这些数字都是尚不平等的明证。

10年前，我开始执笔写作性别经济学，初衷特别简单。

首先，我学经济学出身，遇事会习惯性地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和衡量，进而做出判断。同时，在那一段时间我遇到了破坏性的性别歧视，感受极其强烈，于是很想做点事情来消除性别不平等，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作用，而经济学是我掌握的唯一武器。于是，在2015年，我申请了“性别经济学”的微信公众号，开始陆续记录相关思考。

经济学既讲究科学，又注重对人的实际应用，与生活紧密相关。跟其他社会学科相比，经济学最讲究大数据以及数学计算等理性分析。与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相比，经济学又最接近生活和社会。

我曾用经济学给朋友提供工作或者生活的建议。比如，男生A很喜欢女生B，追求多年，可惜B一直不喜欢他。A追了很多年，也很沮丧，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继续追吧，女生更烦他；不追吧，自己已经追了这么多年，放弃了不甘心。于是，我就给A分享了经济学中的“沉没成本”概念——过往事情的投资和成本都已经过去，不要纠结已经过去的事情，只需要考虑接下来还要不要继续追，此时要考虑的是边际成本和边际回报。如果接着追还是没有可能，就应该放弃。过去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沉没成本，没有必要考虑。沉没，就是石沉大海，过往云烟，无须考虑。

其次，大家对性别话题越来越关注，但普遍都是茶余饭后的随意闲聊。比如，和亲朋好友闲话家常、聊七大姑八大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聊起来也都带着“看破红尘”“指点江山”的姿态。他们的聊天都是从身边一个个的具体故事展开来讲。从研究的角度看，单独的零散样本无法得出严谨、科学且具有指导性的结论。我们需要借助大数据，用大量样本去研究才行。

例如，我在2015年写“‘剩女’经济学”时，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很多，但都是零散的，所以我参考了一项关注44个经济体的经济学研究。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叫《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和一部风靡全球的美剧同名。这篇研究发现，全世界大城市里女性的数量都高于男性。男性到大城市是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女性到大城市来不仅是为了找更好的工作，还为了找更好的另一半。这是她到大城市生活的额外动力。

我把中国近300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调出来，看哪些城市的“剩女”现象更严重。全国地级市市辖区内20~39岁的男女性别比例平均是1.05，即男性绝对数量多于女性。因此，从中国男女性别比例的现状来看，中国城市里并不存在“剩女”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说，女性的数量是对女性处境更友好的条件。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剩女”问题时，一定要加引号。因为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更多是女性主动选择的结果。

“剩女”之剩不在于两性数量的失衡，而是源于婚姻市场中的结构性不匹配。我们可以把经济学里供给和需求的概念，借鉴到婚姻和恋爱市场上。我们也可以把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放到婚姻市场，去探讨自然性失业（恋）或者摩擦性失业（恋）等问题。

写完这篇文章后，我意犹未尽，想继续秉持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探讨性别话题。

选择话题方面，有时紧跟热点，如两孩政策，并以国际相关案例同中国对比。再比如，当大家讨论离婚冷静期的时候，我从经济学角度探讨离婚问题，是否成功女性更容易离婚、男女在离婚后的职业走向和情感变化等。

有时我会介绍新发表的有趣的经济学研究。2019年，我写了丹麦利用试管婴儿成功与否计算“生育惩罚”的研究，内容涉及生育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女性收入和职业发展，个人和社会应该如何更好地鼓励生育。[5]

后来到2022年，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发布《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计算生育的成本有多高，计算口径包括奶粉、教育、租房等。

我对这篇报告是有矛盾情绪的。一方面，这份报告让大家了解到生育的高额成本，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更多关注。这非常令人钦佩。另一方面，这项研究完全缺失性别视角，甚至可以说是典型的男性视角。平时经常听到女性对这个问题的不满，甚至是气愤。“为什么女性不多生孩子？男性从来没生过孩子，怎么知道女性到底怎么想？”，直接就建议政府给补贴，其实不能解决问题。

我邀请了北京大学的赵耀辉老师和张晓波老师，共同撰写了《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赵耀辉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联合创始人。她师从已故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对中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和女经济学家的培养，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张晓波老师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兼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还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前任会长。

在这篇建言中，我们更关注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引用相关经济学研究，计算出在中国，仅由于女性要放弃的职业机会，就相当于57万元的“生育惩罚”，这个数字比《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计算的直接成本（48.8万元）还要高。换句话说，生育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的总和高达105.8万元。想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更要关注女性职场、家务劳动和带孩子的平衡问题。

这篇文章在2023年得到更多关注，因为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关注女性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2019年，我写了一篇关于“生育惩罚”的文章，“生育惩罚”的话题就是她推荐我关注的。所以，严谨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而非口水大战和博眼球，才是政策制定的应有参考。这更加坚定了我要科学地探讨性别话题的初衷。

戈尔丁获诺奖对我激励非常大，这也是我决心把《性别经济学》出版成册的直接原因。获奖当天我向她祝贺，并告诉她，有时我会反思离开学术界是不是个错误，也在反思没有坚持做性别经济学的研究是不是个遗憾，但承诺我一定会继续以不同方式给这个领域做出贡献。

三个小时后我收到她的回复和感谢。后来才知道，她当天收到了世界各地1 600多封贺信，其中一位女性写道，“代表全世界所有的母亲、外祖母和祖母、姐妹和女儿，感谢您的研究证实了我们知道的真相”。戈尔丁说，通过这些“快乐、喜悦、欢欣鼓舞的信息，我获得了我的超能力”。

这本书就是我贡献的其中一种方式，希望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跟大家探讨性别议题，以及性别平等对男性和女性有哪些好处。

希望这本书可以像我很喜欢的《魔鬼经济学》一样，既能体现经济学的严谨性，又能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探讨生活中的各种情况。比如，作者史蒂芬·列维特用Match.com网站上的数据来看恋爱市场中的男女需求有什么规律及不同。用户把自己的信息上传到该网站，包括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身高、照片等，然后可以互相发私信，聊得来就会线下约见吃饭。列维特很想知道，什么样的女性会收到更多的私信？他的研究发现，相比其他女性群体，即便是高中没读完的金发女郎收到的私信数量也会和有大学学历的女性收到的私信数量一样多。从这个角度来看，花40美元去染头发，和每年花4万美元读本科，其效果是一样的。当然，短时期内的私信数量与恋爱、婚姻以及未来的生活不能直接画等号，更何况教育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投资回报。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加里·贝克尔教授开始探讨家庭经济学之前，经济学家们是不会考虑从这个视角进行研究的，他们似乎认为只有产业发展、企业竞争和经济增长才是经济学研究应该关注的。

把经济学更科普化的网红经济学家列维特和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同校的诺奖大神）最近公开对立，各种校内八卦层出不穷。我2024年3月和其中一位在北京吃晚饭时听他热情洋溢地分享了好多故事。无论列维特关于女性堕胎法案降低长期犯罪率的那篇研究是否被当时的美国民主党政治化，他的《魔鬼经济学》把经济学知识更深入浅出地带入每个人的生活里——这是令人仰慕的巨大贡献。

本书探讨的话题覆盖了人生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从时间顺序上看，分别是教育、工作、结婚（包括离婚）、生育等。从义务教育到高中，到决定要不要读大学、研究生、博士，要不要中间先出来工作几年再回去继续学习。毕业后在职场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包括创业的一些话题。结婚后要不要生孩子，要不要离婚，都是穿插在人生中的重大决定。

这些女性关注更多的议题，需要性别视角的经济学。可保罗·萨缪尔森的经典《经济学》，整整1 187页，谈论对女性的经济歧视篇幅却只有半页。

这些年我也参加并组织了很多性别相关的活动。例如，创立全球八国大使（夫人）G8论坛，从八位驻华女大使开始，一直增加到现在十几家使馆和商会，正在考虑扩充到G20。

我在2015年策展了TEDxChaoyangWomen，请来了各行各业的女性领军人物并分享她们的观点。从风口浪尖沉寂后勇敢归来的伊能静分享“活出自己的女人”（她当时刚幸福再婚，跟大家分享每个女性除了是妈妈，还是你自己），到组织流动女工一起团结成长的丁当（恭喜丁当当选世界经济论坛2024届全球青年领袖），从国际上最著名的中国现代艺术家曹丹，到登山探险家兼探路者联合创始人王静，分享脆弱与勇气的极限挑战故事……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TEDxChaoyangWomen专题观看更多当天的演讲。

2015年5月30日下午5点，全场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我知道，我们成功了。一个半月的筹备，即使其间经历过各种心酸和狗血的事情，我们最终还是办成了，而且效果很棒。让我不谦虚地引用乔布斯的那句“那些总觉得能改变世界的疯子，最终都成功了”。[6]

活动结束后，很多朋友跟我说那场活动带给他们很大的震撼，有抱着我激动雀跃的，有抱着我哭的。有个朋友听完以后特别激动，去旁边广场转了4个小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有好多人因为这个活动改变了自己的某些决定，比如职业规划。所有这些故事都让我觉得，我们做的东西，的确可以非常有意义。

我自己亲历和见证过许多比好莱坞剧本更跌宕起伏、更精彩的生活经历，更加意识到原来男尊女卑是如此深刻地刻在我们的骨子中、脑海里。当面对几千年沉淀的所谓事情就该如何如何，渺小和无助的个体一不小心就容易被“社会就这样，人生智慧是学会接受”“我是过来人，都是为你好”“女人就应该……”之类的声音淹没，直到彻底失去自我。

我非常懂得，在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太敢或者不确定。从微观角度，我们可能选择忍让以换取更多的平静，但在宏观角度，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女性力量越来越重要。

我们正在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均衡过渡到性别平等的新均衡，这是一股很大的时代潮流。我们怎么让转折更平和一点，来得更早一点？

希望更多人可以看到，女性进步和性别平等是历史大势。问题是我们怎么给大家更多的希望和勇气，可以让大家知道还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那我们就不会再担心，不会再害怕，不会再觉得孤单，不会再觉得只有自己在一片黑暗里面。

我希望，在读这段文字的你能够知道，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像你一样，愿意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愿意对不合理的说法说不，愿意让自己和世界更美好一点的人。

那些我们经历过的不公平和不愉快，都会变成坚定的力量和支持我们飞翔的翅膀。

我有一个女儿，很希望在她长大的时候，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平等。如果她们不得已遇到性别歧视，可以挺直腰板说不，而不是觉得好像是自己的想法错了，或者被劝说“就忍忍吧”。女性独立，不是非要女性成为所谓的女强人，而是要让女性有能力，有底气，尤其是有选择的权利和能力。

谢谢每一位读到这本书的你。感谢你愿意阅读这些文字。希望可以和你们一起，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性别平等的世界。

希望以这本书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论、信念和不同的视角。希望在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借鉴历史和他国的经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科学和理性的参考，提供一些宏观和大数据的角度。

在做重大决定，例如教育、工作、结婚、生育或离婚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了这本书，改变或帮助了他/她的想法，未来回头看仍觉得是正确决定的话，本书的出版就非常有意义了。

刘倩
5月31日于尼泊尔杜利凯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