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问题由来

1.1.1 研究背景

随着“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效应”的消失，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传统的以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未来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蔡昉，2013；刘世锦，2015；吴敬琏，2015；青木昌彦，2015）^［1-4］。然而，相关研究却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处在停滞状态，甚至在某些时点出现了断崖式下降。例如，白重恩和张琼（2014）^［5］研究发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来自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双重下降，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是主要原因。具体来讲：1979年至2007年，在扣除了要素投入增长部分之后，中国生产效率年平均改善速度约为3.78%；2008年至2013年，中国生产效率年平均改善速度为1.40%，并且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余泳泽（2015）^［6］的测算同样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处在深刻变革之中，现阶段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反向角逐，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被逐渐弱化，并在2008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落后的生产效率严重制约了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增长源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新增长源泉能够自然而然地产生，甚至一些可持续的、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也在弱化，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如何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1]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增长中不能用要素投入增长来解释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索洛余值”（Solow，1957）^［7］。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赖由利润驱动的创新，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多依赖自主创新，而在新兴经济体中，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是其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它们依托不同的制度安排（Aghion和Griffith，2008；Aghion和Cette，2014）^［8，9］。其中，就金融制度安排而言，基于市场的金融体系更能促进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增长，而新兴经济体生产率改善则主要依靠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Koch，2014）^［10］。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长期居于高位，过量债务将会阻碍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且“去杠杆化”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未来企业信贷的供给规模必然会有所收缩^[2]（Fabrizio等，2010；陆婷、余永定，2015）^{［11，12］}。同时，作为国家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科技创业企业普遍具有高风险性，其所需资本周期较长，很难受到传统借贷资本青睐（Beck等，2008；马秋君，2013）^{［13，14］}。因此，针对科技创业企业融资困境，未来需要增设一些新的金融制度安排，补充国家创新载体的资本来源。

风险投资是推动创新创业、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推动创新经济发展，中国开始试行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3]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RQFLP）^[4]等制度，并在上海、天津和广东等自贸区同步试点外商直接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希望能够通过深化资本账户开放水平，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国内风险投资市场，以帮助解决国家创新载体的融资难题。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专利产出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外资、国有和民营风险投资在扶持企业创新活动中存在显著的效率差异（Kortum和Lerner，2000；苟燕楠和董静，2014；Yan等，2015；Etzkowitz等，2017）^［15-18］。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东道主国家资本累积和配置效率改善，但外资涌入同时会引起国内投资市场结构变动，表现为外资对本土投资的“挤入”或“挤出”效应（Agosin和Machado，2005；Galindo等，2007；罗长远，2007；彭红枫、鲁维洁，2011）^［19-22］。可以推测，如果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在提升国家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也存在异质性，那么QFLP、RQFLP等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导致的风险投资市场结构变动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贡献。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背景下，我们不能仅关注国内风险投资的增量与存量，还要注意优化风险投资结构质量与配置状态，努力提高风险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贡献，从而更快更好地驱动中国创新经济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