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缺陷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都是正面、积极的吗？不一定。对中国企业来讲，全球化缓解了中国的产能过剩带来的对其发展路径的限制。在过去，企业只面对部分国内市场，但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企业生产的产品可以便利地销往世界各地，满足全球市场。这样的后果，一方面使得中国以往的简单加工、扩张规模这条路进一步延展；但另一方面让这些企业在微观的战略层面更加倾向于选择成本领先的战略，忽视了技术的研发。大部分中国制造的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间，都因为国际化的发展和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呈外向型增长，但同时，它们对于自身研发实力和产品竞争实力方面的投入不够，在差异化战略方面的投入显然存在着缺陷。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将促使企业从成本领先、差异化和聚焦三个基本点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称为企业的一般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强调以非常低的单位成本向对价格敏感的顾客提供标准化产品，就是扩大规模再生产，降低单位成本；差异化战略是指向对价格相对不敏感的顾客提供产业范围内的独特产品与服务，这就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它们更多地关注产品的“质”而非“量”，更多地关注产品的原创水平、竞争力、毛利率等。由于我们现在探讨的是面对一个庞大市场时的公司决策，所以暂时忽略聚焦战略。

当中国参与全球化到一定程度，“中国制造”销往全世界后，中国企业会迅速遭遇新的瓶颈，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竞争力的下降。第一，是产品同质化；第二，在海外竞争中同室操戈；第三，中国产品的创新水平和技术研发水平难以得到提升；第四，容易受到海外竞争对手通过贸易战等方式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尽管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大部分企业在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优势去发展壮大时，也为企业战略结构集聚了诸多风险。中国企业亟须在从事基础研发、提高产品品质、增加产品特色、强调品牌建设等方面去提升，走差异化发展路径。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要打破国与国的边界，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商品与资本自由流动，世界变成“地球村”，而这与当前各国迥异的政治情况、薄弱的国际协调机制存在一定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遭遇了限制与阻碍。国内经济市场通常受到国家法律与政治制度的支持，即使是最落后的国家，也有一个政府维持着经济秩序，但是全球市场只有松散且无强制执行力的国际组织和各类贸易协定在调和各国利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指出：“没有全球反垄断机构，没有全球最后贷款者，没有全球安全网……全球市场存在管控薄弱的问题，因此极易陷入不稳定、缺乏效率，以及欠缺民意合法性的窘境”^[8]。

经济全球化让区域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工业革命之初，全世界最富裕和最贫穷的地区差距只有2∶1；今天，差距已经达到20∶1。^[9]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成果，提供了一项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全球化可以极大地帮助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持续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综观全球，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屈指可数。反观曾经是发达国家的阿根廷，20世纪90年代热切推行过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贸易、吸引外资、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等全面开放的政策，企图利用全球化为本国经济释放强大的发展推力。虽然短时间内投资、出口等经济数据得以迅速增长，但由于未因地制宜进行制度跟进，开放过快，仅仅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遭遇了经济危机的悲剧，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难以自拔^[10]。

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退出了11个世界组织，且频频扬言要退出WTO；尽管4年后，拜登在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后几小时内就签署了重返《巴黎协定》的行政令，但短期内美国“退群”带来的负面影响仍难以弥补。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对全球贸易国疯狂开战，吵嚷着要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各个国家都有投入和产出，当自己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一部分人就自然而然地把“锅”甩在经济全球化头上，认为自己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吃了大亏。于是反全球化的论调就此传播开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可能向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也许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被称为“全球大流行”，目前仍不知疫情将至何时结束或得到有效控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表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我们以前也从未见过得到控制的大流行。”受到疫情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停工停产，全球贸易也在相当程度上陷入停滞，各国经济普遍陷入衰退或者萧条。更为严峻的是，全球化遭遇的国内外政治、社会阻力也会被全面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