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魔化与除魔

自始至终，皮柯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倡导魔法，是因为后者能够提升人的自由。但在激烈的魔法操作当中，皮柯也隐约地感觉到一种危险：一旦认定自然世界充满魔力，人的自由就很可能被这种魔力所左右。占星魔法便是如此。后者假定魔法师具有神奇的魔力，可以将天体的德能牵引至月下世界，影响自然。这无形中就意味着，天体可能包含着人类难以企及的精神特性，甚至危及人的自由。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占星术的流行，其动机正在于此。皮柯要想捍卫人的自由，就必须彻底清除天体对人的精神性影响。或者说，为了确保人的魔化，皮柯必须对天体进行除魔。

皮柯看到，占星术奠基于古代晚期以来的“存在巨链”理论。只要人们将万物分为从高到低的存在等级，天体便自然地具有相比人类的优越性。在“存在巨链”中，空间的秩序和价值的秩序严格对应：在上的事物在空间上高于在下的事物，具有更大的价值，有权统辖后者。天体在空间上远高于月下世界的人类，因此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的命运。意识到这一点，皮柯决心彻底剪除空间秩序与价值秩序的对应，实现空间的去价值化。他的工作分两步来走。第一步，皮柯绕开新柏拉图主义的存在等级秩序，直接回到柏拉图，强调灵魂的力量。皮柯坚信，灵魂既是自由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塑造自身，便不受任何外在事物包括天体的影响。第二步，皮柯将天体彻底自然化。不同于“存在巨链”理论将天体理解为各种精神造物的载体，或者包含某种精神性的物体，皮柯强调，所谓的天体不过是发光和发热的运动物体而已。它没有任何精神属性，不可能干涉人的自由。借此，皮柯完成了对天体的除魔，将人的自由从中世纪的“存在巨链”中解放了出来。

如果说，魔化仅仅部分地昭示了人的主体性，而与现代的主体性相距甚远；皮柯对天体的除魔，则与现代社会对“世界的除魔”并驾齐驱。“世界的除魔”包含两重维度，心灵的除魔和自然世界的除魔，尽管第一重除魔在魔法中以失败告终，第二重除魔却在对占星术的批驳中大获成功。皮柯不仅破除了他早期魔法思想中物质和精神的糅合，而且也打破了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自然主义，指向了一种新的、物质和精神分立的二元论体系。和笛卡尔一样，皮柯对自然世界的除魔高度反映出新时代的需求：为了捍卫人的主体性，必须清除自然魔力对人的影响；为了对自然事物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清除其中的精神内涵。一言以蔽之，皮柯敏锐地感到，只有对自然世界进行除魔，才能捍卫人的主体性自由，为新科学的诞生提供基础。如果说，皮柯对人的魔化虽然部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但滞留于前现代的人性图景；那么他对天体的除魔，则与现代的宇宙观完美契合，具有更为鲜明的现代特征。

然而，相比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皮柯对“世界的除魔”仍不彻底。诚然，皮柯对天体做了相当自然化的解释。但他没有像笛卡尔那样，用现代物理学中的广延，而仅仅用传统的物理属性（运动和发光）来定义天体，既没有形成现代的物质概念，更没有将物质和心灵彻底分开。更重要的是，皮柯对自然世界的除魔仅限于天界，没有涉及广阔的月下世界。出于魔法的需要，他坚持认为月下世界充满魔力，即上帝撒播于自然的德能。至于这种德能究竟能否还原成运动和发光那样的物质性能，皮柯未曾明言。或许是英年早逝，后续的工作未能展开；或许是皮柯觉得，月下世界的权能有限，不足以干涉人的自由，具体原因已无从得知。此外，皮柯虽然坚持给天界除魔，但仍旧保留了神圣世界。后者存在于天界之上，充满着精神性的魔力。既如此，皮柯不可能像笛卡尔和此后的哲学家那样，将一切精神造物从物质世界中清除出去，完完全全地给世界除魔。这就表明，皮柯只是“世界的除魔”的开启者而非完成者，从皮柯到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这些17世纪的现代哲人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如何，皮柯将人的自由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免除了自然对自由的干涉。但与康德不同的是，在皮柯这里，自由与自然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有着相互融合与统一的可能。自由并非如康德所言，必须通过理性的自我立法实现，与自然毫无干涉。相反，人可以站在自然面前，通过对自然的认识和操作来实现自由。二者相互交织，并行不悖。皮柯对自然和自由关系的这种理解，以及他与康德哲学的巨大差异，深刻彰显了文艺复兴哲学的特殊底色，那就是：人和自然共同从中世纪晚期的神学语境中被唤醒、被发现，同等地主张自身的价值，但又深刻地融合在一起。人为了主张自身，力图与自然分离，但又未能真正分离。于是，人一边站立在自然的上方，又一边依托着自然，从自然中寻求自由的力量；人虽然已经开始成为主体，但不是完全脱离于自然的主体，更不是完全自由的无限主体，而是一个在自然中不断趋向完善的主体。在这个独特的宇宙和人性结构中，人和自然同步提升，相互之间又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或许，这种既具有现代操作精神又接近“天人合一”的世界图景，才是皮柯乃至文艺复兴哲学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它让我们趋近现代又与之拉开距离，带给我们独特的现代想象。

需要注意的是，皮柯并未因为对天体的除魔，否定魔法对人的魔化。相反，魔化和除魔这两个看似完全对立的逻辑，奇妙地共存在他的思想中。对皮柯而言，魔化是心灵世界的魔化，除魔是天体的除魔，二者共同服务于人的自由，理论上并行不悖。魔化与除魔的共存，再次表现出皮柯思想中现代性和前现代性交错的特征。遗憾的是，17世纪以后的西方世界加速除魔，不仅祛除了包括天体之外的自然世界的魔力，而且祛除了心灵世界的魔力，魔化终被除魔所取代。可即便如此，魔化也并未消失。在现代世界内部，伴随着“世界的除魔”，始终潜藏着一种魔化的冲动。无论是宗教还是各种形态的非理性主义，都极力抗拒着除魔，一次次地为心灵和自然世界施魔。魔化对除魔的反动，既有效地制约着现代性，又不断刺激和推动着现代性的发展。时至今日，如何平衡魔化与除魔，或者更一般地说，如何平衡非理性与理性、前科学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仍是中西方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饶是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回到文艺复兴，回到皮柯，去审视那个处在“古今之变”中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独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