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身教言教

程先生一直认为，大学最重要的任务是育人，教书是第二位的。他认为我们培养学生，不管是哪个层级的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必须要把育人，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精神，看作最首要的任务。他曾经以他的生活经历说过一个例子。之前他在武大做系主任五年之久，当时已是武大的著名教授，但是一夜之间成了“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之后，全系上下的老师、学生看到他都直呼其名——程千帆，再也没有“先生”“老师”的称呼。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一直在武大任教的吴志达，一个是后来在湖北大学任教的周勃，始终称他为“先生”。所以他说，作为一个学者，学问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人品更重要，人格精神更重要。

下面我们看一看程先生本人在人格精神方面做得怎么样。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终其一生，程先生是一个有性格、有风骨的人。说实话，打成“右派”的人十有八九是这一类人，他有性格、有风骨，他才会坦率地提意见。否则的话，我沉默不语，假装没看见，那就比较安全。程先生到了南大以后依然不改这种性格。学校对他很重视，后来让他当了南大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学报》文科版主编。照理说，他是一个到了60多岁才被聘回来的老师，在南大是客卿的身份，一般人在这种情境下会格外小心谨慎，但程先生不。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有一次学校开全校的工作会议，中层以上干部都参加，程先生也去了。他听了从校领导到各个重要处室的负责人的讲话，他们讲完了，开始自由发言。程先生站起来就说：“我刚才听了半天的会，听来听去，我怎么觉得我是坐在清华大学的会议室啊！”因为当时的清华大学是一个纯理工科的学校，没有文科，清华文科都是后来补办的。程先生说：“我听到现在没有一句话说到文科，全部说的都是理科的事情。我们南大是一个文理兼具的学校，怎么一句话都不说文科！”程先生的这种观点、这种直率表达，对于南大后来扭转重理轻文的倾向、发展到今天文理基本平衡的局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敢说话，在那次会上，文科有很多老先生也坐在那里，大家都不作声，程先生第一个站起来，他就这样说话。

程先生的这种性格特点，我觉得非常像苏东坡。苏东坡因言得祸，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他曾经检讨自己，为什么忍不住非要说话？他说，我说话就像吃一口饭，刚吃进嘴去，突然发现饭里有一个苍蝇，就一定要吐出来，不吐不快。程先生也是这样。这种性格的根源就是对国家、对事业的热爱。他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不完美的地方就是要提意见，大家集思广益来把它做好。这是一种高度的责任心，即便受到打击和迫害，也在所不顾。我一直认为在“反右”的时候，程先生不管身在哪里，他一定会当“右派”，这个命运是逃不掉的，他的耿直敢言的性格是无法改变的。

除此以外，我觉得程先生的人格精神还有一点体现得很鲜明，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知恩图报的精神。程先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晚年到南大来，重新得到聘用、得到信任，后来事业做得非常好。程先生的晚年事业，大家都认为是余霞满天，是辉煌的晚年。他晚年经常在病床上改我们的论文，也始终关心学术著作的编撰，他一直在思考工作的问题。他晚年为什么那么勤奋、那么艰苦地从事这些工作呢？当然，其中有一个因素是他说过的，要把被剥夺的18年时间夺回来，但还有另外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他对匡亚明校长知遇之恩的报答。1992年，南大中文系为程先生庆祝八十寿辰的时候，匡校长也到场了。程先生当众引用《世说新语》记载的习凿齿对桓温说的一句话：“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习凿齿是桓温提拔的，因此他说我要不遇到桓温的话，就是荆州这个地方的一个老从事，一个到老都沉沦下僚的小人物，因为你提拔了我，才有我后来的一番事业。程先生当众引这句话，向匡老表示感谢。这是他的心里话，当时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动容。后来在匡校长临终之际，程先生到病房去看他，当众对匡师母也表示过这个意思。他说：“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激他老人家。”他这么努力地工作，其中重要一点是出于知恩必报的精神。他要让世人知道，匡校长引进他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程先生跟我们南大是如此，朋友们肯定会想到他跟武大的关系又如何呢？社会上有一些传闻，认为程先生对武大好像心怀不满，但实际上这是不全面、不准确的。程先生对武大同样怀有感恩之心，我们来看事实。武大的前身，在清末叫自强学堂。程先生的叔祖父程颂万，曾经是自强学堂的提调。提调，就是当时的校长。他的家族跟武大就是有缘分的。

在程先生跟沈祖棻先生1942年进入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之前，程先生1941年在四川的乐山曾经有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短暂经历。当时武汉大学内迁到乐山去了。武汉大学有一位老先生，是系主任，名叫刘永济，刘先生是程先生的前辈。程先生当时才28岁，刘永济先生把他聘请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去任教，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的国立大学里面得到教职。程先生晚年回忆他的恩师的时候，刘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忆刘永济先生》。程先生说，他当年进了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因为才28岁，刘先生不放心，不知道他的课讲得怎么样，所以程先生在教室里上课，刘先生就躲在隔壁听。我们可以想象抗战时期的墙壁多半是用芦苇之类做的，很单薄，隔壁是听得见声音的。刘永济先生悄悄地坐在隔壁听，听程先生讲得怎么样。一星期每天都有课，刘先生就一连听了一星期，并不告诉程先生。一周听下来，刘永济先生就说：“我放心了，他的课讲得不错，可以长期任教下去。”这件事情刘永济先生一直都没告诉程先生，直到七年以后，刘师母才偶然告诉程先生，程先生才知道刘永济先生这么关心他：听你上课，连听七天，这就是关心啊！听课是看你是不是讲得好，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老先生来旁听你的课，就是对你最大的爱护。所以程先生对刘永济先生始终怀有知遇之恩。

5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中文系，人才济济，阵容强大。当时武大中文系的教师队伍中有所谓的“五老八中”，就是老先生有五个人，中年人有八个人。刘永济先生是“五老”之首，程千帆先生是“八中”之首。程先生对“五老”都非常尊敬，不光是在人品上面尊敬他们，学术上面也常向他们请教，接受他们的教诲。他跟“八中”中的大部分人也处得非常好。“八中”中有一位先生叫缪琨，缪琨先生跟程先生共同编著了《宋诗选》，那是新中国第一部宋诗选本。所以说，程先生对包括“五老八中”在内的武大教师队伍都是非常友善的，他在那个团队里感觉很好。虽然后来他在武大当了“右派”，但程先生认为，这主要不是某个学校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换句话说，程先生要是当年不在武大而在我们南大，多半也打成“右派”了。

当然，程先生在武大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当时处境十分悲惨，连沈祖棻先生也受到系里的歧视，遭到大家的排挤。程先生说过，有一年，武大中文系的一个女同事，一不小心把家里的布票给丢掉了。那时候买布、买衣服都要布票，每人每年一丈六尺。这个老师家孩子又多，没有布票就没法买衣服，所以很窘迫。沈祖棻好心，说我们家里布票有多余，就送一些布票给那个老师，这完全是出于善意。没想到那个老师拿到沈祖棻的布票以后，立马跑到校党委去揭发，说有“右派”分子的家属用布票来贿赂她，搞得沈祖棻非常尴尬。这是程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话，他说，沈祖棻性格温柔，从来不跟人生气，但是那一次她真的是非常生气。你说好心送一点布票给她，她就揭发说要贿赂她，贿赂她干什么？沈祖棻贿赂中文系的一个女老师，能达到什么目的啊？那时就有这样的怪事发生！

程先生到了南大以后，武大多次邀请他回去，他还是回去了。1984年他回到武大，做了一个面向全校的学术讲座。那时候武大的校领导已经换了，是武大人最推崇的刘道玉当校长。刘校长代表学校，当面向程先生道歉，说我们当时对不起你，迫害你了，现在向你道歉。刘道玉还表示，当时如果我是校长，我是不会放你到南大去的。程先生也当场表示，我并没有记武大的仇，当时只要校领导有一个人出面说一句挽留的话，我也许就留下来了。程先生实际上对武汉大学充满感情。沈祖棻先生是在那里去世的，他有32年的人生是在那个校园里度过的。我后来去过几次武汉大学，有一次我在学长吴志达的陪同下去寻找程先生的遗踪，走到了东湖边上的渔村，也去看了他打成“右派”以前所居住的特二区的宿舍。回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珞珈山下的哀思》。我觉得要哀悼程先生，最好的地点应该是珞珈山，那篇文章发表在《武大校友通讯》上。总之，我觉得程先生对他生平有知遇之恩的人，他都感恩，他不记仇。

下面再说说程先生与其他人的关系。程先生对沈祖棻先生不但一往情深，而且心存愧疚。他多次说：“祖棻是个好女人，跟着我受了一辈子的苦，我对不起她。”这是他的原话。程先生晚年到了南大，他的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整理沈祖棻先生的遗著。我们看到，沈先生的《涉江诗》《涉江词》或《涉江诗词》，最初都是油印本。这里我们必须要说到陶芸先生。陶先生跟程先生夫妻两人共同从事沈祖棻先生遗著的整理，陶先生写一笔娟秀的小字，还会刻钢板，《涉江诗词》最早的稿子是陶芸先生亲自刻钢板付印的。程先生当然用力更多，他不仅整理沈先生的遗稿，还为《涉江诗词》做了非常详细的笺注。程先生称沈先生是“文章知己，患难夫妻”，以他的这种特殊身份，他对《涉江诗词》的写作背景、写作心理有最真切的了解，所以他做的笺注最能说清沈祖棻先生作品的本事及其意义。舒芜先生在一篇书评里说，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宋代的赵明诚亲自为李清照的《漱玉词》做一个笺注，那是多么宝贵的文学遗产！现在我们有了程千帆亲自笺注的《沈祖棻诗词集》，诗词跟笺注都是非常宝贵的文本，两者合起来则是双璧。总之，程先生在整理沈祖棻先生的遗著上用了很大的功夫。

程先生晚年整理沈祖棻先生的遗著，也许是出于燕婉之私，那么，他下大力气来整理老师们的遗稿，就完全是出于学术的公心。程先生晚年身体并不好，精力也不济了，又那么忙，但还是下大力气整理老师们的遗稿。《黄侃日记》《量守庐学记》《汪辟疆文集》等，程先生都是亲自参与整理。这里要说一件我亲身经历的往事。2000年6月2日，程先生去世的前一天，那时他住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已经多天昏迷，不省人事，我们都在医院里轮流值班。2日那天，我在病房里陪护程先生。当时陶芸先生也在，病房里有一张沙发，我让陶先生靠在沙发上休息一会。我坐在病床旁边的一张小板凳上，就在程先生的旁边。昏迷不醒的程先生突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紧，然后睁开眼睛，说：“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黄先生！”我顿时热泪奔涌，因为我知道程先生指的是《黄侃日记》还没有出版。虽然这部日记在程先生与其他老师的努力下已经整理好了，已经交到出版社了，校样也看过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没印出来。程先生放心不下，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会说“我对不起黄先生”。

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程先生本人的全集也还没印出来。这部书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是主编，那时我们已经看过全部校样，二校样都已经退回出版社了。我们本来打算9月给程先生庆寿的时候，用这部书来献礼。没想到程先生6月突然走了，他最后也没看到这部书。本来书名叫“文集”，但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就改叫“全集”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本人的全集当然是一生中最放心不下的事情，应该念兹在兹。但是程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突然说了那两句话，他不问自己全集的事情，他关心的是黄先生的日记，他说“我对不起黄先生”。我当时就想到《孟子》里的一句话：“大孝终身慕父母。”真正的孝子一生都感恩父母，都怀念父母。我觉得程先生对黄季刚先生、刘永济先生、汪辟疆先生等老师的感恩之心，类似于“大孝终身慕父母”。他自己都走到人生的最后关头了，只有一天的生命了，他还在那里惦记着黄先生的日记，甚至认为他对不起黄先生。其实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程先生光大了师门学术，他是黄先生、汪先生他们的一个好学生，是对得起老师的，但他自己觉得心里还有愧疚。这种人格精神，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儒家的学说是仁者爱人、仁政爱民，首先要关爱他人。这是程先生在为人方面最值得说的地方，跟我们南大特别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