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研究

程先生热爱学术，也有搞学术的天分。他当年在金陵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去年出版的《少陵先生文心论》，原稿藏在我们南大的图书馆里。当时他的指导老师一个字都没改，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太成熟了，马上就推荐到《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去发表。也就是说，程先生在读本科的时候已经才华横溢，头角崭露，在学术研究上体现出非常好的前景。等到50年代初期，他就成了武汉大学的三级教授、中文系的系主任，在学术界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那时候北京的《文学评论》杂志刚刚创办，名叫《文学研究》，他也被聘为编委。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那个时候已经确立了独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现在南大两古学科的老师念兹在兹的“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或者说把文艺学和文献学结合起来。说法不一样，精神是一致的，就是两手都要抓。我们现在的两古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绝对不能分家，绝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程先生一贯的学术理念。这个理念虽然到了80年代后才广为人知，其实在50年代初期，他跟沈祖棻先生已经奠定了其基本精神。

应该说，要不是有“反右”的话，程先生的学术一定会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取得非凡的成果，可惜的是突然中断了18年。等到“右派”平反，他回到南大继续工作，他就用非同寻常的努力与热忱投入学术研究。我仔细地读程先生的论文，发现有少数几篇是他在那个年代已经写好初稿的，更多的是他在那个年代已有一些思考，已经打好腹稿，但他那时不敢写、不能写，后来才补写的。程先生的学术有一点最好的精神，就是带着问题意识。专著也好，单篇论文也好，程先生从来不发无的之矢，他一定是为了解决某个重要的问题，为了得到一个能够推动整个学术前进的结论，才动笔写这篇论文。所以他的论文，包括谈《饮中八仙歌》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包括《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等等，这些文章一出来，学界就非常兴奋，非常关注，它们都带有一种开创风气的典范作用。

程先生做学术研究时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就是谦虚谨慎。他本是才高一代，但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精神，一定知错即改。他对于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不管是已经发表的还是没发表的，只要有人指出来有什么不对，他立马就虚心接受。我举两个小例子。第一是在教学上。程先生给我们上“杜诗研究”的课程，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随口举了一个例子，讲明朝某诗人有一首七言绝句里有两句话，正好可以说明某个问题，原句是“科头箕踞青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我正好记得这两句诗是王维写的，下课后就告诉了程先生。第二周上课时，程先生就表扬了我。他说：“我上周讲这两句讲错了，我记成明朝人的，莫砺锋同学指出这是王维的，很对，大家要学习他的精神，老师有错也要指出来。”我上程先生的课就得到过一次表扬，故而记得特别清楚。

这种精神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论著中偶有疏漏之处，别人指出来，他一概接受。他有一篇著名的论文是分析《全唐诗》里一个不著名诗人的作品，这个诗人叫唐温如。唐温如的诗在《全唐诗》里只有一首，就是《题龙阳县青草湖》：“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这首诗一直在《全唐诗》里，但谁都没有注意过。程先生慧眼识珠，把它挑出来，说这首诗写得好，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来分析它怎么好，分析得非常中肯。但文章发表以后，中山大学的陈永正教授在《中山大学学报》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说唐温如不是唐朝人，实际上是元末明初人，这首诗是《全唐诗》误收的。陈的文章发表后，程先生看到了，经过查找文献，他承认陈永正教授提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我把那篇文章编进程先生的全集时，程先生就专门加了一条注，表示接受陈永正教授的指正意见。他绝不掩饰自己的错误，有错马上就改，而且公之于众。程先生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一种很好的学术精神。我希望我们南大两古专业的同学也都要保持这种精神，大家千万不要学社会上有些人的风气——一旦被人批评，就跳得八丈高，有错也不认，非要为自己辩护，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有错即改，永远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