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塞尔

家庭医生在一次例行检查时发现亨利的心电图异常，亨利于是连夜去做了冠状动脉心导管检查，找出病灶大小。自那以后，亨利通过服药，病情得到明显缓解，工作和家庭生活都恢复如常。他甚至不再主诉胸疼气短这些医生常在动脉阻塞晚期患者身上发现的症状。在那次发现异常的例行检查之前，他没有任何病征，甚至在他下决心动手术的前一年里都是如此——毫无症状，除了服药带来的副作用，服药是为了稳定病情并大幅降低心肌梗塞的风险。

服药两周后出现了问题。亨利去电说明情况时，那位心脏病专家答复说：“这种事我听了不下千次。”专家和亨利一样精力充沛，不到四十岁却已事业有成。他对此深表同情，表示会尽量减少剂量，使这种药物——一种β受体阻滞剂——既能继续控制冠状动脉疾病、降低血压，又不至于影响亨利的性功能。他说，通过药物微调，有时可以“将就一下”。

他们尝试了半年，先是减剂量，后来不奏效了，就改换不同牌子的药物，但依然不见效。他不再晨勃，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妻子卡罗尔或助理温蒂性交。温蒂认定，造成这惊人变化的是她本人而非药物。下班后，外间诊所大门已锁上，窗帘也已拉下，她使出浑身解数来挑逗他。尽管双方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他只能告诉她，这一切于事无补，求她停手，最后不得不使劲分开她的下颌让她停下来。然而，她却更加确信是她的过错。一天晚上，她大哭一场后告诉他，她知道他出去另寻新欢只是时间问题，亨利甩了她一耳光。如果这是一头犀牛的行为，或是一个因高潮而亢奋的野人之举，按照温蒂的个性，她也许会迁就；可这并非出于亢奋，而是出于对她无视事实的耐心耗尽。这个傻丫头，她竟然不明白！不过当然了，他也不明白，他迄今依然无法理解，自己失去性能力这件事对这个碰巧爱慕他的人所造成的困扰。

紧接着他就懊恼不已。他把仍哭哭啼啼的温蒂揽入怀中，宽慰她说，他现在几乎每天都想着她——确实，要是温蒂能让他在另一家牙科诊所替她找份工作，那他也就用不着时刻提醒自己不再拥有什么了（不过他不能这么说）。上班时间，他偶尔还会偷偷爱抚她，或是在她穿着白色束腰外衣和配套长裤来回走动时怀着昔日的情欲注视她，但一想到那些治疗心脏病的粉色小药丸，他就立马坠入绝望。没过多久，亨利就开始对这个爱慕他、为恢复他性能力愿做任何事的年轻女人产生了最邪恶的幻想，幻想她在他眼前被其他三个、四个，哦不，是五个男人压在身下。

他无法抑制自己对温蒂和那五个无脸男人的幻想，但和卡罗尔在影院一起看电影时，他倒宁愿垂下眼皮，闭目养神，直到情爱场面结束。他无法忍受看到理发店里堆着的有裸体或半裸体女人照片的杂志。在一次宴会上，有个朋友开始开黄腔，他竭力忍住不起身离席。他开始感受到毫无魅力之人的情感，感受到他对那些醉心于情色游戏的猛男欲女极不耐烦、忿恨不满、清教徒式的蔑视。那位心脏病专家给他开完药后说：“从现在起，忘掉你的心脏病，好好生活吧。”可他做不到。因为每周五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他总忘不了温蒂。

他回去找医生，认真地跟他聊起手术的事。那些话心脏病专家也听了不下千次。他耐着性子解释说，对没有症状和服药后病情明显趋于稳定的病人，他们不倾向于动手术。如果亨利最终选择动手术，他会和其他病人一样，发现比起不知持续几年的无性生活，手术更可取；尽管如此，医生还是强烈建议他等一等，看看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状况是否“有所改善”。虽然亨利谈不上是心脏搭桥手术的最差人选，但考虑到他需要搭桥的部位，他也算不上是理想人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亨利问。“意思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手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你的情况还不是最好的。我们还碰到过死人的情况。亨利，还是别动手术了吧。”

这番话把他吓坏了，于是在驱车回家的途中，他严厉地提醒自己，所有那些在没有女人的情况下生活的人——坐牢的囚犯，打仗的士兵等，他们的处境比他糟糕百倍。可没过多久，他又想起温蒂来，想象自己以不再拥有的勃起进入她体内的每一种姿势，像个白日做梦的罪犯那样饥渴地想象着她，只不过不能像囚室里的孤单汉那样，通过野蛮快速的自我释放来保持几分清醒。他提醒自己，没有女人的童年时代是何等无忧无虑——四十年代那些在夏日海滩度过的时光岂不最令人满足？想象自己重返十一岁……但这比假装在纽约新新监狱服刑好不了多少。他提醒自己，无法抑制的欲望会导致可怕的越轨行为——密谋、渴求、疯狂的冲动、对他人的朝思暮想，以及当其中最迷人的那个终于成了自己的情妇后随之而来的阴谋、焦虑和欺骗。现在他可以成为卡罗尔忠诚的丈夫了，他用不着再对卡罗尔撒谎——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要撒谎的事了。他们又可以像从前那样，享受简单、忠诚、相互信任的婚姻生活。那还是在十年前玛丽亚到他的诊所补冠齿之前的事。

一开始迷住他的，是她那件绿色的丝质紧身衣衫、那双绿松石色的眼睛和那种欧洲人才有的世故老练，他神魂颠倒，结果把平时擅长闲聊的本事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在玛丽亚顺从地坐到手术椅上张大嘴巴时，他都没想到有所动作。从她四次就诊期间他们对彼此的谨慎态度来看，亨利永远不会想到，当她十个月后返回巴塞尔的那天晚上，她会跟他说“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以及他们的分别会如此让人难以忍受。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新鲜，以至于他们的私通只停留在绝对的精神层面。亨利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玛丽亚会跑来告诉他，说像他这样的男人，多半可以和城里所有漂亮女人上床。当时他在对异性方面不贪图虚荣，非常害羞，大体上还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年轻人，从未认真质疑过自己已经接受并内化的那些礼节规矩。通常，越是碰上迷人的女人，亨利就越沉默寡言。要是碰到一个他特别中意的陌生女人，他通常会变得一筹莫展，态度生硬，甚至连自报家门时也面红耳赤。那时的他可是个忠诚的丈夫，也是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忠诚的丈夫的原因。而如今，命中注定他又得忠诚了。

最糟糕的是，调整用药最终变成了对药物的适应。没有性生活他竟然也能活下去，这让他大吃一惊。这是可以做到的，他也这么做了，但这毁了他——正如一度不能没有性生活那样毁了他。调整意味着屈从于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他拒绝这种方式，而屈从于“这种方式”的委婉表述，又进一步挫伤了他的士气。然而，调整用药进展得很顺利，离心脏病专家劝他不要急于手术、让时间来检验药效后过去了八九个月，亨利已经记不起勃起是怎么回事了。他极力去想象那些旧的色情连载漫画中的形象，那些渎神的漫画向他那一代孩子揭露了迪克西·杜根(1)职业的阴暗面。他脑中浮现出稀奇古怪的鸡巴，幻想温蒂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并深受其扰。他想象她给他们口交，又想象自己给他们口交。他开始偷偷视那些有性能力的男人为偶像，好像他自己已不再是男子汉大丈夫。尽管他皮肤黝黑，相貌堂堂，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但看起来仿佛一夜之间从三十多岁变成了八十多岁。

一个周六的早上，他告诉卡罗尔要去保留地的山上散步——“一个人待一会儿”，他沉着脸向她解释道——他要开车去纽约见内森。他没有提前打电话，因为他想，如果在最后关头发现这是个馊主意，他还可以调头回家。他和内森已不再是十几岁的孩子，像当年那样在卧室里热切地交换秘密——自从父母去世，他们甚至不像兄弟。但是他亟需有人听他诉苦。卡罗尔只会说，如果手术意味着三个孩子会失去父亲，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风险，他就连想都不要想。病情已得到控制，三十九岁的他在各方面都成绩卓越。多年来他们做爱时一直很少有那种真正的激情，怎么到现在这反倒变成问题了？她不是在抱怨，这种事谁都会遇上——她所知道的婚姻差不多都这样。“可我才三十九岁。”亨利回答。“我也一样，”她说，试图通过表现得理智而坚定来说服他，“可是已经过了十八年，我也不指望婚姻是那种狂热的爱恋。”

这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残忍的事——一个妻子对丈夫说，我们干吗需要性生活？他因为她的话而鄙视她，憎恨她，以至于当时当地就下定决心要和内森谈谈。他恨卡罗尔，恨温蒂，如果玛丽亚在他身边，他也会恨她的。他还恨男人，恨那些只看《花花公子》杂志就能硬起来的男人。

他在东八十街找了个停车库停车，然后在附近街角的一个电话亭里给内森打电话。电话铃响的时候，他正在看那本拴在亭子里的曼哈顿电话簿。电话簿已经残破，上面被涂得乱七八糟：想射在我嘴里吗？梅丽莎879-0074。没等到对面内森回应，他就挂断了，接着又拨879-0074。有人接了电话。“找梅丽莎。”亨利说，接着又挂断。再一次拨通内森的电话后，他让铃响了二十声。

你不能让他们失去父亲。

他独自站在内森那栋褐砂石房屋楼下的走廊上，给他写了张便条，随即又撕了。在第五街拐角处的一家旅馆，他找了台投币电话，又拨了879-0074。尽管服用了β受体阻滞剂（他认为那是防止肾上腺素使心脏负担过重），但他的心脏还是怦怦地狂跳不止——医生就是不用听诊器也能听到。亨利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胸口，倒数着直到心跳平静下来，这时电话那头传来像是小孩的声音。“喂？”

“梅丽莎？”

“是的。”

“你多大了？”

“你是谁？”

他及时挂断电话。如果他的心脏再这么怦怦怦地跳上五下、十下或十五下，他的冠心病就会要了他的命。渐渐地，他的呼吸平稳了，心脏却感觉更像一个陷在泥里的轮子，正在徒劳地打转。

他知道该给卡罗尔打个电话，让她放心，但他却穿过街道去了中央公园。他决定再等内森一个小时。如果那时内森还没回来，他就忘掉手术的事，打道回府。他不能让他们失去父亲。

走进博物馆后面的地道时，他看到另一头有个大个子白人少年，十七岁左右，肩上扛着一台便携式大收音机，脚上穿着旱冰鞋，懒洋洋地滑进地道。收音机音量开到了最大——鲍勃·迪伦唱着：“躺下，姑娘，躺下……横躺在我的黄铜大床上……”正是亨利需要听到的。少年咧嘴一笑，就像无意中遇到了亲密老友。他举起一只拳头溜到亨利身边，喊道：“让我们回到六十年代，伙计！”喊声在阴暗的地道中沉闷地回响着，亨利友好地答道：“说得对，朋友。”不过，当男孩从他身边溜过时，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一切，终于哭了起来。他心想，让一切都回来吧，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四十年代——让在泽西海岸的那个夏天回来吧！洛林酒店地下杂货店里香气四溢的新鲜面包卷，还有从早班船上出售鲹鱼的那个海滩……他站在博物馆后面的地道里，回想起了那最天真的岁月里最天真的一切。那些毫无价值的小事唤起了他狂喜的记忆，黏着他不放，就像脂肪阻塞住通往心脏的动脉。离木板步道两个街区远的那栋平房旁，有水龙头可以冲去脚上的沙子；阿斯伯里帕克游乐中心有“猜体重”的摊位；开始下雨时他母亲俯在窗台上把晾衣绳上的衣服收进屋；周六下午看完电影后在暮色苍茫中等公交车回家。没错，遭遇了这一切的男人就是那个和哥哥一起等十四路公交车的男孩。他无法理解这一切，他还不如试着去理解一下粒子物理。他就是无法相信遭遇这种事的人是他自己，无法相信这个人经历的一切他也必须经历。带回过去，带回将来，还是带回给我现在吧——我才三十九岁啊！

那天下午他没有找内森，没有假装和他从小到大都毫无芥蒂。回家途中他一直在想，他一定要见内森，因为他是他唯一的家人了，可他自始至终也知道，这个家已不复存在，这个家已经完蛋，已经支离破碎——内森在那本书里对他们所有人极尽嘲讽，他该为此负责，亨利也出了一份力。他们的父亲在佛罗里达因冠心病去世后，他对内森大加责备：“是你害死了他，内森。没有人会告诉你——他们太怕你了，所以不敢说出来。是你写的那本书害死了他。”不行，把三年来和温蒂在诊所干的事告诉内森，只会让那个混蛋幸灾乐祸，只会证明他是对的——给他续写《卡诺夫斯基》提供素材！十年前，我把玛丽亚的事都告诉了他，包括我给她的钱、黑色内衣以及我把她的东西存放在保险柜里等，这真够蠢的。可当时我满腹心事，必须找人倾诉——那时我又怎么会知道，我哥哥赖以为生的正是利用和扭曲我们的家庭秘密？他不会同情我所经历的一切——他连听都不想听。“我没兴趣，”他会从猫眼后面这么跟我说，甚至懒得开门，“我只会把它写进书里，你不会喜欢的。”书里还会有个女人——要么是个人老珠黄、让人生厌的妻子，要么是个风头正劲的文学女青年。也许两种都有。我可受不了。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开车去新泽西找温蒂，让她扮成一个叫梅丽莎的十二岁黑人女孩。黑人也好，十二岁或十岁也罢，只要他提出要求，她都愿意假扮。不过尽管如此，这对他的治疗毫无作用。他让她脱光衣服，跪着从地板那边爬过来，她照做了。他还打了她，那也无济于事。他的蓄意暴行显得可笑，非但没有让自己兴奋起来，反倒让自己当天哭了第二次。温蒂显得手足无措，轻抚着他的手，亨利则在一边啜泣起来：“这不是我！我不是这种人！”“哦，亲爱的，”她穿着吊袜带坐在他脚边，自己也哭了起来，“你必须动手术，必须去——否则你会发疯的。”

他早上九点刚过就走出家门，直到晚上快七点才回来。卡罗尔担心他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奄奄一息——或者已经咽气——六点的时候报了警，让警察帮忙找他的车子；她告诉他们，早上他去保留地的山上散步，他们答应去山上的小路搜寻一下。亨利听说她报了警，大吃一惊——他一直指望卡罗尔不会像温蒂那样崩溃，可如今呢，他的所作所为把她也击垮了。

他感到既震惊又惭愧，弄不清这件事对有关各方造成了何种损失。

卡罗尔问他，为什么不打电话告知晚饭时才回家，他语带责备地回复说：“因为我阳痿！”就好像是她而不是药物把他弄成这个样子。

就是她。他对此深信不疑。就是因为必须和她在一起，必须对孩子们负责，他才变成这样。如果他们早十年离婚，如果他离开卡罗尔和三个孩子去瑞士开始新生活，他根本不会生病。医生告诉他，压力是造成心脏病的主要因素，他顶不住放弃玛丽亚的压力，这才患上心脏病，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像他这么年轻健壮的人会得这种病。他没法狠下心来为所欲为，而是屈从于他应该做的事，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场。这个病就是做尽职的父亲、忠诚的丈夫和孝顺的儿子的报偿。年久日深，你发现自己困在原地无法逃脱，出现了一个像玛丽亚这样的女人，你没有变得坚强而自私，却偏偏是个好人。亨利再去体检时，那位心脏病专家和他严肃交谈了一番。专家说，自服药以来，他的心电图上显示的异常情况较最初患病时已明显减少，他的血压也在安全可控范围内。而且，他不像其他一些病人那样，刷牙用点力都会导致严重的心绞痛，他可以站着工作一整天，不会感觉不适或呼吸急促。专家再次向他保证，如果病情有任何恶化——几乎可以肯定这是逐渐发生的，而且首先会在心电图上显示出来或症状有所改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会重新评估手术方案。那位心脏病专家提醒他，目前的治疗方法可以让他平安维系十五到二十年，到那时，搭桥手术很可能已经过时。他预测，到一九九〇年代，他们几乎肯定会用手术以外的方法来治疗动脉阻塞。β受体阻滞剂可能很快会被某种药物取代，那种药不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也不会导致这种不幸后果——这样的医疗进步势不可挡。与此同时，他也只能重复之前的建议，那就是，亨利必须忘掉自己的心脏病，把它抛到脑后，好好活下去。“你必须全面看待服药这件事。”专家一边说，一边轻轻拍着桌子。

难道这就是专家最后的忠告？他现在得起身告辞了吗？亨利一脸惆怅，告诉专家：“可我无法承受性生活方面的打击。”专家的太太和卡罗尔相识，所以他肯定没法提玛丽亚或温蒂，或两个女人之间的事，也不能谈及她们对他的意义。亨利说：“这是我活到现在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你没有过过什么苦日子，对吗？”

这样残酷的回答令他不知所措——居然对像他这么脆弱的人说这种话！现在他连医生也憎恨起来。

那天晚上，他在书房又拨了内森的电话，这是他仅存的最后安慰。这回内森在家了。他告诉哥哥自己病得很重，问他能否来看看他，那时他勉强控制住，没让自己哭出来。他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不可能再苟活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