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二 重生与流浪
机器与手艺
耳旁全是轰鸣声。巨大的、嘈杂的、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压铸机、液压机、横轧机、抛光机、注塑机和空压机的运转。空气中灰尘浮动，如同雾气升腾，与抛光轮里冒出的青烟一起，在车间里弥漫、扩散。我仿佛能看到，一颗颗带着麻轮灰的尘埃，如同千军万马，正手持大刀长矛，挥旗舞帜，前仆后继，朝它们的战场——我的鼻腔、胸腔、肺部，滚滚而来。
楼板在晃动，墙体在晃动，窗户在晃动，灯光在晃动，办公桌在晃动，桌子上的茶杯也在晃动。这种晃动感，首先来自我的脚底、臀部，然后依次是我的腰、躯干、双臂和头颅。坐在办公室里，我感到浑身震颤。敞口杯里的水不断摇晃着，波纹一圈圈地荡开。漾起的波纹碰到晃动的杯壁后，再反弹回去，波纹与波纹交织，发出细碎的光晕。晃动的灯光倒映在晃动的水面上，扭曲、变形，折射出许多灯影来。常说心静如水，这杯子里的水何时平静过呢？我的心又如何能平静下来呢？这样的晃动，来自楼下的车间。
我的办公室在四楼，一楼、二楼、三楼全是生产车间。在车间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机台。最大的八爪抛光机，像一只巨大的章鱼，正在那里张牙舞爪，吐着浓浓的黑烟与灰尘，轰隆隆地转个不歇。
车间实行的是两班倒工作制，白天一班，晚上一班。无论是白班还是晚班，几乎所有设备都要开动起来。出人意料的是，疫情过后，订单比去年还要多。为了准时交付订单，每天从早到晚，几百只液压锤咣当咣当砸下，几百只抛光轮轰隆轰隆转动……操作设备的员工，一个个都蓬头垢面，面无表情，重复操作着，像是机器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服的颜色不同于这些设备，几乎看不出在这些设备后面有一个人，或者有一群人。他们几乎保持着同一个姿势，那姿势机械、僵硬、呆滞，像一块木头，像一坨铁。
我曾在一名员工后面站了半天。他一直忙着手中的活儿，始终没有看我一眼。高大的机台下，摆满了一堆切好并经过热处理的钢料，只见他右手拿着一块钢料，飞快地通过两只转动的钢轮。这道工序叫横轧。热处理后的刀片，需要经过横轧机钢轮的正反两面，分别挤压两次之后，才可以成为一把餐刀的雏形。这些年重复的操作，让他早练就了一套“玩魔术”的手法，或者是障眼术之类的功夫，我离他不到一米的距离，却没看清楚他是如何将手中的钢料翻边，也没看明白那堆钢料是如何从他的左手传递到他的右手的。两只手之间能够进行这样精美绝伦、天衣无缝的配合的，我只在那些黑白琴键上见到过。
大约九年前，我曾在这里工作过三年，然后递交了一封辞职信，远走高飞。如今我重新回到这里。我可能算不上一匹好马吧，终究没能经受住老板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来吃回头草了。来到这里后，我一连几周都睡不好。工厂靠近海边。滩涂的潮湿，和动不动就下雨的南方天气，让我体内的湿气进一步加重。尽管我每天早晚洗两次头，可头发依旧油光可鉴。
这个工厂是生产西餐具的。一套西餐具由刀、叉、羹匙、勺组成，制作工序大致可以分为下料、切边、成型、磨边、抛边、抛光、清洗、包装等近二十道工序。其中，餐刀要多出热处理、横轧、开齿几道工序，叉子会多一道打叉缝的工序。每一道工序，几乎都是凭借“一物降一物”的方式去实现的。你想啊，那么坚硬的钢板，要切成一把一把的，要压成勺形、刀形、羹匙形、叉形，要将钢料上的毛刺与利口去掉，得需要多大的力气？这些大大小小的冲床，轻则几吨，重则几十吨、几百吨，在这样的冲床面前，厚厚的钢板脆弱得如同一张白纸。
下料、切边、成型，这几道工序，仅仅只是生产出了餐具的雏形，烦琐的生产工艺流程还远远没有结束。要将餐具变得光滑，如镜子般明亮，照得见人影，还得靠砂轮、麻轮，反复地打磨，直到金属层表面磨出镜光（后面还有清洗与包装工序）。也许你根本想不到，你在酒店和餐厅里见过的那些精美餐具，它曾经历过至少十几双粗糙而发黑的手。这些手里，有些还可能会少一两根手指头。
打铁，打铁。我脑海里突然跳出这样的词语来。传统的手工打铁，在这里变成了人与机器设备一起打铁。一人一台机器。工人们或站着，或坐着，用脚控制冲床的开关，用手将一份份切好的餐具送进冲床的模具里。“咣当”一声，一份餐具切好。“咣当”一声，一份餐具成型。这沉重、沉闷的“咣当”声，单调、枯燥、乏味、震耳欲聋，一声连着一声重复，不知疲倦……
我儿时的记忆中，铁匠铺里炉火正旺，红与蓝交映的火苗呼啦啦蹿起，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铁匠师傅与徒弟古铜色的脸上冒出来。一架锃亮的铁墩，一只小锤，一只大锤，轮番落下，时而快时而慢，忽而轻忽而重，叮当，叮当，叮叮当，叮叮当，俨然一曲节奏明快的乡村交响曲。然而，记忆总是习惯性地删除疼痛与苦难，打铁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诗意与美感呢？当我从记忆里回过神来时，除了机器，除了嘈杂，除了汹涌的噪音和灰尘，还能看到和听到什么呢？
在办公室坐久了，我喜欢起身去车间转转。一天，在车间下料的地方，一卷钢材被切成餐具雏形后，剩余的废料被卷了起来。卷起来的废料，远远看上去，像花儿一样，有一种特殊的几何学美感——这大概是我在这里唯一能感受到与美有一点关联的事物吧。
这些年，我换过几份工作，在几家公司就职过，有做低压电器的，有做太阳能的，有做阀门的，有做机器人业务的。比较起来，生产餐具是我见过的最脏、最耗费能源、污染最大，利润也是最低的一个行业了。每天下班，从抛光线上下班的工人就像刚从煤窑里爬出来一样，全身上下只剩两只眼珠子有点白。一个专门清理抛光灰的师傅，姓赵，一米五不到，快六十五岁了，还没有退休。每天中午，等工人下班吃饭的间隙，他便会猫着腰钻进狭长的风道里，有时还得跪着，用一只特制的工具将麻轮灰一点点地清理出来。这些灰尘被集中到一个角落里，由一家环卫公司的垃圾车定期运走，但最终被运往何处，我们并不知道。
赵师傅做事极其认真，钻风道的活儿也只有他这样的身材才能干得了。尽管赵师傅每天定时清理这些麻轮灰，但公司的楼顶、周围的马路上、隔壁的厂区里，依旧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宿舍离厂区大概三四十米的样子，我从不敢打开窗户。这些灰尘像是长了眼睛、长了腿，从窗户缝里、门缝里，或是从其他什么鬼地方钻进来。宿舍里原本黄色的地板变成黄褐色了，桌面上的玻璃一天不擦就落满厚厚一层灰尘。这样的灰尘不仅污染环境，对健康有害，还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灰尘中含有大量的麻轮屑与抛光蜡，遇到火星就会燃烧，如果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则会发生爆炸。我刚来这里不久，二楼抛光车间的一条风道就发生过火灾。熊熊大火将铁皮制成的排风管道烧得通红发亮，如同一条动脉血管爆裂开来，十分危险。
许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叫《满生》的文章，写的就是这里的故事。我想，此刻我写下的，大概要算是《满生》的续篇了。在《满生》里，我写到过一个叫“满生”的人，是一名抛光车间的工人，后来得了肺病，终究没能圆满地过完这一生。现在，满生不在这个世间已经多年了，而我又重新回到了这里。当年，我是这家公司的行政管理负责人。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会下车间检查。因车间里噪音大、灰尘大，存在职业危害因素，我要求员工佩戴耳塞和口罩，做好健康防护。没想到，我的一番好意竟被当作了驴肝肺，工人们在背地里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这次回来，我的职务发生了变化，我完全可以不用下到车间检查了，但对工人职业健康安全与劳动保护这一块的工作，仍然十分关注。我实在不忍心看到第二个满生出现。我下到车间时，发现仍有少数工人我行我素，嫌戴口罩不舒服，检查的人来了就戴上应付一下，检查的人一走又立马取掉。在疫情期间，可能大家都感受过戴口罩的滋味。戴口罩怎么可能会舒服呢？谁不想自由顺畅地呼吸？尤其热天，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你会戴口罩吗？如果不是满生死了，这些工人会戴口罩吗？每次走到抛光车间，我都感觉满生依旧坐在那里，他正愤怒地瞪着我，那张黑乎乎的脸上，两只眼珠突了出来，射出两道凄厉的寒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满生噌的一下起身了，顺手抄起一把钢勺，张牙舞爪，朝我冲来，大声嚷着：“还我性命，还我的肺！”
与这个车间紧挨着的是五金车间，也就是生产餐具雏形的地方，属于加工的前几道工序。小刚和老梁就常年待在五金车间里，他们算是这里的中层管理干部了，一个是部门经理，一个是车间主任。尽管他们每天都戴着一副耳塞，尽管他们不需要在一台冲床前坐着或者站着，可他们俩的耳朵还是出了问题。那天，他们坐在我办公室里，我给他们泡茶，边喝茶，边聊一些管理上的事情。我们就隔着一张桌子，但他俩说话时声嘶力竭的那阵势，像是找我吵架。我实在有些吃不消这样的“噪音”，只好戴上两只耳塞。我无法想象，一个长期在喧嚣与嘈杂中工作或生活的人，他的世界里是否会有真正的宁静。不敢去想常年在车间里与上百台冲床相依为伴的人——那些巨大的轰鸣声，像灰尘一样，翻墙蹿壁，越过窗户，穿过楼板，再从耳塞的罅隙里钻进耳朵，去叩击快要疯了的耳膜。
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耳朵也该是另一扇窗户吧？于污泥中可以生出洁净的莲，于闹市里可以无车马喧，但要是在这样持续的、巨大的机器轰鸣声里呢？——“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我突然无比怀念这样的幽静来。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常年置身于这样的机器设备旁，安全事故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组组冷冰冰的数据，触目惊心。2018年，工伤事故三十八起。2019年，二十三起。每一起工伤事故，都是一次流血事件，被冲床压碎的一根手指头，或是被抛光轮卷进去一只胳膊。我见过最惨的是，有一个工人，一只手的五根指头全都没了，仅剩半只手掌。那残损的手掌啊，是血，是疼痛，是绝望，它将如何撑起他的家庭的天空，他将如何延续他的后半生呢？许多年前，我曾送一个受伤的工人去医院抢救。我看见他时，他的胳膊血肉模糊，衣服被抛光轮绞得稀巴烂，黑色的抛光灰、撕烂的衣服，胳膊上的肉、血管、筋，还有露出的骨头，简直惨不忍睹。我赶紧用纱布胡乱地将他受伤的手臂包扎好，立马开车送去医院。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和同事一起将浑身是血的工人架到一张简易床上，刚绑上去的纱布全部被血浸透了，血液滴滴答答地落在垃圾桶里。他脸色苍白，全身发抖，痛苦不堪。医生拿起一瓶碘伏，直接往工人手臂上倒，碘伏在血肉模糊的手臂上泛起一层层白沫，像是啤酒花。紧接着，医生取出一支镊子，从棕色的瓶子里夹出棉球，擦洗着已经钻进肉里的抛光灰尘与麻轮屑。工人撕心裂肺地喊着，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我实在受不了，跑了出来，跑到洗手间里呕吐不止。
突然想起叶山嘉树的短篇小说《一封水泥桶里的信》：“我是个在某家水泥公司缝水泥袋的女工。我的意中人是负责将石头运进碎石机的工人。十月七日早上，他在把一块大石头搬进碎石机时，不小心跟石头一起滚进机器里。其他工人虽想合力救他出来，但是他却像溺海的人一般，随着石头沉进碎石堆中……在他变成水泥的第二天，我写了这封信，偷偷埋进这个水泥桶内……你是劳动工吗？如果你是劳动工，请你可怜可怜我的境遇，给我回一封信吧。”——谁能去可怜她的境遇呢？谁能去给她一封安慰的信呢？谁又不是那名劳动工呢？
我十分明白自己的身份，在老板那里，我顶多只有一些建议权而已。尽管我多次提醒让他重视安全，慢慢转型，但是并没有多大效果。我毕竟不是老板，并不能代替他做一些重大决策。他对我个人再好，本质上赚钱与趋利是最大的目的。另外，从个人的情感来讲，这位老板算是我这些年遇到过的最好的老板了，这也是我选择重新回来的原因。只是看见有工人受伤，我的心情就会特别沮丧和难过，内心总会升起无限的悲凉来。
我知道，在东莞、揭阳、阳江一带，工人们的工作环境比这里更差，条件更恶劣。还有那些所谓的跨国公司，将最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甩给这些五金工厂。榨取剩余价值、工人的血汗钱，我想起课本中枯燥乏味的词语来。我还想起了王亚丽，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大的女人，瘦瘦的，仔细看去，脸上长了许多雀斑，但样子并不难看。她与老公一起，在这厂里上班十年了，她是质检组组长，也算是一个基层管理干部。大概是去年，她的老公受伤，右胳膊被抛光轮卷了进去，断了一根筋，现在受伤的那只手仍不太方便，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残疾了。那天我劝她，让她老公换个安全点的岗位，我跟她说工资低点就低点，安全与健康第一。她叹了口气说，两个孩子读书，压力太大，不愿意换。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再问她老公怎么不去报工伤鉴定，她说可能评不上。我告诉她，如果评上了，可以有一笔工伤赔偿款。好说歹说，她才说等忙完了再带老公去做鉴定。末了，她不忘感谢我，让我不要担心，说，每个抛光车间都是这样，哪有不出工伤事故的呢？——天哪，工伤，残疾，断胳膊少腿，他们竟早已经习以为常了。望着她的背影，我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周末那天，我准备去附近菜市场买点菜，在路口遇到另一个发生工伤事故的工人。据人力资源部门的同事讲，他已经是第二次出工伤事故了。那天在办公室，他大概是来报销医药费吧，看着他一脸近乎哀求的神色，好像给我们赔不是的样子，那一刻我觉得我简直像是一个罪犯。落日的余晖里，他那只受伤的手挂在半空中，看起来极不协调，仿佛风稍大一点，就可以随时将它吹走一般。他那空荡荡的眼神里，有如老年闰土般的目光，让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前些日子，我买了一大堆的书。我喜欢临睡前的阅读。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利用周末和下班的时间阅读和写作。我的床头摆满了书籍，有马尔克斯、卡夫卡、福克纳、乔治·奥威尔、博尔赫斯、略萨……我最近又买了一大堆“蓝色东欧”系列的小说。这成了我这些年打发时光的唯一方式，让我在这样的单人世界里，享受到了许多别人无法体会到的乐趣。可是，来这里工作两个月了，我拿起书本就想要打瞌睡，我提起笔就感觉文思枯竭，几乎写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甚至再没做过梦，常常半夜醒来，听到的仍是持续而巨大的轰隆隆的噪声。
我决定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去寻找那些词语、诗句和片段，就像去寻找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刚出门，在宿舍的楼梯里，我看见一大群工人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等我走过去才知道，原来是一名女工晕倒在了楼梯上。女工叫雷小琴，贵州人，她今天正准备去加班。她的工作是“打叉缝”，具体的做法是，在一条高速转动的砂带机上，将一把把叉子放在折叠起来转动的砂纸上打磨，动作并不复杂，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相对来说，这个岗位的危险系数比抛光与冲压要小许多。每一支叉有三个叉缝，每一支叉，雷小琴至少需要在砂带机上打磨三次。雷小琴二十出头的样子，看上去略显稚嫩。她的老公看上去年纪与她相仿，同样来自贵州。小伙子的脸上似乎还有些婴儿肥，只见他站在一旁扶着雷小琴，神色慌张，不知所措。在几名工人的帮助下，小伙子将雷小琴背下了楼。在楼底窄小的空地上，他将雷小琴放在一张板凳上。此时的雷小琴，额头直冒虚汗，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我说，赶紧送医院去。小伙子此时已经满头大汗了，他一直在犹豫着什么。有人说，打电话给你哥啊。他哥哥也在厂里上班。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鼓起嘴巴吹了一下额前的头发，从短裤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碎了屏幕的手机，拨通了他哥哥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一片嘈杂声，他哥哥说：“我在加班，你自己想办法去。”
我见状后，立即给公司的司机打去电话，让他开车带他们去医院做检查。司机不断地小声问我：“她这能坐吗，要是路上出了问题咋办？”我两眼一瞪：“让你送就送，哪来这么多废话？”我们说话的工夫，小伙子上楼取身份证去了，雷小琴则由别的工人暂时扶着。这会儿，雷小琴似乎缓了一些，人也清醒了许多，脸上恢复了一些血色。小伙子在楼上磨蹭了半天才下来。我和保安一起，将他们送上车。车门即将关上的一刹那，我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走上前去问：“你带了多少钱？”小伙子小声地应道：“带了几十块钱。”我叹了一口气，让他加我微信，给他转了两千过去。他说：“等发了工资就还你。现在是6月底了，4月的工资还没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