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嘉兴在军阀统治时期的挣扎沉浮，令人扼腕
嘉兴近代民族工业的起步，虽有雄心，却步履踉跄、厄运连连
紧邻上海，自然是嘉兴民族资本发展的一大利好。嘉兴承接大上海的辐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虽有西方列强的渗透与掠夺，但中国民族资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本领也不弱，棉布业、机械加工业、航运业、金融业都有较大发展。嘉兴作为浙江最靠近上海的地方，借鉴上海的发展理念与实践，自然是最方便的，加之嘉兴有交通之利，沪杭铁路与京杭大运河几乎呈十字交叉，交通也着实便捷。当然，嘉兴人素有的勤勉、和善、聪明、肯干，也是关键，构成生产力的重要成分之一就是劳动力。
在出席中共一大的那些党代表踏上嘉兴的土地之前，嘉兴的一些有远见的实业家已经创建了一批工商实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其电厂、纸厂、丝厂、布厂、袜厂等一批企业，均已机声隆隆。哪怕1910年建立的那个叫永明电灯公司的电厂，仅有一部柴油机，发电断断续续，上气不接下气，晚上能够点亮的电灯泡也若明若暗，比一支蜡烛强不了多少，嘉兴人戏称之为“鬼火”，但毕竟能发电了，所发的电力不仅能够供嘉兴一百来户用电人家的照明，还能带动一大批厂家机器的运转。譬如嘉禾布厂，尽管纺织机大多是靠人工来拉动的，但毕竟也有一部分电动的纺织机。纺织机通了电，生产便大有效率。
1919年嘉兴永明电灯公司厂房（嘉兴市档案馆提供）$
比较成规模一些的工厂，是杭州的纬成公司兴致勃勃来嘉兴设立的裕嘉分厂。起初，工厂的计划很大，设绢纺部、缫丝部、织造部，偏是时运不济，1921年8月1日下午，在嘉兴南湖刮起的一场为时4个钟头的令天昏地暗的怪风，不仅让南湖里的3艘船倾翻，淹死了三四个人，还让裕嘉分厂刚刚筑好的12座车间倒塌了10座。这场突然而起的威力巨大的怪风过后两天，南湖游船才恢复营运，湖里才热闹起来，而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也在这几天按计划从上海赶来嘉兴，坐入画舫秘密开会，完成了建党伟业。
自然，被怪风吹倒大部分车间的纬成公司裕嘉分厂元气大伤，很长时间难有起色。
嘉兴街市上商家的不断开张，也颇有一点风起云涌的意思，做丝绸棉布生意的，做南货生意的，各路口味的饮食业……高高低低的店招已密密麻麻。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去鸳湖旅馆歇脚时所走过的张家弄，店铺也已重重叠叠，弄内那家颇有名气的“五芳斋”甜食铺，也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在叫卖桂花圆子、赤豆糖粥、莲心羹、冰雪酥、玫瑰糕等甜食小吃的同时，隆重推出了五芳斋粽子，声名鹊起，一时生意兴隆。我20世纪90年代初写作的电影剧本《开天辟地》里，也曾描述过一大代表董必武与何叔衡当时手捧热气腾腾的嘉兴五芳斋粽子的情景。当然这只是细节上的艺术构思，史籍并无记载，但应该说，当时嘉兴市面的生机，给这一艺术的虚构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本来，有绿禾翻滚的农桑业的支撑，加之上海工商业的直接辐射，辛亥革命之后嘉兴的实业发展，是可以有所期许的。起码，在辛亥革命前就担任了嘉兴府商会总理的嘉兴实业家褚辅成，便是这么想的。
20世纪20年代的五芳斋$
褚辅成，这位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同盟会，并且与秋瑾在嘉兴南湖畔密谋过起义的实业家，曾经满怀希望地设想过嘉兴乃至浙江的实业，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蓬勃发展，他自己在嘉兴南门开办的协源丝行也能兴旺发达。哪知风云突变，袁世凯公然窃取辛亥革命成果，接踵而来的是北洋军阀政府对于经济的巧取豪夺，使得包括褚辅成在内的所有嘉兴实业家大受刺激，也大失所望。褚辅成本人由于积极反袁而受到迫害，坐了一次大牢，袁世凯死后才得以出狱。这位忠诚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嘉兴实业家随即追随高举“护法”大旗的孙中山去了广州，后被广州的国会选为众议院副议长。当然，褚辅成在广州一边勤勉工作，一边也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嘉兴乃至浙江的民族经济不断遭受摧残的困境。他自然也只能干着急，无力回天。
北洋军阀政府对于嘉兴的统治是铁腕式的，北京政府直接指派北洋军人接管浙江，迅即也接管了嘉兴，甚至在嘉兴成立了戒严司令部。凡嘉兴各界团体人员有集会、结社、游行抗议者，着令就地逮捕。嘉兴各处轮埠、车站、民船、旅馆，也日夜有士兵搜查。其时，嘉兴百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市面萧条，人心惶惶。
更有甚者，若有乡民因天灾赴县，要求减免租赋，戒严司令部亦罔顾民意，一律弹压驱散，对请愿代表则抓捕关押。
军阀统治的这种严酷性，极大地摧残了本应蓬勃发展的生产力，民族资本与市民一齐受到了严重打击。当然，乱中发财的也有，发财的就是北洋军阀本身。嘉兴地区的军阀势力竟然趁饥荒之年米价飞涨之际，派出成群的采购人员长期在嘉兴、嘉善、平湖、海盐等县收购大米，同时勾结日本的“大有公司”“大正公司”，将嘉兴的大米从上海走私到日本，以及日本占领的西伯利亚地区，数量达到一百万石之多，直赚得盆满钵满，数钱数到手抽筋。
我相信，那些年，以褚辅成为首的曾经为民主革命出过大力的嘉兴实业家们，是流了不少眼泪的。他们没想到，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国家，还会如此开历史的倒车。
嘉兴那些年遭逢的厄运，不仅在于北洋军阀政府在经济上的无度搜刮，更有连年战火对这块土地的无情烧灼。
就在11位中共一大代表结束南湖会议离开嘉兴的三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战火，又凶猛地烧着了嘉兴。
说起来，嘉兴在两千五百年前曾是吴越争霸的战场，槜李大战中，吴王与越王亲率军队在这里拼杀，野禾遍生的水乡血流遍地；而一场“民国现代版”的“吴越”之战，又选择了嘉兴作为角斗场，鱼米之乡一时间黑烟冲天，弹片横飞。
那是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在1924年爆发的一场恶战。
属于皖系军阀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以“浙沪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激烈通电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齐燮元。直系与皖系这两大北洋军阀势力就在这稻米飘香之地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两军的主力部队于吴兴、嘉兴一线反复交锋，战火起处，一片惨象。嘉兴至上海的第一座铁路桥当时被炸毁，铁路交通断绝；攻入嘉兴的直系军阀孙传芳部队到处拉夫抓壮丁，为其拖船，人们纷纷逃跑，避之唯恐不及；而驻在嘉善的部分军队发生“哗变”，某日在城内狂欢般地通宵抢劫，48家商铺被洗劫一空。
嘉兴的市场行情在枪炮声中应声下跌，丝市被关闭，丝价跌至每斤3角钱，以至于丝行每一家当年都亏损数万元。孙传芳部队伸手向嘉兴的商家要钱，也是毫不手软的，年底那一次就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勒索了商家两万余元，嘉兴商贾一个个面色惨白。
这一年的战事刚告平息，第二年又烽火重起，盘踞浙江的孙传芳又宣布与驻江苏的奉军开战，并将自己的战争大本营设于嘉兴，嘉兴一带顿时战云密布，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在这种凶险的背景下，嘉兴经济的遭祸是不言而喻的，商家动不动就遭到军队的勒索，光是民船就有三四百艘被征为军用。孙传芳部队不仅勒索钱财，还强征壮丁，嘉兴青壮劳动力有400余人被迫随军出战，全体被驱入弹片横飞的沙场。
一块稻浪翻滚的水乡平原，数年间，竟会如此频繁地被互殴的北洋军阀绑上战车，真是令人扼腕。但见田陌上狼烟处处，绿禾间鲜血飞溅。
面对北洋军阀随意点燃的熊熊战火，一心求生存求发展的嘉兴民众叫苦不迭。嘉兴各县，家破人亡、穷愁潦倒者遍地都是。
历史叹着气告诉我们，对于鱼米之乡嘉兴，这实在是一个连年遭劫、乏善可陈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