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年前的156粒稻谷，说明了什么

若议论嘉兴，那么议论唐代的嘉兴，应该是最合适的。就稻禾飘香的意义上讲，嘉兴在唐代便已名动天下，所以讲嘉兴必得从唐代的“嘉禾屯”起头。

我前面提到过，唐代之嘉禾屯，上缴国库的皇粮已达浙西六州之总和，“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就是那个时期的说法。所以说，嘉兴走在大唐版图上，已经是脚步噔噔大响而各州为之注目了。

其实，要说嘉兴屯田的历史，那比唐要更早些，三国之初就堪称轰轰烈烈了。屯田，也就是利用军队和农民从事屯垦，修筑圩岸，兴建水利，围湖造田，变沼泽与烂泥塘为朝廷的结结实实的粮仓。说起来，汉文帝开始民屯，至汉武帝时军队在西域屯田之后，屯田这一以军队为主角的农业集体耕作制度便开始在各地实施。屯田的特点是很明显的：组织性强、耕地面积大、劳动生产率高。到了三国时期，杭嘉湖平原的屯田便迎来了高潮。

当时，东吴有个名将叫陆逊，他在攻城略地方面的军事才干还没有被孙权发掘出来之前，在“火烧连营三百里”的赫赫战功还不曾造就之前，首先干的便是屯田，官封“屯田都尉”。二十一岁的陆逊受孙权之命，于水草丰美的杭嘉湖平原组织屯田，设法使沼泽干化成为良田，并大力开挖沟渠，形成灌区，固定每年的丰收。这位年轻的将领做到了以每年丰实而稳定的收成来夯实东吴的军事根基，干得很出色，孙权对之相当满意。

也可以说，陆逊的屯田，第一次让嘉兴的经济有了起飞的姿态。至东晋，嘉兴已赫然成为富庶之乡。《宋书》对这一带的简洁评价是：“江南之为国，盛矣。”

屯田举措到了唐代，更凸显了其战略意义上的举足轻重。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全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为解决军粮之需，也为解决天下苍生的饱腹问题，屯田这种大规模耕作模式便更受朝廷重视。

唐大历三年到六年，也就是公元768年到公元771年，嘉兴的屯田采用了军民合作的耕作形式，以军队为主，征用部分农民劳动力，共同开荒耕种；但对参与的农民，也一律实行军事化管理。那一时期，嘉兴的良田显著增多，“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

朝廷在嘉兴大规模屯田的同时，也将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提上了议事日程，那就是兴建海塘以抵制潮患，不要叫破坏力极大的钱塘怒潮坏了屯田大事。因为随着海岸线的不断变化，钱塘潮的汹涌之态越来越无拘束，岸上良田受到极大威胁。嘉兴屯遭威胁，也就是朝廷的财富收入遭威胁，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有效抵御钱塘大潮、防止海岸坍塌，就成为朝廷的头等大事。朝廷必须直接从国库拨付银两，动员民众筑塘遏水。筑海塘就是筑海堤。东汉的《说文解字》说得清楚：“塘，堤也。”必须遏水以保农事，已是举国共识。唐代以及后来的吴越国，都在筑海塘御海水方面下足了功夫，努力与喜怒无常的大海争夺嘉兴这座举足轻重的天下粮仓。

自汉唐起步的海塘修筑，以及后来各朝各代对海塘持续的重修与加固，效果是明显的。尤其是从宋代开始，钱塘江沿岸容易损坏的土塘与部分竹笼石塘、薪土柴塘，改筑成了由块石垒砌的石塘，这就显著提高了抗潮能力。宋孝宗还下令，将塘堰有无损坏列入对地方官的考核内容。明清时期，朝廷对海塘的修复与整治则更为重视。自明代起，淘汰薪土柴塘之类，全部改为石头垒筑。因为其时，浙北与苏南已是全国经济的重心，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湖州、嘉兴七府，面积虽为全国的百分之一，人口却是全国的百分之十五，而税收则常年占全国的四成到五成。倘若钱塘大潮在这一地区与朝廷夺粮，那全国的经济就会崩溃。故此，明代不惜投入高额成本，全部改以石块垒塘，并且在多次“试错”以后，终于由浙江水利佥事黄光昇改进前人纵横叠砌之法，首筑“鱼鳞石塘”，一举解决了石塘塘体的稳固问题。继明之后，清代也持续地提防着海塘风险。乾隆六下江南的关注重点，就是涉及“大清财赋之区”的海塘加固。乾隆曾亲自下旨，安排海盐、海宁一带的“鱼鳞大石塘”重建，见整齐坚固的石塘整修完毕之后，还兴致勃勃赋诗一首：“鱼鳞诚赖此重堤，堤里人家屋脊齐。土备却称守重障，一行遥见柳烟低。”乾隆的诗多且臭，但就这一首，依我看，“屋脊齐”“柳烟低”之用词，还算可以。

由于历朝历代重视对水患的提防与控制，嘉兴的治水营田事务称得上可圈可点。宋时，嘉兴的稻禾生产已可一年两熟，且粮桑并茂，水稻生产与蚕桑事业已经到了可以相互促进的程度。至明清，杭嘉湖水乡的粮、蚕、畜、鱼产业已进入良性循环。“湖秀之产倍于他郡”，已成天下共识。嘉兴水稻亩产量达到了260公斤，丰年甚至可达340公斤。每年都有数十万石的稻谷通过运河，运往京师。蚕桑事业也红火，按当时记载，村坊已是“桑林遍野”，集镇则“蚕丝成市”，城乡皆“机轴之声不绝”，放眼望去一片兴旺。当时，嘉兴府的蚕丝产量稳居全国各府之冠，独步天下。“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名大噪，闻名全国。

嘉兴以禾而兴，历代都是浙江稻米的生产与集散中心。清末，嘉兴米店竟多达四百多家，买卖盛况空前。清代“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就写了这样一首诗来描写嘉兴米市的盛况：“父老禾兴旧馆前，香粳熟后话丰年。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

而且，嘉兴的米市是以产销一体为特色的，这与浙江的其他五大米市硖石、湖墅、临浦、兰溪、永嘉不一样，这五大米市只以集散为特色。

实际上，说到嘉兴稻作文化的历史，远不止明清，也远不止唐宋乃至三国，可以追溯到更早。六十多年前在嘉兴马家浜赫然见天日的马家浜遗址，就实证了嘉兴与稻米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

马家浜文化相当震撼，你一定听说过。

这一文化，以发掘地嘉兴市南湖乡马家浜村（现更名为天带桥村）而定名。

我们过去常说，中华民族的源头是在黄河流域，因为在我国其他地区并未有系统的史前文化遗址发现；但是马家浜遗址的出现，就使得我们要对本民族的历史用一次修正液了：以嘉兴马家浜遗址为中心的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

这是1977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之定论。嘉兴当然有理由自豪，嘉兴对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家浜文化距今约七千年。

马家浜遗址（嘉兴市档案馆提供）$

马家浜遗址所出土的兽骨锥、骨针、骨管、红陶、石纺轮，以及在嘉兴市桐乡市石门镇罗家角遗址发现的水稻种子，皆令人大为惊喜。罗家角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类型中年代最早的遗址，其第三文化层与第四文化层出土的156颗炭化谷粒，经严格的科学鉴定后，让专家们得出了重要结论：这是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其中籼稻101颗，粳稻55颗。

一粒粒，皆如黑玛瑙般晶莹。

上面这行字，只是诗人的形容；其实，这156颗炭化谷粒，看上去，就是一小撮黑不溜秋的很不起眼的谷子。

但就是这100多粒黑乎乎的谷粒，却让长江流域在中华历史上的作用，有了质的改变。

确实令人吃惊，七千年前最早的一批“嘉兴人”，就在这块难得的平原上进行插秧与收割了，且栽种得考究，选用不同的稻米品种：籼稻和粳稻。

马家浜人如此讲究口味，讲究生活质量。

事实就是如此：当北京平谷上宅的原始人在约七千年前品尝小米的美味时，千里之外的马家浜人已经开始熬煮香甜的大米粥了。

事实就是如此：嘉兴水乡，是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

1984年11月，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在嘉兴举行，全国的考古学家都对马家浜文化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议之后，日本的农耕史代表团、东亚文化考察团先后到嘉兴考察，一致赞扬马家浜文化的发现给亚洲农耕史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证实嘉兴是世界水稻起源的主要地区之一。

当然，从目前的遗址发掘成果来看，比七千年前的马家浜遗址更早的距今约一万年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也发掘出了一粒令人惊叹的炭化了的“万年米”，说明对野生水稻的驯化，从一万年前生活在钱塘江流域的古人就开始了。中国作为世界三大作物之一水稻的起源地的结论，再次得以实证。

这当然很有趣，万年前的上山文化，与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均在钱塘江流域。两者之同源，几乎可以确证。这就能断定，那粒炭化的出现于浦江的“万年米”，与嘉兴桐乡罗家角出土的156粒炭化谷粒之间，自有着明确无误的承继关系。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嘉兴这地方，自古就是名副其实的“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