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繁荣
春秋战国是一个文化大繁荣时期，百家争鸣，星光灿烂。文化繁荣集中表现在士人的出现，为学术思想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没有士人阶层的形成和成熟，就不可能出现诸子百家，也不可能形成中国的轴心时代。《说文解字》释“士”为“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凡士之属皆从士”。大意思，士是善于办事的人。天地之数，从一开始，到十结束。字形采用一与十搭配。孔子认为，能够从众多事物中推演归纳出一个根本道理的人，就是高明的士。所有与士相关的字，都采用“士”作偏旁。清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这说明士是替人做事的，在政治经济方面处于依附地位，而在文化知识方面，因掌握着知识和技能，故处于优势地位，“士竞于教”（《左传·襄公九年》）。西周时期，士属于贵族的一部分，处于贵族的最底层，受到较多约束，不得有僭越之举。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地位下降，被称为士人，已经成为老百姓的一部分，“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西周时期，士的社会地位比较稳定，人员规模是一个变化不大的常量。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士人大量增加，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社会阶层。世卿世禄制的解体，使得上层贵族下移，出现了“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的状况。没落的贵族降为士人，以其知识和技能依附于人，求得温饱和发展。下层庶民上升，使潜在于民间的优秀人才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得以脱颖而出。士既是西周的底层贵族，又是春秋战国的“四民”之首，恰巧处于贵族与平民两个集团上下过渡的交汇之处，贵族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自然促成士人数量的骤增。
士由贵族变成百姓，意味着社会结构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不仅使学术研究、思想创造和文化发展由潜在的可能变成了生动的实践，而且成为统治者手中的一张王牌，谁重视人才，谁就能治平天下。诸侯普遍重视士人的作用，对人才的争夺蔚然成风，“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魏文侯“过闾而式”；齐桓公礼聘管仲；勾践出车行舟四处访贤，逢士“必问其名”；燕昭王筑黄金台，“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秦初时不过是一个西戎贫弱的蕞尔小国，却在人才竞争中不甘落后，从诏布求贤令开始，千方百计网罗才俊，“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史记·太史公自序》）。人才竞争最著名的故事是“四公子养士”，“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史记·吕不韦列传》）其中孟尝君田文亲与舍人共饮食，“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史记·孟尝君列传》）。春申君黄歇“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史记·春申君列传》）。信陵君魏无忌“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史记·魏公子列传》）。平原君赵胜为安抚士人手刃爱妾，“得敢死之士三千人”（《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战国“四公子”礼贤下士，广招宾客，演绎了毛遂自荐、鸡鸣狗盗、窃符救赵等历史典故。人才竞争最亮丽的篇章是李斯的《谏逐客书》。当郑国渠的间谍案发生后，秦王室贵族大做文章，“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在秦始皇犹豫不决之际，李斯乃上千古名文《谏逐客书》，大声疾呼，“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史记·李斯列传》），从而坚定了秦始皇广纳贤才、一统天下的决心和雄心。
文化繁荣表现在私学的出现。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礼正义》）。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士人阶层的出现，为创办私学提供了条件。私学的出现，既普及了教育，为平民子弟争取了受教育的权利，又培养造就了大批士人。士人与私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孔子是中国创办私学第一人，坚持有教无类，“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坚持“学而优则仕”，鼓励弟子学成之后进入仕途，以知识和技能供职于官场，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百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坚持开放办学，吸引来自全国各地和社会各阶层的学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即使墨子，也有弟子三百人，“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劝于善言而学”（《墨子·公孟》）。士人与私学相结合，必然迎来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兴盛。
文化繁荣还表现在汉字的成熟。汉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种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之一，中国人对汉字充满着敬畏，对汉字的创生充满了神秘感，“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汉字到底什么时候产生，还是个谜和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看到的最早的汉字体系是殷墟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以来，已出土有字甲骨15万余片，单字4500多个，总字数达100万左右。甲骨文已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所反映内容大多是商朝统治者进行占卜的记录，小部分为一般记事刻辞。甲骨文之后有金文，是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据容庚《金文编》，金文应用年代上自商朝早期，下至秦六国，约有1200年历史，单字有3700多个，其中可识别的为2420个。春秋战国时期，已是篆书流行；秦统一中国后，书同文，李斯受命在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统一为小篆文字，“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解字叙》）。汉字造法为“六书”，一象形，意指通过描画事物的形象造字；二指事，在象形的基础上加象征符号造字；三形声，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相结合造字；四会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组成新字；五假借，借用读音不同的字和形旁来组字；六转注，字的意义发生变化而转作他用，其本义用另一个字来注解和代替。转注不是造字，而是用字，都是两字一对。严格地说，造字“六书”，其中象形和指事是造字法，形声、会意和假借是组字法，转注是用字法。春秋战国时期，汉字已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富有逻辑性的文字系统，具有强大的生成新字的能力，拥有巨大的表达潜能，完全能够胜任记录汉语的任务。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学表现方式，对于维护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汉字及其语言是学术思想的栖居之所，其成熟定型为中华文明进入轴心时代夯实了基础，为中华学术思想不断演进发展提供了可靠载体。
文化繁荣更表现在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立。稷下学宫是其典范，创建于齐威王初年，是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圣地和主要依托。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集咨政、教育和学术为一体，历时150多年，几乎与战国中后期并存，随着齐国被秦国灭亡而消失。稷下学宫用高官厚禄吸引诸子百家，“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稷下学宫聚集了当时所有的学者和思想家，容纳了当时所有的思想学派，兴盛时汇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之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孟子曾游走于稷下学宫，荀子则三次担任学宫的主持，“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稷下学宫不仅集聚了人才，而且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思想成果，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学科。当时就有《宋子》《因子》《蜗子》《捷子》等学术著作问世，稷下学者还参与了《管子》《晏子春秋》等书的编撰。司马光在《稷下赋》中写道：“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郭沫若认为，稷下学宫“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14)。春秋战国的文化大繁荣，意义重大。如果说士人阶层的产生，为百家争鸣提供了人才支撑，那么，私学的出现则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社会基础。如果说汉字的成熟为百家争鸣提供了表达方式，那么，稷下学宫的兴起，则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可靠平台。如果说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必要条件，那么，文化的繁荣发展，则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充分条件。风云际会，中国的轴心时代呼之欲出，赫然出现在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