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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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下编“字里行间”部分,是关于文学经典作品的旁批,也是倪文尖对其阅读诗学的具体实践和检验。旁批,包括注解、评点和启发性提问等,在他这里由此也构成了文学阅读门径的书面化呈现,或许还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他曾经有个夫子自道:“要把旁批提升为重要的体式,起码是对我的重读来说——有时甚至比论文还要直观。”之所以比论文直观,是因为旁批要以具体而简明的批评语言直击文本的关节与枢纽,既是细读的基础,也是细读的归宿,更是细读的本身。文尖所精心编著的《新课标语文学本》,则是以教科书般的热忱对旁批方法的更饱满实践与体现,也对细读的功力有着非同一般的要求。我曾被他拉着参与了《学本》几个单元的编选和旁批工作,一度有上了贼船之感,但也只能暗暗叫苦,发现这种编撰方式,按他的说法,的确比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更难,因为这实在来不得多少虚的。而一旦认真做起来,便又发觉旁批式解读,确实是实践文本细读理念的极佳方案。

细读和精读的核心之一就是落实到对文本字里行间的体会,而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总体概括和提升。文学研究的初学者往往容易在文本解读过程中陷入过度阐释的陷阱,而在文尖看来,“过度阐释都是没有经过认真的细读,尤其没有经过对自己细读的反思”。细读和评点的关键就是在关键的语句、细节这些“文本关键点”上做文章,继而深入肌理和结构内部,揭示文学文本的深层奥秘。倪文尖通过对文本症候性的捕捉,往往洞察到的是文本没有说出来的部分,以及隐藏在深处的秘密。譬如他对《哦,香雪》持续多年的重读,无论是当年对“塑料铅笔盒”,还是近年对“公社”的洞见,揭示的都恰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性症候。文学细节之中蕴涵着可以照亮一个时代的灯盏。但是这种细节之灯有时是隐藏在文本故事的外壳背面的,仅从文本的缝隙中隐隐透露出些微光亮,需要通过有洞察力的细读去捕获。“字里行间”的细读与旁批,就是在解“缝隙”、读症候,从而才能洞幽烛微,觉察到“隐藏在文本深处”的真精神或无意识。

这种庖丁式的技艺早在文尖分析《围城》的文章《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从小说到电视剧》中,就已经显露端倪。如果说从钱锺书上帝般高高在上的姿态中,体会到《围城》“清晰地生成了文本的男性中心性质”,是普通读者就可以觉识的小说命题,而文尖在文本中既捕捉到对男权的一种“颠覆性阅读”(不管这种对男权的颠覆是否是钱锺书的自觉)的“缝隙”,同时更洞察到“‘男权’意识形态太强大了,它不仅使自觉探究两性关系的小说成为一个女性‘不在场’的文本,而且能在一个女性导演的‘复制’品(指黄蜀琴导演的电视剧版《围城》——笔者按)中仍然‘固若金汤’,甚至更鲜明地曝光”,则同时撬动的是,即使在女性作者(导演)那里依然不自觉的意识形态缝隙。

更重要的是,写文章你尽可以避开文本中读不通的关节,但做旁批就无法绕过文本的难点和紧要处。文尖恰恰习惯于与文本的这些“关键点”正面对决,因此,很多文本的命门才能被他独到地揣摩出来,进而成为通达他所谓“细读”“重读”的康庄大道。按照文尖的另一粉丝——我的博士生刘东的评价:“倪老师带有一种‘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气魄。研究者要直面文本,遇到政治我们要谈政治,遇到人情我们要谈人情,最后要把一个东西抓到手里。”这个被“抓到手里”的东西就是文尖喜欢说的“文本肌理”“文本整一性”。只有通过与文本正面对决,才能最终抵达这种整体性、文学性。文尖最让我佩服的正是这种直面文本、正面突击的气魄。

文尖与文本的正面对决有时也难免颇费周折,要付出许多艰辛,甚至也会殃及他的诸多友人。晚近一次“池鱼之殃”,来自他对读通《荷塘月色》的执着。从去年秋天长达半个月时间里文尖发送给我的堪称海量的微信聊天截图来看,他的诸多朋友都被他“摧残”过。文尖在B站讲课发现了“煤屑路”的互文,进而为社会政治方面的读解给出了文本依据和史实线索之后,又再度反思、重新追问一些看似常识的问题:《荷塘月色》开头的“颇不安静”在全文中起怎样的结构性作用?朱自清写到后面,这种“不宁静”是否得到了缓解?《荷塘月色》的写景抒情之间是否有割裂感?这些问题在文学界及语文界看似老早就搞清楚了,但经文尖一刨根究底,似乎都重新变得无解。而他对文学经典的新一轮解读,也就这样重新开始,最终结晶为本书下编中对《荷塘月色》的精彩旁批。但我怀疑他还未必会就此罢休。

文尖这轮重读的结论之一,是朱自清写了一篇形式大于内容的美文,而以往普遍对《荷塘月色》开头的“颇不宁静”过于看重,甚至包括他本人都曾去探究这“不宁静”的缘由,并进而有了“社会政治”“家庭”及“爱欲”等假说,这些其实都是对文本内涵过度阐释的结果。文尖则倾向于认为“颇不宁静”是作者写作的一个缘由和引子,难以诠释出微言大义。至少朱自清为何“颇不宁静”,文本中并没有提供任何解答的依据。文尖利用微信广泛征求各路友人的看法,确也逼出了些相当有创意的新解,譬如台湾东海大学的赵刚先生就贡献了一个在我看来颇感意外的解读(可惜目前大概只能尘封在文尖的手机微信里),也因为他以前没有读过这篇散文,对《荷塘月色》的阅读体验里就有种人生初见的新鲜感。我本人对文尖的颠覆性重读一度力挺,但拜读了赵刚的新解之后,朱自清的“颇不宁静”就使我无法彻底“宁静”了,又开始认为这种“不宁静”中依然蕴涵着关联文本的某种整体性。而《荷塘月色》固有的抒情性因此也可能并非无所皈依,同样要归咎于作者乃至文本内的整体性心境。

文尖的执着,由此也激发我进一步思考对经典阅读而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一些问题。比如:经典的重释是无止境的吗?新的阐释框架能否覆盖既往的模式?整体性视野是从每篇文本中都可以获得的吗?对经典的“超保护”原则是否也带来神话和迷信?我也相信这些问题都会涵容在文尖“阅读的诗学”的未来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