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讲座一：身体、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再生产
毫无疑问，身体目前正处于政治话语、规训话语和科学话语的中心，每个领域都试图重新定义它的主要品质和可能性。在通往社会和个体变革的道路上，它是被质询和操作的斯芬克斯之谜。然而，几乎不可能按照知识分子和政治舞台上公认的理论阐明一种连贯的身体观。一方面，我们有十分极端的生物决定论，它假设DNA是隐藏的上帝（deus absconditus），在背后决定着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生活。另一方面，一些（女性主义、跨性别）理论鼓动我们抛弃所有的“生物”因素，转而关注身体的表演性（performative）和文本性表征，并接纳我们与机器世界的日益同化，将之作为我们存在的组成部分。
从大体趋势来看，我们尚且缺乏一种角度来查明那些影响着身体的社会力量。生物学家们以一种近乎宗教的强迫症，将重要活动的领域限制在分子的微观世界中，而这些分子的构造宛若原罪一般神秘。在生物学家眼中，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未知的上帝便已在DNA中分配好：我们或者生来就患病，或者有可能得某种病，或者注定要得某种病，或者对一些病完全免疫。身体的话语或操演理论同样对产生有关身体和身体实践的观念的社会基础保持沉默。或许有人担心，寻找统一的原因可能会使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身体用以表达身份及其同权力关系的多种方式。还存在一种由福柯所重振的趋势：仅调查作用于我们身体的权力的诸“效果”，而不探索它们的来源。然而，如果不重建我们的身体运动其中的力量场域，我们就仍然无法理解自己的身体，或将其运作形成神秘化。例如，如果一方面我们不了解“超越二元性别”在特定剥削制度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用，另一方面又不了解性别身份不断被转变的斗争，我们该如何构想这种超越呢？如果不承认特定形式的剥削和惩罚所产生的强迫行为，如何谈论我们在性别、种族和年龄方面的“表演”呢？
如果要制定变革的战略，我们就必须查明这个充满了对抗性政策和权力关系的世界，我们的身体由它们所构成，并重新思考为了反对“规范”而发起的斗争。
这正是我在《凯列班与女巫》（2004）中开展的工作。在那本书中，我研究了向资本主义过渡如何改变了“身体”(1)的概念和遭遇。我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规划之一是将我们的身体改造为工作机器。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创造不同形式的工作和强制来最大限度剥削活劳动（living labor）这一需求，是塑造我们身体最为关键的因素。我有意识地将这一方法与福柯的方法(2)相对立，后者将“现代”（modern era）伊始时身体所臣服的规训体制置于一种形而上学式的“权力”运作中，却没有指明这种权力的企图和目的。(3)
与福柯相对，我还主张身体不止有一种历史，也就是说，存在着多种能够阐明身体之机器化的历史，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种族、性和代际的等级制排除了所有可能的普遍性立场。因此，在讲述“身体”的历史时，必须把那些被奴役、被殖民，或成为有偿工人，或成为无偿家庭主妇的人的历史，以及孩子们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而且要记住，这些分类并不相互排斥，我们对“连锁统治制度”（interlocking systems of domination）的臣服总在产生新的现实。(4)我还想补充一点：同样有必要从动物世界的角度来书写资本主义史，当然，还有土地、海洋和森林的角度。
我们需要从所有这些角度来看待“身体”，以把握资本主义对人类和“自然”发起的战争的深度，从而制定出能够结束这些破坏的战略。当我们说战争时，并不是要假定一种原初的自然整体性，也不是要提出一种理想化的自然观；而是为了强调我们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是为了在这个将身体改造视作一种社会赋权和自我决定的途径来推广的时代，向我们从政策和技术中可能获得的好处发问，而这些政策和技术从未受底层控制。在庆祝我们成为赛博格之前，确有必要反省一下我们已经受的机器化进程的社会后果。(5)如果想象我们与机器的共生必然导致我们力量的扩大，而忽视技术对我们生活的限制，忽视它日益被用作社会控制手段，以及其生产带来的生态成本，那就太天真了。(6)
资本主义之所以把我们的身体当成工作机器来，是因为它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最为系统化地将人类劳动变成财富积累的本质，进而追求最大限度地对其加以剥削。它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目的：强制实行的更严格和一致的劳动形式，多种规训体制和机构，带来恐惧以及侮辱性的仪式。比如，17世纪荷兰济贫院的居民被下令用最落后、最累人的方法磨碎木块，而这除了教他们服从外部命令，让他们身躯的每一寸都感受到无能和臣服之外，没有任何实用目的。(7)
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初，南非医生强加给那些被送去金矿工作的非洲人，用以摧毁他们抵抗意志的侮辱仪式。(8)在“耐热测试”或“遴选程序”的幌子下，非洲工人被命令脱光衣服、排队列、铲石头，然后接受放射检查，或被用卷尺和秤测量。所有这些都是在体检医生的凝视下进行的，而受试者却往往看不见这些医生。(9)这项活动的目的据说是向未来的工人们彰显采矿业的权威，并让非洲人过上“完全剥夺了人类尊严”的生活。(10)
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和美国，后来被运用于建设流水线的泰勒制(11)的时间和运动研究通过将任务碎片化和原子化，剔除工作过程中的决策要素，以及最重要的，剥去工作本身全部的知识和动机要素，将工人身体的机器化变成一项科学工程。(12)自动主义（automatism）也同样是无限重复的工作生活的产物，这是一种“无路可逃”（No Exit）(13)的生活，比如说，在工厂或办公室朝九晚五，由于时间限制和可预见性，甚至连假期也会变得机器化和程序化。
福柯在这点上还是说对了：“压抑假设”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中身体的历史。(14)和那些被压抑的东西一样重要的，是身体被培养出来的“能力”（capacities）。在《经济学原理》（1890）中，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赞扬资本主义规训带给产业劳动力的能力，并宣称那时候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和欧洲工人一般能干。他称赞产业工人“普遍能”连续几个小时做同一件事，能记住一切，在做一件事的同时记住下一件该做什么事，能使用仪器工作而不致损坏，不浪费时间，还能在操作昂贵器械时保持小心谨慎，即使最单调的工作也可以做得稳稳当当。他认为这些都是世界上少有人能掌握的专属技能。在他眼里这意味着：那些即使看起来无需技能的工作，实际上都是高度技能化的。(15)
马歇尔不会告诉我们如此美妙的，像机器一样的工人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他没有说：人们不得不与土地分离，被杀鸡儆猴的酷刑和处决所恐吓。流浪汉被割去耳朵；妓女被施以“水刑”——与那些被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军特种部队指控为“恐怖分子”的人所受的刑罚等同。人们把被怀疑有失当行为的妇女绑在椅子上扔进池塘和河里，直至其快要窒息；奴隶们被鞭打得皮开肉绽，被焚烧、肢解、在烈日下暴晒，直至尸体腐烂。
正如我在《凯列班与女巫》中所论证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共有的土地被“圈划”私有，人们的身体也遭受“圈禁”。但这一过程对女人和男人来说是不同的，就像对那些注定要被奴役的人和那些从事其他形式的强制劳动（包括有偿工作）的人来说是不同的。
妇女在资本主义发展中遭受了双重的机器化过程。除了在种植园、工厂和家庭中受到或有偿或无偿的工作的规训，她们还被剥夺了自己的身体，变成性客体和繁殖机器。
资本主义积累，（如马克思所承认的那样）是工人的积累。(16)正是它推动了奴隶贸易、种植园制度发展，以及我所论证的在欧洲和“新大陆”（New World）发生的猎巫。(17)通过迫害“女巫”，希望掌控自己生育能力的妇女被谴责为孩子们的敌人并遭受不同形式的妖魔化，且这些妖魔化一直持续到现在。例如，在19世纪，美国媒体给像维多利亚·伍德霍尔（Victoria Woodhull）这样的自由恋爱倡导者打上撒旦标签，将她们描绘成长着魔鬼翅膀的人。(18)而今天，由于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19)在美国的几个州去诊所堕胎的妇女不得不从一群大喊着“杀婴者”并追捕她们直到诊所门口的“生命权卫道士”（right-to-lifers）中突围。
在将妇女的身体化约为机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奴隶制更系统、更残忍、更规范化了。她们不断遭受性侵，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卖作奴隶，苦不堪言。在英国于1807年禁止奴隶贸易后，在美国被奴役的妇女被迫生孩子来助力以弗吉尼亚州为中心的奴隶育种产业的发展。(20)“当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织机吞纳了南方地区能种出来的所有棉花时，”奈德·萨布莱特和康斯坦斯·萨布莱特（Ned and Constance Sublette）写道，“妇女的子宫就不仅是当地的财富源泉，还成了一个囊括了农业投入、奴隶业投入和金融扩张的全球系统中的供应商。”(21)托马斯·杰斐逊就同意这么做：他不遗余力地让美国国会限制从非洲进口奴隶，是为了保护弗吉尼亚州种植园妇女所生出的奴隶后代的价格。他写道：“我认为，每两年能生一个孩子的女人产出的利润比农场里最能干的男人还多。女人生产的东西是对资本的补充，而男人的劳动仅仅在消费环节便消失了。”(22)
尽管在美国历史上，除奴隶制的情况外，没有哪个妇女群体被直接强迫生孩子，但随着堕胎被定罪，非自愿生育和国家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便已然机制化（institutionalized）了。避孕药的到来并没有决定性地改变这一状况。即使在堕胎已经合法化的国家，妇女想这么做还是会撞上许多门槛，路途坎坷。(23)这是因为生育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不可能随着资本的技术能力提高而减少。我们不该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对控制女性生育能力的兴趣会由于用机器代替人力而消退。尽管资本积累趋向于让工人显得累赘，制造“剩余人口”，但它仍然需要人类劳动。只有劳动能创造价值，机器做不到。正如丹娜（Danna）最近所指出的那样，技术性生产的增长只有在“第三世界”中存在社会不平等和对工人酷烈剥削的情况下才可能。(24)过去本来有偿的工作现在没了报酬，而工作本身没有消失。资本主义需要工人，也需要消费者和士兵。因此，实际人口规模仍是一个极重要的政治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对堕胎加以限制——珍妮·布朗（Jenny Brown）在她2018年出版的《罢生》中给出了解释。对资产阶级来说，控制女性身体的需求到了如此重要的地步，以至于，正如我们所见，即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使堕胎合法化，今天依然有人试图推翻这一决定。在别的国家，比如说意大利承认医生有权利以“良心反对”（conscientious objectors）为由不予服务，这一漏洞导致许多妇女无法在她们的居住地堕胎。
然而，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从来不只是数量问题。一直以来，国家和资本都试图规定谁有权生育而另一些人没有。这就是为什么，针对被认为会生出“肇事者”孩子的妇女，我们在限制堕胎权的同时给怀孕定罪（criminalization of pregnancy）。(25)如下情况并非偶然：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随着新一代非洲人、印度人和其他非殖民化国家的人民成长到从政年龄，要求欧洲人归还从他们国家掠夺的财富，一场旨在遏制所谓“人口爆炸”现象的大型运动便在整个前殖民地世界展开，(26)推广绝育和避孕药具，如醋酸甲羟孕酮注射液（Depo-Provera）、左炔诺孕酮埋植剂（Norplant）和宫内节育器（IUDs）：这些东西一旦被注入或植入身体，妇女便无法控制。(27)跨国资本通过使前殖民地世界妇女绝育来扼杀世界范围内的赔偿斗争；恰似在美国，历届政府都试图通过对数百万年轻黑人男女施以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来阻止黑人解放斗争。
同其他再生产形式一样，生育也有明显的阶级特征，且是种族化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妇女都不能决定是否生孩子以及生孩子的条件。多萝西·罗伯茨（Dorothy Roberts）在《戮杀黑身》（［1997］2017）中有力地表明，虽然白人有钱妇女的生育愿望现在被提升为无条件的权利，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证，但对于较难获得经济保障的黑人妇女来说，如果她们有一个孩子，就会受到排斥和惩罚。然而，这么多黑人、移民、无产阶级妇女在成为母亲的道路上遭遇的歧视，不应该被解读为资本主义不再对人口增长感兴趣的标志。正如我之前所说，资本主义不能离开工人。没有工人的工厂是一种意识形态骗局，目的是恐吓工人，令其屈服。如果生产过程中没了劳动这个环节，资本主义很可能会崩溃。人口扩张本身是为了刺激增长，因此，任何资本部门都无法对妇女的生育意愿漠不关心。
这一点在上文引用的《罢生》中得到了有力证明。珍妮·布朗在书中深入分析了生育与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并令人信服地表明，当今的政治家们都在关注世界范围内出生率的下降。她将这种下降解读为无声的罢工。布朗建议，妇女应当有意识地利用这种关注来争取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换句话说，她建议我们把繁殖能力作为夺取政治权力的工具。(28)这是一个诱人的提议。人们很容易想象，妇女们公开罢生，并发表如下宣告：“我们不会再为这个世界生儿育女，除非孩子们的生存条件发生彻底改变。”之所以说“公开”，是因为正如布朗所记录的那样，对生育的广泛拒绝已经发生了，只是这种拒绝还较为沉默。如果说出生率自二战以来在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家曾一度攀高，那么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生率的下降，便是这种再生产罢工的标志。美国的出生率也已经下降了一段时间。今天的女性之所以生更少的孩子，是因为这意味着更少的家务，更少地依从于男人或工作，是因为她们拒绝看到自己的生活被母职所消耗，或者不愿让孩子重复的命运，还因为她们没有避孕和堕胎的途径，最后一点在美国尤为典型。(29)然而，很难想象如何组织一次公开的罢生。许多孩子的出生并不在计划之中，或是意外怀孕的产物。此外，在许多国家，生孩子对妇女而言是一种为自己的将来保险的策略。在没有社会保障或养老金制度的国家，妇女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可能性就寄托在生孩子上，这是妇女获得土地或社会承认的唯一途径。孩子也可能是快乐的源泉，有些妇女往往除了这点欣慰外一无所有。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对妇女说“你们不应该生孩子”，而是确保她们在是否生育方面有决定权，确保做母亲不会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医生们之所以努力在子宫之外繁育生命，在对抗不孕症、给女性更多的选择之类的幌子下，生儿育女带给妇女的潜在社会权力似乎才是真实的理由。这种繁殖并非易事。尽管“试管婴儿”一直引起热议，“体外培育”（ectogenesis）仍然是医学上的乌托邦。然而，体外受精（IVF）、基因筛选和其他生殖技术正在为人造子宫的诞生铺平道路。可能有一些女性主义者会支持这类发展。20世纪70年代，像舒拉密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这样的女性主义者欢欣期盼着妇女能从生育中解放出来的那一天，她认为是生育带来了压迫的历史。(30)但这是一种危险的立场。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正的、剥削性的社会制度，那我们便要担心：未来的资本主义规划者们或许能够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类。我们不该低估这种危险。即使没有基因编辑，我们也已经是这样一种人类突变体——习得了诸如在意识到周围正发生灾难性事件的同时过自己小日子的能力。这些灾难性事件包括生态环境的毁坏，以及街头巷尾行人的衰老和死亡——我们每天与他们擦肩而过，却无动于衷。威胁我们的，不仅是机器正要接管我们的岗位，而且是我们正在变得像机器一样。因此，我们不需要再由新的育种产业——这次位于医学实验室——生产出更多类似机器人的个体。
我所属的这一代女性主义者们正努力表明：生儿育女并非宿命。但它也不是某种该按计划避免的事情，似乎它才是造成妇女悲惨和被剥削境地的罪魁祸首。生育能力不过是拥有子宫和乳房，而不是诅咒，不是一种医学界——他们曾让我们绝育，令我们宛若行尸走肉，在我们因分娩剧痛而哭泣时嘲笑我们——必须帮我们摆脱的诅咒。生育也不是一种性别表演行为。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的、设定价值（value-positing）的决定。在一个自治的社会中，这样的决定将被纳入我们对集体福祉、现有资源和自然财富保护的考量。当前，虽然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这些考量，但我们必须将妇女自行决定是否生育视作一种拒绝：不让资本规划者来决定孰活、孰死、孰可出生。
(1) 我将“身体”置于引号中，是为了表明该概念的虚构性质，它是从各种不同而独特的历史和现实中抽象出来的。
(2) 参见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3)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达里奥·梅洛西（Dario Melossi）在《监狱与工厂》（1981）（第44—45页）中对福柯“身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批判。他写道：
这种资产阶级在学校、兵营、监狱和家庭中对身体的建构仍然完全不可理解……除非我们从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管理（以及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这一环节）这一角度出发。这便给这种建构自身设定了这样一项任务：把身体构造成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机器内部的机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工作在其组织中并没有把身体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它穿透身体进入肌肉、进入头脑，并与此同时重新组织生产过程，身体的劳动力构成了这一过程的基本部分。总之，在这个时代，机器是一项复合发明，其中包含一个死的、无机的、固着的元素和一个活的、有机的、可变的元素。（着重处出自原文）
(4) 我自bell hooks,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59处取得“连锁统治制度”这一概念——它是交叉性理论的中心概念。另参见bell hooks,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m, Thinking Black, Toronto: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175。
(5) 我在此参考了Donna J. Haraway, “Cyborg Manifesto”,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我认为该文在理论和政治方面都值得商榷。
(6) 关于技术在监狱和监视中的使用，参见Ruha Benjamin, ed., Captivating technology: Race, Carceral Technoscience, and Liberatory Imagination in Everyday Lif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7) 参见Dario Melossi and Massimo Pavarini, The Prison and the Factory: Origin of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Totowa, NJ: Barnes and Noble, 1981。
(8) Alexander Butchart, The Anatomy of Power: European Constructions of the African Body, London: Zed Books, 1998, 92—110.
(9) Alexander Butchart, The Anatomy of Power: European Constructions of the African Body, London: Zed Books, 1998, 94, 97, 100.
(10) Alexander Butchart, The Anatomy of Power: European Constructions of the African Body, London: Zed Books, 1998, 94.
(11) 泰勒制指20世纪初由美国工程师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1915）所创立的一种号称以科学为依据的管理理论。该理论从工作定额原理、刺激性付酬制度、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离等方面阐述了怎样通过对时间的利用和对工人的劳动动作进行系统研究，来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译者注
(12) 该主题参见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4。特别是第四章《科学管理》和第五章《工人与科技革命》。
(13) 这里参考了让——保罗·萨特1944年的戏剧，其中地狱被描述为一种自我监禁——当我们不能从过去的行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我们就被判监禁。
(14) 福柯“压抑假设”指的是历史学家倾向于仅从压抑的角度来描述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和规训的影响。与此相对，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对待性时最主要的发展在于，一种在性方面“真正的话语爆炸”，也即，通过将性转化话语，“法律对轻微倒错的制裁成倍增加”。参见Michel Foucault, A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Penguin, 1978, 17, 36—37。虽然我认为福柯所强调的“话语转向”——通过这种转向，性被转化为一种非物质的善——富于智性却过于化约，但我认可他对社会规训乃至社会压抑的生产性特征的坚持。精神之力学似乎受到一种类似于能量守恒的法则的支配，在这种法则下，对特定行为形式的禁止并不产生真空，而是产生替代的、补偿的反应，将被压抑的欲望转化为“话语”便是其中一种。
(15)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hiladelphia: Porcupine Press, (1890) 1990,172.
(16) 参见Karl Marx, Capital, Vol.1, London: Penguin, 1990, 764。“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中译参考《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08—709。——译者注）
(17) 参见Silvia Federici,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Brooklyn: Autonomedia, 2004，特别是第四章。
(18) W. Scott Poole, Satan in America: The Devil We Know,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9.
(19) 2014年6月，最高法院一致否决了马萨诸塞州的一项法律，该法律禁止抗议者跨入生殖保健设施入口35英尺范围。这一决定的结果是，现在去诊所堕胎的妇女必须被护送，因为抗议者有权跟着她们到门口，这造成了极其紧张且具有威胁性的局面。
(20) 参见Ned Sublette and Constance Sublette, The American Slave Coast: A History of the Breeding Industry, Chicago: Lawrence Hill, 2016，以及Hilary McD. Beckles, Natural Rebels: A Social History of Enslaved Black Women in Barbado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特别是第五章《育种娘（Breeding Wenches）和劳动供应政策》。在美国，奴隶育种产业中心是弗吉尼亚州，而在加勒比群岛则是巴巴多斯。巴巴多斯是“至1807年为止唯一成功消除了对非洲奴隶进口的经济需求的糖业种植园殖民地，因为奴隶存量有了积极的自然增长”（91）。贝克莱斯补充说，到了18世纪，奴隶“育种”“成为一项流行策略，且这个术语在有关劳动供应的管理学语言中变得很普遍”（92）。
(21) Ned Sublette and Constance Sublette, The American Slave Coast: A History of the Breeding Industry, Chicago: Lawrence Hill, 2016, 414.
(22) Ned Sublette and Constance Sublette, The American Slave Coast: A History of the Breeding Industry, Chicago: Lawrence Hill, 2016, 416.
(23) 多年来，美国若干州都出台了堕胎限制措施，缩短了允许堕胎的时期，并规定堕胎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当前，一项主张完全禁止堕胎的运动正在发生。2019年5月14日，亚拉巴马州参议院通过了全阶段禁止堕胎的法案，这便是其中一例。
(24) Daniela Danna, II peso dei numeri: Teorie e dinamiche della popolazione, Trieste: Asterios Editore, 2019, 208ff.
(25) 这是全国孕妇权益倡导组织的创始人和执行董事林恩·帕尔特罗（Lynn Paltrow），以及珍妮·弗莱文（Jeanne Flavin）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使用的术语，用来描述在美国推出的规制怀孕的政策，这些政策对贫困的黑人妇女影响特别大。参见Lynn M. Paltrow, and Jeanne Flavin, “Arrests and Forced Interventions on Pregnant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3—2005: Implications for Women’s Legal Status and Public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38,no.2 (April), 2013, 299—343。她们写道，这便是当前的法律状况，如果决定要孩子，贫穷的黑人妇女就让自己置身于宪法边界之外，更容易成为受指控者——同样的行为在别的情况下永远不会被认为是犯罪。例如，妇女要是在怀孕期间因车祸或使用合法药物而可能影响到胎儿，便会遭到逮捕和监禁。2003年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对一名妇女定了谋杀和虐待儿童罪，理由是该妇女可能因在怀孕期间吸毒导致死胎——该事件是给怀孕定罪这一过程的转折点。这一裁定之后，数十名妇女因在怀孕期间使用非法药物而被指控虐待儿童，由于胎儿可在法律意义上由几个方面被定义为个人。关于该主题，也可参见女性主义的暴力研究平台网站https://feministresearchonviolence.org。
(26) Betsy Hartmann,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Wrong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Population Control,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5, 189—191.
(27) 该主题同样参见Betsy Hartmann,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Wrong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Population Control,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5，特别是第三章《避孕争议》。另参见Matthew Connelly, Fatal Mis-Conception: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World Popula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8) 参见Jenny Brown, Birth Strike: The Hidden Fight over Women’s Work, Oakland: PM Press, 2018, 153，关于同一主题，参见第十一章《控制繁殖手段》（143—160）。
(29) Jenny Brown, Birth Strike: The Hidden Fight over Women’s Work, Oakland: PM Press, 2018, 144.布朗认为，难以节育和堕胎是迄今为止美国妇女的生育率仍较高的真正原因。她补充说，2011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有45%是在计划之外的，也就是说，父母并不想要这个孩子，或还没准备好生孩子。
(30) 参见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London: Woman’s Press, 1970。费尔斯通主张“用一切手段把妇女从繁殖生物学的暴政中解放出来”，然而，这是一个只有在解放后的社会才能实现的计划（206）。关于“女性主义对体外培育的思考”，参见Julien S. Murphy, The Constructed Body: AIDS,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Ethics, New York: SUNY Press, 1995。墨菲认为体外培育是对妇女生育权利构成最直接威胁，也最贬低妇女生育贡献的医学实践。她还提到一种忧虑：制造人造子宫可能导致“女性屠杀”（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