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

这套丛书所收录的作品涉及非常广泛的内容：从近代西方的机械主义传统到欧洲的猎巫史，从植物的性别研究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从少数群体的暴力反抗史到西伯利亚地区的泛灵论，从家务劳动到陪伴我们的物种……这些议题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在什么意义上能构成一个整体？

事实上，对于大部分的单册，我们都可以提出“统一性”或“整体性”的问题。尽管它们都是“学者”之作，但习惯于“学术分类”的读者，第一感觉很可能是不着四六。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的《自然的身体》涉及17—18世纪欧洲的分类学研究与厌女思想之间的关系；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同伴物种》中，我们会看到“狗与人类的共生史”与“全球战争”这样的问题被同时提出；在纳斯塔西娅·马丹（Nasstasja Martin）的《相信野兽》中，作者被熊袭击的自述与她的田野日志交织在一起……不仅每一部作品都涉及通常在“学科”内部不会去混搭的问题，而且学科归类本身对于绝大部分的作品来说都是无效的。在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在严谨的哲学分析、耐心的史学调查，以及尖锐的政治经济批判之间切换自如；艾乐莎·多兰（Elsa Dorlin）对于暴力史的重构，同时是对于经典与当代政治学的解构；而在阅读凡希雅娜·德普莱（Vinciane Despret）对于动物行为学的方法论分析的过程中，读者所获得的最大乐趣很可能在于与意识形态批判和伦理学探讨的不期而遇。

看起来，唯一可以为这些作品贴上的标签，似乎只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先锋”或“激进”思想。或者，我们借此丛书想要进行的尝试，是令“学术大众化”，令之更“吸睛”？——是也不是。

让我们回到对学术作品有所涉猎的读者可能会有的那种“不着四六”的最初印象。这种不适感本身，是我们所处世界的一种典型症候。这是一个价值极度单一的世界。效率与效益是它衡量一切的尺度。人与物、人与事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标准化，以特定的方式被安插到一个越来越精密、越来越无所不包的网络中。文化产品像所有的产品一样，思想生产者像所有的生产者一样，被期待以边界清晰的方式贴有标签。

关于这样的世界，学者们诟病已久。无论是“生命政治”“全球资本主义”，还是“人类纪”这些术语，都从不同的角度将矛头指向一套对包括并首先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进行工具化、标准化与量化，以求获得最大效益的逻辑。这些“现代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或者说“批判理论”纷纷指出，这种对于“不可测”“不可计量”“不可分门别类”，因而“不可控”“不可开发／压榨”（exploit）的东西的敌意与零容忍，是在行挂羊头卖狗肉之事：以“发展”“进步”“文明”之名，实际上恶化着我们的生活。

尤其是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现代社会”并没有也不可能履行现代性的承诺——更“自由”、更“平等”、更有“尊严”，反而在它的成员之间不断加剧着包括经济上的剥夺——剥削与政治上的统治——服从在内的不公正关系。“学院”里的人将此称作“正义理论”。当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以如下论断作为全篇的结论——当一小撮人对于奢侈品贪得无厌，大部分人却无法满足最基本的需要时，他一定不曾预见到，这番对于当时处于革命与民族国家诞生前夕的欧洲社会现状的控诉，居然在现代化进程声称要将它变成历史并为之努力了近300年之后，仍然如此贴切地描绘着现代人的境遇。

如果说这应该是今天“正义理论”的起点，那么包括本丛书编者在内的，在学院中从事着“正义理论”研究的学者，都多多少少会受困于一种两难：一方面，像所有的领域一样，“学术”或者说“思想”也是可以并正在以空前的方式被标准化、专门化、量化、产业化。我们的网，由各种“经典”与“前沿”、“范式”与“路径”、“史”与“方法”所编织，被“理性”“科学”这样的滤网净化，那种为了更高的效率而对于一切进行监控与评估的逻辑，并不因为我们自诩接过了柏拉图或孔夫子的衣钵，自以为在追问什么是“好的／正当的生活”这一古老的问题，而对我们网开一面。这个逻辑规定着什么样的言论是“严肃”的、“严谨”的、“专业”的，也即配得上“思想”之美名的。而另一方面，“正义理论”中最常见的那种哲学王或者说圣贤视角，在企图拿着事先被定义好的、往往内涵单一的“公正”或“正确”去规定与规划一个理想的社会时，在追求“正统”“绝对”与“普世”的路上，恰恰与上述“零容忍”的逻辑殊途同归。所幸的是，哲学王与圣贤们的规划大多像尼采笔下那个宣布“上帝死了”的疯子一样没有人理睬，否则，践行其理论，规定什么样的“主体”有资格参与对于公正原则的制定，什么样的少数／弱势群体应该获得何种程度的补偿或保护，什么样的需求是“基本”的，等等，其结果很可能只是用另一种反正义来回应现有的不正义。

对于困在“专业”或“正统”中的我们而言，读到本丛书中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说是久旱逢甘露。“现代性”的不公正结果是它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它们皆已走出上述两条死路。它们看似的“没有章法”并非任意为之的结果，而恰恰相反，是出于一种立场上的高度自觉：对于居高临下的圣贤视角，以及对于分门别类说专业话的双重警惕。

本丛书名中的“差异”，指的是这一立场。在“法国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中成为关键词的“差异”，并不简单地指向与“同一”相对立的“另类”或“他者”，而是对于“同一”“边界”乃至于“对立”本身的解构，也即对于任何计量、赋值、固化与控制的解构。“差异”也是本丛书拒绝“多元”或“跨学科”这一类标签的方式——它们仍然预设着单一领域或独立学科的先在，而我们的作者们所抵制的，正是它们虚假的独立性。

作为解构的差异，代表着西方正义理论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它不再将统一的“规划”视作思考正义的最佳方式。“解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可能也是我们所收录作品的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揭示上文所提到的那种受困感的原因。为何包括学者或者说思想家在内的现代人，越是追求“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就似乎越是走向“统治”与“阶序”这样的反面？这一悖论被收录于本丛书的艾乐莎·多兰的《自卫》表述为：我们越是想要自卫，就越是失去自卫的能力与资格。（当然，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读者以及我们这些做书之人，很有可能因为实际上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处于优势并占据主导，而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我们越是不想要施加伤害、造成不幸，就越是会施加伤害、造成不幸？）

借用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的话来说，这一悖论的实质在于我们企图“用主人的工具掀翻主人的房子”，到头来很可能又是在为主人的房子添砖加瓦。差异性解构的最重要工作，是对于这些工具本身的解剖。它们不仅仅包括比较显而易见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而且尤其包括作为其基质的一系列认识方式。彼此同构，因而能够相互正名的认知模式，价值认同模式与行动模式一起构成了布迪厄所称的“惯习”（habitus），它同时被社会现实所塑造又生成着社会现实。因此，对于这三种模式，尤其是看似与社会关系无关的认知模式的考量，才能最彻底地还原出主人工具的使用说明书。

就此而言，我们所收录的作品确实可以被称作“激进”的。但这种激进不在于喊一些企图一呼百应的口号，而在于重新揭示出现代“学术”与“思想”所分割开的不同领域（科学与伦理、历史叙事与政治建构）之间的“勾搭”：现代科学所建立的一整套“世界观”直接为现有的社会秩序（包括不同地域、性别、阶层的人之间，乃至于人与非人、人与环境之间的规范性关系）提供正当性保证。这是因为“科学研究”总是以一定的范式，也即福柯所谓的“知识型”展开，而这又使得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实际上常常是“正常”/“正当”的社会关系在“自然”对象上的投射过程。将“中立”的科学与总是有立场的政治分开就是主人工具中最主要的一个，而重现发掘它们的默契，是我们的作者最主要的“反工具”。以唐娜·哈拉维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对于科学史的考量指出，被预设的人类特征成为“探索”不同物种的尺度（动物是否有意识，动物群体是不是雄性主导，等等），而这样的“研究成果”又反过来证明人类具有哪些“先天本性”。这样的循环论证无非有的放矢地讲故事，这些故事的“道理”（the moral of the history）无不在于现有的秩序是合理的——既然它有着生物学和演化论的依据。本丛书所收录的隆达·施宾格与凡希雅娜·德普莱的作品是这种“反工具”的代表作，读者能由此透过“科学”自然观与物种史的表象，窥见植物学与动物行为学研究是如何成为现代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投幕的。当科学家们讲述植物的“受精”、物种的“竞争”时，他们是在以隐喻的方式复述着我们关于两性关系乃至人性本身的信仰。这种相互印证成为同一种秩序不断自我巩固的过程。机械的自然、自私的基因、适者生存的规律，都成为这一秩序的奠基神话。

通过丰富的例证，我们的作者提醒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启蒙”角色的“中立”与“客观”的“认识”，及其所达到的“普世真理”，其实质很可能并不是“认识”，而是故事或者说叙事模式，它们与现代人所想要建立的秩序同构，令这种秩序看上去不仅正当，而且势在必行。回到本文的开头，机械主义自然观、两性分工、实验室中的动物行为学、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些议题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其内在联系在于，它们都是一部被奉为无二真相的“正史”的构成要素。再回到全观视角之下的“正义理论”，它为什么很可能是反正义的？因为它恰恰建立在这种被粉饰为真理的统一叙事之上——对于人类史的叙述，乃至对于自然史的叙述。其排他性与规范性所带来的后果是与正义背道而驰的各种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

既然如此，那么当务之急，或者说最有力的“差异化”/“反工具”工作，是“去中心主义”，也即讲述多样的，不落入任何单一规律的，不见得有始有终，有着“happy end”的故事。费代里奇曾转述一位拉丁美洲解放运动中的女性的话：“你们的进步史，在我们看来是剥削史。”凡希雅娜·德普莱不仅揭示出以演化心理学为代表的生物还原论的自欺欺人之处，而且通过将传统叙事中的“竞争”“淘汰”与“统治”预设替换为“共生”预设，给出了关于动物行为的全然不同，但具有同等说服力的叙述模式。

在尝试不同叙事的同时，我们的作者都在探索其他共处模式的可能性，本丛书名中的“共生”，指的是他们所作出的这第二种重要的努力，它也代表着正义理论近几十年来的另一个重要转向。“共生”亦代表着一种立场：寻找“社会”之外的其他交往与相处模式。近代契约论以来的“社会”建立在个体边界清晰，责任义务分明，一切都明码标价，能够被商议、交换与消耗的逻辑之上，也就是本文开头所称的，对于任何差异都“零容忍”的逻辑之上。这是现代人构想任何“关系”的模板。然而，“零容忍”很显然地更适用于分类与排序、控制与开发，而并不利于我们将彼此视作生命体来尊重、关怀、滋养与照料。

如果说，如大卫·格雷伯所言，资本主义最大的胜利在于大家关于共同生活模式的想象力匮乏，那么对于不同的共生模式的发现与叙述是本丛书的另一种“激进”方式。纳斯塔西娅·马丹笔下的原住民不再是人类学家研究与定性的“对象”，而是在她经历了创伤性事件之后渴望回归时，能帮助她抵抗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二次伤害的家。“身份”在这里变成虚假而无用的窠臼。凡希雅娜·德普莱将“intéressant”（有意思的，令人感兴趣的）这一如此常用的词语变成她分析问题的一个关键抓手。当她将传统的“真”“假”问题转换成“有意思”“没意思”的问题，当她问“什么样的实验是动物自己会觉得有意思的？”“什么样的问题是动物会乐意于回答的？”“什么是对于每个生命体来说有意义的？”时，人与人、人与非人、来自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总而言之，不同的生命体之间，豁然呈现出崭新的互动与应答方式。这一次，是“本质”这个对于科学如此重要的概念变成了认识的障碍。费代里奇近年来提出的“politics of the commons”则不仅仅是在强调无剥削无迫害的政治，更是在将快乐——令人快乐（joyful）这种不可量化也没有边界的情感，变成新的共生模式的要素。因为共生，首先意味着共情。

因此，我们的作者在激进的同时是具有亲和力与感染力的。读者一定会对于这些看似“学术”的作品的可读性表示惊喜。凡希雅娜·德普莱的文字是俏皮而略带嘲讽的，费代里奇的文字是犀利但又充满温度的，没有人会不为纳斯塔西娅·马丹不带滤镜的第一人称所动，这样的作品令绝大多数学术作品黯然失色。然而“可读性”并不是编者刻意为之的择书标准，毋宁说，它就是我们的作者的“共生”立场。从古代走来的“正义理论”最重要的转型正在于：有越来越多的“理论家”不再相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更不再相信建立正义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思想、写作、叙事对于他们而言都已经是行动，而分享故事，是共同行动的开端。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并不吝啬于让读者看到自己的困惑与试探。思想是有生命的，在他们的笔下，这种生命不被任何追求定论的刻板要求，不被任何“我有一套高明的想法，你们听着”的布道使命感所遏制。对于他们而言，思想展开的过程，与它的内容一样应该被看到。这样的思想可能是不“工整”的，可能不是最雄辩的，可能不是最方便于被“拿来”的，但一定是最能够撼动读者，令读者的思想也开始蠢蠢欲动、开始孕育新生的。面对这样的作品，阅读如此轻易地就能从“文化消费”中解脱出来，而变成回应、探讨、共同推进一些设想的过程。公正的思想不仅仅是思考“公正”的思想，而是将公正的问题，将“好的生活”的问题交到所有人手中的思想。

没有任何思想是无中生有的。“非原创”才是思想的实质。本丛书所收录的作品，也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作为解构的“差异化”工作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揭示科学与政治貌离神合的关系的，中文读者已能如数家珍地举出福柯、拉图尔等“名家”。在我们的作者中，也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例如从哈拉维到凡希雅娜·德普莱。而“共生”作为对于有别于“社会”的共同体模式的构想，也有其历史。女性主义中sisterhood的提法，以及格雷伯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所提出的“baseline communism”，都是关于它的代表性表述。可惜的是，巨人之上已经蔚为大观的这些“新正义理论”，在汉语世界中仍然无法进入大家的视野，仍然被排挤于各种“主流”或“正统”的思想启蒙之外。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一鸣惊人的，另一些早已广为流传并不断被译介。本丛书的三位编者，尹洁、张寅以及我自己，每接触一本，就感慨于如果在求学、研习与教学的路上早一点读到它，可以少走很多企图“用主人的工具掀翻主人的房子”的弯路。在引介思想的过程中摘掉一些有色眼镜，少走一些弯路，将对于共生的想象力种植到读者心中，这是创立本丛书的最大初衷。

谢　晶

2023年5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