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信条
1963年9月，天主教大学的学术期刊《经济学手册》（Cua- dernos de economía）的第一期出版了。最初的编辑是巴勃罗·巴劳纳，数年之后他被皮诺切特任命为智利中央银行行长和经济部长，以及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他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但是对市场、全球化和货币主义持批判态度。创建这本刊物的想法来自刘易斯，他是里卡多·弗伦奇和德·卡斯特罗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位时学位论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图2.1中，我们看到的是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艾尔”·哈伯格和卡洛斯·马萨德在2008年的合影，此时距第一批芝加哥小子被芝加哥大学录取已经过去了52年之久。当时的聚会是为了祝贺哈伯格对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育所做的贡献。
图2.1 从左到右：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艾尔”·哈伯格和卡洛斯·马萨德，摄于2008年，此时距第一批芝加哥小子被芝加哥大学录取已经过去了52年之久
资料来源：罗尔夫·吕德斯的个人收藏。
在这本刊物的创刊号中，恰那·卡里奥拉院长提到论文刊发的唯一标准就是，这些论文体现了“科学的研究……所有其他目的都不在我们的评审范围之内”。这是对《经济全貌》杂志的含蓄批评，这本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杂志是由著作丰富的阿尼瓦尔·平托及其同事奥斯瓦尔多·桑克尔编辑的。他们是支持以结构主义方法应对通货膨胀的主要力量，也是对芝加哥小子批评最严厉的两位经济学家。
在1963—1970年（1970年就是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的那一年），《经济学手册》刊登了74篇论文。未来皮诺切特执政时期的四位内阁成员，即豪尔赫·考阿斯、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塞尔希奥·德·拉·夸德拉和罗尔夫·吕德斯，以及与智利联系紧密的一些芝加哥教授，比如哈伯格、刘易斯、约翰逊和舒尔茨，经常为其撰写论文。这本期刊早期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关于教学方法的，涵盖的主题包括如何解释回归系数的含义，或者如何建立简单的线性规划模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杂志发表了几篇有关智利经济的深入细致的实证论文。很多论文讨论了农业部门的问题，展现了舒尔茨在天主教大学教职人员中拥有的巨大影响力。
《经济学手册》第一任编辑巴勃罗·巴劳纳在回忆往事时指出，尽管农业部门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非常重要，但智利没有人真正懂得如何从市场导向的视角对其进行缜密的分析。由于他在芝加哥大学时受教于“泰德”·舒尔茨、戴尔·约翰逊（Dale Johnson），以及后来的乔治·托利（George Tolley），学习过一系列农业经济学的课程，所以他被视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右翼政客让他领导了大量研究项目。18另一方学术阵营中最杰出的农业问题专家是豪尔赫·阿乌马达（Jorge Ahumada），他擅长发展问题研究，曾经在1958年出版过一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摆脱苦难》（Instead of Misery）。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如果进行深入的改革，通过剥夺对土地的大规模占有，即所谓的“大农场”，将其分为面积更小的地块，并分配给农民耕种，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必然提高。天主教大学的专家并不赞同这种方法。尽管他们意识到并非地主所有制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他们相信快速提高效率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对民众的投资，这正是舒尔茨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当时，城乡工人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悬殊，实际上，农业工人中有很大比例都是文盲。19他们被称为inquilinos，特指智利大农庄的佃户。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家还认为，持续的币值高估通过抑制出口，对农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其他阻碍农业发展的因素还包括缺乏用水权市场以及对关键投入品征收很高的进口关税，比如机械和化肥。在接下来的很多年，农业改革将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议题，在弗雷政府和阿连德政府时期，引发了激烈的政治冲突。20
《经济学手册》在创刊之后的十年间，发表过几篇深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的论文，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是智利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尽管这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货币因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并将它与该国持续的财政失衡联系起来。罗尔夫·吕德斯发表的论文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自50年代中期以来以失败告终的稳定化政策，并考察了通货膨胀如何对税收收入产生不利影响。里卡多·莫兰（Ricardo Morán）讨论了出人意料的稳定化政策有何优点，埃内斯托·方丹研究了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即后来在国际经济学中被称为价格传递效应的问题。21
这些研究在天主教大学之外并未被广泛接受。包括私人部门代表人物在内的批评者认为，芝加哥小子忽视了智利的现实情况。弗拉维安·莱文（Flavián Levine）是智利规模最大的钢铁厂太平洋钢铁公司（Pacific Steel Company）的总裁，他与马丁·贝利就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机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1953—1957年，智利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40%。莱文曾经是凯恩斯主义观点的早期支持者，他与右翼和左翼政客均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并不否认货币的增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种作用是次要的，远不如某些结构性的供给因素重要。22对于通货膨胀，莱文和其他产业领袖支持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芝加哥小子过于强调货币增长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
1963—1973年，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在《经济学手册》上发表了四篇论文。在该杂志1965年1月的这一期中，他发表了题为《汇率政策：自由还是控制？》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经典论文《支持浮动汇率的理由》中提出的很多观点，认为智利应该由市场决定汇率。23在当时，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主张汇率调整在贫困国家是无法发挥作用的。瑞典经济学家和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纲纳·缪尔达尔极力推广这一观点。他在《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一书中写道，“货币贬值无法替代进口控制……应该坦率地承认，贬值这一概念不适用于这些国家”。24这与弗里德曼在其论文中的论断正好相反，根据缪尔达尔在印度进行的一系列演讲整理而成的一部小册子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25令人惊讶的是，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在其论文中并没有引用弗里德曼有关浮动汇率的研究。
在该杂志1969年4月的这一期中，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发表了一篇有关“价格政策”的长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的两个观点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成为1973年政变之后军事政权实施的核心政策，即价格控制不是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有效工具；允许利率自由决定并使之找到自己的均衡点，总体上会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在那个时代，这些观点听上去就像是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的智利版。1972年12月，德·卡斯特罗作为学者发表了最后一篇期刊论文。他考察了1961年智利的经历，在当时，暂停实施了根据以往通货膨胀自动调整工资的政策。多数分析家相信暂停工资指数化将会导致实际工资和薪水的下降。但是，对数据的细致分析表明，有几个行业的实际工资出现了显著上涨。根据德·卡斯特罗的观点，这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就可以正常运转，相对工资也可以依据供求力量进行调整。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也进入了皮诺切特政府实施的政策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