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眼灾难”

1940年8月20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时，也就是他用金句评价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少数人”那次，他缓缓叙述的大部分篇幅总结了这场西方列强刚刚在1940年夏季遭遇的灾难。“这是怎样的满眼灾难，”他对议员同僚们说，“可信的荷兰被压垮了……比利时被入侵并打垮；我们自己的精锐远征军被包围，几乎被俘虏……我们的盟友，法国，完了；意大利也与我们为敌……”丘吉尔总结说，这样的情形仅仅在3个月前“还是不可思议的”。[1]他的演讲虽然也包含了抵抗到底的热情宣言，但没有得到大厅里听众的热情回应。丘吉尔的秘书乔克·科尔维尔在下议院的走廊里旁听，发现整个会场充斥着懒散的气息。他后来甚至不记得自己听到过那句关于“少数人”的著名金句。[2]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麦斯基也在会场里。虽然他觉得这场演讲听起来不太好——“不是他今天的最佳状态”——但他还是发现议会大厅里充满了“新的信心”，哪怕是“满眼灾难”。[3]就在几个星期前，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还向麦斯基解释说，英国在法国崩溃后坚持战斗，对于保住帝国领地至关重要：“如果失去了帝国领地，我们就将成为不是二流而是十流的国家。我们一无所有。我们都将死于饥饿。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斗到底。”有其父必有其子，麦斯基或许会这么觉得。[4]

正如丘吉尔坚持认为的那样，当初对德宣战时并没有预计到竟会有这么多灾难。丘吉尔的军事秘书黑斯廷斯·伊斯梅（Hastings Ismay）后来称，如果英军参谋长会议在1939年8月时能预想到这样的结果，“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警告内阁，加入战争将招致灭顶之灾”。他的结论是，当时他们应该提议做一些“不光彩的妥协”。[5]现在，英帝国面临着独自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前景。随着法国的战败以及英军被赶出欧洲大陆，英帝国的未来突然成了国际投机的对象。鉴于失败的规模，以及英国在本土列岛尚且面临威胁时显然很难守住帝国的外围据点，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现在，我们的未来会如何？我很担心，”英国议员、绰号“薯条”的亨利·钱农在1940年7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一团糟……我们的统治正在渐渐瓦解；我会为它的结束而遗憾的。”[6]在印度，据对当地民意的报道，英法战败的消息引发了“困惑”与“压抑”，不过反帝国主义者将此视为英国殖民统治即将灭亡的预兆。“它将会被砸得粉碎，”国民大会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写道，“国王所有的马和国王所有的臣子再也不会全部团结到一起了。”[7]在帝国之外，英国可能的崩溃已被视为理所当然。苏联的评论员认为，德国将会相对容易地入侵并占领英国，而美国的民意，即便仍然同情英国，也突然开始怀疑英国能否幸存。即便是英国的前盟友法国，也由于英国在法国战役中的拙劣表现和英国世界秩序的崩溃而发生了一波仇英浪潮。在维希，法国新政府的部长们对英国也充满了敌意，包括新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和他的继任者达尔朗海军元帅，他们都认为英国的帝国主张只是对过去时代的空洞回响。“英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赖伐尔在1940年7月写道，“无论现在发生什么，它都会丢掉它的帝国领地。”[8]

丘吉尔的新政府并未能改变英国的弱势地位。丘吉尔在想要鼓舞英国人民为了帝国和帝国所代表的理想而继续战斗的同时，私下里却也痛惜“我们的虚弱、迟钝，缺乏把握力和动力”。[9]然而，法国的战败很快给英帝国带来了比实际危局更正面的结果。张伯伦认为法国“只不过是个累赘”，英国最好能甩掉它单独行动，丘吉尔在海军部任职时也曾私下表达过这一观点。[10]在关于“是否要独自打这一仗”的民意测试中，3/4的受访者希望继续打下去，虽然对最终结局有信心的人少得多，只有50%。[11]“独自”战斗的想法成了这个国家的“集结号”，它已将自己视为只身与法西斯巨人对决的现代版大卫，但是对于丘吉尔和他的政治支持者而言，“独立”作战的不仅仅是本土列岛，而是整个英帝国。丘吉尔对帝国充满感情，也把这种感情灌输给了他的内阁，正如当时的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看到的那样，那是一群拥有共同情感的“吉卜林帝国主义者”。[12]对丘吉尔来说，帝国的生存是核心的优先事项，他在1938年声称：“我的理想狭窄而有限。我想要看到英帝国的力量和荣耀再多延续几代人。”[13]

然而，英国在法国失败后的战略选择所剩无几。首要的事情是生存，这意味着要避免被德国消灭或打败，德国的地盘现已从挪威北部延伸到了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在1940年夏季，承认没有办法有效打败轴心国，从而与敌人妥协求和仍然是一个选择。这只是少数人的观点，到底有多少人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很难估算，但这少数人有着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议和派最突出的代言人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首相的戴维·劳合·乔治。虽然他一直主张这个国家应当比在张伯伦治下时更有效地作战，但他已在媒体和议会表达出他的倾向，就是与德国达成某种协议。张伯伦认为，劳合·乔治是个潜在的贝当元帅，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崩溃，然后取而代之。1941年5月，丘吉尔在议会发言反击劳合·乔治时也是这么讽刺他的，这是劳合·乔治的最后一次主要演讲。[14]这一类比刺激了劳合·乔治，但他确实可能和贝当一样，被前一次大战的可怕代价击垮了，希望和平能让英国摆脱战前脱离正轨的状态，在德国虎视眈眈的注视下重振民族认同。但这一观点在1940年并不能代表英国。丘吉尔决心不让自己在5月就任首相的几个星期后就可耻地结束战争，而处处挨骂的张伯伦也在6月底向全世界进行广播，坚持说英国“宁愿在废墟中倒下，也不会承认纳粹的统治”。[15]

虽然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整个英国陆军一度跌到了微不足道的水平，但英国在1940年夏季也并非无法防守。皇家海军仍然是世界头等的，即便它的力量被分散到了四个战区：本土、大西洋、地中海和亚洲帝国。皇家空军的防御力量也在日渐加强，无论是飞机的数量还是集成控制和通信系统（确保战斗机在省油的情况下有效对付任何来袭敌机）都是如此。英国的全球贸易与金融经济，以及庞大的商船队，意味着它可以吸取远处的资源以供养其战争经济，它的许多武器的产量已经超过了德国。到1940年8月，下给美国的大批订单已经让美国工业开始为英国提供2万架飞机、4.2万台航空发动机（尽管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了《中立法案》），并常态化供应100辛烷值燃料，这使得英国战斗机的性能超越了对手德国。[16]1940年7月，英国确定了对德国和意大利战争的三管齐下战略，这与其现有能力是相一致的。首先是封锁和经济战，这是1939年英法战争计划中的关键环节；其次是对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发动政治战，具体说来就是将政治宣传与敌后破坏相结合（丘吉尔称其为“在欧洲点火”）；再次则是对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远程“战略”轰炸，主要打击轰炸机作战范围内的工业中心。

但这些行动无一真的有希望成功。封锁会被挫败，因为德国和意大利此时已出人意料地控制了大半个欧洲大陆，能够获得广泛的原材料和粮食资源，而且德国工商业和德军几乎立刻就开始相互配合，支持这场战争。政治战和敌后破坏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投机。广播和传单宣传很难与众多相互竞争、各自为政的抵抗组织配合起来。虽然情报显示欧洲沦陷区确实有人在收听英国的宣传，但是促成广泛抵抗或者局部起义的前景几乎不存在，而特别行动处（SOE，这个处很奇怪地被交给经济战争大臣休·多尔顿管辖）组织的各个小分队还需要花时间参加训练，然后才有可能执行哪怕是小规模的渗透作战。1940年夏季的大部分希望被寄托在了对德轰炸上。7月，在写给飞机制造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的一封广为人知的信中，丘吉尔提出只有“一场绝对的灾难，用超重型轰炸机进行的毁灭性打击”才能打倒希特勒政权。轰炸始于1940年5月11—12日夜间，炸弹被投向了鲁尔-莱茵兰工业区的目标，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只要条件允许，轰炸几乎每晚都会进行。这些空袭对德国的影响微乎其微，虽然它们迫使数以千计的德国人躲进防空洞熬过夏夜，并促使德国民意普遍要求德国空军发动反击。情报资料起初对于空袭给德国工业设施和民众士气带来的打击给出了乐观的判断，但是辉煌的图景很快就黯淡下来，人们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飞机找到了目标区，真正命中的炸弹更是少之又少。[17]虽然后来有人强调轰炸给英国人士气带来的鼓舞，但早期的空袭确实没能引起什么关注。

除了这些努力，英国领导层还将目光放在了海外支援上。在美国，人们不仅就英国的生存前景意见不一，而且围绕美国是否应当以更积极的方式介入欧洲战争产生了分歧。讨好美国是丘吉尔的核心目的，但他也小心翼翼不敢承诺太多。1940年夏季，在讨论遭遇入侵危机时英国舰队开往新大陆的问题时，他要求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消除美国人任何他们能坐收英帝国的废墟的自负想法……”[18]而在美国这边，只要有人反复拿帝国理念出来说事，政治家们便无法下手，因为帝国理念在美国的所有政治派别中都不受待见。美国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如果你们英国不要再说英帝国的事，我们的事情就会顺利得多。”[19]另一方面，来自帝国的支援被视为理所当然，虽然在1940年夏季，帝国在盟军失败后所能扮演的角色还不如伦敦那些令人上头的花言巧语更清楚。帝国的人力和工业资源的充分动员需要时间，而且许多这种资源要被用于本地防御而无法被送到英国。在战争的头15个月里，英帝国军事需求的90%来自英国本土。[20]

各处帝国领地对人力的动员是天差地别的。白人自治领的本能反应首先是拒绝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派兵到海外参战，而是用自己的军队防守本国。澳大利亚政府最终很勉强地同意派兵前往中东；加拿大靠着向法裔国民承诺不征召他们参军、不把他们派往海外才得以进行动员。在南非，英裔和非裔族群之间也出现了相似的紧张局面，那些准备出国参战的志愿者都佩戴上了醒目的橙色标识，这是曾经统治了此地的荷兰的遗产。虽然在整个1940年夏季，各处自治领都在支持这场战争，但是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迷上了议和（虽然他后来否认了此事），加拿大人则围绕在当地建立皇家空军训练设施争论不休，而且对首批加拿大部队在英国入驻的营房条件之恶劣大加抱怨。[21]在爱尔兰仍是自治领的时候（爱尔兰在1937年成为独立国家），其总理埃蒙·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为了保住中立地位甚至宁愿放弃建立统一爱尔兰的机会，而统一爱尔兰是他奋斗了20年的目标。他在1939年9月2日向爱尔兰议会说：“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强国向弱国使用武力意味着什么。”丘吉尔抱怨爱尔兰人“避而不战”，但爱尔兰政府在整个战争中始终不为所动。[22]

其他帝国领地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印度的情况格外复杂，因为当地不同背景的政治家之中都有一个未言明的设想，那就是只要支持战争，就可以立即得到政治重组甚至是独立的承诺作为回报。印度部队被派去支援英帝国的亚非外围地区，包括伊拉克、肯尼亚、埃及和新加坡，而相当一部分本地资金也被用来保障印度的防御。但是，虽然印度的主要政党都是反法西斯的，但他们也希望英国能够为与法西斯作战给出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报价。1940年6月29日，甘地提出了完全独立的要求。丘吉尔政府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但允许在德里建立一个由印度人组成的战争顾问委员会，外加一个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但是国防、经济和国内事务的关键机构仍被牢牢握在英国人手里。10月，印度国民大会党发起了一场不合作运动，结果是，监狱里除了原有的500名印度共产党员外，又多了700名国民大会党领袖。英国人拿出了一份革命运动法案，以便让印度政府将国民大会党列为非法政党并摧毁其组织，但英国内阁不愿这么做。尽管如此，到1941年春，还是有7 000名国民大会党成员被判有罪，4 400人遭到关押。即便是对于那些支持参战的印度人，英国能提供的资源也十分有限，因为英国本土防御占用的资源太多了。印度最终贡献了超过200万志愿兵，但是印度军队在战争第一年的军事状态十分原始。战争爆发时，整个印度次大陆没有一架现代化战斗机，高射炮也只有1门；近两年后，在日军入侵东南亚前夕，驻印度的军队仍然没有现代化的战斗机、坦克和装甲车，只有20门高射炮和20门反坦克炮。[23]当印度军队前往其他战区时，他们得完全靠英国的资源进行补给。英国的地位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当日本人在1940年7月上旬要求英国关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滇缅公路补给线时，丘吉尔只能照办，他不能冒险承受“对日开战带来的麻烦”。[24]

另一个大问题是埃及。虽然这个国家根据1936年的条约名义上是独立的，但英国仍然在这里保持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并享有驻守苏伊士运河的特权，这条运河是通往英国亚洲帝国的生命线。1940年5—6月，英军在欧洲面临失败时，阿里·马希尔的埃及政府不仅拒绝参加战争，反而积极寻求把英国从埃及赶出去。英国人考虑过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建立的保护国制度，或者宣布实施战时法案，但是最终，下重手的威胁足以让法鲁克国王解除了马希尔的职务，以英裔政治家哈桑·萨布里取而代之。萨布里虽然对英国的要求客气得多，但还是拒绝让埃及投入战争；埃及政府直到1945年2月25日才对残存的轴心国势力宣战，以确保在新的组织联合国中有一席之地。英国将在埃及的存在视为其全球战略的生死攸关的环节。运河两端的港口都得到了增援，部署了重炮，哪怕这违背了1888年的《运河条约》。[25]战争期间，德国与意大利的船只被禁止通行，但在坚决进攻的敌人面前守住运河与英国“欧洲优先”的政策之间很难妥协，而且苏伊士运河受到的威胁在随后两年间始终真实存在。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关于只要保持帝国团结就能得到英国保护的承诺，随着德国入侵成为主要威胁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兑现。1940年11月，德国情报部门向日本递交了一份从一艘在印度洋被击沉的船上缴获的机密文件，文件清楚地显示了英国人当时的观点：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英国则无法挽救在东南亚的帝国地位。1940年时，帝国对于英国来说仍然只是个可以舍弃的资源，但英国本身此时对于其帝国领地和众多外围据点来说同样价值有限。

这一尴尬很快就被其他三个帝国主义盟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被德国征服的现实化解了。比利时与荷兰的帝国领地与母国彻底断了联系。与法国的和约允许维希当局保留仍在自己手中的法帝国领地，但是战争的进程逐渐挖空了法国的几乎整个帝国，让各处领地沦入他人之手。1942年，维希政权的殖民地部长朱尔·布莱雷（Jules Brérié）最终辞职：“我的任务结束了，因为我们不再有帝国了。”[26]所有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许多无法掌控的事情要去琢磨。轴心国关于欧洲新秩序的计划还未确定，海外领地的命运也悬而未决。1940年6月中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面时，人们看见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和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铺开了一张非洲地图，在上面瓜分了旧帝国的残留版图：北非和西非归意大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归德国。所有这种空想计划都要等打败英国才能实现，但是在1940年夏季，建立一个德属非洲帝国的想法已经重燃并成为可能，这得到了在德国外交部和德国海军中的游说人士，以及殖民地联盟（其领导人里特尔·冯·埃普在1940年6月成为殖民地司临时司长）的热情追捧。[27]这最初的试探性计划显示，德意志的帝国圈子包括前法国殖民地、比属刚果、尼日利亚，甚至还有南非和罗得西亚，还要将法属马达加斯加岛改造为欧洲犹太人的半自治属国。[28]德国允许法国保留殖民地的决定并不是长期有效的，这只是为了杜绝法国重新接近英国的可能性，最终，英国人将维希法国视为实质性敌人的态度让这种可能性彻底消失。

那三个前帝国强国谁也不确定英国会不会利用自己的战败把手伸到自己的帝国地盘上，无论是为了短期的战略必要性，还是出于某种有意识的长期计划。1940年5月，英国抢占了丹麦的自治领冰岛，以防它被德国人占领，并立即开始以对待殖民地的熟悉方式对待冰岛的人民，逮捕和驱逐了岛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并控制了这个国家的贸易。[29]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来，这两种举动都是不应被鼓励的。美国的反殖民团体积极推销他们的主张，即这些帝国殖民地未来应当交给可信的国际组织管理，就像1919年的托管那样；更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者还将欧洲战争视为让所有前附属国实现独立的机会。当英国对冰岛的统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时，美军于1941年6月接管了这里，两年后，这座岛屿宣布成为独立的共和国。1942年，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要求签署一份国际宪章，保证殖民地人民将在战后通过一套国际托管体系获得最终独立。[30]宗主国的战败令它们维护帝国统治的主张破产。1940年，确实是全球帝国工程最终危机的关键转折点。

对比利时、荷兰而言，1940年的战役结果带来了复杂的政治局面。两国都与自己的帝国断绝了联系，本土也陷入了被占领的陌生处境，统治者成了被统治者。比利时国王留在布鲁塞尔的决定，让那些流亡国外的比利时大臣关于自己代表比利时的声明成了一纸空文，也让比属刚果陷入法律上的困境。刚果拥有丰富的矿物资源，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铀矿，所有强国都十分关注其命运。有人讨论过法德联合接管这一殖民地的可能性；布鲁塞尔的德国当局希望将德国的要求强加给比利时的殖民地矿业公司；1940年5月，英国政府也拒绝承认刚果中立，因为它想利用那里丰富的资源为盟国的战争服务。为了争取保留比利时的统治权，比利时国王指定流亡中的殖民地大臣阿尔伯特·德·弗莱斯肖韦尔（Albert de Vleeschauwer）行使对刚果和卢旺达-布隆迪的管理权以维持两地的中立，但是在英国施压之后，德·弗莱斯肖韦尔于同年7月同意用刚果的资源为盟军的战争服务。一年后，刚果的货币和贸易被纳入了英国的经济体系。[31]美国也对刚果感兴趣，1941年8月，1 200名美军士兵进驻刚果，但比利时流亡政府坚持要美军的黑人士兵离开那里，以免殖民地民众将美国黑人视为自己终将获得解放的象征。面对英美的插手，德·弗莱斯肖韦尔努力想要维持比利时的统治权，但到了1943年，各方面迹象都显示美国将在战争结束后坚持要求将前殖民地交给国际共管，以此作为殖民地独立的序幕。[32]

荷兰也面临着相似的黯淡处境。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带着流亡政府在伦敦避难，但他们也没什么办法来维持帝国团结。加勒比海的荷兰殖民地库拉索和苏里南被交给英美两国托管，未来命运难以预期。[33]德国对殖民地经济的构想被英国的海上封锁和荷兰殖民地管理部门的敌意打破了。东印度的荷兰政府关押了当地的2 800名德国人和500名荷兰纳粹党徒，以此报复荷兰的德国当局把500名杰出的荷兰公民抓起来送进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荷兰人对于殖民地未来前景的兴趣越来越浓，这是荷兰国家认同的关键因素，也被德国人视为政治威胁，于是主要的政治运动，荷兰人团结运动，最终被禁止。[34]荷属东印度则立即成了日本政府施压的对象，日本人要确保原油、橡胶、锡和其他原材料供应的大幅增长，这些对于日本的战争机器十分重要。荷属东印度如果放任其他强国损害日本的商业利益，就会遭到军事干预的威胁，虽然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政府把与日本特使的谈判成功拖延到了1941年，但日本已经将东印度视为其亚洲新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并在1942年初夺占了整个殖民地，暂时终结了荷兰帝国。[35]

法帝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虽然其在战争中的最终命运与荷兰、比利时差不多。德国人对维希新政府的态度激起了法国人对于在宗主国废墟上挽救帝国的期望。德国对于非洲帝国的经济需求是要优先满足的，但这些需求通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过分，而且法国军队也可以留在帝国领地上以维持当地治安。[36]贝当元帅将帝国领地视为在法国建立新秩序的关键因素。维希政府围绕母国与殖民地的团结进行了大量宣传，还将贝当塑造为“帝国的救星”；法国海事与殖民地联盟的成员数量增加了两倍，在战争期间超过了70万人；一项经过精心规划的、为期10年的宏大帝国经济发展计划包括建设一条新的跨撒哈拉沙漠的铁路，部分铁路将由强制劳动的犹太劳工建设；宪制计划则提出了建立帝国议会与帝国公民权的可能性。用夏尔-罗贝尔·阿热龙（Charles-Robert Ageron）的话说，帝国成了战败之耻的“补偿性神话”。[37]然而帝国的现实没有那么美好。意大利人对领土的要求只是靠着德国的配合才被压制，但很明显墨索里尼总有一天想要从法国那里获得重大的领土让步。在中南半岛，日本军方要求在越南北部部署军队和飞机的压力被证明不可能被拒绝，到1940年9月，当地已经有了6 000名日军士兵和5个空军基地，他们已开始稳步进行蚕食。[38]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0年，对于法帝国完整性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轴心国，而是来自前盟友英国。轴心国的诉求还有所克制，英国则毫无顾忌。

1940年6月，英国对其前盟友的政策还顾及对法国政府的期望，它期望法国或许还能利用帝国领地的飞机、部队和军舰继续与英国并肩作战。6月19日，英国的殖民地大臣劳埃德勋爵被派往波尔多，试图要法国承诺将在北非继续抵抗，并承诺法国地中海舰队将开往北非支援作战。法国人起初做了简单的承诺，但基本上食言了。[39]停战协议签订后，帝国领地也放弃了战斗。留给英国的只剩下被送到英国的少量法军和那个代理战争部长，夏尔·戴高乐。6月18日，他获准在伦敦进行广播，号召法国人继续战斗。10天后，戴高乐被丘吉尔政府承认为“战斗法国”的领袖。那些来到英国的法军战士却并不积极。1.1万名水兵中除了1 500人外，其他人都想返回法国；响应号召的陆军士兵也只有2 000人。尽管支持者寥寥，但英国人却决定要制造出还有一支法国盟军正在对抗维希新政权的假象（维希政府对戴高乐进行了缺席审判，以叛国罪判其死刑）。[40]

英国政府和维希当局的对抗就这样牵扯上了法国舰队的命运。英军参谋长会议不想让这支舰队落入德军之手，因为这将令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平衡严重不利于英国。英国战时内阁有些不情愿地做出了决定——必须夺取这支舰队或先发制人将其摧毁。7月3日，英国皇家海军向法国海军发动了“弩炮”行动。约200艘法国船在英国港口被登船夺取，埃及亚历山大港内的法国军舰被解除了武装，西非港口达喀尔的一艘战列巡洋舰被鱼雷击中。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市附近的主要海军基地米尔斯克比尔，詹姆斯·萨默维尔将军率领的一支英军分舰队封锁了港口，向法军指挥官马塞尔-布鲁诺·让苏尔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自沉船只；要么开往英国、美国或者加勒比海的港口；要么打一仗，后果自负。让苏尔认为这只是虚张声势，拒绝答复。于是，等待了11个小时之后，英舰最终开火，击沉了战列舰“布列塔尼号”，击毁了另2艘。7月6日，战列舰“敦刻尔克号”被一枚鱼雷击中，遭受重创。法国海军有1 297人战死，351人受伤。几天后，维希政府断绝了与英国的所有外交关系，并派出轰炸机空袭了直布罗陀的英国海军基地。[41]

英军对法军舰队的袭击震惊了法国人，但这只是英国针对法帝国的海军战略的一部分。海上封锁现在已扩展到了法国及法属非洲殖民地，切断了北非的贸易，减少了法国殖民地关键的粮食和燃油进口。阿尔及利亚的燃油进口跌到了战前水平的5%。维希法国的船只遭到英国军舰的攻击。这造成了当地的粮食危机，并招致了维希政府和法国殖民者对英国干预的仇恨。[42]米尔斯克比尔之战后，达尔朗海军元帅一度想要组建意大利-法国联合舰队进攻亚历山大港，这一想法最后被墨索里尼否决。[43]英国也向法国殖民地施压，要求其加入戴高乐这边。最初只有太平洋上的新赫布里底照办，但后来1940年又有加蓬、喀麦隆、乍得和塔希提加入进来，这样就把法帝国拆分为两个武装阵营。[44]8月，英国人希望将塞内加尔拉入自由法国这边，它们在戴高乐的配合下发动了第二次作战，行动代号为“威吓”，向其首都达喀尔发动进攻，法国战列舰“黎塞留号”正驻泊此地，波兰和比利时的国家黄金储备也被藏在这里以保安全。结果却是一场惨败，维希法国守军顽强抵抗，参战的皇家海军军舰遭到重创。行动因此被推迟，但这让所有欧洲帝国看到，英国准备粗暴地将自己的战时利益强加到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上。秋季，有流言说法国准备单独媾和，或者将帝国领地交给一个针对英国的泛欧洲集团。丘吉尔对法国人大发雷霆，威胁说如果维希政权加入德国参战就要轰炸维希市。[45]荷兰法西斯领袖安东·米塞特则在荷兰宣称，300年的英帝国主义才是欧洲的真正敌人，他呼吁南非的荷兰移民后裔重燃布尔战争。[46]

对于欧洲轴心国来说，英帝国仍然是它们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南岸重建政治秩序的绊脚石，但它们并没有为了让英国战败或投降而采取什么战略协同。在法国的胜利突然打开了机会之门，却也暴露了它们先前对未来战略的考虑是多么单薄，但无论是罗马还是柏林都对共同制定这一战略不怎么热情。墨索里尼坚持自己打的是“平行的战争”，和希特勒的不是一回事。他不情愿地接受了关于有节制地索取法国领土的要求，但否决了德国关于允许维希法国在北非保留防御力量以对付英国的决定，因为这些军队也能被用来对付意大利。[47]两家对即将到来的新秩序的观点也不同。对墨索里尼来说最重要的是，让意大利建立一个现实的欧洲帝国，就像希特勒在这块大陆的整个北半部所做的那样，而不是局限于非洲和中东帝国。而希特勒则乐于见到墨索里尼在地中海发展势力范围，但他要求他的军队不要向意大利人泄露机密。1940年6月下旬，当墨索里尼表示将派出一支意大利远征军参加希特勒计划对英国发动的任何战役时，希特勒委婉却坚定地拒绝了他。反过来，墨索里尼也拒绝了希特勒关于用德军飞机轰炸苏伊士运河的主张。“显然，”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对彼此和彼此可能性的信任并不太多！”[48]1939年5月时德意之间的联盟被认为是“铁板一块”，但其实这只不过是个姿态而已。直到1941年春季，这两个盟国终于分道扬镳了。

希特勒和他的军队领袖们想要在1940年夏季结束西线战事的战略选项只剩下了两个：要么找到英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要么找到能终结英国抵抗的军事手段。两条路都远非坦途，第一条路的问题在于不清楚英国的议和派是否真的有政治手段来达成妥协，第二条路则难在任何一种军事选项，从封锁到入侵，都不一定能成功。最后他尝试了所有的战略选项，希望有一项能奏效。自从6月18日丘吉尔发表了宣誓英国将孤军奋战的讲话后，政治解决看起来就不太可能了，但希特勒私下里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英国人想要打下去。德国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记录了7月13日与希特勒的一次会晤：“元首满心疑问，为什么英国不想走和平的道路？”[49]希特勒的迷惑源于英国传来的关于达成协议可能性的各种不同消息。而在这些背后，一系列中间人使得德国人在1940年一直认为英国有个有影响力的圈子能够促成和平谈判。戈培尔在他6月下旬的日记中提到，在英国“有两个派别：强大的主战派和议和派”；几天后他又发现“来自英国的和平传言更多了”。[50]

7月初，希特勒决定再向英国人做一次公开呼吁，澄清误解。就在计划向国会发表演讲的7月19日前几天，希特勒向他的幕僚们解释说，他不想被利用从而成为摧毁英帝国的工具，因为德国人为此流的血只会让美国人和日本人获利。[51]历史学家们有理由对这一声明表示怀疑，但希特勒确实向丘吉尔表达了对大英帝国所取得的成就的仰慕之情。在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期间，希特勒两次表达出英帝国是德国自己殖民地计划的榜样——德国的其他帝国主义者也是一样。[52]对敌人英国的这种分裂态度也体现在7月19日最终发表出来的演讲中。希特勒先说帝国的毁灭“从来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甚至不想损害它”；之后便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其原因：“我看不到让争斗继续下去的理由。”[53]他对戈培尔说，这次呼吁将是“简明扼要的提议”，不会有什么准确叙述，但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提议”。[54]丘吉尔对此拒绝响应。当英国内阁的外交顾问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问他为什么不答复时，丘吉尔说自己对希特勒没什么可说的，“这不是说话能解决的事”。[55]几天后，哈利法克斯勋爵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希特勒不情愿地将此视为了“最后拒绝”。[56]

希特勒也预见到会被拒绝，虽然他显然更希望英国能来求和，哪怕保留英帝国与他的盟友意大利、日本甚至苏联的利益相违背。然而，甚至就在发表讲话之前，他重申了1939年11月发布的关于对英国进行海空封锁的指示，并要求为可能发动的入侵英国南部之战制订作战计划。1940年7月16日，德军发布了旨在登陆英国东南海岸的“海狮行动”进攻指示。进攻的先决条件是将英国皇家空军压制到“对德军的航渡不再有值得一提的攻击能力”的水平。[57]在此几天之前，他在和幕僚讨论时还第一次提出了针对英国抵抗问题的更激进的军事解决方案。为了探求英国坚决不妥协的原因，他开始怀疑英国人想要与苏联达成某种协议。发出和平提议两天后，希特勒会见了他的各军种总司令，并详细阐述了他对一场可能的战役的想法。“必须盯紧苏联，”他的空军副官记录道，“必须制订进攻苏联的计划，这是最高机密。”希特勒要来了关于苏芬战争的新闻纪录片，以便更真切地了解自己的假想敌。[58]7月31日，他向他的军队指挥官们最终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性结论。既然英国不愿放弃，那就要为可能对苏联进行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做好准备，以消除英国人对于挑起两线战争的任何指望。此时这还只是个预案，并非扩大战争的明确指示，但这体现了希特勒接下来的信念，击败英帝国的希望在东方。

这一决定常常被视为一年后德军与苏联红军展开大规模作战的根源，也是希特勒不再对入侵和压服英国感兴趣的明显迹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德国高层更希望通过各种手段，无论是封锁、入侵还是政治手段，来让英国屈服，希特勒也不想让英国“从自己手里获得主动权”，如他在7月21日对军队指挥官们所言的那样。[59]关于转向苏联的提议，起初只是对于英国坚持抵抗的一种反应，而并不是真的想要这么做。希特勒在1940年夏季优先关注的仍然是英国的抵抗，而不是要从苏联啃下一块帝国来。英国和苏联两个战略选择其实是互补的，并非非此即彼。然而，希特勒对苏联野心的顾虑也是有充分理由的。斯大林利用了德国与西方开战的机会，拿下了1939年8月条约的秘密条款中划给苏联的地盘。苏联已开始逐步染指德国东欧新帝国的势力范围。当丘吉尔在1940年6月将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派往莫斯科担任大使时（丘吉尔后来说这是“把疯子送到疯子国家去”），柏林便清楚地感觉到了英国和苏联想要达成和解的可能性。[60]7月21日，希特勒对他的军事幕僚们说：“不清楚英国发生了什么。”几天后，戈培尔说，需要几顿暴揍才能“让（英国）恢复理智”。[61]

德国针对英国的作战计划足够认真。尽管对苏联威胁顾虑重重，但德军还是花了近一年时间不停地在海上、空中与英国作战。1941年春战火还烧到了陆地上。如果希特勒这时只盯着苏联，就不会有这些大力投入。1940年夏，德国减少了地面武器的产量以将资源转投向飞机和舰船的生产上，德军高层也开始为两栖进攻准备方案和所必需的物资。计划工作周密而详尽，这也让人无法认为所谓入侵只是为了让英国放弃战斗而对其领导层施加的精神压力。然而，德国军队并不想打这样的一场仗，这会把创造适宜航渡环境的职责交给德国海军和空军，而这两个军种在战前并未打算进行大规模两栖战，或者远距离空中作战。德国海军在挪威战役中遭受了严重损失，也没有足够数量的潜艇来对前来参战的英国海军造成重大威胁。德国空军保护登陆海运线和压制英国空中力量的能力对这样一场战争来说则重要得多。问题是，德国的航空兵机群虽然在1939年的波兰战役、194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战役和西欧战役中支援地面进攻时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但没有远程独立作战的经验。转型大规模跨海作战和建设合适的机场都需要时间。最终，德国空军准备了一场与在波兰和法国的做法相似，只是规模更大的战役，他们将在进攻之前摧毁敌人的空中力量，削弱敌人的军事设施，为进攻部队撑起保护伞，抵挡敌人的海军力量，并为地面作战提供战术空中支援。[62]

双方都意识到空中力量是1940年夏季的关键因素。7月，英军参谋长会议认为“事情的关键在于制空权”。[63]随后，夏末便爆发了战争中第一场大规模的空对空战役。两支空军的组织形式迥异，德国空军被编组成大型的航空队，每支航空队都同时拥有水平轰炸机、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侦察机；英国皇家空军则根据用途被分成多个独立的司令部——战斗机司令部、轰炸机司令部、海岸司令部——但没有支援陆海军作战所需的联合部队。德国空军驻法国的第2和第3航空队拥有德国空军的大部分航空力量，作战中队多达77个；驻挪威的第5航空队（6个中队）规模小得多，他们将攻击英国东部和东北海岸的目标。8月上旬，德军发动空中战役前夕，德国空军共有878架可用的梅塞施密特Me109单座战斗机、310架梅塞施密特Me110双发战斗机、949架可用的水平轰炸机和280架俯冲轰炸机。英国皇家空军在8月上旬有715架可用的战斗机（19个中队装备休泼马林公司的“喷火”，29个中队装备霍克公司的“飓风”），另有424架飞机在接到通知后一天内可用。轰炸机司令部则比德国同行小得多，1940年7月时他们只有667架轰炸机，当年夏季其85%的出击架次攻击的都是德国境内目标，而非德军的空军基地、仓库和登陆舰船。[64]但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后备战斗机飞行员却比德国空军的更多，而且在昼间空战阶段英国工厂造出了2 091架新的战斗机，德国工厂只造出了988架。战斗的关键因素在于战斗机之间的对决，这决定了英国南部上空的战斗结果。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将军下达给皇家空军的命令很简单：“不让敌人拿到制空权。”[65]

德军夺取制空权的战役始于零星战斗，而非全力一击。从6月底到7月，德军昼夜不停地出动由几架飞机组成的小机群进行试探性进攻，以此试探英军防御，并让飞行人员有机会适应英国的战场环境。但这些试探却未能发现英国战斗机司令部的组织样式，英军依靠复杂的通信网络对即将到来的空袭发出预警，并协调战斗机的作战响应。其核心要素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雷达（无线电测向仪）。英军沿着从西边远处的康沃尔到苏格兰北部一线建立了雷达网，30个雷达站被用于探测高空飞机，31个被用于探测低空飞机；另外还有1 000个观察点和3万名观察员组成的地面观察力量提供配合。雷达站和观察点通过电话网络与战斗机司令部总部以及数不清的战斗机基地联系到了一起，这样只需几分钟，警报就能发出，战斗机就能升空参战。虽然战斗机司令部司令休·道丁（Hugh Dowding）空军上将后来抱怨说这套系统总是给出“不准确、不完备的情报”，但这些情报足以确保敌人的几乎每次空袭都会遭到某种力度的战斗机抵抗，而且时间不会被浪费在定点巡逻上。[66]在超过一个月的准备和试探后，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想要向英军战斗机司令部的目标发动一场全面进攻来试探皇家空军的抵抗能力，战斗以代号“鹰日”开始，他希望在4天后以摧毁英国空防告终。8月1日，希特勒的司令部下达命令，发动旨在夺取制空权的战役，“鹰日”被定为8月5日。[67]但战役的发起日期因恶劣天气被推迟了一个多星期。“鹰日”随后又被改为8月13日，可浓云迫使德军在战役开始时无法全力投入，而且当天英军没有一个战斗机司令部基地遭到攻击。这天，德军损失飞机45架，皇家空军仅损失13架。

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不列颠战役”，开局时的混乱一直延续了几个星期。“4天打残皇家空军”的保证虽然以先前1939年和1940年的胜利为基础，但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战役开局阶段的3个星期中，德军向皇家空军基地发动了53次空袭。在8月的最后10天里，由于天气改善，空袭强度越来越大。其中有32次空袭都指向战斗机基地，大部分轰炸的目标都是英国东南部的第11大队（只有2次例外），但只有3个基地一度失去过战斗力，都是靠近海岸的前方基地。英军的辅助机场使得飞机即便在主基地受损时也能起飞，而精心的伪装也保护了分散停放的飞机。雷达站在8月上旬一度遭到了轰炸，但德军这边并不觉得它们有多么重要，因此雷达网保持得相对完好。尽管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胜败只在一线之间，丘吉尔关于战斗机司令部中“少数人”的演讲名句[68]更是对此大加渲染，但在8月最后一周到9月上旬这段时间里，战斗机司令部从未出现过实力显著下降或者飞行员人数不足的情况。到9月6日，英军战斗机司令部有738架飞机可用，而德军战斗机部队的平均可用飞机数量则下降到了500架。[69]到这个阶段，德军的容克斯Ju87俯冲轰炸机和双发Me110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战场，因为它们在高性能的单发战斗机面前太脆弱，无法被拿去冒险。双方的损失都很大。这是一场残酷而曲折的较量，但英国的防空力量正是为此而来。

德军也认为皇家空军“人数如此之少”。到8月下旬，德军情报部门认为英军有18个战斗机基地被摧毁，战斗机司令部最多只剩下约300架飞机。德国广播宣称“制空权”已经拿到。[70]飞行员回报说看见了燃烧的建筑和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跑道，他们还常常大幅度夸大击落飞机的数量，德军的声明正是以他们的报告汇总而来。这就解释了德军为什么会在8月底将轰炸转向各种军事和经济目标，以在登陆战开始前削弱英国的防御能力。从空战前线传到希特勒司令部的消息显示，制空权已经在握。“英国的战斗机防卫力量已经大为削弱，”9月3日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官方日志写道，“这样一来，问题就成了英国还能不能继续打下去。”[71]登陆前空中作战计划的最后阶段就是向伦敦发动一系列猛烈打击，在英国受到威胁最严重的时刻打击英国首都的士气。9月2日，德国空军接到组织空袭伦敦的指示，3天后，希特勒下令行动开始，他仍然希望关于已获得制空权的消息是正确的。9月5—6日夜，炸弹落在了伦敦南到克罗伊登、北到恩菲尔德的30个区，轰炸的目标是军事、运输和通用设施。[72]

一直有个传说，说希特勒在9月7日将空袭转向伦敦是为了报复英国皇家空军8月下旬对柏林的空袭，这一转变挽救了英军战斗机司令部。实际上，转向轰炸伦敦和其他军事、工业目标是依照登陆前计划进行的，而且炸弹早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就落进伦敦了，包括9月5—6日的大规模空袭。[73]希特勒也可以利用这一转变的机会，来平息已经被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4个月的德国西部地区民众的批评。在9月4日那次被广泛传播的演讲中，希特勒向德国公众保证，要把英国城市夷为平地，但这一声明只是虚张声势。按计划，对伦敦的毁灭性空袭在大约一周后会被入侵接续。希特勒将登陆日期定为9月15日，有利的潮汐和良好的天气要到那个时候才可能出现。9月3日，日期又被改为当月20—21日。戈林继续坚持认为皇家空军已经奄奄一息。他告诉戈培尔，对英国的战争将在3个星期内结束。[74]

英国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入侵准备了数月，事实上，军政首脑预料到这一战将在法国战败后几个星期内到来，而且是一场灾难。7月，布鲁克发现，训练有素的人员和装备的短缺是“灾难性的”。英国陆军在敦刻尔克丢掉了88%的火炮和93%的车辆。[75]1940年6—8月，又有32.4万人被征召入伍，但他们来不及接受训练和装备。22个陆军师只有30万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步枪可用，只有一半的师能被视为对德军即将发动的机动作战做好了准备。[76]情况似乎是如此危急，以至于克里普斯被告知到达莫斯科后要争取向苏联购买飞机和坦克，但这个请求被苏联人婉言谢绝。[77]英国人实在没有办法确定入侵的准确时间，虽然历史学家们大多对德国人是否真的有意入侵充满怀疑，但英国人当然认为这必然会发生。根据英国国内情报报告，国民仍然在等候入侵，但不像初夏时那么忧虑了，关于空战的报道鼓舞了他们。和德国一样，英国的报道也大幅夸大了敌人遭受的损失。9月初，情报部发现公众的情绪似乎“格外高涨”，这不仅体现为醉鬼好像变少了。[78]9月上旬，照相侦察和对德国空军“恩尼格玛”密电（或曰“超级机密”，1940年5月被首次破解）的破译显示，入侵已迫在眉睫。9月7日，英军发出密文“克伦威尔”，全军进入最高戒备，做好入侵在12小时内到来的准备。但这天什么都没有发生。接下来的周末，9月14—15日，由于有利的潮汐和月光而又被广泛认为是“入侵周末”。军人们都被命令要和衣而眠，做好警钟响起后立刻参加战斗的准备。[79]

很偶然地，希特勒在9月14日会见了他的各位总司令，评估“海狮行动”的前景。整个9月里，他收到了关于入侵可能性的各种不同信息。他的作战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倾向于夏季提出的更间接的路线，“绕道苏联”。[80]海军总司令埃里克·雷德尔（Erich Raeder）元帅起初支持入侵，但到9月又认为风险太高。戈林坚持认为他的空军已经跟上了时间表，达到了要求。希特勒明白，登陆必须一次成功，因为失败带来的政治失势会毁掉他这一年的成功，但按照他的空军副官的说法，希特勒直到9月14日仍然认为“成功的‘海狮’是赢得对英胜利的最好方法”。[81]主要问题在于空战。入侵始终要以获得制空权为前提。虽然戈林一再拍胸脯，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还是在9月中旬意识到，英国的空中抵抗并未被打断；入侵的关键在于用空军掩护横跨海峡的部队免遭海上拦截，并为最初的滩头阵地提供空中支援。于是，希特勒决定9月17日重新进行情况评估，而到了那时，德国空军已在两天前对伦敦的昼间空袭中遭到沉重打击，进攻机群损失了几乎1/4，这一天也成了英国人的“不列颠战役日”。于是，“海狮行动”被再次推迟。10月12日，希特勒决定年内不发动“海狮行动”，次年春天如有必要再行恢复。

1940年，英帝国既没有崩溃也没有认输，但这一年成了欧洲帝国主义漫长历史中的转折点。在欧洲的战败和沦陷给其他那些宗主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对遥远领地的统治带来了致命打击。而对于英帝国而言，危机则带来了关于未来前景的尴尬问题。尽管如此，英国政府却拒绝正面应对所面临的矛盾：既要重视帝国对于英国战争努力的价值，同时又要用武力压制印度对更大政治自主权的要求，并将埃及实质置于战时法律之下。最优先的当然是本土列岛的生存。英德双方谁都找不到瓦解彼此战争意愿的战略手段，也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但是拥有180个陆军师和大半个欧洲大陆资源的德国看上去几乎肯定能在1941年找到结束西线战争的途径，如果希特勒没有转向东线的话。反观英国人，他们完全没有打赢德国的办法。英国在挪威和法国被两次赶出欧洲，在非洲面临危机，在经济上也被大大削弱，只能拼死维护自己与更广大世界经济的联系，正面临着战略上的崩溃。法国陷落后，英国花了一年的时间打的战争正是其在20世纪30年代准备进行的那种战争——空中防御，在海上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及在帝国领地进行规模较小的战争。这正是张伯伦准备进行的那种战争，而被迫打这一仗的却是丘吉尔。

[1] Randolph Churchill (ed.), Into Battle: Speeches by the Right Hon. Winston S. Churchill (London, 1941), 255–6, 259.

[2] John Colville, The Fringes of Power: Downing Street Diaries 1939–1955: Volume 1 1939–October 1941 (London, 1985), 267, entry for 20 Aug. 1940.

[3] Gorodetsky, Maisky Diaries, 304, entry for 20 Aug. 1940.

[4] Ibid., 287, entry for 17 June 1940.

[5] Hastings Ismay, Memoirs (London, 1960), 153.

[6] James (ed.), The Diaries of Sir Henry Channon, 261–2.

[7] Srinath Raghavan, India’s War: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1939–1945(London, 2016), 47–8.

[8] 苏联的态度，见Sergei Kudryashov, ‘The Soviet perspective’, in Paul Addison and Jeremy Crang (eds.), The Burning Blue: A New History of the Battle of Britain(London, 2000), 71–2。法国的情况，见Robert Tombs and Isabelle Tombs, That Sweet Enemy: Britain and France (London, 2007), 10, 571–3。

[9] Colville, Fringes of Power, 176, entry for 6 June 1940.

[10] Robert Self, Neville Chamberlain: A Biography (Aldershot, 2006), 434；关于丘吉尔的引述，见Spears, 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 70。正是Spears报道了丘吉尔的名句：“我们完全能够独立打败德国人。”

[11] Paul Addison and Jeremy Crang (eds.), Listening to Britain: Home Intelligence Reports on Britain’s Finest Hour May–September 1940 (London, 2011), 80, 123,126, entries for 5 June, 17 June and 18 June 1940. See too Richard Toye, The Roar of the Lion: The Untold Story of Churchill’s World War II Speeches (Oxford,2013), 51–9.

[12] John Charmley, Lord Lloyd and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87), 251.

[13] John Ferris and Evan Mawdsley, ‘The war in the West’, in idem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 Fighting the War (Cambridge,2015), 350.

[14] Richard Toye, Lloyd George and Churchill: Rivals for Greatness (London, 2007), 342, 363–9, 380; Antony Lentin, Lloyd George and the Lost Peace: From Versailles to Hitler, 1919–1940 (Basingstoke, 2001), 121–7.

[15] Self, Neville Chamberlain, 433.

[16] Richard Hallion, ‘The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Addison and Crang (eds.), The Burning Blue, 83–4.

[17]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252–4.

[18] Toye, Roar of the Lion, 54.

[19] Richard Toye, Churchill’s Empire: The World that Made Him and the World He Made (New York, 2010), 203–4.

[20] Jacks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1–3.

[21]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08–9; K. Fedorowich, ‘Sir Gerald Campbell and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in wartime Ottawa, 1938–40’, War in History,19 (2012), 357–85; Toye, Churchill’s Empire, 209; Jonathan Vance, Maple Leaf Empire: Canada, Britain, and Two World Wars (Oxford, 2012), 149–50, 179;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495–7.

[22] Clair Wills, The Neutral Island: A History of Irelan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2007), 41–8; Toye, Churchill’s Empire, 196–7, 207.

[23] Raghavan, India’s War, 13–16, 38–9, 52–60, 69–70.

[24] Dilks (ed.),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311, entry for 5 July 1940; Tarling,A Sudden Rampage, 54–5.

[25]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74–7, 193–8.

[26] Ageron, ‘Vichy, les Français et l’Empire’, 122.

[27]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144–54.

[28] Gerhard Schreiber, Bernd Stegemann and Detlef Vogel,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II (Oxford, 1995), 282–8;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140–44.

[29] Donald Nuechterlein, Iceland: Reluctant Ally (Ithaca, NY, 1961), 23–36.

[30] William Roge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41–1945 (Oxford, 1977), 158, 175–7; Neil Smith,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Berkeley, Calif., 2003), 353–5.

[31] Guy Vanthemsche, Belgium and the Congo 1885–1980 (Cambridge, 2012),122–6, 130.

[32] Jonathan Helmreich,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Belgium and the Congo, 1940–1960 (Newark, NJ, 1998), 25–40.

[33] Jennifer Foray, 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2012), 3–5.

[34] Ibid., 50–51, 54, 109–15.

[35] Ibid., 50–53;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66–8.

[36] Marcel Boldorf, ‘Grenzen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Zugriffs auf Frankreichs Kolonialimporte (1940–1942)’,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Wirtschafts-Sozialgeschichte,97 (2010), 148–50.

[37] Ageron, ‘Vichy, les Français et l’Empire’, 123–4, 128–9; Frederick Quinn, The French Overseas Empire (Westport, Conn., 2000), 219–20.

[38]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53–4; Martin Thomas, The French Empire at War 1940–45 (Manchester, 1998), 45–6.

[39] Charmley, Lord Lloyd, 246–7.

[40] Tombs and Tombs, That Sweet Enemy, 561, 572–3.

[41] Ibid., 562–3; Christopher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Oxford, 2013), 197–9 ;Raymond Dannreuther, Somerville’s Force H: The Royal Navy’s Gibraltar-based Fleet, June 1940 to March 1942 (London, 2005), 28–34.

[42] Martin Thomas, ‘Resource war, civil war, rights war: factoring empire into French North Africa’s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18 (2011), 225–48.

[43] Varley, ‘Entangled enemies’, 155–6.

[44] Quinn, French Overseas Empire, 221–2; Thomas, French Empire at War, 52–8.

[45] Robert Frank, ‘Vichy et les Britanniques 1940–41: double jeu ou double langage?’,in Azéma and Bédarida (eds.), Le Régime de Vichy et les Français, 144–8. 关于达喀尔之战，见Thomas, French Empire at War, 75–6;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209。

[46] Foray, Visions of Empire, 93, 103.

[47] Varley, ‘Entangled enemies’, 155–8.

[48] Ciano, Diario, 449, 452, entries for 2 July, 16 July 1940.

[49]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omationen 1932–1945, 3 vols. Volume II, Untergang (Munich, 1965), 1538.

[50]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ämtliche Fragmente, 4 vols.(Munich: K. G. Saur, 1987), iv, 221, 227, entries for 28 June, 4 July 1940. On the ‘go-betweens’ see Karina Urbach,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2015).

[51]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537–8, Halder’s notes of meeting at the Berghof, 13 July 1940;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67–8.

[52] Gerwin Strobl, The Germanic Isle: Nazi Perceptions of Britain (Cambridge,2000), 84, 92–4.

[53]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557–8.

[54] Fröhlich (ed.), Tagebücher: Sämtliche Fragmente, iv, 246–7, entry for 20 July 1940.

[55] Colville, Fringes of Power, 234, entry for 24 July 1940.

[56] Fröhlich (ed.), Tagebücher: Sämtliche Fragmente, iv, 250, entry for 24 July 1940.

[57] Walter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62), 71–2, Directive No. 16.

[58]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68–9, entry for 21 July 1940.

[59]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561, General Halder’s report on meeting with the Führer, 21 July 1940.

[60] Toye, Lloyd George and Churchill, 376.

[61] Domarus,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ii, 1561; Fröhlich (ed.), Tagebücher: Sämtliche Fragmente, iv, 249.

[62] BA-MA, I Fliegerkorps, ‘Gedanken über die Führung des Luftkrieges gegen England’, 24 July 1940.关于德国的准备工作，见Horst Boog, ‘The Luftwaffe’s assault’, in Addison and Crang, Burning Blue, 40–41。

[63]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199.

[64] Overy, The Bombing War, 251–2.

[65] TNA, AIR 16/212, No. 11 Group Operational Orders, ‘Measures to Counter an Attempted German Invasion, Summer 1940’, 8 July 1940, p. 2.

[66] AHB, ‘Battle of Britain: Despatch by Air Chief Marshal Sir Hugh Dowding’,20 Aug. 1940, 569.

[67]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75–6; AHB, German Translations, vol. 1, VII/21, OKW directive ‘Operation Sea Lion’, 1 Aug. 1940.

[68] 此处丘吉尔的名句指他在1940年8月20日的一场演讲中所说的“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如此之少的人为如此之多的人做出如此之大的贡献”。——译者注

[69] TNA, PREM 3/29 (3), Fighter Command Order of Battle, 6 Sept. 1940.

[70] TNA, AIR 22/72, report on German propaganda, Aug. 1940.

[71] Percy Schramm (ed.), Kriegstagebuch/OKW: Band 1, Teilband 1 (Augsburg, 2007), 59–60, entry for 3 Sept. 1940.

[72] TNA, AIR 16/432, Home Security intelligence summary, ‘Operations during the Night of 5/6 September’.

[73] Ibid., reports for 24/25, 25/26 and 28/29 Aug. 1940.第一晚，伦敦有3个区被炸弹袭击，第二晚有5个区，第三晚则达到11个区。

[74] Overy, The Bombing War, 83–4; Fröhlich (ed.), Tagebücher: Sämtliche Fragmente,iv, 309.

[75] Allport, Browned Of and Bloody-Minded, 68.

[76] David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1919–1945 (Oxford, 2000), 185, 189–90; Alex Danchev and Daniel Todman (eds.), War Diaries: Field Marshal Lord Alanbrooke, 1939–1945 (London,2001), 108, entry for 15 Sept. 1940.

[77] TNA, AIR 8/372, minute by chief of the air staff, 22 May 1940; Cripps to War Cabinet, 26 June 1940; Foreign Office minute for Churchill, 3 July 1940.

[78] TNA, INF 1/264, Home Intelligence, Summary of daily reports, 4 Sept. 1940.

[79] Virginia Cowles, Looking for Trouble (London, 1941), 448–9, 452.

[80]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14.

[81] Ibid., 115–7;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