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帝国时代

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想要的关键是地盘。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法占据地盘，这是帝国的核心诉求。这种“领土原则”的模型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40年暴力的领土扩张和治安战，而且这些领土扩张和治安战在有些地方还在延续。实际上只有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才能看出东京、罗马或柏林发动的地区性侵略战争的历史意义。对于在30年代掌权的这一代人来说，从19世纪后期便支撑了这个帝国的关于“种族与空间”的故事仍具有毫不减弱的说服力。虽然这种帝国主义形式看上去过时落伍，甚至是痴心妄想，但当时成功的帝国榜样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1919—1923年对领地的重新瓜分，或者是1929年之后经济灾难的影响，其结果只是增强而非削弱了这样一种信念：夺取更多土地和资源是拯救国家、打造强大经济体系、满足优等文化需求的不二法门。

绝不只有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领导人相信帝国纪元尚未结束，即便种种迹象都显示，民族主义的雄心、经济代价的高企，以及持续的不安全都渐渐侵蚀着他们全球帝国的计划。他们非但没有从传统帝国主义已经日暮途穷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反而声称要进一步推行帝国主义，并且是带有其自身特征的帝国主义。其他一些因素常常受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分析的关注，如军备竞赛、外交危机、意识形态冲突，但它们是新一轮帝国崛起的结果，而非原因。如果仅仅是意识形态差异或者军事开支增长，那么国际联盟的主要成员或许还能忍受，虽然有些勉强；帝国主义列强无法接受的是，以原始的领土扩张形式打造新一批帝国，已经与它们对帝国的看法以及它们围绕这种看法编织的国际合作新话语体系不相容了。

问题是，鉴于保有帝国领地带来的显而易见的难题以及其中相当大的安全风险，再加上被占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那么这三个国家为什么还决定把“追求领地”作为在20世纪30年代挑战原有秩序的基本理念呢？这些抉择看起来十分值得关注，因为此时已经不同于1914年之前，当时列强能够通过大规模战争征服领地而不会受到外部干涉——布尔战争和意土战争就是好例子——而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主权国家和国际联盟成员都会反对帝国扩张，共同安全的理念也会阻挡扩张，至少明面上会阻挡。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而且这三个国家所处区域的具体环境又各不相同，但它们给出的关于争夺地盘的理由和解释惊人地相似。有一点可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军政领袖的这一代人，是在帝国主义幻想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所处的文化一直宣扬“现代化”和“先进”国家的优越性，认为这些国家是文明进程的领导者，而其征服的则是“落后”或“原始”的民族。这一代人还深受战争经历和现代民族主义粗暴主张的影响。曾于1936年短暂担任过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总督的意大利法西斯党领袖朱塞佩·博塔伊（Giuseppe Bottai）声称：“帝国的梦想让我内心深处渴望战争……我一生中的20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1]

诡异的是，想要解释对领土帝国的追求，起点竟是民族。这三个国家对帝国的追求与实现民族自治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发展似乎受到了现存国际秩序的限制和束缚——如一本日本小册子所言，“强权的干涉和压迫”，而自治则意味着将民族从这一处境下有效解脱出来。[2]日本的一个民族主义者兼满铁官员说，他将中国东北视为“生命线……我们的民族想要生存，这里绝不能丢”。[3]这些观点形成了所谓的“灾难性民族主义”，他们期待改变民族原来的面貌，并急切地想要重设民族的使命。[4]墨索里尼常常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英国在地中海的领地如同一条绞索卡住了意大利的发展，让英国人得以“包围、监禁意大利”。[5]捍卫国家利益被认为是保护本国人民的必要途径，因为这可以保障他们的经济前景和人口发展，同时也能使本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民族-帝国而非一个附属国，获得更加牢固的民族认同感。1937年，赫尔曼·戈林在一次关于是什么约束了德国未来的讨论中对一个英国熟人说：“我们想要一个帝国。”[6]

无论何种情况，在民族主义者的讲述中，他们的民族从来都天命不凡，注定要统治和领导其周边的地区。“欧洲必须由一个民族向其他民族施加权威，”德国的政治评论员威廉·施塔佩尔（Wilhelm Stapel）写道，“成为这种新帝国主义代表的只能是德国。”[7]另一方面，德国国民则觉得自己要去证明自己在这次民族重生中的价值。“我们即将成为而且正在成为更加军事化的国家。”墨索里尼在1933年宣布道。[8]在德国，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的“民族觉醒”，使得人们认为这个民族现在能够拿出自己的真正力量了，这种力量将不再受到所谓国际主义者的危害和来自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威胁，这些人会让德国如同希特勒害怕的那样成为“第二个瑞士”。[9]在日本，军队首脑从1931年之后便掌控了国家政治，随即开启了一场旨在提升国民对领土扩张的意识和热情的大范围行动——所谓的“国防”行动——其中心思想是国家荣誉和为国牺牲。和意大利、德国一样，对新方向的指责都被秘密警察和密探压制了。一如欧洲，在日本，对民族自治的追求令新帝国主义有了理由，这又让创造新秩序成了联结国家和人民的纽带。[10]帝国被视为民族雄起和种族价值的关键象征，在这方面，所有的传统道德标准都可以被弃置一旁，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

第二个因素则更加实际。新帝国主义与更广泛的经济野心是密不可分的。建立帝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以打破现有的全球经济和领土结构的束缚，解决人口压力和土地不足问题，获取原材料和粮食来源，并建立起经济集团，集团内的贸易和投资能够由帝国中心而非商业团体控制。这三个国家都越发致力于国家计划，而且敌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及其背后的西方价值观。在纳粹党早期的一次集会上，希特勒告诉听众，资本主义“应当成为国家的仆人，而不是它的主人”，社会需要“人民的经济”而不是国际商业利益。[11]经济帝国主义也同样要服务于人民的需要。经济利益的诱惑在这三个国家都体现得十分明显。对于意大利来说，征服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能够带来可供150万到650万意大利农民耕种的农田，这些人可以留在帝国内而无须移民到新世界。1939年吞并的阿尔巴尼亚据说人口稀少，能够容纳200万意大利人。[12]这就是“生存空间”，意大利也用上了德国人的这个词。埃塞俄比亚被说成是遍地机会的乐土，一个满是矿产资源、等着人们去开采的黄金国。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报告也说这里拥有尚待开发的石油资源。[13]日本对中国东北充满野心，是因为日本希望到20世纪50年代时能让500万极端贫困的日本农民移居此地，那里丰富的工业和物产资源（在入侵之前，这些资源的开发就已严重依赖日本的投资）也被认为对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贸易的发展和原材料的获取似乎已越来越不安全。1926—1931年，日本约90%的海外投资都投向了中国东北。因此有人主张，若不能获得对这些资产的控制权，日本就无法继续实现经济现代化，也无法建立起防守帝国所需的军队。[14]

德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在这里，获得更多生存空间是希特勒本人关于德国发展的核心观点，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经济衰败被视为资源匮乏和市场不畅所致，因此这一观点大行其道。欧洲其他帝国的大众宣传彰显了母国本身与整个帝国在地域面积上的巨大差异——法国扩大了22倍，荷兰扩大了60倍，比利时扩大了80倍。英帝国的领地面积则高达其本土的105倍。而反观德国，在1919年失去了一些国土和殖民地之后，它反而比之前更小了。[15]于是，在中东欧建立并统治一个经济集团，实现贸易可控，以及关键资源和粮食的自给自足，这不仅成了希特勒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也得到了德国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样在1937年的那次对话中，戈林说：“经济空间必须和我们的政治空间相一致。”[16]希特勒本人则秉持着朴素的帝国经济观。1928年，他在未出版的第二本著作中对英帝国主义总结道，在输出文化和文明的幌子之下，“英国要的是为其产品获得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它通过强权-政治手段得到了这些市场”。最终，国家繁荣意味着征服，“在战争的艰辛中获得自由的果实”。[17]

第三个因素则是机会。20世纪20年代的犹豫和挫败让位于一种新的想法，那就是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秩序的危机或许可能会自动形成新秩序，而不会引发更大的危机。这一事实对于解释新一波帝国主义浪潮到来的时机具有关键性作用。国际社会未能解决全球性大萧条的影响，这加快了各国采取民族主义手段解决危机，也加快了全球协作的崩塌，1933年6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最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18]全球危机的一个后果便是，国际联盟主要成员由于无法承担充当国际警察的代价而不愿去冒险。国际联盟在阻止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毫无作为，这被解读为一个清楚的信号，集体安全体系在面对国际联盟中的大国时是不起作用的。日本领导人后来自吹说，日本是“国际联盟崩溃的预兆”，若不是日本主动暴露了国际联盟的“无能和无用”，德国和意大利或许不会有机会去实施自己的激进政策。[19]事实确实如此，4年后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没有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德国在1935年违反《凡尔赛和约》公开宣布重新武装，在1936年3月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也没有被制止。这每一次胜利都让人相信，作为帝国强国和国际联盟主要成员的英法不会阻碍进一步的帝国扩张。“我们认为日内瓦只有一群老太太，”一名意大利记者于1936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如此告诉一位英国同僚，“我们都这么觉得，而且一直这么觉得。”[20]这三个国家都退出了国际联盟：日本在1933年3月，德国在1933年9月，意大利在1937年12月。

英法始终无所作为，它们没能阻止德意两国在1936—1939年武装支持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民族主义叛军，没能顶住德国在1938年占领奥地利以及次年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信念，这一切让希特勒相信，英法对于德国入侵波兰将会“做足面子文章”，但仍然不会进行军事干预。[21]然而，对于这三个国家来说，关键问题在于要赶在苏联或者美国能够或者愿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之前采取行动。日本和德国都清楚地意识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的苏联，对于未来的任何帝国都是个潜在威胁。让日本决定占领中国东北的因素之一就是，日本需要建立稳固的防御以阻挡苏联对日本帝国采取任何风险行动并保护其战略资源，哪怕占领中国东北会带来一条漫长的与苏联的边界线也在所不惜。[22]希特勒在独裁统治期间曾撰写过一份重要的战略文件，即1936年8月起草的所谓的“四年计划备忘录”，他在文中强调了苏联红军在未来15年里带来的威胁，以及德国需要在此之前解决生存空间问题。[23]美国的体量还不为人所知。美国在经济萧条的灾难性影响下被迫退回到相对孤立状态，而且主要依靠海军来保卫西半球，很显然它只是个未来的威胁——但毕竟是威胁。无论如何，美国与各大帝国都保持着距离，即便美国公众还不打算支持武装干预帝国扩张的想法。[24]对于帝国世界而言，无论是新帝国还是老帝国，列宁和威尔逊的阴影都阻碍着它们的野心：帝国扩张宜早不宜迟。

虽然觉得在新一轮领土帝国主义浪潮中建立新秩序是可行的，但这并没有让下决心变得容易。在占领中国东北、攻打埃塞俄比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幕后，所有三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都充满了犹豫和畏缩，虽然战后人们认为这些行动都是他们统治世界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但无论他们喜欢与否，国际联盟主要成员的“许可”都是个影响因素。墨索里尼最后是靠声称自己得到了英法做出的不会出来阻挡的口头同意（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才打消了他的军队领导人和一部分法西斯党同僚对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担心。在占领阿尔巴尼亚之前，他也琢磨了其他强国会怎么做（这一次，国际联盟只是把阿尔巴尼亚的抗议记录在案，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25]德国在1938年9月30日签订《慕尼黑协定》后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地区，这常被视为希特勒大胆外交的一场胜利，但让这位德国独裁者恼火的是，在西方强国的坚持下，他快速打败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未能实现。在一年后对波兰开战前，他坚定地告诉他的随从们，不会再有第二个慕尼黑了。[26]

还有一个让侵略者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因素，那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帝国之间（包括那些老牌帝国）的冲突变得高度透明。这主要是由于现代媒体的发展——报纸报道、新闻纪录片和广播在全世界已流行开来——但国际联盟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国际联盟虽然据说很怯懦，但提供了一个辩论侵犯国家主权事件的平台，包括对日本非法侵占中国东北和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非常公开的讨论。[27]这种国际辩论迫使这三个实施侵略的国家都去为它们的行为找理由，它们似是而非地声称，入侵是为了保护它们的利益不受战败国家的侵犯。在国际联盟关于中国东北的辩论中，日本代表狡辩说，中国作为“单一组织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他们还辩称中国东北并非任何正式意义上的殖民地，而是成立了以清废帝溥仪为首的“独立”的“满洲国”。[28]墨索里尼为进攻埃塞俄比亚找的借口是，这个国家只不过是“一群野蛮部落”，而“非国家”。[29]希特勒对于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建立保护国的借口则是，这个民族国家已经无法有效运转，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从所有方面看都是个现代欧洲国家，而非潜在的殖民地。这里他用了“保护国”一词，这个词长期被欧洲帝国主义者用来掩盖他们的实际控制，让被保护国听起来似乎还有一点政治独立性。[30]1939年9月1日早晨，希特勒对波兰宣战，理由还是波兰人不会组织国家，若没有德国人的统治，它“就会沦为最蛮荒之地”，这无意间应和了墨索里尼在1935年对埃塞俄比亚的指责。[31]

侵略者之所以小心谨慎不仅是因为国际环境，还是因为其国内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们在未来政策路线方面难以达成共识。日本显然就是这种情况，它的国内政治是由各种矛盾塑造的，包括文官政党和军部的矛盾，陆军和海军的矛盾，以及军队内部各派别之间的矛盾。1931年9月，辽东半岛日军指挥官发动的侵略是违背了文官政府的意愿的。随后日本军部和政党之间的僵持导致了民政党内阁的全体辞职，军方的帝国主义行径也实际上失去了文官的制约，而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32]日本海军和陆军之间的争执围绕着“北进”和“南进”展开：海军想要优先在太平洋上设防，或许还能夺取东南亚那些资源丰富的欧洲殖民地，这将被证明是个灾难性选择；陆军则关注北方的苏联威胁，想要首先在中国北部巩固其大陆战略，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给自足的工业和贸易集团，为日军的进一步扩军提供可能，并守卫其帝国领地。1936年8月7日发布的《基本国策纲要》既要求在亚洲大陆建立一支强大的帝国守备部队，也要求海军做好让帝国向南扩张的准备，这与其说是解决了，不如说是搁置了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矛盾。[33]

无论怎样主张战略谨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向中国大陆的扩张从未停止。日本已牢牢侵占了中国东北，这里也成了日本进一步扩张领土的跳板，这部分是为了稳定与国民党军队的战线，部分是为了占领更多的资源和交通枢纽，还有部分则是因为日本军部及其在东京的政治靠山对进一步帝国扩张的胃口已经大到难以想象。20世纪30年代，日本还进行了许多领土扩张，尽管这些行动都未能像侵占中国东北那样吸引到如此多的国际关注（或者吸引今日历史学家如此多的关注）。1933年2月，2万日军入侵并占领了东三省南面的热河省，将北平（即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纳入了关东军的攻击范围。1933年3—5月，日军打了所谓的“长城战役”，将地盘向南扩大到了长城。1935年，日军侵入中国的其他省份，在6月要求罢免河北省主席及其他指定官吏。对内蒙古更多区域的占领使得日本扶持起了“独立”的“蒙古国”，这片草原名义上由蒙古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常被称为“德王”）管辖，但实际上和“满洲国”一样，也是由日本军部统治的。1936年1月，东京政府最终批准了控制整个华北的战略，从这里出发的日军将能够把国民党军队赶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和主要税收来源地。在占领中国东北后的4年里，日本侵占了亚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日本帝国经济的面貌。[34]

占领中国东北和华北其余地区令日本对亚洲原有经济秩序的挑战有了一些胜算。日本的目标是削弱其他主要贸易强国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并将这里的资源转而用来支撑日本工业。其关键在于中国东北和华北资源生产的发展。东北是中国工业的心脏，供应了中国90%的原油、70%的铁、55%的黄金等。[35]1932—1938年，日本向这里投资了19亿日元。而日本军部和政府则一直坚持对国家经济做出计划和指导以确保达到其目的。1933年3月，日本发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计划》，并最终在此建立了26家专司生产某种产品的大型企业。中国的银行要么被接管，要么与日本银行合作，日元货币区已然成形，铁路网的里程也增加了一倍。1937年，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以确保这一地区能按计划为日本利益服务。华北也同样被并入了日元区。[36]得益于从新占领地区掠夺的资源，日本的钢产量从1930年的200万吨增长到1938年的560万吨；同期煤产量从3 100万吨增长到4 900万吨。这些经济的增长都被军队的需求吃掉了。日本陆军在1937年的总体计划中胃口大开，要求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拥有55个师团；1934年日本国防开支占国家总开支的14%，到1938年则达到41%。1934年，日本宣布这一新的经济集团只能服务于日本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天羽声明”；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发布了一份警告，称新的经济秩序已经在东亚诞生，第三国不得插足。根据日本陆军的整体计划，到1941年时，急速增长的工业要为帝国国防提供所有的必需资源，并“增强我们领导东亚的能力”。[37]

然而，日本在中国的军事战略却十分模糊。日本与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北方军阀战友们之间的前线一直在变化，这导致日军持续处于缓慢推进之中，而越来越多的地盘也很难用少量兵力加以控制，日本人无法解决为压榨到手的地盘建立稳定环境的问题。他们最优先的事项是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华北，而不是与南方的国民党打一场大规模战争，更没有为最终于1937年7—8月全面爆发的侵华战争制订计划。中国甚至还一度占据了主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要打垮共产党——的策略到了1936年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于是，当他造访北方陕西省西安市时，前地方军阀张学良将军发动兵谏，要蒋介石与共产党联手，领导一场全民族抗战。在来自国内外的广泛压力，尤其是来自斯大林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还是回到了当时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在那里，他宣布自己在短暂被困期间意识到，他的使命是从日本手中拯救中国。[38]

日军在北平周边地区制造的事端，使中国采取新路线的契机不期而至。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卢沟桥是北平郊区的一座古桥，西方称其为“马可·波罗桥”），当时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一个中队正在这座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他们称一名士兵失踪，于是以找人为由要求搜查小小的宛平城。遭到拒绝后，日军便炮轰了小城，战斗中有200名中国士兵战死。[39]危机迅速升级，这充分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与日本积怨已深。在东京，陆相杉山元直接越过了持谨慎态度的近卫内阁，下令调三个师团过去彻底拿下这一地区。1937年7月16日，北平城也被包围了；7月26日，日军开始进攻，两天内就拿下了这座中国故都。近旁的天津港则于7月30日陷落。日军的计划现在胃口大开，他们对“华北事变”的最终解决方案居然是摧毁蒋介石的军队主力，如果可能，还要推翻他的政府。这仍然不算是一场全面战争，但是蒋介石选择将卢沟桥事变加以“民族化”，将其视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威胁。他在7月7日后不久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几天后，他又写道：“此为存亡关头。”[40]北平沦陷后的8月7日，他召集国民党的所有军政要员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要求他们支持对日本的大规模战争。结果是一致同意。于是蒋介石播发了他的决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他还把他最好的部队派往了上海，他判定，最初的关键性战斗将在那里打响。[41]

日本军队想要来一场闪电战，“速战速决”，先摧毁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然后日本人就能向南占领远达长江下游的中国领土。日本陆军的头头们希望在一个月内就达到目的，其他人则觉得最多只要三个月。日军的计划与后来德国的“巴巴罗萨行动”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是军事上的狂妄压倒了军事和地理的现实。相对于对手中国而言，日军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装备更好，训练更好，机动性也更强，不过他们的进攻计划对于目标地域巨大的空间和繁复多样的地形地貌却缺乏考虑。进攻很快慢了下来。面对着能够退回广阔的中国内地重整旗鼓的对手，日军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1937年夏，日本陆军只有区区几个师团，到了当年年底就扩充到了21个师团，一年后达到34个师团，到1941年则达到51个师团。[42]得寸进尺的日军又深入了华中，他们的后勤供应变得越发困难；日军控制的地盘越大，他们的部队就越分散。随着所谓“持久战”战略的推行，蒋介石的声望也越来越高。日本在中国罪行累累，包括使用毒气和细菌战（炭疽、鼠疫和霍乱），这反而让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心，蒋介石在30年代初就希望做到这一点，但一直没能见效。蒋介石的决心越发坚定，日本人却反而希望他会面对现实的军事压力而放弃抵抗。仅仅1938年，日本就11次试图让他接受停战条款，但全部被拒绝。

然而，中国军队的抵抗无论在哪里都算不上顽强。侵华日军从1937年8月起更名为“华北方面军”，占领北平后，他们开始沿着主要铁路线向西和向南推进，依靠掳获的物资来保持机动性和补给。这些日军与东北的关东军部分部队一起，向西面的察哈尔省和山西省进发，并很快从汤恩伯将军（他刚刚于8月初被蒋介石派来防守此地）的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了关键性的铁路枢纽南口。[43]由于国民政府在北方战线上需要依赖当地的军阀盟友，包括宋哲元（他的军队于7月很快弃守京津两地），蒋介石认为，更有利的策略应当是在离他的嫡系部队国民党中央军更近的、日军防守更薄弱的地域进攻日军。他把主战场选在了上海，这将会消除日军对其主要税收来源地的威胁，并对日军占领北平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或许还能招来外部力量的支援，但他的主要目的，如他对军队统帅们所说，是要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以对抗日本的意图。当蒋介石的部队向上海集结时，日本陆海军在当地的实力也加强到了5个师团，还在港内驻泊了32艘军舰。8月14日，规模很小的中国空军向日军旗舰发动空袭，拉开了战役的序幕，这场空袭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他们未能摧毁日军旗舰，而是炸毁了当地的几间旅馆和一间娱乐设施，造成超过1 300名平民死伤。庞大的中国地面部队起初一度把日军逼退到了海边，但他们的进攻随即被阻止。日本投入了更多部队，日本海军封锁了中国海岸，日本海军航空兵则从8月15日开始了对中国军事基地、港口和城市的长期轰炸。

8月的最后一周，日军在舰炮火力的强大支援下发动了一场大胆的两栖作战，几个师团在上海附近登陆。到9月13日，日军已经做好准备，即将向河道纵横、遍布中国军队临时防线的难行地段发动进攻。日军一直打到11月12日才打赢，双方都死了很多人：4.03万日军，18.7万中国军人（蒋介石年轻的军官团伤亡了3/4）。[44]日本帝国大本营想要拿下整个地区，包括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希望能决定性地结束战争。拿下上海的日军一边沿着通往南京的道路一路追击毫无斗志的国民党溃军，一边烧毁村庄，屠杀村民。蒋介石此时已经命令政府撤往西部的重庆，他的军队司令部也迁往南方的武汉。南京只剩下了象征性的防御力量，日军轻易打败了他们，向中国军人和平民无差别地施加暴行。南京于12月13日落入松井石根将军及其副手朝香宫鸠彦王的军队之手，日军在这里进行了连续多日的劫掠、强暴和屠杀。[45]到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拿下了华中和华东的大片地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远未实现7月时希望的速胜。1938年1月16日，近卫公爵宣布，日本将不再与蒋介石政府做任何接触——实际上这就是正式宣战，虽然此时日本早已不宣而战。

虽然军队损失格外沉重，而且武器装备严重不足，但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还是在来自遥远南方的桂系军阀部队支持下开始准备后续的大型战役。第一仗，也是抗战中最大规模的战役之一，发生在南京以北的主要铁路枢纽徐州附近，有超过60万人的部队参战。日军从南北两面向这里发动钳形攻势。原先占领上海的日军现在被改编为“华中派遣军”，他们与华北方面军联手，于1938年5月占领了徐州，但未能合围中国军队参战的40个师，后者化整为零，在暴雨和浓雾的掩护下撤走了。4月，日军逼近徐州时，中国军队赢得了为数不多的几场战术胜利之一，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一支数量居于劣势的日军被桂系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指挥的部队击退，但此战不足以扭转战役全局。徐州的陷落是一场大败仗，为日军打开了通往武汉的通道并使得日军可以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日本的决策者期望夺取武汉并巩固对华北和华中的控制以“结束战争”并让日本扶持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还可以使日本“控制中国”成为可能。侵华战争的胜利也将使日本得以腾出手来对付遥远北方被认为对日本威胁更加严重的苏联。苏联此时正以自己仅有的现代化武器支援蒋介石的陆军和空军。[46]对于日本的威胁，蒋介石的反应毫无人性。他下令炸开黄河堤坝，制造了大面积的黄泛区以阻止日军接近武汉和中国南方。此举相当粗暴，是“以水代兵”，当地中国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灾难性的，就像国民党为了防止日本获取资源而实行的“焦土政策”一样。国民党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放水淹没了5.4万平方千米的低洼地带的农田；据战后评估，有80万到90万人死亡（最近的研究显示这一数字更接近50万）。黄泛区有超过400万人沦为难民。[47]

黄河的泛滥自然能阻止日军迅速夺取武汉，但各条河流的水势暴涨也使得日本海军得以用船把人员运往内陆并提供火力掩护。8月，侵华日军第十一军接到命令向武汉推进，于是，日军士兵顶着酷暑，忍受着疟疾和痢疾的折磨，跋山涉水向这座城市推进。这场战役有几乎200万人参加，以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而告终；蒋介石于是把自己的权力中心迁往重庆，此地与日占区之间有群山相隔。在南方远处，日军以一场成功的两栖登陆于10月21日占领了大型港口城市广州，日本海军则于1939年2月夺占了南方的海南岛，由此掌控了北部湾和中南半岛的法国殖民地。1938年的侵略狂潮让日本拿下了中国最富庶的工业区——东北、北平、上海、武汉和广州——让蒋介石失去了全国大约87%的产能。[48]日军侵占了华中和华东的广大地区，他们进攻的节奏也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1939年，战争的压力到达了湖北和湖南两省的新战线上，但是经过了2年的大规模战争，日本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富庶地区，击败了一支又一支中国军队，但距离结束侵华战争、巩固在亚洲大陆的帝国占领区的目标越来越远。

日本侵华战争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双方谁都没有胜算，而且战争拖得越久，就越看不到取胜的希望。蒋介石决定要打一场通过消耗把敌人拖垮的战争，这只有让日本军部和政府认定必须放弃在中国的地盘才能实现，但当时看不到这样的前景。中国军队是在巨大的劣势下作战：缺乏现代化武器，训练设施差，有经验的一线军官不足，弱小的空军完全依赖外国援助，几乎没有海军。虽然日本拥有一支按20世纪30年代标准堪称现代化的陆军、一支实力强大的陆海军航空兵、一支世界最强大海军、一个庞大的国内军事生产基地，以及一个拥有切实战场经验的军官团，但事实证明，这些力量只不过能让他们赢得局部胜利而已。仅仅是日占区的巨大面积和多样的地理环境就能让胜利遥不可及。那些刚刚拿下的乡村，只要日军一离开，就会再次丢掉。由于后勤方面的根本性困难，日本军队原本期望能就地取食，但村民们很快就学会把粮食藏到地下，这就让食品供应本身成了一场战斗。只要能在日军到来前得到足够的预警，整个村子就会带着他们的口粮转移到附近的丛林里或山上：如日军战报中写的那样，“坚壁清野”。[49]后方区域难以警戒，这让游击队有大量机会去建立根据地，并依托这些根据地打击日本鬼子，蒋介石通过双方漏洞百出的战线派往敌后的游击部队以及在西北的共产党都会这么干。1939年，日军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被用来对付游击队，而非打败中国正规军，而在整个夏季，他们在中国东北方向还要投入部队在诺门罕高地与苏军打一场大规模对决，战斗直到9月才停火。12月，蒋介石集结了70个不满员的师，在北方、长江流域和广州附近出人意料地发动反攻，但战斗再次未能决出胜负。1940年，双方陷入了僵持。为了制造“蒋介石能够被替代”的假象，1940年3月，日本人在南京扶持起了以国民党叛徒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汪精卫不愿坚持抗战而想要和日本媾和，但他也无法拿出日本人想要的全面停战协议，而只能确认日本人已经得到的东西。[50]日本也在经济和人员上付出了格外沉重的代价，其政府并不想也没有准备好要打一场持久战，但这场战争是以重塑亚洲秩序为目的的，其内在推动力使得日本人不可能承认这一战略失败了。到1941年，在中国的战争已经让18万日本人丧命，32.4万人受伤。中国损失的人数则高得多，很难精确统计出来。

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的帝国野心没日本这么大，但也是要征服领地的。早在1919年，墨索里尼就宣称帝国主义是“生命永恒不变的法则”，在他的整个独裁统治期间，他从来没有放弃将新意大利变成一个地跨地中海和非洲的大帝国的核心，也就是把意大利变成一个现代版的古罗马。[51]他起初想要在欧洲扩大意大利的地盘，拿到那些当时属于南斯拉夫、原本在1915年《伦敦条约》中许给了意大利却又在巴黎和会上未兑现的地区，但是得到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支持的军队领导人却把墨索里尼拉了回来，因为这么做要冒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巨大风险。20世纪30年代初，当国际秩序坠入危机之时，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激进派决定不顾反对，采取积极帝国主义路线。扩张的方向显而易见是东非，多年以来意大利一直试图将自己的势力从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殖民地扩张到仍然是独立国家的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虽然墨索里尼也曾一度有过从法国手里夺取科西嘉岛的危险主意。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很难见容于持谨慎态度的人，包括某些法西斯党重要领袖、军队和王室，连墨索里尼自己也因为不愿拿政治地位冒险而为此感到焦虑。但一想到日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成功拒绝了国际联盟的干涉，他最终还是越过了所有对相关风险的反对，下令制订在1935年秋征服埃塞俄比亚的计划。大量的准备工作提前展开，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挤满了部队和补给物资；英国人则小心地看着满载部队和车辆的意大利船只排着长队从苏伊士运河川流而过。[52]对于墨索里尼而言，埃塞俄比亚将只是个开始。1934年，他私下里提出意大利必须征服当时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埃及（“我们只有拿下了埃及才会伟大”），之后在1935年3月又把征服苏丹列入了未来日程；他要求2家广播电台，巴里电台和罗马电台，开始向整个阿拉伯世界广播反英宣传，还与也门签订了为期10年的贸易与友好协定，以此恶心邻近的英国保护国亚丁的英国人。[53]在马耳他，当地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徒们叫嚷着说马耳他实际上是被英国殖民者踩在脚下的意大利岛屿，迟早有一天要回归祖国意大利，而意大利海军也制订了夺取这座岛屿的应急计划。[54]按照墨索里尼的帝国观，东地中海和东北非是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基石。

入侵埃塞俄比亚之战是被当作一场短期战争来准备的，一场意大利的闪电战，但意大利没有为征服之后的事情做打算，也没花工夫去了解那些墨索里尼想要纳入意大利统治的人民是什么样的。与此同时，他还受到了英法两国的压力，它们拿出了各种方案让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事务上有更大发言权，甚至提出按国际联盟的规则将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交给意大利有限托管，以此让战争不再必要。然而，墨索里尼的帝国扩张为的正是让意大利摆脱只能靠国际联盟强国的同意来获得利益补偿的局面，1935年9月22日，虽然意大利国王和殖民地部持保留意见，但墨索里尼还是拒绝了国际联盟的提案。此时再想选择某种有限解决方案为时已晚，因为非洲之角上拥挤的意大利殖民地已经集合了56万人和300万吨补给物资。[55]10月3日，意大利军队宣称埃塞俄比亚人前来挑衅，于是意大利的陆军和空军在埃米利奥·德博诺（Emilio de Bono）将军的统一指挥下，从南北两线发动进攻。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下令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他的皇宫前擂响传统的战鼓，召集人民参加战斗。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墨索里尼想要迅速结束战事以避免国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或者国际联盟前来干涉，但战斗很快陷入停滞。海尔·塞拉西清楚双方实力悬殊，于是命令他的军队利用有利地形和意大利军队的混乱发动游击战：“躲起来，突然袭击，打一场游牧战争，一个一个地偷袭、狙杀和消灭敌人。”[56]

这是35年前布尔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殖民战争。结果不难想见，但德博诺手下的意军进展缓慢。到12月，墨索里尼已经不得不考虑向不大的新占领土上移民的可能性了。英法政客们以牺牲埃塞俄比亚主权来向墨索里尼施压，要他接受既成事实，直到所谓的《霍尔-赖伐尔协定》（以提出这一方案的两位部长的名字命名）被公之于众，并在随后的抗议中流产。11月，德博诺被解职，由彼得罗·巴多利奥（Pietro Badoglio）将军取而代之；12月，从北方索马里攻过来的鲁道夫·格拉齐亚尼（Rodolfo Graziani）将军在墨索里尼的直接命令下首次使用毒气，打赢了多洛之战。埃塞俄比亚指挥官没有重视其皇帝的建议，选择发起战斗。在坦宾的2次战斗以及5万人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在阿姆巴·阿拉达姆战败之后，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抵抗被“杀人炸弹”和毒气（主要是芥子气和光气）摧毁，这些失败让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战线支离破碎，并导致了大面积的士气低落。[57]墨索里尼原本还在考虑接受托管，或者扶持一个以海尔·塞拉西为首的傀儡政府（就像伪满洲国一样）的可能性，但是随着埃塞俄比亚首都在1936年5月陷落，他立刻决定吞并埃塞俄比亚。5月9日，他在罗马的威尼斯广场向欣喜若狂的人群宣布：“意大利终于有了自己的帝国。”[58]

这话说得太早了。埃塞俄比亚还没有被完全征服，激烈的治安战还要再打上一年。意大利军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5万人战死，20万人受伤。超过80万意大利士兵和飞行员参与到建立所谓的意属东非的战争中。而埃塞俄比亚的小股部队和陷入交火的平民估计有27.5万人死亡。[59]意大利胜利后，死亡仍然接连不断。墨索里尼下令处决所有拒绝承认和配合意大利统治的埃塞俄比亚贵族，同时还要消灭宗教领袖、有影响的巫师和巫婆，以及当地的“游方艺人”，这些艺人一直在全国云游，传播消息和流言。1937年2月，在一起针对意大利人总督格拉齐亚尼的刺杀失败之后，意大利军队在亚的斯亚贝巴肆意报复，3 000名埃塞俄比亚人被害，妇女遭到强暴，房屋被劫掠一空。[60]新政府很快采取了种族歧视政策。埃塞俄比亚人不能成为公民，只能是奴仆；从1937年12月起，意大利人和埃塞俄比亚被禁止通婚；电影院、商店和公共交通工具也实施了种族隔离。1939年，意大利发布一条法令，要求惩罚所有违背种族歧视原则的人，理由是“处罚是为了在意属非洲的原住民面前维护种族声望”[61]。

墨索里尼原本期望的速决战变成了耗尽资源的持久战。他必须保持一支庞大的守军并承担其费用：1939年他在东非部署了28万人的军队。随着当地埃塞俄比亚人不断反抗意大利的宗主权，意大利军队的伤亡与日俱增；三年艰苦的治安战让9 555名意大利人丧生，14万人伤病，难以计数的埃塞俄比亚人也沦为牺牲品。[62]1932—1933年的意大利国防开支是50亿里拉（占政府开支总额的22%），到了1936—1937年就达到了131亿里拉（占政府开支总额的33%），1939—1940年更是达到247亿里拉（占政府开支总额的45%）。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开支估计为570亿里拉，这些都要由贷款和赋税来承担；后来干涉西班牙内战又花费了80亿里拉。[63]意大利还费力建设了2 000千米现代道路以便警戒新殖民地，这几乎让殖民地财政崩溃。[64]

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是帝国扩张带来的经济利益所无法弥补的。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经验不同，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的贸易是单向的。它向这一占领区的输出从1931年的2.48亿里拉增长到1937年的25亿里拉，但这主要是为了满足广泛的军事需要。所谓埃塞俄比亚能提供粮食供养帝国占领地中的意大利人，还能有盈余向意大利本土出口的想法被证明纯属幻想：1939年，由于粮食歉收，意大利需要向埃塞俄比亚运入10万吨小麦，1940年，当地的农产品产量只能满足自身需求的35%。虽然当局想要引入数百万意大利移民来实现埃塞俄比亚的农业现代化，但到了1940年只有400名农民来到此地，其中只有150个大胆的人带来了自己的家人。[65]意大利工人的数量比农民多得多，但在东非营业的4 000家意大利公司大部分只是服务于庞大的驻军，或者一门心思想着短期挣快钱，而非对非洲这片新帝国进行经济改造。意大利还努力寻找原油和矿产，但未能成功。埃塞俄比亚哈拉尔省（Harrar）的意大利总督对于“淘金热”带来的腐败和追逐私利深恶痛绝，但实际上这片新帝国的腹地几乎没有什么财富可以让意大利人来享受。[66]为意大利人口寻找更多粮食来源的问题没能通过征服得到解决，于是只能靠严格的国内自给自足政策来弥补。1930—1940年，意大利的小麦进口下跌了2/3，而国内的小麦产量则增长了几乎1/3。维持新殖民地的投入和国防工业投资大幅增长，但这几乎全部要从国内资源中搜刮，而且和日本一样，这也需要国家对工业发展计划进行越来越多的干预。[67]

最终，新帝国带来了一轮短暂的民族主义者的热烈拥护，仅此而已。但这并没有阻止墨索里尼去利用他自认为拥有的新地位，他认为自己现在是独立民族-帝国的领袖了。他逆着西方列强的意愿，投入空军和地面部队支持佛朗哥的民族主义叛军打了几乎三年的西班牙内战。到1937年8月，在西班牙的意大利法西斯志愿军已有3万人，最终超过7.6万意大利士兵、飞行员和法西斯民兵为西班牙国民军效力，他们有时会与支持西班牙共和军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流亡者作战。西班牙内战中有3 266名意大利人死亡，使得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战争中的总死亡人数超过了2.5万人。[68]在西班牙与德国“志愿军”的协作令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走得都近，虽然意大利领袖急于确保意大利对帝国扩张的看法不受来自德国的任何影响。特别是墨索里尼还很快盯上了新的可能的扩张目标。在1938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他概述了这样的企望，他想要统治巴尔干南部直至伊斯坦布尔的广大地区，想要从法国手里夺取突尼斯和科西嘉，还想吞并英法在非洲之角索马里的殖民地。1939年2月，他还设想通过夺取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从而将英帝国赶出地中海地区。[69]这些野心在今天看来纯属妄想，但由于在埃塞俄比亚还算成功，墨索里尼也越发相信自己能取代老牌帝国的“衰朽势力”，这样的野心在当时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异想天开。正如意大利反犹主义者泰莱西奥·因泰兰迪（Telesio Interlandi）在1938年所言，法西斯主义的发展阶段是由“对建立帝国的愿望”来定义的。[70]

意大利人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领再一次体现了这一愿望。和埃塞俄比亚一样，阿尔巴尼亚也被普遍认为天然就是被吞并的对象。意大利曾于1917—1920年短暂托管过这里，但后来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放弃，阿尔巴尼亚也成了国际联盟的成员。1926年的防卫联盟让意大利实际上承担起了阿尔巴尼亚的防务，紧密的经济联系也被强压在了阿尔巴尼亚统治者艾哈迈德·索古（他常被称为“索古王”）头上。然而，索古和他的政治盟友们想要保持独立，意大利虽然希望在20世纪30年代恢复某种形式的托管，但未能如愿。[71]到30年代末意大利的新帝国主义成形之后，墨索里尼和他的外交大臣（兼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开始着手将这种非正式的影响转化为直接统治。此举的战略收益不言而喻，控制阿尔巴尼亚意味着能掌控亚得里亚海两岸。这还是意大利创建欧洲帝国的一个潜在立足点，墨索里尼自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对此念念不忘。意大利还控制着遥远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它于1912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得此地，并在1923年的《洛桑条约》中确认了所有权。这个群岛上有一支陆军守备队，还有一座机场，其攻击范围覆盖苏伊士运河，由一名军管总督全权管辖，这是意大利在欧洲和黎凡特建立更大帝国的第一小步，也是接管阿尔巴尼亚的预演。[72]

将阿尔巴尼亚变成意大利帝国的一部分带来了诱人的前景，即将意大利从亚得里亚海到爱琴海的统治地盘最终连成一片。吞并阿尔巴尼亚的计划于1938年5月开始制订，此时还有人假称该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铬矿，可以供养意大利的战争经济。1939年初，万事俱备。同年3月，德国占领布拉格而没有招来西方干涉，齐亚诺随即想要立刻动手。但墨索里尼又一次犹豫了。国王和军队对这份计划都没什么感觉，他们还担心身陷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的意大利军队是否还有能力再投身一个新战场。3月，意大利“利托里奥师”攻陷了共和军在阿利坎特省的最后一个据点，西班牙内战结束，资源也随之被释放出来。4月5日，意大利向索古王提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将阿尔巴尼亚交给意大利托管，遭到预料之中的拒绝后，2.2万意军在400架飞机和300辆小型坦克的支援下，于4月7日清晨发动了入侵。这场作战是仓促发起的，组织混乱。不会骑车的士兵拿到了摩托车；不认识莫尔斯电码的参谋人员被补充进了通信部队；登陆海滩的照片上能看到步兵们骑自行车前去战斗，这与德军穿过布拉格的场面有着天壤之别。[73]

意大利的宣传把这场入侵包装成现代化军队的大捷，这掩盖了许多缺陷，但意军的胜利仅仅是因为几乎没有遇到武装抵抗。意军的伤亡数字仍充满争议。官方报道的人员损失是12人，但阿尔巴尼亚人的评估认为，意军死亡人数无论如何都在200至700人。4月13日，索古撤离他的首都，意大利国王宣布成为阿尔巴尼亚国王。虽然和伪满洲国一样，阿尔巴尼亚在形式上只是傀儡国家而非殖民地，但这个国家实际上是被当作殖民地来剥削的。阿尔巴尼亚的行政管理被意大利顾问掌控，一名陆军中将获任负责这个顾问团；其经济被意大利利益方控制或接管；阿尔巴尼亚人成了意大利国王的奴仆；公共场合强制要求阿尔巴尼亚人使用意大利语而非阿尔巴尼亚语；所有反抗都被军警野蛮镇压。甚至是利用在阿尔巴尼亚的角色大捞特捞的齐亚诺，也抱怨说，新的意大利主管当局“恶劣对待本地人”，“有着殖民地思维”，但对于一个用野蛮方法进行领土扩张的集权国家而言，这样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74]

日本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最终使得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和发动战争。数十万日本和意大利的年轻人在大战爆发多年前就身陷战火：日本军队从1931年开始投入战争，意大利陆军和空军则几乎从1930—1931年的利比亚治安战一直不停地打到1939年入侵阿尔巴尼亚。与此相反，希特勒德国的扩张计划开始得更晚，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都在通过一系列不流血行动获得更多地盘。直到1939年入侵波兰，德国士兵才打了一场与中国或东非战事规模相当的帝国之战。所谓民族自立对于一个被解除了武装、陷入贫困的德国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希特勒政府当政的第一年一直在致力于推翻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采取的对《凡尔赛和约》的“顺从”策略。1933年10月，由于其他国家未裁军，德国代表团退出了日内瓦的裁军会议以示抗议。同年，德国政府不承认大部分国际债务，并正式停止偿还战争赔款。1936年，德国撕毁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将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但是，虽然宣传上叫嚷着要挑战《凡尔赛和约》与《洛迦诺公约》，但德国领导人在军力仍然弱小之时采取谨慎的战略。1936年3月7日，德军重占莱茵兰时，人们发现希特勒处于高度焦虑之中，担心自己最初的野心是不是太大了。这天，年轻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发现自己与希特勒同在一列开往慕尼黑的列车上，他后来回忆道：“元首的隔间里传出紧张的气氛。”他还说，希特勒后来总是把这次重新武装视为自己“最大胆”的一次作为。[75]

在考虑构建帝国的生存空间之前，希特勒要先面对另外两件事：从大萧条带来的灾难性局面中恢复经济，以及将德国重新军事化，使其恢复强国地位，无论将来选择什么道路都有足够的运作空间。德国的重新武装始于1933年，它在1934年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一个五年计划来扩充军备，并在1935年3月公开宣布退出《凡尔赛和约》扩军备战。其国防开支从1933/1934年度的12亿帝国马克增加到1936/1937年度的102亿，至此其大部分军事基础设施已恢复。武器生产和征召兵员的训练是个长期工程。和日本、意大利一样，高额的国防开支要求国家对经济其余部分进行密切监管，以避免经济危机，并控制消费性支出，德国人民已经经历了多年的贫困和失业，现在想要重新享受生活。政府拿出了计划，让德国在粮食和原材料方面更加自给自足，减少对潜在敌对国市场的依赖，同时还要在中欧和东南欧打造一个由德国主导的贸易集团，作为发生国际性危机时的安全网。1934—1939年，德国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签订了贸易协定，这让东欧的贸易平衡大大向德国倾斜。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的原油和粮食采购占罗马尼亚贸易额的比例从18%增加到37%。[76]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德国以援助佛朗哥为手段，获得了有利的贸易条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德国的“非正式”经济帝国。德国从西班牙的进口在西班牙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从1936年底的11%提高到两年后的几乎40%，为德国军工业提供了急需的金属。[77]希特勒对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念念不忘，对未来的任何冲突都深感焦虑，因此德国要在欧洲贸易圈里控制足够多的资源，就像日元区那样，以保护德国免遭外来的经济压力。

到了1936年，高额的国防开支压力和国际贸易复苏过于缓慢带来了危机。主持了大部分经济复苏的德国军事经济总办兼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想要限制进一步的军事开支，并鼓励贸易。希特勒此时终于对采取更积极的帝国扩张政策产生了信心，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对限制德国军力增长的想法十分反感，1936年8月，他在一份战略备忘录里写下了他对未来经济和军事的观点。由于意识到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希特勒想要让德国军事准备的规模尽可能大，同时要加快经济自足计划。希特勒声称，不能击败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将导致“最终的毁灭，甚至是德国人民的末日”。他的结论是，要想养活人民和为未来的搏斗提供必需的原材料，只能依靠“扩大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原材料和粮食的来源”。[78]这份备忘录的直接结果便是于同年10月公开发布的第二个“四年计划”（第一个“四年计划”是恢复就业的计划），由纳粹党头领兼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负责。这份计划标志着德国政策的急转弯。国家现在控制了价格、工资水平、进出口贸易、外币交易，以及投资。与日本和意大利的国家经济计划一样，这种所谓的“管控经济”对于平衡加速重新武装和稳定国内经济这两方面的需求至关重要。[79]在此计划之下，原材料的人工合成替代品（原油、纺织、化工、橡胶）产业获得了大规模的投资，以为大规模军工生产提供经济基础。1939年，全部工业投资的2/3都被投向了战略原材料方面，而军事开支占去了国民总产值的17%（1914年时只有3%）和政府开支的50%。[80]不过，将德国的“生存空间”扩张到一个新的欧洲帝国也能带来更多资源。

然而，当1933年2月希特勒第一次把“在东方建立生存空间并将其无情地德国化”作为一项长期目标向军队领导人提出时，人们并不太确定他到底打算做些什么。[81]虽然历史学家们努力想要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以来的各种零散表述中挖掘他的意图，但除了想要向欧亚大陆扩张未来德国的生存空间之外，他们并没有找到他有任何详细计划的迹象。希特勒本人显然受到了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接触到的关于“生存空间”说法的影响，他后来的思维大多是在此框架下发展的。希特勒关于要在概念上的“东方”进行征服的想法来自延续了40年的德国帝国主义思想，但是除了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态度和关于德国人民的未来“在东方”的常见表述外，30年代以来并没有什么东西能表明希特勒的具体目标或者他脑子里的“东方”到底是什么。关于他想要最终“统治世界”的观点仍然只是个推测，虽然他明确想要德国进行扩张，为建立一个堪比英法甚至美国的全球大帝国提供基础。[82]就希特勒而言，关于哪些事情在现实中可行的想法更多地来自对现实的回应，而不是原本的计划，他的战略是机会主义的、短期的，只有对获得生存空间的痴迷从未变过。

到30年代中期，谁是希特勒的朋友已经比较明显了，谁是敌人却还不太清楚——除了犹太人，在希特勒眼里他们始终是德国人民为国家诉求而奋斗时的主要敌人。在整个1936年里，日本和意大利这两大帝国主义侵略国家与德国越走越近。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协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击（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进来）。1938年，德国和意大利双双承认了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6年10月，意大利与德国达成了一项非正式条约，由于墨索里尼宣称欧洲现在将要以罗马和柏林为“轴心”旋转，这一条约后来也被俗称为“轴心条约”。在会上，希特勒同意认可地中海是“意大利的海”，还向意大利领袖保证说，德国的野心现在“指向东方和波罗的海”。[83]意大利在国际联盟强国的反对之下征服了埃塞俄比亚，这给德国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37年，德国出版的许多图书赞许了意大利向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殖民，其关键论调都指向了英帝国——“一个海盗国家”“掠夺了半个世界”。在汉斯·鲍尔（Hans Bauer）写的《殖民地与第三帝国》（Colonies and the Third Reich）一书中，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被捧为德国的榜样，德国要仿效意大利，撕毁《凡尔赛和约》，夺取自己的殖民地生存空间。[84]

在德国国内，呼吁海外殖民的声势再次高涨，这体现了人们对希特勒战略方向的猜测。随着《凡尔赛和约》迅速失效，曾在20世纪20年代闹腾个不停的一小群殖民主义拥趸开始希望希特勒或许能找到办法收复在非洲和太平洋失去的领地，或者找到新地盘。1934年，纳粹党成立了一个殖民地政治处，由前殖民地长官（兼纳粹党头目）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将军负责，1936年，现有的殖民地组织被“整合”进了冯·埃普领导的新的“帝国殖民地联盟”。1933年，殖民主义游说团体只有3万名支持者，但到了1938年，新的联盟成员多达100万人，到1943年超过了200万人。[85]关于殖民地的宣传品数量也在激增，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区区几本出版物增长到同年代后半期的每年45—50本。德国年轻人被英雄式的殖民地冒险故事和电影鼓动。德国还出版了一本《在校希特勒青年团殖民地手册》，让年轻人做好未来接管殖民地的准备。[86]沙赫特还鼓动了许多关于非洲无论如何都能缓解稀有金属的匮乏并能提供大量异域美食的议论。这位经济部长在莱比锡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对于一个工业国家来说，拥有殖民地以获取原材料并扩大国内经济是必不可少的。”[87]尽管希特勒政权在1936—1937年利用了人们对海外殖民的热情，试图在英法之间制造矛盾，但实际上这种殖民主义呼声对新的德国领导层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德国领导层对领土的胃口在大陆，而不在传统的殖民地。“我们想要在东欧放手干。”戈林在1937年2月对来访的英国人士说。作为回报，德国将会尊重英国的帝国利益。[88]至于非洲帝国的想法，则要到1940年夏季老牌帝国被打翻在地后才被重新提起。

直到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才在帝国总理府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明确的扩张计划，这次会议后来因他的陆军副官弗里茨·霍斯巴赫（Fritz Hossbach）的评论而臭名昭著。当时他召来军队的各位司令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伯爵，向他们阐明了自己关于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和族群未来问题的已有战略构想。德国人民的数量和种族稳定性令他们“有权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国家的未来“完全取决于空间需求的解决”。他认为海外殖民地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在欧洲找到的原材料产地更有用，离帝国更近。”英帝国已经衰落，不太可能插手，离开了英国，法国也会袖手旁观。希特勒告诉他的听众，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养活500万至600万德国人，如果国际环境允许，它们早晚会在1938年的某个时间成为德国的生存空间。但军队和外交部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担心这会危及德国经济和军事复苏的成果。[89]军队司令们和冯·诺伊拉特的冷淡态度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1938年2月，军队指挥机构更替，战争部长被解职。希特勒自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职，并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来服务他的新职务。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被解职，由纳粹党外事发言人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取而代之。沙赫特仍然在批评未来重新武装的风险，也不愿放弃围绕非洲利益的努力，结果被纳粹党新闻官瓦尔特·冯克（Walter Funk）取代，这是个奢侈而无能的人，此时唯戈林马首是瞻。[90]

即便是这一新的战略路线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希特勒明白，德国启动扩张的时机有赖于其他列强的态度，以及它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因担忧日本和意大利的威胁，或者是苏联日益增长的潜在威胁而分心。但是最终，1938年作为可能的启动日期是定下来了的。“霍斯巴赫”会议一个月后，军队被告知要为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应急计划。1938年3月，希特勒判定，情势已经足够有利，能够采取第一步行动了。此举的后果无法预料，希特勒就像在莱茵兰采取行动时一样再度犹豫。最后，戈林牵头强迫奥地利人屈服，并同意德军于3月12日开进该国。此事并未引发严重的国际抗议，这为下一个决定铺平了道路。5月28日，希特勒召集军队领导层开会，确认了“绿色行动”作战计划，下一步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征服。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上将记录了希特勒对动手机会的评估：“俄国：不会参与此事，没有准备好主动进攻。波兰和罗马尼亚：担心俄国人突袭，不会采取行动对抗德国。东亚：英国主要关注的是这里。”希特勒的结论是，动手的时机到了：“必须抓住有利时机……闪电式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就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一样，在中欧的决定性武力行动同样标志着德国此时已不再顾虑旧的国际秩序，想要单方面建立一个新秩序。

之后的英法干涉，以及9月30日签订《慕尼黑协定》允许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地区的事情就是耳熟能详的了。虽然希特勒想要的是一场短促的帝国战争——至少不能像日本和意大利打的那种仗一样——但发生在欧洲的危机比发生在遥远的中国东北和埃塞俄比亚的危机引来了更多的国际关注。9月28日，希特勒在戈林和冯·诺伊拉特的劝说下勉强同意分步骤拿下捷克斯洛伐克，此前一天，他刚刚会见了英国特使霍勒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派他来告诉德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将导致战争。有些高级军官开始担心起希特勒的冒险来，他们开始考虑在1938年秋发动政变推翻这位独裁者，但这场政变还要再等6年，并经历几次大败仗之后才成为现实。最终，希特勒放弃了他的小规模战争，接受了妥协，这让德国几乎立刻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0月1日，德国占领了这里。捷克人不得不接受自己国家斯洛伐克半边事实上的自治，并接受不利的对德经济协定。6个月后，即1939年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赫（Emil Hácha）被召到柏林，被迫屈服于德国领导人施加的沉重的、无法抵抗的压力，随后，德军开进了布拉格。第二天，希特勒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省实施托管。斯洛伐克傀儡政府成立。

这些吞并行动的帝国特征显而易见，虽然这种帝国主义与仅仅20年前还统治着这片区域的传统王朝帝国的帝国主义并不相同，更像是欧洲之外常见的帝国模式。尽管奥地利是在全民公投几乎一致通过的情况下并入大德意志的，但这仍属于德国帝国扩张过程的一部分。奥地利人发现自己要遵守的法律体系是之前煽动他们加入德国的那群人没有告诉过他们的，而为这一地区取的名字，奥斯特马克（Ostmark），也很像是1914年前这里内部殖民地的称呼。为了强调这里属于德国，奥地利人的历史遭到了抹除。作为《慕尼黑协定》的结果，苏台德区也以相似的方法被并入了大德意志，这也终结了当地德语民族主义者关于建立独立苏台德国的野心。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托管”很像是中国东北的境遇：德国的保护官是这一地区的总督，负责对外事务和防务，一套地方政府体系则管理着警察、地方行政和执法，所有法律条文最终都是来自柏林政府。捷克斯洛伐克那一套以哈赫为首的行政管理体系得到保留，以组织托管工作的日常运转，但是根据1939年3月16日的法令，其工作开展必须“与德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需要相协调”。约1万名德国官员监督着40万捷克人的工作。[91]德国军方还对关键性战略资源、民防、出版和宣传，以及对捷克斯洛伐克德裔居民的征兵实施了专门的军管。在所有被吞并地区和托管区，“公民权”成了按种族区分公民（citizen）和奴仆（subject）的关键因素，就和在埃塞俄比亚一样。在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公民权只留给那些经过认证的纯种德国人，犹太人和非德裔则只是奴仆；在托管区，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裔能够享受德国公民权（虽然许多人实际上享受不到），但捷克人仍然只是德国保护官的奴仆，犹太人则连这点可怜的权利都没有。与捷克人通婚的德裔将失去公民权，这就在托管区形成了种族隔离。公民和奴仆适用的法律框架是不同的：公民受德国法律的约束，捷克人则受总督制定的规章和条文的约束。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者遭到了不受任何约束的镇压，就像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日本在中国所做的那样。[92]

在整个奥地利、苏台德区和托管地，关键的经济资源都被德国国有企业和银行霸占，而黄金和外汇，无论是属于国家还是当地犹太人的私产，都被抢走送进德国中央银行。[93]其中的关键机构是“赫尔曼·戈林”帝国工厂，这家1937年6月成立的公司具有国家背景，旨在由国家掌控德国的铁矿石供应。通过逼迫个人投资者把他们的股份卖给国家，帝国工厂很快获得了奥地利主要铁矿和机械制造部门的控股权。在苏台德区，德国的“四年计划”机构早在吞并之前就已经梳理出一系列重要的矿产资源，现在，帝国工厂立刻采取行动，控制了褐煤的供应，并借此在当地的布鲁克斯（Brüx）发展石油合成工业。[94]托管地带来的不仅是更多矿产和大量炼铁厂、炼钢厂，还有欧洲最大的军火制造商斯柯达和捷克斯洛伐克兵工厂。到1939年底，帝国工厂组织已经拥有了所有这些企业的控股权。那些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拥有或部分拥有的企业都依照“雅利安化”犹太人商业利益的法规被掠夺，这一进程从希特勒刚刚在德国建立独裁统治之时就开始了。路易斯·罗斯柴尔德也被德国占领军扣下来当作人质，直到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托管地的大量资产全部交给德国才被释放。帝国工厂的资本最终超过了50亿帝国马克，是最接近它的德国企业化工巨头法本公司的5倍。和落入日本之手的中国东北的物产一样，这些资源也帮助德国维持住了高水平的军工生产，在这个完全由柏林掌控的紧密的经济体里，这些举动还为殖民地开发提供了所需的资本。[95]

希特勒表现出来的对“生存空间”的理解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虽然他在霍斯巴赫会议上放言要从奥地利驱逐100万人，从捷克斯洛伐克驱逐200万人，但实际上人口迁移主要涉及的是大约50万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犹太人，他们试图到国外寻求避难所，以逃避德国对这些领土进行种族重构的明确计划。负责新占领土的德国官员们常常为了未来政策是应当基于种族同化还是种族隔离而进行探讨。直到后来的战争中，德国政府才开始探索将托管地作为德国移民区对待，并驱逐所有无法“德国化”的捷克人——预期占捷克人口的一半。[96]一项剥夺捷克农民财产，并将其田地分给德国人的计划开始小规模实施，但扩大化还要到后来开始：到1945年，占地55万公顷的1.6万个农场被没收。[97]

尚不清楚希特勒是何时决定“东方生存空间”这一概念更适合波兰的。直到1938年底，波兰人都被认为是德国主导的反苏联盟的潜在盟友，人们觉得他们会把在凡尔赛拿到的德国土地归还给德国，并自愿成为德国的卫星国。直到波兰政府一次次拒绝德国关于建设横跨波兰走廊但归德国管理的铁路和公路，以及将国际联盟直管的自由市但泽归还给德国的要求后，希特勒才决定向波兰发动曾在1938年未能实现的小规模战争，并武力掠夺波兰的资源。波兰此时占据了原本属于德国的西里西亚煤钢产区的大部分，但也提供了大片区域给德国移民，并输出了丰富的农产品以满足德国人民所需。在1939年5月23日的会议上，当希特勒向军队领导人提出他进攻波兰的意图时，他宣称：“这次的目标不限于但泽。对我们来说，这次要全部拿下我们在东方的生存空间，得到我们的粮食供应。”希特勒继续说，粮食供应只能来自东方，因为那里人口稀疏。德国成熟的农业技术将会把这一地区的农业产量提高数倍。[98]

然而，向波兰发动的帝国战争会与一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一样面临欧洲其他强国干涉的风险。只要波兰能够默许德国的威胁，希特勒或许就会第二次接受托管解决方案，但是出乎希特勒的预料，1939年3月底，英国公开宣布保证波兰主权不受侵犯，法国也紧随其后。在整个夏季，德国军队都在精心进行战争准备，德国外交机构试图离间波兰和担保国之间以及两个担保国之间的关系，但未能成功。宣传机器开动起来，以保护波兰德侨免遭所谓波兰人的暴行为由，在国内煽动起了对发动战争的支持，并制造波兰即将进攻的假象。既然英国和法国对波兰的支持无法动摇，于是希特勒寻求与苏联达成共识以保证苏-英-法联盟不会阻碍他的小规模战争。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希特勒拿来向周围的人证明西方国家将不再敢前来干预。虽然人们常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在1939年想要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是因为重新武装给他脆弱而不堪重负的经济带来的代价迫使他必须赶在为时过晚之前向西方发动战争，但是几乎所有证据都显示，希特勒要的是一场能让他向东扩张生存空间的局部战争，而不是向英法帝国发动大规模战争——这是十年帝国扩张的完结，而非世界大战的序幕。[99]夺取更多土地和资源的经济动机自然是有的，但这并不是要发动世界大战，如果大战真的打起来，这些额外的资源最后也会被用掉。在希特勒看来，只要做好在1942—1943年爆发大战的准备就行了，到时候扩军计划就会完成。[100]1939年8月21日，希特勒仅仅授权进行有限的经济动员，为的只是区域性和短时间的冲突；启动全面经济动员的命令要到英法对德宣战后才下达。[101]

然而，随着计划进攻日期的临近，风险开始倍增。希特勒再一次犹豫了。入侵原定在8月26日，当英国与波兰结盟的消息传来，意大利又说它不会遵照5月签订的钢铁协议在更大范围的战争中加入德国一边时，这个时间被推迟了。来自伦敦的情报显示，这回英国要动真格了。[102]但希特勒克服了自己的疑虑，下令8月28日军队开拔，9月1日早晨发起战役。他始终认为，英法帝国已经衰朽，因害怕意大利在地中海、日本在东亚的野心而畏缩不前，他确信一旦波兰确定在军事上无法挽救，西方国家就会想办法丢掉波兰。他的一名军事助手发现，他明确地表达了他想要和波兰人打仗，但“完全不想和其他国家开战”。戈林后来在战后审讯中坚持，希特勒确信他能与西方就波兰达成一致，就像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那样。“如我们所见，”戈林声称，“他对此十分确定。”[103]希特勒拒绝了所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他不想在他的第一场帝国战争中就因为领导层的意见不统一和不恰当的焦虑而受到欺骗。“我决心已下，”他告诉他的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不再听那些人的意见，他们已经误导了我十几次，我要依赖我自己的判断，这对我的帮助每一次（从莱茵兰到布拉格）都比优秀专家更大。”[104]

这个突然而大胆的决定，和1935年墨索里尼断然拒绝关于不要为了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计划而冒战争风险的怯懦建议颇为相似，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动摇。就和意大利的非洲冒险一样，战前的扩军备战令放弃战役成为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德军许多指挥官欢迎这场进攻波兰的新战争，认为它重启了其中很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与过的东线战斗，也延续了1919—1920年沿着新的德波边界发生的一系列战后冲突，当时许多退伍士兵加入了自愿组建的自由军团，去与波兰军队作战。波兰被认为只是个“季节性国家”，是《凡尔赛和约》的私生子，十分适合德国人移民过去。[105]德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在1939年春季向军事学院的听众说，对波兰开战被纳入议事日程让他“如释重负”。“波兰，”他继续说，“不仅必须被打倒，还要尽快进行清算。”[106]1939年夏季，德国士兵们被告知，他们面对的敌人“残忍而狡诈”；一份关于波兰武装部队的报告给当地农业人口打上的标签是“残暴、野蛮、无信义、满口谎言”。哈尔德觉得波兰士兵是“欧洲最蠢的”。德国军官们很容易就接纳了这种反波兰的偏见，并觉得波兰是咎由自取，因为它阻挡了德国向“自古以来的德意志土地”扩张，正如一位步兵师师长在入侵前夜向他的部下说的那样：“这是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107]希特勒并未把即将到来的战争视为一场传统的强国间的冲突，而是视为对野蛮人和危险敌人的打击，因此在作战时不应表现出任何同情，他在8月22日告诉他的指挥官们，他们应当拿出“最大限度的残酷，毫不留情”。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又说要在一块应“消灭其人口以供德国移民”的土地上从肉体上消灭波兰人。[108]

8月31日下午4点，希特勒下令第二天早晨开始进攻。他向哈尔德保证说“法国和英国不会来”。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元首不相信英国会介入。”[109]当晚，德国发动了代号为“希姆莱”的行动，伪造了波兰人进攻德国前哨阵地的假象：党卫队在霍希林登（Hochlinden）海关丢下了6具穿着波兰军服的集中营囚犯的尸体，在格莱维茨（Gleiwitz）广播电台用波兰语播出了一段无礼的消息，还在地上丢下了一具波兰囚犯的尸体，作为波兰人侵犯边境的证据和发动战争的理由。这和1931年日军在中国东北破坏铁路的做法一样拙劣。9月1日凌晨5点前不久，第一架德国飞机空袭了波兰小镇韦伦（Wieluń），同时，正在访问但泽港的德国训练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号”向港内的波兰堡垒开炮。接下来的战役应当迅速结束，西方列强只能接受既成事实。“白色计划”从1939年4月就开始制订，到9月1日已有150万德国士兵进驻东普鲁士、德国东部和斯洛伐克，支援他们作战的有1 929架飞机和3 600辆装甲车辆，大部分装甲车辆被编入10个摩托化师和5个新组建的装甲师。这些都是高度机动的多兵种军团，拥有大量坦克，在一批批水平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的支援下深入波兰领土，他们将为普通部队担任进攻矛头，那些靠步行和骡马的普通部队将紧跟其后，扩大装甲铁拳的打击成果。

波兰军队要到当天晚些时候才完全行动起来，他们怕激怒德国人。从表面上看，这支军队的实力并不比德国人弱多少，各军种共有130万人，但支援其作战的只有900架大多已过时的飞机和750辆装甲车辆。[110]波兰的战争准备依据的是更传统的作战经验。波兰人的希望是，波兰军队能够在边境附近顶住进攻，同时国内完成动员，之后部队有序撤退，在预设的坚固支撑点周围固守。波兰空军很快被打垮，半数飞机在第一周的战斗中被摧毁，100架残余的飞机被命令飞往罗马尼亚的基地以免被全歼。[111]推进的德军面对着各地的顽强抵抗，但仅仅一个星期后他们就打到了距离华沙仅仅65千米处。正如人们常提到的，这并不完全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9月13—16日，双方沿着波兰首都前的布楚拉河爆发了一场恶战。德军装甲部队的飞机损失不断增加。之后，9月17日，在德国的催促下，100万苏联军队从东边发动进攻，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占领了划给苏联的一片波兰领土。波兰人在两线进行着实力悬殊的战斗，失败只是时间问题。由于波兰人拒绝宣布华沙为不设防城市，这里从9月22日起便遭到了炮击和轰炸的严重摧残。5天后，华沙陷落，波军最后的堡垒莫德林也于29日失陷。小规模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0月初。约有69.4万波兰军人走进了德国的战俘营，23万人落入苏军之手，还有估计8.5万到10万人逃往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波兰军队总共战死6.63万人，受伤13.37万人；德军损失是13 981人战死或失踪，30 322人受伤，几乎与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的损失相同，苏军面对着弱小而士气低落的防御波军，最后也有996人死亡和2 000人受伤。[112]虽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领先于对手，德军飞机的损失仍十分严重：285架飞机被摧毁，279架受损，总共占参战飞机的29%。[113]9月28日，苏联和德国的代表会面，签署了第二份协议，划定了双方的占领区边界。四个星期内，波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便不复存在。

这场短暂的战役几乎未受9月3日英法两国信守对波兰的承诺而对德宣战的消息的影响，但是当天德国大街上展现出来的却是一片紧张和泄气的氛围，而非1914年时那种爆发的爱国热情。在几个星期里，希特勒仍然确信英法两国的宣战只是做做样子，一旦波兰被瓜分，它们就会想办法抽身。西方列强几乎没有向波兰提供任何军事或物质上的援助，它们只是私下里将波兰从战争胜利后需要收复的地区名单中勾销了。

在希特勒担心的大规模战争的阴影之下，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的帝国计划被更野蛮地用在了波兰，1914年之前常用的殖民化语言被重新拿出来定义和明确被占领区人民的奴仆地位。虽然西方对德宣战后战争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但德国的计划人员、安全部队和经济官员还是在解决战时应急需求的同时开始在这一地区采取长期的帝国移民措施。这一措施的目标，正如在东普鲁士的一名德国规划师在入侵当天所言，就是“全面的殖民行为”。[114]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是纳粹党律师协会会长，也是波兰人保留区（即所谓“波兰总督府”）的总督，他将自己的封地视为“殖民地管理的实验室”，虽然柏林方面不想称它们为“殖民地”，但弗兰克的经济负责人沃尔特·艾默里奇（Walter Emmerich）觉得德国的统治事实上就是“殖民政策的欧洲特别版”。[115]

被占区最终的宪制安排饱受争议。德占区被人为划分成若干不同的行政区：波兰根据1919年和约接管的波森省，被改为德国的新行政区瓦尔特兰（Wartheland）；更北方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前普鲁士地区成了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波兰的其余地区，包括华沙，成了“波兰总督府”，首府设在克拉科夫。在1920年的全民投票中脱离德国的上西里西亚重新并入德国。这里的工业资源被德国托管部门接管，其中许多被交给“赫尔曼·戈林”帝国工厂监管。总共20.6万家波兰工商企业被接管后交给了德国企业主或国有企业。[116]瓦尔特兰和但泽大区成了“东部并入区”，一道“边境特别警戒线”将它们与德国其余部分区分开来，以防波兰人随意进入德国。在瓦尔特兰，占据多达85%压倒性多数的人口是波兰人，德国人只占6.6%，在其新首府波森市德国人更是只占2%。[117]然而，所有不同地区的新的统治阶级都是德国人。纯血统德国人都被要求戴上特别徽章（因为肤色无法说明其血统纯正）。波兰人被当作殖民地居民对待，他们要在大大小小的道路上向任何德国人脱帽敬礼并让路，而且被禁止进入仅供德国人使用的剧院和公共建筑。在德国北部小镇伦茨堡的殖民学校接受过培训、原本准备在未来的海外殖民地承担工作的一批德国女性，现在被转而分配到了东方，把原本打算用在非洲人身上的手段用到了这里。[118]波兰人只是奴仆，不是公民。他们受当地总督的统治，这些总督负责各地区的行政管理，并成为当地政府和柏林各部门之间的桥梁，安全机构则由海因里希·希姆莱操盘。

德国帝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消灭波兰民族与文化生活的任何遗留，并激进地重构整个区域。发动入侵之前，希姆莱的副指挥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就建立了5支特别行动队。这些队伍由4 250名警察和安全部队成员组成，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警戒前线的后方区域，还要抓捕和处决波兰政治、文化和民族主义精英，就像意大利军警在埃塞俄比亚做的那样。[119]此举意在消灭波兰的精英阶层，让波兰社会退化到符合德国人对“东方”殖民想象的地步，这与8月希特勒向军队领导层发出的“消灭波兰”的命令有着相同的用意。[120]在所谓“坦能堡”行动中被杀害的男男女女的准确数量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但一定有数万人，可能多达6万人。遇害者中有些是犹太人，但这项政策针对的主要是波兰的精英阶层。弗朗茨·哈尔德在与海德里希的会议后记录道：“空间净化：犹太人、知识分子、神职人员、贵族。”[121]然而，犹太人受害的方式更多：殴打、羞辱，有时还会被杀害，他们的财产被德国官员夺走，或者被德国士兵洗劫。到1939年10月，许多人都被赶进了首个大型聚居区，或者被从被占区驱逐到了波兰总督府辖区，好在还没有遭到系统性屠杀。[122]

帝国主义者的理想是要最终“净化”整个殖民地区的犹太人和无法“德国化”的波兰人，以德国移民取而代之，而与此同时，这些以“文明载体”自居的新的帝国统治者也带来了激进的种族隔离和奴役。[123]1939年10月7日，希姆莱被希特勒任命为帝国政委（Reich Commissar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Germandom），负责强化德占区的管理，他得到的指示是：“以人口替换的方式组织新的殖民化地区。”[124]希姆莱长期以来都支持建立一个可供德国移民定居的东方帝国。他给自己的新办公室起了名，然后立刻启动了筹划已久的安置德国人移民和将波兰人驱逐出东方农田的计划。他们采取了一项激进的人口登记政策，以将那些体貌特征显示出德国血统的波兰人区分出来。同年12月，希姆莱宣布，他想要一个“金发国家”，其中“蒙古人种在东方新殖民地的发展”将被强力禁止。[125]帝国主义者利用了一些对立的概念，如“文明／野蛮”“熟悉／异域”“文明／未开化”等，来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他者”的地位，这种做法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传统观点认为进攻波兰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揭幕战，但将其视为20世纪30年代各国分别建立新领土帝国的行动的最后阶段，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场战争。从这个长远视角来看，德意日三国建立新帝国秩序的努力，在其选中的地区将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经过多年的民众不满和国家受挫后，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支持建立帝国的民族共识，国家领导层体现了这种共识，但他们并非形成此共识的唯一原因。通过缩小战略选择范围，打压乃至强行消除国内反对或批评新帝国主义的声音，这三个新帝国开始冒险去实现目标，而它们越是成功，实现其长期目标的可能性似乎就越大，这样的目标将瓦解全球秩序，使意大利建立新的罗马帝国，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以及在东欧建立德意志化的帝国。但结果是个战略死胡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帝国扩张计划原本打算要进一步保障安全，保护国家利益，并最终让宗主国人民更富有，结果却导致不安全感日益增加，开支高涨，大部分帝国主义都是如此。它们之所以认为值得冒这个险，是因为旧的国际秩序看上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它们选择止步于中国东北、埃塞俄比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并让其他强国的担忧仅限于此，它们最终就能改变现实并坐收其利。

难题在于所有帝国扩张都存在的动态特性。新一轮的征服被证明只是无可挽回的心血来潮，就像1914年之前的诸多帝国扩张行为一样，而且它们还引发了后续的战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便陷入了对华北战略利益的争夺当中，并最终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打起了大规模战争；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让墨索里尼胃口大开，如果真的用相对不大的代价就能拿下大片殖民地的话；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的追求显然贪得无厌，一有机会就得寸进尺，结果在波兰引发了一场他并不想打的大规模国际战争。日本和德国虽然都极度担忧未来的苏联威胁，却都出乎意料地和后者有了漫长的边界。对日本而言，其结果便是与苏联红军的两次大规模边境冲突，1938年一次，1939年夏季一次。虽然日军在1939年被打败，但双方还是在1939年9月15日签署了停火协议，因为欧洲局势动荡不明，双方都不想冒与对方全面开战的风险。[126]希特勒以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推迟了与苏联的潜在冲突，但他很清楚，在波兰被占领土上的新的苏德边界不太可能永久保持下去。背景是美国眼看着各个新帝国扩张而又一言不发。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共同纽带是，决心不把吃进嘴里的东西吐出来；而对这三个国家而言，“吃进嘴里”的都是通过征服而获得的土地，它们为此付出了“流血牺牲”，因而不能放弃，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得而复失。其他强国若想把这些新的帝国主义者从它们的新占领土上赶走，除了大规模战争外别无他法。领土问题是把双刃剑。

[1] A.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fascism and its imperial and racist phase’, Contem 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3 (2004), 137.

[2]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146–7.

[3] 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1), 28.

[4] See Michael Geyer, ‘“There is a land where everything is pure: its name is land of death”: some observations on catastrophic nationalism’, in Greg Eghigian and Matthew Berg (eds.), Sacrifice and National Belonging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College Station, Tex., 2002), 120–41.

[5] Steven Morewood, The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935–1940: Conflict and Crisi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London, 2005), 25–6.

[6] CCAC, Christie Papers, 180/1/4,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Göring’ by Malcolm Christie (former British air attaché, Berlin): ‘Wir wollen ein Reich’[Christie’s emphasis].

[7] Aurel Kolnai, The War against the West (London, 1938), 609.

[8]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36; Davide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Italian Occup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06),44–6.

[9] Gerhard Weinberg (ed.), Hitler’s Second Book (New York, 2003), 174.

[10]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101–6, 116–32.

[11] Rainer Zitelmann, Hitler: The Politics of Seduction (London, 1999), 206–7；关于反西方思潮，见Heinrich Winkler, The Age of Catastrophe: A History of the West, 1914–1945 (New Haven, Conn., 2015), 909–12。

[12] Patrick Bernhard, ‘Borrowing from Mussolini: Nazi Germany’s colonial aspirations in the shadow of Italian expansionism’,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1 (2013), 617–18; Ray Moseley, Mussolini’s Shadow: The Double Life of Count Galeazzo Ciano (New Haven, Conn., 1999), 52.

[13] Nicola Labanca, Oltremare: Storia dell’espansione coloniale Italiana (Bologna,2002), 328–9;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33–4.到1935年，意大利的帝国领地只贡献了全国进口的4.8%。关于阿尔巴尼亚，可见Bernd Fischer, Albania at War, 1939–1945 (London, 1999), 5–6。

[14] Ramon Myers, ‘Creating a modern enclave economy: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Japan, Manchuria and North China, 1932–1945’, in Peter Duus,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Princeton, NJ, 1996), 148; Paine, Wars for Asia, 13–15, 23;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27–8.

[15] Karsten Linne, Deutschland jenseits des Äquators? Die NS-Kolonialplanungen für Afrika (Berlin, 2008), 39.

[16] CCAC, Christie Papers, 180/1/5, ‘Notes from a conversation with Göring’, 3 Feb. 1937, p. 51.

[17] Weinberg (ed.), Hitler’s Second Book, 16–18, 162. 关于德国经济思路的变化，可见Horst Kahrs, ‘Von der “Grossraumwirtschaft” zur “Neuen Ordnung”’,in Kahrs et al., Modelle für ein deutsches Europa: Ökonomie und Herrschaft im Grosswirtschaftsraum (Berlin, 1992), 9–10, 12–14; E. Teichert, Autarkie und Grossraum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1930–1939 (Munich, 1984), 261–8。关于希特勒的经济思考，可见Rainer Zitelmann, Hitler: Selbstverständnis eines Revolutionärs (Hamburg, 1989), 195–215。

[18]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见Patricia Clavin,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Diplomacy: Brita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1–1936 (London, 1996), chs. 6–7。

[19] Otto Tolischus, Tokyo Record (London, 1943), 32.

[20] George Steer, Caesar in Abyssinia (London, 1936), 401.

[21] Malcolm Muggeridge (ed.),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London, 1948), 301–2.

[22]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182–6.

[23] Wilhelm Treue, ‘Denkschrift Hitlers über die Aufgaben eines Vierjarhresplan’,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 (1954), 204–6.

[24] Kathleen Burke, ‘The lineamen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New World Order”, 1919–1939’,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6 (1992), 377–91.

[25] G. Bruce Strang, ‘Imperial dreams: the Mussolini-Laval Accords of January 1935’,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4 (2001), 807–9.

[26] Richard Overy, ‘Germany and the Munich Crisis: a mutilated victory?’, Diplomacy & Statecraft, 10 (1999), 208–11.

[27] Susan Pedersen, The Guardians: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Crisis of Empire(Oxford, 2015), 289–90, 291–2.

[28] Paine, Wars for Asia, 25.

[29] Benito Mussolini, ‘Politica di vita’ [Il popolo d’Italia, 11 Oct. 1935] in Opera Omnia di Benito Mussolini: vol. XXVII (Florence, 1959), 163–4.

[30] Chad Bryant, Prague in Black: Nazi Rule and Czech Nationalism (Cambridge,Mass., 2007), 41–4.

[31] Kristin Kopp, ‘Arguing the case for a colonial Poland’, in Volker Langbehn and Mohammad Salama (eds.), German Colonialism: Race, the Holocaust and Postwar Germany (New York, 2011), 150–51; David Furber, ‘Near as far in the colonies:the Nazi occupation of Pol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6 (2004), 541–51.

[32] James Crowley, ‘Japanese arm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30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1962), 309–26.

[33]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183–6;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40–43.

[34] 细节来自Paine, Wars for Asia, 34–40; Takafusa Nakamura, ‘The yen bloc, 1931–1941’, in Duus, Myers and Peattie (eds.),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789。

[35] Paine, Wars for Asia, 15.

[36] Takafusa Nakamura and Kōnosuke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914–1945 (Oxford, 1999), 49–51; Paine, Wars for Asia, 24–30; Myers, ‘Creating a modern enclave economy’, 160.

[37] Yoshiro Miwa, Japan’s Economic Planning and Mobilization in Wartime, 1930s–1940s(Cambridge, 2015), 62–4; Nakamura and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47–51; Akira Hari, ‘Japan: guns before rice’, in 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283–7.

[38]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58–64.

[39] Ibid., 66–70; Paine, Wars for Asia, 128–9.

[40]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2013), 73–4.

[41]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68–76;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London, 2012), 256–7.

[42] Paine, Wars for Asia, 128–9.

[43]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New York, 2003),194–5.

[44] Paine, Wars for Asia, 181–2.

[45]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28–35；关于南京大屠杀，见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7 )，chs. 3–4。

[46]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221–6.

[47] Diana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 m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2010), 60–62;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158–61.

[48] Paine, Wars for Asia, 134–5, 140–42;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 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2011), 34–5.

[49] Dagfinn Gatu, Village China at War: The Impact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Copenhagen, 2007), 415–17.

[50] Paine, Wars for Asia, 165–7.

[51] MacGregor Knox, Common Destiny: Dictatorship, Foreign Policy and War in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2000), 69.

[52]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32–45; Labanca, Oltremare, 184–8.

[53] Alberto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Fascism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London, 1985), 13–14;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25–7.

[54] Claudia Baldoli, ‘The “northern dominator” and the Mare Nostrum: Fascist Italy’s “cultural war” in Malta’, Modern Italy, 13 (2008), 7–12; Deborah Paci,Corsica fatal, malta baluardo di romanità: irredentismo fascista nel mare nostrum(1922–1942) (Milan, 2015), 16–19, 159–67.

[55] Matteo Dominioni, Lo sfascio dell’impero: gli italiani in Etiopia 1936–1941 (Rome,2008), 9–10;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15–18.

[56] Steer, Caesar in Abyssinia, 135–6, 139;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16–18.

[57] Angelo Del Boca, I gas di Mussolini (Rome, 1996), 76–7, 139–41, 148. 意军总共发动了103次毒气攻击，使用了281枚芥子气炸弹和325枚光气炸弹。

[58] 关于这场战争，见Labanca, Oltremare, 189–92; Giorgio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935–1943 (Turin, 2005), 48–74;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25–8。

[59] 数据来自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33。

[60] Labanca, Oltremare, 200–202;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36–7.

[61] Giulia Barrera, ‘Mussolini’s colonial race laws and state-settler relations in Africa Orientale Italiana’,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8 (2003), 429–30; Fabrizio De Donno, ‘“La Razza Ario-Mediterranea”: Ideas of race and citizenship in colonial and Fascist Italy, 1885–1941’,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8 (2006), 404–5.

[62] John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The Armed Forces and Fascist Foreign Policy, 1922–1940 (Cambridge, 2007), 253.

[63] Vera Zamagni, ‘Italy: How to win the war and lose the peace’, in Harrison (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198;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39. 关于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的花费，有多种不同的估算，根据对战争及其后治安战所涉及范围的理解不同，从573亿里拉到753亿里拉不等。

[64] Haile Larebo, The Building of an Empire: Italian Land Policy and Practice in Ethiopia (Trenton, NJ, 2006), 59–60.

[65]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98–100;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33;Haile Larebo, ‘Empire building and its limitations. Ethiopia (1935–1941)’, in Ruth Ben-Ghiat and Mia Fuller (eds.), Italian Colonialism (Basingstoke, 2005),88–90.

[66] Barrera, ‘Mussolini’s colonial race laws’, 432–4.

[67] Alexander Nützenadel, Landwirtschaft, Staat und Autarkie: Agrarpolitik im faschistischen Italien (1922–1943) (Tübingen, 1997), 144, 317, 394.

[68]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17–21.

[69]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28–9;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46–7.

[70] De Donno, ‘La Razza Ario-Mediterranea’, 409.

[71] Fischer, Albania at War, 5–7; Moseley, Mussolini’s Shadow, 51–2.

[72] Nicholas Doumanis, Myth and Memory in the Mediterranean: Remembering Fascism’s Empire (London, 1997), 41–4.

[73] Fischer, Albania at War, 17–20.

[74] Ibid., 20, 35, 37–40, 90–91; Moseley, Mussolini’s Shadow, 53–5; Rodogno,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59–60.

[75]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0), 72.

[76] Christian Leitz, ‘Arms as levers: matériel and raw materials in Germany’s trade with Romania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 (1997), 317, 322–3.

[77] Pierpaolo Barbieri, Hitler’s Shadow Empire: Nazi Economic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Cambridge, Mass., 2015), 180–82, 260.

[78] Treue, ‘Denkschrift Hitlers’, 204–5, 206.

[79] BAB, R261/18, ‘Ergebnisse der Vierjahresplan-Arbeit, Stand Frühjahr 1942’.本文总结了该项计划自1936年以来的各项措施。

[80] Richard Overy,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20–21.

[81] Manfred Weissbecker, ‘“Wenn hier Deutsche wohnten”: Beharrung und Veränderung im Russlandbild Hitlers und der NSDAP’, in Hans-Erich Volkmann (ed.), Das Russlandbild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94), 9.

[82] Milan Hauner, ‘Did Hitler want a world domi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1978), 15–32.

[83] ‘Colloquio del ministro degli esteri, Ciano, con il cancelliere del Reich, Hitler’,24 October 1936, in I documenti diplomatici italiani, 8 serie, vol v, 1 settembre–31 dicembre 1936 (Rome, 1994), 317.

[84] Bernhard, ‘Borrowing from Mussolini’, 623–5.

[85] Wolfe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1919–1945 (New Haven,Conn., 1964), 21–2, 30–32; Willeke Sandler, Empire in the Heimat: Colonialism and Public Culture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2018), 3, 177–83.

[86] Robert Gordon and Dennis Mahoney, ‘Marching in step: German youth and colonial cinema’, in Eric Ames, Marcia Klotz and Lora Wildenthal (eds.), Germany’s Colonial Pasts (Lincoln, Nebr., 2005), 115–34.

[87] Linne, Deutschland jenseits des Äquators?, 39.

[88] CCAC, Christie Papers, 180/1,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Göring’, 3 Feb. 1937,pp. 53–4.

[89] Colonel Hossbach, ‘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 in the Reich Chancellery, November 5 1937’,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Ser. D, vol. I, (London, 1954),29–39.

[90] Geoffrey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Lawrence, Kans, 2000),41–8.

[91] Bryant, Prague in Black, 29–45; Alice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and exploitation: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Bohemia and Moravia’, in Richard Overy, Gerhard Otto and 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 (eds.), Die ‘Neuordnung’ Europas: NS-Wirtschaftspolitik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 (Berlin, 1997), 84–8. See too Winkler, Age of Catastrophe, 658–60.

[92]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50–58.

[93] 详情可见Ralf Banken, Edelmetallmangel und Grossraubwirtschaft: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Edelmetallsektors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5 (Berlin, 2009), 287–91, 399–401。

[94] Overy, War and Economy, 147–51.

[95] Ibid., 319–21;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89–92.

[96] Bryant, Prague in Black, 121–8.

[97]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103–4.

[98] Roman Ilnytzkyi, Deutschland und die Ukraine 1934–1945, 2 vols.(Munich,1958), i., 21–2.

[99] 对这一主张最强烈的推崇，见Gerhard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Starting World War II, 1937–1939 (Chicago, Ill., 1980)，以及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London, 2006), 332–5, 662–5。另一种不同的理解，可见Overy, War and Economy, 221–6。

[100] Overy, War and Economy, 238–9.

[101] IWM, Mi 14/328 (d), OKW minutes of meeting of War Economy Inspectors,21 Aug. 1939; OKW, Wehrmachtteile Besprechung, 3 Sept. 1939.

[102] Richard Overy, 1939: Countdown to War (London, 2009), 31–40.

[103] Hildegard von Kotze (ed.), 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 1938–1945: Aufzeichnungen des Majors Engel (Stuttgart, 1974), 60, entry for 29 August; IWM, FO 645,Box 156, testimony of Hermann Göring taken at Nuremberg, 8 Sept. 1945,pp. 2, 5.

[104] Cited in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New York, 1976), 571.

[105] Vejas Liulevicius, ‘The language of occupation: vocabularies of German rule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World Wars’, in Robert Nelson (ed.), Germans, Poland, and Colonial Expansion in the East (New York, 2009), 130–31.

[106] Alexander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Blitzkrieg, Ideology, and Atrocity(Lawrence, Kans, 2003), 6–7.

[107] Ibid., 7, 24–5, 27.

[108] Winfried Baumgart,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9 (1971), 303.

[109]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Band 7: Juli 1939–März 1940 (Munich, 1998), 87, entry for 1 Sept. 1939; Christian Hartmann,Halder: Generalstabschef Hitlers 1938–1942 (Paderborn, 1991), 139.

[110] 关于军事平衡，可见Klaus Maier, Horst Rohde, Bernd Stegmann and Hans Umbreit,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 Die Errichtung der Hegemonie auf dem europäischen Kontinent (Stuttgart, 1979), 102–3, 111。

[111] Halik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84–5.

[112] Ibid., 84; Maier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133. Soviet figures in Alexander Hill, ‘Voroshilov’s “lightning” war–the Soviet invasion of Poland, September 1939’,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7(2014), 409.

[113] 关于空军，见Caius Bekker, The Luftwafe War Diaries (London, 1972), 27–78,466。

[114] Jürgen Zimmerer, ‘The birth of the Ostland out of the spirit of colonialism: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on the Nazi policy of conquest and extermination’,Patterns of Prejudice, 39 (2005), 197–8.

[115] Furber, ‘Near as far in the colonies’, 552, 570. 关于殖民地模式，见Shelley Baranowski, Nazi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Cambridge, 2011), 237–9。

[116] M. Riedel, Eisen und Kohle für das Dritte Reich (Göttingen, 1973), 275–6, 301– 2;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100.

[117] Catherine Epstein, Model Nazi: Arthur Greiser and the Occupation of Western Poland (Oxford, 2010), 135–7, 140.

[118] Lora Wildenthal, German Women for Empire, 1884–1945 (Durham, NC, 2001),197–8.

[119]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10–13; Edward Westermann, Hitler’s Police Battalions: Enforcing Racial War in the East (Lawrence, Kans, 2005), 124–8.

[120] Jürgen Matthäus, Jochen Böhler and Klaus-Michael Mallmann, War, Pacifcation, and Mass Murder 1939: The Einsatzgruppen in Poland (Lanham, Md, 2014), 2–7.

[121] Ibid., 20.

[122]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London, 2010),126–8.

[123] Furber, ‘Near as far in the colonies’, 562–3; Robert van Pelt, ‘Bearers of culture,harbingers of destruction: the mythos of the Germans in the East’, in Richard Etlin (ed.), Art, Culture and Media under the Third Reich (Chicago, Ill., 2002),100–102, 127–9; Kopp, ‘Arguing the case for a colonial Poland’, in Langbehn and Salama (eds.), German Colonialism, 146–8, 155–7.

[124] Christian Ingrao, The Promise of the East: Nazi Hopes and Genocide 1939–43(Cambridge, 2019), 5.

[125] Isabel Heinemann, ‘“Another type of perpetrator”: the SS racial experts and forced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occupied region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5 (2001), 391–2; Michael Burleigh, Germany Turns Eastwards: A Study of Ostforschung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88), 159–60, 162–3 ;Baranowski, Nazi Empire, 243–52.

[126] 近年来关于诺门罕的叙述，可见Alistair Horne, Hubris: The Tragedy of Wa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15), 13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