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古埃及文献整理研究基础上的古埃及历史研究前景

我国古埃及历史研究中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是年代学的混乱。古埃及历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古埃及历史年代框架的建立，除了古埃及史前历史需要运用考古学的手段进行断代得出一个相对年代学框架，整个三千多年的王朝史年代框架的整理推导都是通过文献材料作为主要支撑材料来完成的。由于古埃及文献记录时间的方式独特，在运用这些材料确定古埃及历史时间的时候就会发生出入。正如西方学者在古埃及年代学上运用的一个表述所说的那样，古埃及历史年代存在着“高”“中”和“低”的选择，即古埃及文献中记录的一个年代的三种可能性。选择的不同，埃及历史的时间框架就会有所不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通过一个法老庆祝过几次塞得节来推算其在位时间和下一位法老登基时间是埃及学学者们普遍采用的一种重建古埃及历史时间框架的方法，但文献中常常没有法老去世月份的记录。这就让研究者们有不同的推测，去世于一年的开始与去世于一年的末尾实际上相差几乎是一年的时间，但文献中却没有明示具体的时间。如果是年末去世的，那么这位法老的统治时间就比年初去世的统治时间少了近一年。接着而来的问题是继任者在位的时间也会因此发生变化。两位法老的时间框架恢复还不是个大问题，但如果这样的不精确积累过多，就会让后来的时间框架比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之谓也。这对于我们中国的古埃及历史研究者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没有相关文献资料就只能信西方学者的结论，他们的结论不统一让我们的学者无所适从，只能选择一个结论信之。有了古埃及文献的翻译，我们的学者自己就可以由此判断西方学者提供的时间方法是怎么应用的，是否合适，从而让自己的选择具有理性。

其次是结论根据的缺失。西方学者在埃及学领域经历过两百年的努力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法否认的是，每一位学者在进行历史推断的时候都不会是在百分之百的证据面前下结论。每一个结论无论多么可靠都有推理的成分存在，不然也无需学者研究了。因此研究结论无法做到绝对可靠，需要我们的学者知道其每一个结论得出的来龙去脉。但西方学者在告诉我们结论和推导过程的时候所引用的材料大多为古埃及留下来的文献证据，不具备古埃及语言文字长期训练的人是很难知道其文字所述的真正含义的。因此，即使西方埃及学学者的推导过程极为科学，我们也会因为缺乏这样的训练和积累而无法跟上他们推导的思绪。这个问题也是阻碍中国古埃及历史研究深度的一个瓶颈。要求每一位历史研究者都花费十几年的功夫去学习古埃及语言文字是不现实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将古埃及文献整理翻译出来，让中国学者能够读懂。正像我在本书开头之处所说，历史的研究首先是求真，之后是求理。求理者也不乏其人，有很多训练有素的学者在世界古代史这块领域中耕耘。但求真的材料不足让我们的学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献的整理翻译为这些学者提供了求真求理的基础，中国的埃及学研究一定会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有一个长足的进展。

最后是隔阂。所有埃及学学者在其著述中都是用我们能够看得懂的文字在讲述他们研究的成果的，但他们在阅读古埃及人留给我们的文献时却并不是用我们所熟悉的表达方式记述历史的。我们读得懂学者们的文字，但学者们在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中省略了将古埃及人表述方式转换成现代人能理解的表达方式的过程。这就造成了我们与古埃及历史文明的一种隔阂。这种隔阂的打破需要对古埃及语言文字有很好的掌握才行，因此，对古埃及文献的整理和翻译还必须有大量的注释才行。这也是埃及学成为一门学问的重要原因。如果一门学问无需多年的学习和积累，只要肯用心钻研就能进行研究的话，那这门学问应该很难说是学问。对古埃及历史文明的隔阂正是需要我们运用所掌握的语言文字为核心知识去解决的问题。有了对古埃及历史文献的翻译和注释，学者们就可以直接阅读古埃及人自己书写的东西，从而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古埃及人的思想意识，得出比较科学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埃及历史学研究亦然，不能直接与古埃及人对话就无法深入古埃及历史当中，也就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古埃及文献整理、翻译、注释的成果会让我们以更加深邃的眼光看待古埃及历史文明，不仅在求知上开阔视野，还会从历史的洞悉中得到历史的经验教训。

我国对古埃及历史文化的研究自1949年以来可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以1984年东北师范大学成立古典所为分界，之前属第一阶段，之后属第二阶段。之所以要这么划分，是因为过去我们对以古埃及历史研究为核心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西文材料为主的研究。这期间俄文材料对中国古埃及历史研究的影响较大。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学者很少有人能够系统熟练地阅读古埃及的文献材料，这就造成了我们的研究受制于西方研究成果的局面。由于无法阅读最原始的古埃及文献材料，造成了关于一些历史判断的误读。这种误读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对古埃及历史文献表述方式的陌生而错误地理解了西方学者的翻译和注释；二是随着埃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西方学者在有些文献的翻译和理解上出现了误读，进而影响到中国学者的判断。1984年林志纯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古典所，开始引进欧美专家教授中国学生古埃及的语言文字。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自己的学者已经一批批地从古典所毕业或从古典所走出去，到西方的大学去跟随西方埃及学学者学习古埃及的语言文字。这样，我们已经有了一批学者能够从最原始的文献入手进行研究。虽然人数不多，但已经具备了让中国的古埃及历史研究建立在自己对原始文献阅读基础上的条件。第一代学者在史学理论方面对古埃及历史的把握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看待古埃及历史若干问题方面的贡献。第二代学者在将古埃及历史研究建立在文献基础上这一方面已经初见成效。历史的求真和求理在两代人身上泾渭分明，但完整的历史研究是缺一不可的。

实现这一求真求理寓于一体的完整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性随着对古埃及文献的翻译注释而逐渐完成。首要的任务是纠正过去资料不准造成的错误判断。其中包括古埃及年代学问题上的错误、历史事件上的错误、由于运用材料的不翔实可靠或理解偏差而造成的错误。为避免出现学者为了发表文章而填空式套用古埃及历史以外的问题进行成文的现象，我们应让古埃及历史研究者回到自己的研究上来，而不是做别人研究的附庸。古埃及历史有不同于其他古典文明的特殊性，它的史料性质、文献记述、研究方法都有别于其他文明。因此，古埃及历史的研究宜先从微观研究入手，有了足够的积淀再从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的理论研究。不然会形成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空谈式历史研究之风，这对古埃及历史研究毫无益处。文献研究正好符合这个科学的研究规律。

古埃及历史研究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古埃及历史文明的学者一个个地研究突破，但由于古埃及语言文字的障碍，有些真正需要解决且史料也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的问题没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反倒是一些本已基本解决或者现在在解决条件尚不成熟的问题被部分学者所关注并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研究。这就造成了在古埃及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许多假问题。研究就会有成果，对真问题的研究成果越多越好，对假问题的研究却正好相反，越多越排挤真问题，或者假问题越多越将研究的整体格局弄混乱，让人无法真正认清古埃及历史研究的方向。古埃及文献的整理、翻译、注释正是为整个埃及历史研究大局的确定，真假问题的厘清奠定基础。随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完整的古埃及文献被整理、翻译和注释，埃及学研究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更加坚实的道路，甚至会为整个人类史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