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中的这首绝句，无论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承认它有一点说得很对，那就是每个时代都有天才。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天才，只不过命运各不相同而已。命运，不只是出处穷通、功名利禄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否，还包括“文章千古事”，包括天才的文学创造所享有的价值及人们对它的估量。假设有两个才华相等的天才，写出同样美妙的诗篇，一个生活在一千年前，一个生活在一千年后，那么后者的作品是绝不可能与前者享有同等价值的。这便是后来者的不幸，天才的命运有时也取决于他生活的年代。
清初诗人孙枝蔚就曾说过：“夫士风骚自命，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亦不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也。祖习诸家，采其所长，如谢灵运之拟七子、江淹之杂拟，规矩当前，取携由我，斯可谓之幸矣；然极盛者难为继，博取者虑不耑，钟嵘谓源出于某体，逊于某，元稹谓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沾溉残膏，有志羞为，蚍蜉撼树，复取讥前辈，几于无一可焉。斯又可谓之不幸矣。”（《诗志序》）乾隆间诗人丁珠《遣怀》诗写道：“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后！”生为后人，这实在是无法摆脱的无奈，以至于后代诗人有“恨不奋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管学洛《贺新凉》）的牢骚！
在清代诗人中，黄仲则可以说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才。如果他不是生活在乾隆年间，而是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或许会和李白一样出名，和杜甫一样重要。不幸的是他晚生了一千年，中国古典诗歌已快走到尽头，在一千年的作品积累面前，他的天才再也闪耀不出炫目的光亮，甚至在当时也不如袁枚、赵翼、蒋士铨、翁方纲等人那么著名。他的一生充满苦难，穷困和疾病的折磨、功名和爱情追求的失败，在他敏感的心灵中酝酿出深沉的悲哀。他忽而气势磅礴、忽而缠绵悱恻的诗章，深刻地传达了一个早慧天才的敏感、失路书生的悲哀，为后人留下一个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命运和心态的典型范本。
黄景仁（1749—1783）是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字仲则，一字汉镛，号鹿菲子。四岁就失去父亲，家道衰落，随祖父生活。七八岁已能写文章，尤其迷恋诗歌。毛庆善《黄仲则先生年谱》记载：“九岁应学使者试，寓江阴小楼，临期犹蒙被卧，同试者趣之起，曰：‘顷得“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句，欲足成之，毋相扰也。’”由此可见他作诗的用功。其后几年不幸踵至，十二岁祖父下世，翌年祖母亡故，三年后唯一的哥哥又罹病夭折。诗人敏感的心灵过早地承受了忧患的重压：“人生处天地，纤尘栖弱草。风至草动摇，微躯不自保。”这是他十几岁时所作《杂咏》中的诗句，一种浓厚的忧郁气质已渗透到他孤傲性格的深处，致使他未来的生活和诗歌，总是忧多于乐，愁过于喜，欢笑总浸含着苦涩，豪迈常伴随着悲哀。
但幸运的是仲则成长于常州，这是天下瞩目的人文荟萃之地。仲则的故里武进，清代曾出过状元吕宫、赵熊诏、钱维城，先后265人中进士，位列全国第七。杨文荪说：“我朝二百年来，东南坛坫莫盛于毗陵，而尤以乾隆、嘉庆之际为最著。《小仓山房诗》所谓‘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者，想见名流辈兴，动人歆慕。”[1]仲则成长于这样一个风雅之乡、书香之里，自幼为风气所熏陶，又受业于著名学者和作家邵齐焘，很早就表现出不凡的才华，与洪亮吉、赵怀玉、杨伦、徐书受、孙星衍、吕星垣并称为“毗陵七子”。
仲则十六岁应童子试，在三千人中名列第一，应该说是个辉煌的开始。但随后多次应举失败，迫使他只能步入游幕之途，先后依附于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太平知府沈业富、安徽学政朱筠。乾隆三十七年（1772）上巳日，朱筠张宴于采石矶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坐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日纸贵焉”（洪亮吉《黄君行状》）。这次诗会不仅令仲则才名大著，更激发了他的豪迈意气。虽然朱筠等都是风雅中人，也衷心赏识仲则的才华，但生性高傲的诗人久寄人篱下，终不免有“长铗依人游未已，短衣射虎气难平”（《杂感四首》其二）的慨叹。
乾隆四十年（1775）冬，二十七岁的诗人来到京师，时正值高宗平定金川，仲则以《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恭纪》长诗并序应高宗东巡召试，蒙擢二等，得充武英殿书签官，从此名动于公卿间。自翁方纲、纪晓岚以下，皆以青眼相加，待为上宾。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一段时光。但好景不长，随着家眷来京，俸薄口众，生计遂成问题。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读仲则诗，至《都门秋思》“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一联，为之击节，以为价值千金，先寄五百，邀诗人西游。仲则获得这笔资助，捐了个县丞，在京候补。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他“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蝇之感，权贵人莫能招致之。日惟从伶人乞食，时或竟于红氍毹上现种种身说法，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谑浪笑傲，旁若无人……”（《京尘杂录》）。这放浪形骸的生活无疑是他内心沉重痛苦的绝望宣泄。不久，他因债主所逼，抱病西行，准备入陕投靠毕沅，竟不幸病逝于山西解州途中。他的殒落，使乾隆诗坛的星空黯然失色，引发无数诗人刻骨铭心的哀悼。
诗人黄仲则短暂的一生，充满艰辛与苦难。《两当轩诗集》存诗一千七百多首，绝大部分是描写个人的愁苦生活。春雨、秋风、雁鸣、子规啼固然引动愁思，就是面对浩荡长江，他也会觉得“滔滔江水不胜愁”。这浓重的伤感情绪成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其表达之缠绵之透彻，让他诗歌的读者无不切身感受到一个天才的悲哀与绝望。仲则最亲密的挚友洪亮吉形容他的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北江诗话》），最能道出他孤傲而高贵的气质，幽抑而凄苦的情调。仲则在十七岁时就写下《杂感》一诗：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倖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此时他初入名利之场，尚未经历磨难，却已意识到自己与世俗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更预感到日后人生旅途的艰辛。诗中对自身与群体命运的终极体认，在无数不遇才人心中唤起深深的共鸣，成为他最早为人传诵的名篇。说起来，怀才不遇虽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但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感受的强度也不一样，正所谓“千秋放逐同时命，一样牢愁有盛衰”（《屈贾祠》）。仲则生活于乾隆盛世，不遇对他来说更显得格外地悲哀，并使得他对生活情境常有异于他人的独特体验：
有酒有花翻寂寞，不风不雨倍凄凉。（《重九夜偶成》）
相对无猜惟酒盏，等闲难著是渔蓑。（《夜坐写怀》）
不禁多病聪明减，讵惯长闲意气消。（《言怀》）
这些诗句，无论是反话也好，翻案文章也好，都会让读者在惊异之余深深玩索，别有一番滋味留在心头。应该指出，忧怨和哀伤之情本身并不一定就能动人，仲则的魅力在于深刻入骨地表达了那个时代读书人心底的孤独、悲哀和绝望。“百无一用是书生”（《杂感》）是对才华的绝望，“岂宜便绝风云路，但悔不为田舍郎”（《移家南旋是日报罢》）是对科举的绝望，“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癸巳除夕偶成》其二）是对诗人命运的绝望，“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绮怀》其十六）是对爱情的绝望，“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著鞭”（《绮怀》其十六）更是对生命本身的绝望！就像一个预知失败结果的选手，不想再做无谓的挣扎。难怪人们从他的诗中读出“千古伤心人语”，它们的确道出了一代乃至千百代失意读书人的心声！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癸巳除夕偶成》其一
这首普通的小诗，所以万口传诵，感人至深，是因为它是一篇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式的盛世危言，“万物有同命，先见为之悲”（《杂诗》），吐露了某种对盛极衰来之危机的天才预感。那种先知先觉的孤独，既发人所未发，又令人感同身受。
在仲则的创作中，七言歌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的许多名篇，如前后《观潮行》、《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游九华山放歌》、《余忠宣祠》等都是七言歌行。他最倾慕李白，在太白墓前曾高咏“我所师者非公谁”“死当埋我兹山麓”（《太白墓》）。李白的歌行对他有很大影响，《二十三夜偕稚存广心杏庄饮大醉作歌》令人想到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太白墓》则明显有脱胎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痕迹。至于化用李白诗意境、沿袭李白诗意象之例，更是举不胜举。李白最爱酒，仲则也耽饮，他写酒的歌行大有李白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神气。如《元夜独登天桥酒楼醉歌》写道：
天公谓我近日作诗少，满放今宵月轮好。天公怜我近日饮不狂，为造酒楼官道旁。我时薄疴卧仰屋，忽闻清歌起相逐。心如止水遭微飙，复似葭灰动寒谷。千门万户灯炬然，三条五剧车声喧。忽看有月在空际，众人不爱我独怜。回鞭却指城南路，一线天街入云去。揽衣掷杖登天桥，酒家一灯红见招。登楼一顾望，莽莽何迢迢。双坛郁郁树如荠，破空三道垂虹腰。长风一卷市声去，更鼓不闻来丽谯。此楼此月此客可一醉，谁共此乐独与清影相嬉遨？回头却望望灯市，十万金虬半天紫。初疑脱却大火轮，翻身跃入冰壶里。谪仙骑鲸碧海头，千余年来无此游。不知当年董糟丘，天津桥南之酒楼，亦有风景如兹不？古人不可作，知交更零落。少年里闬同追欢，抛我今作孤飞鹤。不知此曹今夜何处乐？酒尽悲来气萧索。典衣更酌鸬鹚杯，莫遣纤芥填胸怀。天上星辰已堪摘，人间甲子休相催。然藜太乙游傍谁，吃虀宰相何人哉？瓮边可睡亦径睡，陶家可埋应便埋。只愁高处难久立，乘风我亦归去来。明朝市上语奇事，昨夜神仙此游戏。
诗由登楼所见写到忆旧，最后归结于恣肆旷达之意，通篇意气横溢，声情亢爽，颇有太白歌行的格调，末联尤见刻意追踵太白之迹。然而终因身世困顿，少有快意之时，即便是慷慨高歌之际，内心的悲怆仍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于是他的放旷隽逸中总透出一丝苍凉哀感，一丝悲苦郁抑，难及太白昂首天外的豪迈洒脱境界。入京之后，他出入于文坛名流之邸，从纪晓岚、朱筠、翁方纲等学者式的文士游，赏玩古董，题咏书画，又不免沾染京师诗坛的学人诗习气，七古中也留下追摹韩愈、黄庭坚的印迹，与早年一意学太白截然异趣。
七言歌行之外，仲则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七律。在歌行中，他任才使气，尽情地吐露自己的志向、情怀，淋漓地宣泄自己的悲哀、愁苦。而在七律中，由于体裁的规定，他的情绪、感触似乎都经过了压缩，变得较为沉郁，同时也更为细腻，更为丰富。
静里风怀元度月，愁边心血子胥潮。（《言怀》其一）
最怕难醒惟独醉，生憎易中是轻寒。（《初春》）
似水才名难疗渴，投闲芳序易消魂。（《夜坐述怀呈思复》）
这种曲折幽微的情绪与细腻的艺术表现，在七言歌行中是看不到的。同样，类似如下诗句的低徊凝重或清逸名隽也只有在七律中才时有展露：
花月即今犹似梦，江山从古不宜秋。（《金陵杂感》）
偶看芳草思名马，每见青山想异书。（《发芜湖》）
翁方纲论仲则诗的风格曰“沉郁清壮”，这用于歌行未必恰当，但用来评七律则十分贴切。仲则七律的艺术渊源不像歌行那么单纯，看得出对杜甫、杜牧乃至苏东坡、黄庭坚、元好问都有取法，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对李商隐的追摹。相似的失意境遇、相似的幕僚经历、相似的孤傲性格，都使仲则对李商隐诗情有独钟。当他同样也经历了无望的爱恋，经受了长久的情感折磨之后，诗心就不期然地酝酿出李商隐式的缠绵诗句，而这样的诗句他都是用七律的体裁写出的：
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感旧》其二）
心如莲子常含苦，愁似春蚕未断丝。（《秋夕》）
自过百花生日日，一分春是一分愁。（《十六日》）
不过最容易让人将他与李商隐联系起来的还是《绮怀》十六首。这组诗从内容、情境到表现手法都可以看出对李商隐《无题》的模仿。比如第七首：
检点相思灰一寸，抛离密约锦千重。何须更说蓬山远，一角屏山便不逢。
但仲则写那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没有义山《无题》的隐晦和装饰味道，显得非常明朗、健康。他回忆当时与恋人在一起的情景，是那么的纯净和美丽：
记得酒阑人散后，共搴珠箔数春星。（其二）
而写自己的孤独，又是如此的幽抑和凄凉：
有情皓月怜孤影，无赖闲花照独眠。（其十六）
最脍炙人口的第十五首写道：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首联回忆少年痴恋情景；颔联翻用李商隐《无题》诗句，刻画出一个缠绵而执着的主人公形象；颈联再化用《无题》的意象，通过两个不寻常的比喻使诗人痛苦的情感经历赫然袒露在读者面前；尾联以今昔对照，点明恋情持续的年月及它带给自己的深刻创痛。通篇的艺术表现，无论感情之强烈还是体验之深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使无数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翁方纲说仲则诗“试摘一二语，可通风云而泣鬼神”（《悔存诗钞序》），这样的诗句大概多在七律中。
仲则五言诗学汉魏，尚有未融化处，为人传诵的名篇也少。绝句多信手写来，不事雕琢。除了上文引用的《癸巳除夕偶成》，《闻子规》《冬日过西湖》《醉醒》《别内》等也是耐人寻味的佳作。要之，仲则诗纯以直抒胸臆为主，较少用比兴手法，也较少用典，多以感情深沉、寄意窈远取胜，语言明快畅达，而又不失工稳洗练，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从他留下的几则诗评看，他对唐宋以降的名家诗集下过很深功夫。他曾劝洪亮吉：“多读前人诗，于庸庸无奇者思其何以得传，而吾辈呕出心血，传否未必，其故何在？”（《与洪稚存书》）他的诗的确给人博采众长的感觉，“刻琢沉挚，不以蹈袭剽窃为能”（王昶《黄仲则墓志铭》），而“诣前人所未造之地”（翁方纲《悔存诗钞序》），读来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仲则也能词，但为诗名所掩。后人收其词作二百余首，编为《竹眠词》二卷。其中既有风情旖旎之作，也有悲歌慷慨之句，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时人以为“出入辛、柳间，新警略如其诗”（王昶《黄仲则墓志铭》），近代章衣萍则说仲则词胜于诗，甚至超过专门名家纳兰性德（《黄仲则评传》）。这可能有点过甚其辞，但仲则词的确有着相当高的水准。且看当时最为人传诵的《丑奴儿慢·春日》：
日日登楼，一换一番春色，者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一片野风吹草，草背白烟飞。颓墙左侧，小桃放了，没个人知。 徘徊花下，分明认得，三五年时。是何人、挑将竹泪，黏上空枝。请试低头，影儿憔悴浸春池。此间深处，是伊归路，莫学相思。
词中将春色易老、春意阑珊的景致落落写来，作者寂寞失意的心境不言自喻。而《贺新郎·太白墓和稚存韵》则完全是别一副笔墨：
何事催人老？是几处、残山剩水，闲凭闲吊。此是青莲埋骨地，宅近谢家之朓。总一样、文人宿草。只为先生名在上，问青天、有句何能好？打一幅，思君稿。 梦中昨夜逢君笑。把千年、蓬莱清浅，旧游相告。更问后来谁似我，我道才如君少。有亦是、寒郊瘦岛。语罢看君长揖去，顿身轻、一叶如飞鸟。残梦醒，鸡鸣了。
通篇立意奇，取境奇，造语也奇，正与他诗的精神相通，别具特色。仲则性格兼有豪迈与缠绵两重倾向，其词与诗一样，也能自如地出入于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这在诗也许很平常，但在词就很引人注目了。
黄仲则的诗歌创作以鲜明的独创性在清代诗坛占有重要位置。他的才华生前就获得广泛的推崇，去世后声誉愈隆。“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齐民四术》）。当时吴锡麒就有“传之千秋，斯人不死”（《与刘松岚书》）的定论，到嘉、道间延君寿《老生常谈》则说：“海内近人诗，余所及读者不下百数十种，袁子才新颖，蒋心余雄健，赵瓯北豪放，黄仲则俊逸，当以四家为冠。”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评价仲则诗，盛推为天才之作：
古今诗人，有为大造清淑灵秀之气所特钟，而不可学而至者，其天才乎！飘飘乎其思也，浩浩乎其气也，落落乎其襟期也。不必求奇而自奇，故非牛鬼蛇神之奇；未尝立异而自异，故非佶屈聱牙之异。众人共有之意，入之此手而独超；众人同有之情，出之此笔而独隽。亦用书卷，而不欲炫博贪多，如贾人之陈货物；亦学古人，而不欲句摹字拟，如婴儿之学语言。时而金钟大镛，时而哀丝豪竹，时而龙吟虎啸，时而雁唳猿啼。有味外之味，故咀之而不厌也；有音外之音，故聆之而愈长也。如芳兰独秀于湘水之上，如飞仙独立于阆风之巅。夫是之谓天才，夫是之谓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
近代以降，对仲则诗的评价越来越高，谭献、文廷式、张恨水、瞿秋白、郁达夫、阿英等著名文学家都十分欣赏他的才华[2]。1932年郁达夫为金民天《黄仲则诗词》作序，写下《关于黄仲则》一文，又以仲则的故事写成小说《采石矶》，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共鸣。瞿秋白、阿英、章衣萍、陈毅等纷纷撰文，赞美仲则的天才，成为近代以来第一次研究黄仲则的热潮。阿英搜集资料准备写一部评传，惜终未成书。但章衣萍、丁蕴琴、伍合三人分别出版了《黄仲则评传》，以章著最为详核。1983年，值诗人逝世二百周年，常州市设立黄仲则纪念馆，文化界召开纪念大会，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李国章先生校点的《两当轩集》，在学界掀起又一波研究热潮。研究者开始关注仲则诗歌的现代性，甚至发现它们与“意象派”的“理智的交融”、意识流文学的“自由联想”间的某种相通[3]。
然而，尽管仲则是一位禀赋非凡的天才，但他也不可能获得李白那第一流大诗人的地位，因为诗到清代，可供发挥创造性的地方已实在太少，以致前人每有甫搁笔便觉陈腐满眼之叹。同样是写歌行，仲则施展才华要比李白难得多。无数名家在前，他要用更多的力气才能臻于独造之境。这正是后生者的不幸。而仲则的不幸还不止于此，他只活了三十五岁，写诗也不过二十年左右，可以说是未尽其才。三十五六岁似乎是天才的门槛，诗人苏曼殊、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作曲家莫扎特都死于三十五岁，诗人拜伦、雪莱、济慈也死于三十六岁前。以至于近代文人张慧剑说：“天才合当于三十六岁便死，过此而留恋迟徊不能死者，皆混蛋也！”（《辰子说林》）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天才到三十六岁便自绝于人世，但纵观百年来的文坛，天才的确都在英年早逝的名簿中，连海子也是在二十五岁作古，他肯定是今世有数的天才之一。天才的早慧，让人在惊讶其异禀的同时，也不免为其未尽之才感到惋惜和遗憾。我年轻时读仲则诗，深为他的卓荦才华所倾倒。人到中年，阅历渐多，转觉他的诗作也有一些缺陷。尤其是声调，时有喑哑不响之处，未臻炉火纯青的境地。但这些缺陷绝不足以令他的诗歌减价，相信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会愈益认识其艺术魅力及心态史意义，并认可他是李白以后最富有天才的几位诗人之一。
仲则二十一岁时就积有诗作两千多首，流传至今仅存其半。主要是翁方纲编《悔存诗钞》时多有删汰，以“其有放浪酣嬉，自托于酒筵歌肆者，盖非其本怀也”[4]。后人努力收拾，又不免少加别择，以致精芜并存，良莠杂出。后来刘嗣绾《与施雪帆书》说：“仲则诗近为某明府选刻，去取失当。昔弇山尚书欲梓其遗集，久而遂寝，则亦幸不幸者存乎其间也。”（《尚
堂骈体文》卷一）晚清钱振锽《星影楼壬辰以前存稿·诗说》也说：“《两当轩诗》瑕瑜杂出，去取无当，此皆仲则早死之故。若出于仲则手定，决不如此。”近代以来的选本，如蒋剑人选、陆律西音注《音注黄仲则诗》，陈永正选注《黄仲则诗选》，张草纫选注《黄仲则选集》，李圣华选注《黄景仁诗选》，等等，见地各异，取舍殊有不同。我选择作品则大致依据三个标准：（一）脍炙人口的名篇，（二）可见作者善良正直品性的佳作，（三）足以展现诗人的才华和艺术追求、富于独创性的作品。前人推崇的一些诗作，如《武昌杂诗》之类，我觉得无甚出色，即置之不取。篇目选定后，取选诗较多的张草纫选本相对照，除了少数广为流传的名篇，我们的选目竟然很少重复。由此可见，学者对黄仲则诗虽同有好评，但落实到具体作品，看法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就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和作品选择，同时也提醒学界，黄仲则诗歌的经典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从读本科时就喜爱仲则诗，曾熟读陈永正先生选注的香港三联书店版《黄仲则诗选》，并发愿将来要注释《两当轩集》，再为仲则写一部传记，多年来一直留意搜集资料。几年前，蒙厚艳芬女士以清代诗人选集相嘱，欣然应承仲则诗选以偿夙愿。然而随着我调到大学任教，工作繁剧远甚于在文学所时。选目做好后，注释工作有一搭没一搭，难以集中时间和精力做这项工作。无奈只得请我历年指导的研究生缐仲銏、张广绍、张静、高晓成、李桃、刘鹏、张晓青、芦春艳、武君几位协助，分摊全书的注释工作。2020年上半年避疫蛰居，我将他们的注释稿细加修订，写出每首诗的解题和评析，再补充若干历年辑录的评论资料，最终就形成了现在的面貌。
关于本书的体例，需要在这里略加说明。所选作品的原文，主要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李国章先生整理本《两当轩集》，有几首据其他版本择善而从，寥寥几处而已，故不再出校记说明。古今字、繁简字一般按照通行标准改过，但像“簾-帘”这样的如今虽通用，一律用“帘”，但古代意思不同，一改则不知所指的，便不加改动。异体字也予以保留，这是因为诗人入京后熏染于学人诗风，写作长篇七古常使用些异体字，以求古雅生涩，若改为通行简体字，作者的用心便荡然无存。这是涉及作品风格的问题，还是以保存原貌为宜。注释力求浅显明白，涉及古书典故，以有助于理解诗意为主，不作烦琐的征引和疏证。凡作者因袭、脱化前人诗文之处，都尽量注明所本，以便读者参照和比较。
最后，谨向为本书注释付出很大努力的门下诸君表示衷心感谢！责任编辑徐童先生用心编辑书稿，仔细校核全书引用的古籍，使全稿避免了一些疏误和阙漏，谨此一并致谢。
蒋寅
2021年7月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1]杨文荪《更生斋诗续集序》，《洪亮吉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1年，第1471页。
[2]叶倬玮《抒情传统与现代—黄仲则诗在民国》，《淡江中文学报》第29期，2013年。
[3]熊盛元《黄仲则诗中的“孤独感”与新颖的表现手法—对八十年代“黄仲则热”兴起的思索》，《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4]黄葆树等编《黄仲则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