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也是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文化等领域影响最大的三位德国哲学家之一，另外两位是马克思和尼采。

不但在中国影响巨大，海德格尔对日本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也深远浑厚。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每年选派大量的青年学者赴欧洲留学，至20世纪30年代初，海德格尔所在的弗莱堡大学几乎成了日本青年学子的朝圣之地。以京都帝国大学为根据地的京都学派与海德格尔交往尤其密切，从第一代京都学派哲学家田边元（Hajime Tanabe）和九鬼周造（Kuki Shūzō）开始，京都学派哲学家与海德格尔保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并发展为深厚的师生情谊。

1927年《存在与时间》出版后，海德格尔在欧洲大陆声誉鹊起。1931年，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形而上学是什么？》以及《存在与时间》的部分章节在法国出版，随即在法国掀起一股存在主义思潮。一时间，海德格尔成了巴黎思想界的秘密武器。萨特第一次接触到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就激动万分。两年后，萨特专程赴德国柏林学习，以便集中时间和精力研究海德格尔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1943年，萨特发表了自己的《存在与虚无》，并把它看作对海德格尔基本存在论的继承和发展。

海德格尔为什么能对法国思想界有如此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个体存在的意义建基于此在的时间性分析。现象学关注个体当下的、现实的生活：个体把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个体生存意义的决定性维度不在于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传承、法律制度等等。至少，和“存在”相比，这些都是次要和片面的。对于刚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动荡和不安中茫然失措的欧洲人来说，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无疑是黑夜中的一处明亮“路标”，令人欣喜和鼓舞。从萨特开始，布朗肖、列维纳斯、梅洛-庞蒂、拉康，直至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海德格尔思想受到法国乃至欧洲思想界主流学者不断的讨论和解读，有争论批评，有热情歌颂。事实上，现象学或存在主义哲学成为“二战”后德法之间思想交流的特殊通道和平台，海德格尔在其中充当了德国对法国另一类“思想上的占领”的角色。以至于德里达说，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任何严肃的哲学家都无法回避与海德格尔的争论。列维纳斯说得更直接：“在整个20世纪，一个人想从事哲学，如果他不到海德格尔的哲学中走一趟，那将一事无成。”1

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至今还在欧洲思想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海德格尔的学生马尔库塞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法兰克福学派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被誉为过去六十年德国乃至欧洲思想界的“牛虻”。哈贝马斯从批评海德格尔开始走上学术舞台，海德格尔一度也是哈贝马斯学术研究的中心，但他后来放弃了海德格尔哲学。在哈贝马斯看来，海德格尔的思想及其影响力虽然非凡，但是他偏离了18世纪以来哲学家（譬如康德、马克思2）通过批评现实来克服和拯救社会危机的道路，即哲学家要有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是良知，良知最重要的责任是批判，总之绝不能做犬儒3。哈贝马斯认为，神话虚无主义式的海德格尔哲学同社会实践几乎隔绝，对现实生活构不成批评，花哨无用。

汉娜·阿伦特、伽达默尔、汉斯·约纳斯、卡尔·洛维特等德国哲学家也都曾受教于海德格尔。阿伦特为海德格尔战后重返学术舞台不遗余力地发声，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亦师亦友。1923年，伽达默尔前往弗莱堡，师从海德格尔这位心目中的大师。在弗莱堡的几个月对他一生造成了深远影响，以至于他后来一直承认自己是海德格尔的学生。1960年，伽达默尔因出版著作《真理与方法》而闻名于世。汉斯·约纳斯在海德格尔和神学家布尔特曼（Rudolf Karl Bultmann）的共同指导下，以论文《诺斯替的概念》获得博士学位。卡尔·洛维特与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是海德格尔同时期的学生。九鬼周造后来推荐洛维特到日本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任教，以逃避欧洲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日本任教期间，洛维特致力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和沟通。1952年，伽达默尔邀请他回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与他们昔日的老师海德格尔一起成为同事。1953年，洛维特出版了《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

除了《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对既往哲学家的解读以及对哲学史的梳理，也对他同时代的哲学家有着深刻的影响。没有海德格尔精细的解读和梳理，20世纪欧洲哲学界对古典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研究也许会更困难、更黯淡。这一影响往往容易被人忽视，有待后人进一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海德格尔“纳粹校长”事件的影响，德国主流思想界刻意与海德格尔保持距离。正是在他的学生阿伦特、马尔库塞、约纳斯等人不懈的坚持和努力下，海德格尔才得以重返学术舞台，其哲学也被给予一种新的、去意识形态化的解释，重新焕发活力。

正如前面提到的，海德格尔被誉为20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三位德国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的第一位中国学生是沈有鼎先生。1931年，沈有鼎结束在哈佛大学的两年学习后赴弗莱堡大学，投师海德格尔门下做访问学者。熊伟先生1934—1936年在弗莱堡大学听过海德格尔的课程，其博士学位论文《论不可说者》（1939）是对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思想的第一次比较尝试。改革开放之后，1987年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推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一时间洛阳纸贵。《存在与时间》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德格尔研究由此也进入中国主流思想界。20世纪90年代后，张祥龙、靳希平、孙周兴、张汝伦、陈春文、彭富春、柯小刚等学者先后赴德国留学或访学，海德格尔研究在中国日趋繁荣，并从哲学逐渐影响到文学、艺术、诗歌、建筑等领域。

中国为什么有“海德格尔热”？《存在与时间》的译者王庆节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需要我们对自己悠远长久的文化做一次反思，而这种反思过程恰恰能够同海德格尔的核心关注点联系到一起。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西方人反思历史的视角。很多人把《存在与时间》读作“属于个体的自由”，但又不完全是这个问题。海德格尔关注的是现代性问题。他在对现代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西方现代性的根基进行追问。海德格尔对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根基的思考也促使我们对中国思想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海德格尔给出的答案我们也许不一定接受，但他提出的问题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消失。当然，就像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一样，也有中国学者指出，海德格尔的“存在本源之思”导致中国思想诸多领域的虚无主义思潮盛行。面对中国严重的阶层分化、生态破坏、思潮低俗等我们生活世界的危机，海德格尔虽然思想深邃、语言丰富、视野广阔，但这是一种“伦理学无力”，是一种我们应该告别的“致命的正确”，总之它无益于我们当下的生活改善。

二

1989年海德格尔诞辰百年之际，其《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得以出版，这是一本风格和语言完全不同于其之前公开发表著作的著作。海德格尔生前立下遗嘱，《哲学论稿》《沉思》及其后续一系列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本，要等他离世后才能出版。《哲学论稿》是海德格尔守护了几十年的一部手稿，欧洲哲学界一直知晓并期待它的出版。1975年与阿伦特最后一次见面时，海德格尔向阿伦特暗示，自己正在做最后修改的“65页”是他哲学真正的精髓（Quintessenz）。4等到出版面世，《哲学论稿》又令许多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万分沮丧，其语言琐碎无章，思想艰深晦涩，体系结构不明。出版之时距其离世已有十三个年头，海德格尔为什么要坚持离世后再出版这本《哲学论稿》？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恐怕这也是理解《哲学论稿》的关键所在。

海德格尔生前为其《全集》的编辑、出版做过明确且对他来说特别重要的指示，即要在第二部分的讲座稿出版之后，方可出版按计划放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著作，《哲学论稿》被他生前规划为《全集》的第三部分。2012年，孙周兴教授在耗时七年翻译完《哲学论稿》后不禁感言，这本书大概可以被列为哲学史上翻译困难之最的书，光是书名中“Ereignis”的中文翻译就难以入手。孙周兴也认为，《哲学论稿》是继《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的第二部重要著作，但就思想的丰富性、重要性和未来性而言，《哲学论稿》可能不在《存在与时间》之下，可被视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神秘、最晦涩的一部思想著作。《哲学论稿》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体系，海德格尔明言“体系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书由281个小节组成，281个小节又分成八个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前瞻”和总结性的最后一部分“存有”，海德格尔把余下的“回响”“传送”“跳跃”“建基”“将来者”“最后之神”称为六个“关节”。这六个关节构成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表示它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内在的关联。

六个关节中，“最后之神”篇幅最短，最晦涩难解，但又是理解《哲学论稿》的关键。《哲学论稿》之后，海德格尔还写了一系列神秘文本，《哲学论稿》是这些神秘文本的纲领性著作。海德格尔后期的全部思考都可以在《哲学论稿》中找到端倪，《哲学论稿》是其后期思想的路标。通过对“最后之神”的阐释来理解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并对阅读《哲学论稿》《沉思》及后续一系列神秘文本给出方向性指引，这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三

以《哲学论稿》为起点，海德格尔在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神秘文本写作中，重新提出了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个古老的话题：神秘主义。这一思想在不同时空中，在哲学和神学的不同领域被冠以不同的名字：否定神学、灵知主义、苏菲主义、长青哲学、秘传哲学、神智学、诺斯替思想、摩尼教，等等。神秘主义据说起源于古代波斯。苏菲派诗人鲁米（Jalaluddin Rumi）曾说：“神之奥秘的星盘是爱。”5神秘主义经犹太人的传播，向西到了希腊，向东传到了印度，并与印度的瑜伽相融合。神秘主义者坚信，否定性思想才是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源头。张承志的小说《心灵史》中有诗云：“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6

从神秘主义的视角来看，现实乃至历史上的诸多宗教无非是神秘主义派生、次生的结果，必然呈现出其自身的地域性、片面性，不可避免地在现实世界（时间与空间）中把自身变成一个矛盾的综合体。现实生活中的宗教总暴露出自身的有限性（异化7），这一点在西方宗教那里尤其明显。“西方的公共道德水平一直低于东方，因为前者将神性加以名相化导致的宗教暴力明显地大大多于东方。”8而相反，东方的“印度教和佛教从来没有迫害过信仰，几乎从未宣扬过圣战，成功规避了宗教帝国主义，而后者往往伴随着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有色人种的压迫”9。而且，“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一样，神学帝国主义也是对世界永久和平的一种威胁。除非大多数人都接受无二无别的人生真谛，除非这种长青哲学被视为世上所有宗教的最大公因子，除非每一种宗教的信徒在各自的信仰中以永恒的长青哲学取代偶像崇拜的时间哲学，除非全世界都拒斥一切将人类最高的善置于将来，并因此将目前所做的一切恶都当成实现那种目的的手段的政治性伪宗教，否则暴力统治永远不会结束。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无论多么天才的政治设计和经济蓝图，都不可能防止战争和革命的再度爆发”10。

中国的佛教（特别是密宗）和道教也可以被归类于泛神秘主义。历史上的中国越是在动荡时期，神秘主义越是盛行，魏晋时期的玄学即是如此。余敦康认为，“为了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哲学体系，汉魏之际的思想家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个否定性的‘无’作为这个世界观的理论基石。‘无’虽然是否定性的概念，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却具有最大的肯定性，实际上是包容一切的大全”11。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大部分宗教因沉溺于时间和名相而失去神性。神秘主义者主张，否定性思想不仅是我们认识灵魂及其能力和缺陷的终极来源，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的防腐剂。苏菲派思想家加扎利（Al-Ghazali）也曾写道：“在哲人时代和任何其他时代，都存在某些热诚的神秘主义者。神不会将他们抽离这个世界，因为他们维系着世界。”12

罗伯特·麦克戴莫（Robert A. McDermott）认为，“秘传的学问之于哲学，正如神秘主义（一种神圣的一体显示的直接经验）之于宗教。对于神秘主义者以及各神秘教派的大部分学员和信徒来说，神秘学说是宗教的核心。然而对于宗教内的大部分来说，神秘主义者和他们的学说则完全是‘另类’，是不可达到和不能理解的。同样，对于秘传哲学家以及他们的学生来说，神秘的东西才是被‘真正向往’的东西，它是知识和真理惟一可信的源泉，其他的知识不过是它的苍白的反映。而大多数哲学书的作者也同教授们和学生们（这里教授远多于学生）一样，认为秘传哲学是不可靠的和非科学的，因而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知识”13。

从既往哲学史来看，每一种形而上学哲学最终都逃脱不了被“终结”的命运，只要它们像神学一样在时间历史、空间场域中在场并被固化，不同之处在于其被终结时的形态和结构有所差异。所以，一种学说或思潮总有自己的前提和边界，总有自己的极限。但是，一旦揭露哲学和神学的神秘主义本源问题，神秘主义就成了现实世界中哲学和神学共同的敌人，成了人类历史上孤僻的另类和他者。总之，它是不入流的。从神秘主义的维度来看，哲学的向度无非是从人指向神秘主义，神学的向度无非是从神秘主义指向人。“道从永恒进入时间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以人形帮助人类走出时间进入永恒。”14相比于东方哲学，西方哲学展现的是其历史上潮流派系的多样性和知识结构的丰富性，但这恰恰是因为，和西方神学传统一样，“西方哲学传统比任何别的哲学传统都更加把哲学看成是公开的、论辩的、民主地探讨的，并且是排斥秘传的”15。

海德格尔说：“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16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哲学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神秘主义，无非是一种理性神秘主义。所以我们就理解了，海德格尔根本上反对哲学对现实的介入，海德格尔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保持沉默也就可以让人理解了。

2020年农历春节，中国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如果说上海的疫情令人紧张，那么武汉的疫情就令人恐惧和窒息了。我们没有身临其境，永远也无法感受疫情之初武汉人民“压抑、恐惧、悲怆”的心情，就像现代人永远也进入不了“寒夜、陋室、孤灯”中曹雪芹的红楼世界。病毒和细菌在我们的地球上生存了三十几亿年，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命则只延续了几百万年。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我们人类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人是万物的尺度”一说是何等无知无畏。愈是复杂的生物愈是脆弱，而我们人类好像正走在日趋复杂化的道路上。人类发明出许多实用的科技：核能发电、人工智能、合成生物、有机化学。谁也不能保证所有这些东西都永远运行在我们人类设想的轨道上。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中提醒我们，“还有几百年之久，人类会以自己的谋制洗劫这个星球，使之荒芜”17。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重新认识自然恐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只有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敢于面对自身的缺陷，我们也许才能转危为机，把这次疫情转化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促进和提升。如果我们继续肆意去加工、破坏自然，人类也许就会有被自然淘汰的那一天。但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病毒和细菌都不会消失，而是等待另一种“人类”的出现。未来的地球还将是那个舞台，但上演的剧目将面目全非。德国哲学家加布里尔说过：“作为人类，我们无法不置身于这样的问题面前，即我们是谁、是什么，以及我们应当是谁或者应当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终极答案，因为人类的自我关系当中存在着一种无可消除的不透明性。恰恰由于这种不透明性，我们才是自由的。”18伽达默尔曾说，真正的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我想这也是海德格尔在“最后之神”思想中努力想告诉我们的。

四

这本书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修改版。2014年9月，我有机会重返校园，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学习。来同济之前，因缘巧合去台湾法鼓山参观，圣严法师的“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这句话震撼了我，关于虚空的问题就在我心里种下了因缘。来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后，我有幸成为柯小刚教授的学生，经和柯老师商量，决定做自己喜欢的海德格尔研究。一是海德格尔是自己喜欢的哲学家，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二是柯老师擅长海德格尔，亦擅长老庄，关于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内在、深层的亲缘关系，柯老师有独到的见解；三是孙周兴老师是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的主编之一，也是国内海德格尔研究和翻译的主要推动者，选择研究海德格尔让我有机会同时向两位老师请教学问，确实是受益多多。我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度过了充实的五年时光，感谢刘日明院长、陈家琪教授、梁家荣教授、徐卫翔教授，感谢沈卫青、张振华等老师。

在博士学习前三年集中阅读海德格尔之后，我决定做《哲学论稿》研究。孙周兴教授说，《哲学论稿》恐怕是20世纪最难的一本西学著作，其中“最后之神”又是最难的一节。恰恰是这种难度吸引了我，我决定为此纵身一试。现在回想起来，选一个难的题目确实对自己大有益处，可以逼迫自己去补充多方面的知识。我最早想把论文题目确定为“海德格尔与佛教思想比较”，海德格尔关于“存在来自虚无”的思想使我们东方人很容易联想到禅宗和老庄，柯老师对古典又深有造诣，我自己信心满满。“海德格尔与佛教思想比较”最早由日本京都学派提出，为此我专门拜访了台湾“中研院”吴汝钧教授和台北大学赖贤宗教授，两位先生是汉语学界研究京都学派的重要代表，我也准备选定西谷启治、久松真一和阿部正雄作为研究对象。感谢吴汝钧教授耐心地接受了我的几次专访，并慷慨赠送我有关京都学派的资料。佛学方面，台中菩萨寺慧光师父和苗栗三德寺果化法师给予我诸多开示。慧光师父曾担任佛光山丛林学院男众学部主任，专长龙树中观哲学思想；果化法师是圣严师父的大弟子，佛学造诣深厚。

经过半年的准备和写作尝试，我才发现这个题目难度之大超乎想象。随着自己对佛学的不断了解，我意识到关于佛学的课题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尝试。有关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的比较，已经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马琳的《海德格尔论东西方对话》、那薇的《天籁之音 源自何方——庄子的无心之言与海德格尔的不可说之说》、赖贤宗的《海德格尔与禅道的跨文化沟通》、林镇国的《空性与现代性》。要写出一份超出上述著作的论文，对我来说其实是不可能的。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高宣扬教授和杜保瑞教授给予我宝贵的意见，两位教授建议我选定一个方向，重点把论文的问题意识突出。我也征求柯小刚教授和孙周兴教授的意见，决定把论文的范围缩小，把海德格尔的“最后之神”思想凸显出来。“最后之神”思想意义重大，它是《哲学论稿》的核心所在，且《哲学论稿》是海德格尔后期一系列神秘文本的开山之作。“最后之神”还是海德格尔关于人类未来的思想，解读“最后之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终，我把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确定为“海德格尔的最后之神”。

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艰难只有自己才能体会，何况关于“最后之神”的国内外研究极为有限。最难的是构建论文的框架，感谢台北大学赖贤宗教授，海德格尔的“最后之神”思想源自否定神学和谢林哲学这一观点正是受他的启发。博士学位论文从盲审、预审、评审，前后经过14位老师的评阅，边送审边修改，边修改边送审，终于在2019年6月通过答辩，我才体会到了真正的如释重负。读博士不仅是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也是对身体和心理的极限测试。哲学学习让我拓宽了视野，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深深体会到做学问的艰难，也理解了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博士只是个入门，只表示你可以吃这行饭，并非表示你有学问”19。

感谢复旦大学郑召利教授帮我写博士报名推荐信，感谢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诸多评阅老师，感谢答辩委员会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复旦大学莫伟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林子淳教授等老师。本次出版，我把书名改为《海德格尔的最后之神——基于现象学的未来神学思想》，这是一个两难的、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决定，也许不符合海德格尔的本意，但有助于读者去接近他的“最后之神”思想。当然，在《哲学论稿》中，海德格尔并没有直接提出过哲学和神学的统一性问题，但是从海德格尔个人思想史的路径及《哲学论稿》的内涵来看，海德格尔确实在回应谢林的“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20问题，谈到了现象学对神学的引领和调校，并把哲学和神学的统一性含蓄地表达在“最后之神”思想中。

五

《海德格尔全集》第66卷《沉思》21被誉为《哲学论稿》的姊妹篇。在《沉思》的第70和第71节中，海德格尔专门谈论了“诸神与存有”的关系。海德格尔说，思考和谈论神已经要求人持守一种内立的本质性知晓，这种思考和谈论并不需要确定性，这种确定性还在本质性知晓的基本阐释之外，如今本质性知晓仍然独自、错误地遍布在神可以命名的领域。诸神是那些不可估量地迫使人内立于此−在中的神。神不创造人，人也不创造神。存有真理的决断在二者“之上”，不是通过战胜它们，而是在它们之间让它们居有自身，从而二者通过这种居有进入一种对峙。认识和命名“神”取决于存有发现真理的方式，取决于真理建基的方式。神从来不是人有时通过这种知识有时又通过另一种知识知道的某个存在，神也从来不是人在不同距离中可以接近的存在者。现在流行的任何关于神的说法都显得专横，似乎只是智力上的狂热，或者仅仅是模仿和陈旧的习惯，或者只是空洞的伪装。因为所谓关于神的基本陈述只是把它们假定为某个“客体”，人类与之要么仅仅是表象上的关系，要么就根本没有关系。两千年以来神都不再现身，因为它们神性的每一个“时间—空间”都被覆盖和掩埋了，剩下的只是迄今为止的计算：要么在对基督教造物主上帝无力和毫无根据的改造中消耗自身，要么在纯粹的反-基督教中耗尽力量，即异教徒对“神话”的模仿。两千年以来神都不再现身，也许是因为“神圣的”柏拉图的罪责，存在和它的真理被埋葬在“命题”（逻各斯）之下，并通过对象化屈服于“相”（理念），因为存在者（包括上帝）阻碍了存在成为离基深渊。神逃离了它们神性的笼罩，人类迷恋于自身的偏见和成就以及他们的荒芜，痴情于拼凑自己迷茫、闪烁的“生活—体验”图像。无神性的神已经成为人类“非人性化”（人类自以为是的偶像化）的“装饰品”，成为遮蔽空虚和无聊的“生活—体验”的“填充物”，成为动机和感情的原因和对象。在这种偶像化的摆布下，神仅仅是意见和追逐的对象，总有一天它必然走向去-神化。只有当人知晓无神不是由他来裁定而是神自己最大的损失时，唯有此时，人才会进入沉思之路。只要人们还按照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概念及其西方式的展开方式来理解，那么这一过程（对神性的领悟）的意义就不会被理解。在第一开端的历史中，形而上学向今天的人们提供一种宗教和世界观的混合产品，给他们一种看似深刻的人生观。在另一开端的历史中，应该有这样的人，他们摆脱了“宗教”的所有虚假基础而巩固一种本质性知晓，这种本质性知晓拒绝所有短暂的、其路径仍然指向“宗教”和“宗教性”的生活欲望，在存有真理的本现中居有自身，与神对峙。在形而上学时代，所有事物的本质仍然被迄今为止西方最后一个时代的统治所完全覆盖（即现代性的统治）。从西方的观点来看，民主的普通性和理性规划的“绝对权威”总有一天会发现并承认彼此是一样的。“历史”演变为生产那种人类领域所必需的技术性，反过来，“技术”演变为自然的历史。也就是说，作为对地球的持续开发，历史回归到它自身，不仅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且是为了引导与历史表现技术相适应的需要。历史与技术二者交融在一起。最后之神的神性根基需要作为此−在的人，他不再通过计算“历史性”来产生“新”的东西，而是被忍耐和沉着调谐，去亲近和体验已作为最重要暗示的基本决断。“只有神才是伟大的，伟大是因为它们的神性来自存有的原初性。”22

如果说《哲学论稿》中神学维度的重点在“最后之神”，《沉思》则把这一重点转向了“诸神与存有”的关系，并多次提及“最后之神”，与《哲学论稿》中的“最后之神”交相辉映。不言而喻，《沉思》对正确领悟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若要探究海德格尔“最后之神”的否定神学来源（过去）、现象学方法（现在）和未来性思想（未来）是否真正契合了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应该对《哲学论稿》和《沉思》进行系统性比较，从中找到更多的思想性佐证。遗憾的是，这几年为生计所迫，我已无暇去对《沉思》做一番沉思，这不得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如今书已仓促付梓，只好留给有心的读者去比较、验证。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怀疑和批评，但是对海德格尔生前刻意隐瞒的著作，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

这本书从开始构思到修改完成，历时八年，其中的辛酸无言以表，也远远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可以成就的。再次感谢我的两位导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柯小刚教授、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孙周兴教授；感谢台北大学赖贤宗教授、台湾“中研院”吴汝钧教授；感谢上海交通大学高宣扬教授、杜保瑞教授。感谢商务印书馆朱健老师的精心编辑。

天理昭彰，书以载道！

谢谢太太这八年来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本书献给她和我们的女儿！

2021年夏记于上海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