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几年前，国际教育中心希望我能开设介绍儒学的讲座，囿于彼时情形，终未如愿。然而我一直未曾忘却此事，后又觉得，与其开设讲座，不如写本小书，略述儒学大义及其殊胜之处，或许会有更长久的参考价值。
我们知道，如果一部学术著作无有关乎永恒或重大的真理，通常逃不脱被人抛弃、漠视或遗忘的命运。人类写过读过的书不计其数，做过听过的讲演也不可胜数。但是，任何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如果严肃且诚实地回忆，还能记得多少呢？只有少数异常聪慧的头脑才能记住大量往昔的细节，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事物被遗忘了，消失在灰暗的空虚之中。遗忘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人类不断地进步，每当知识积累到繁复不堪，以致妨碍前行时，其中的道理无论大小，都会一同泯灭。这事并非不幸，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十分有益，正如一个人不能也不需要在记忆中保存孩童时所学的一切一样。虽然如此，我们回顾过去，从被遗忘的文化遗产中搜寻知识，以新的眼光重新评估甚或使用这些知识，总不会毫无益处。总而言之，本书所讨论的古代知识，大多数东方学者仍然十分熟悉，现代人已基本认其为过时了，但大略浏览一番，也是会有所收获的。
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曾与弟子讨论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在谈话中提及中国，我冒昧引述如下：
弟子：“非常奇怪，斯宾格勒没有注意到民族的复苏和重新觉醒。”
室利·阿罗频多：“是的，比如中国。中国在非常古老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城市。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一直受到侵扰，又总是保持不变。如果你研究一下千年前的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他们处在动乱之中，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
鞑靼王焚烧他们的书籍，试图毁灭他们的文化，但是没有成功。现在的动乱结束后，再过两千年，他们仍然会和今天一样，对此我不会有任何惊讶之感。那正是这个民族的特点。”(1)
当今世界很难找到对中国历史有如此清晰洞见的思想家了，这是多么精要且对我们中国人具有启发性的评论呵！过往的历史显示出中国人非常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的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人试图用佛教统治一个大帝国，但是失败了。除此之外，道家是这个民族心思中的巨大暗流，但从未显著地浮上表面。
今天，我们想象所及，只能是与人类一同进步前行。在上文的谈话中还提到了一个理论，认为人类历史一直处于以五百年为周期的轮回之中(2)，实际上这一理论所出甚古，可溯至亚圣孟子。孟子所说的轮回并非指首尾相接的圆周，显然他是从古代历史中推演出这样的结论，每五百年会出现一位真正爱好和平的君主，同时会有圣人将其时的一切安排妥当。（参见赵岐注《孟子》）孟子认为，从黄金时期到他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七百多年了，却仍然没有理想的王国出现。孟子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一众杰出人物中的一个。孟子心中的楷模，或说他最敬佩、最愿效仿的老师就是孔子。翻阅中国历史，我们可以见到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如无内乱，便有外侵。外侵大多来自北部或西北部的游牧部落，匈奴、鞑靼、蒙古人，因于贫困，因于艳羡古代中原文化辉煌的物质财富，故而不断入侵，成为最持久的困扰。然而一旦中国重获和平，文化就会立即复苏，随即繁盛。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和平时期是周代，长达八百年（公元前1046—前256年）。此后亦有黄金时代，废除死刑长达几十年，国内监狱空无一人，那是没有内忧外患的时代。
伟大的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东方的希罗多德，曾计算出从周公（殁于公元前1104年）至孔子间隔五百年，从孔子到他的时代也是五百年。司马迁十分珍视并自豪于自己生在这样的节点或时会上，从而可以跟随先贤的脚步，完成有益于人类的特殊使命，他留于后世的巨著《史记》，堪称不让孔子之作。《史记》纪年结束于公元前97年，司马迁虽非圣人，但《史记》却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史记》记有“天运”信仰，“天运”与星象相关，也与人关系密切，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次大变为一纪，经历三纪，方才变化完备。这其中或许暗示了一种循环变革的观念，虽然这种循环观念并非我们所理解的首尾相接的圆形，但是至少显示出人类的进步并不是一条无限伸展的直线。
我们知道，所有民族或个体生命的历史都充满了接连不断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其中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即在最悲惨无望、绝倒无助的时刻，会有“光”突然出现，有圣人降世。在印度，称之为“降世应身”（Avatar）；在中国，则称之为应天命而生的“圣人”。《诗经》中有暗示，古代中国人也相信降世应身，曾提到有神降自高山，遂生两位贤人。我们无法确知这样的信仰是否得到广泛接受，其中涉及古人如何理解“天”和“神”，实属另一宏大主题，暂且不论。总之，孔子正是出生在这样的时代。
孔子的生平及其时代背景后文会有详述。实际上，西方人对本书的主题并不陌生。从17世纪开始，更早可至1580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来华，受聘于皇室，在北京生活了多年。自此不久，西方世界就对中国文化渐有所知。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一定要知道中国文化的高峰期和典型代表，正如信奉基督教的东方人一定了解耶稣的生平和事业一样。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百年，《论语》《大学》和《中庸》的拉丁文译本就已经在巴黎出版，之后不到五十年，杜赫德（Du Halde）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1735年）。在西方文化界，每当一部东方著作译为任何一种西方语言——这是十分艰辛的开荒工作——其他语言的译本便会接踵而至。如今这样的译本数量众多，尽可随意取用。读者可以比较不同版本的译文，经过一番努力，然后获得正确的理解。误译是不可避免的，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对经文就有不同的解说，学派之间的偏见亦无法避免。通过这种方法，即便不懂中文的读者也可以获得中文经典的核心观念。本书涉及的大多是人们常常提及却又略显注重不够的主题，我将这些主题放置在历史背景中讨论，并参考其他文化。我不想让读者负担大量的中文音译名，也不愿仅为造出一座古代教义的高台而堆砌学究式的枯燥概念。本书之所以采用简明、非学究式的表述方式，只是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
我还想在开端处向读者提及一点，如果仅从外部来看，儒家学问无法引起兴奋、惊奇甚或有趣之感。对于已经习惯于各种强烈刺激的现代人如此，对于古代人亦是如此。相较于世界上其他伟大的思想体系，儒学自身较少色彩和激烈性。在儒学中，我们见不到埃琉西斯（Eleusis）、涅槃、十地或逝去灵魂所往的三十三重天。关于生命有体，儒学中没有超上飞鸿（Paramahamsa）、菩萨或超人，但是有君子。关于人类活动，儒学未曾教导无为、苦修、弃绝或禁欲，亦无炼金术、长生丹，不能驱魔祛邪，更无治病良方。儒学中确实有“超上之道”，但没有全能的宙斯，没有六天创造世界的上帝，没有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阿祇尼（Agni）、因陀罗（Indra）、阿黎耶门（Aryaman）以及韦陀众神殿中的所有神祇都不存在，更不用说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和安格罗曼纽（Angromainyous）了。(3)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量测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与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
身处现代世界，我们怀疑一切，欲以科学精神检验并重估一切旧物。虽然以上的评述皆是传统之论，读者或仍疑其有夸张过誉之嫌。孔子所处时代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了，以中国人口之众，难道就从来没有如我们一样头脑聪慧者挺身而出，来质疑孔子的学说，并挑战他作为中华民族至圣先师的权威吗？然而时至今日，却从未有人怀疑过孔子的精神性。什么是“精神性”呢？室利·阿罗频多的定义值得我们体味：
神圣的完善，在我们上面长存；而在人，在知觉与行为中化为神圣，澈内澈外过一种神圣生活，乃是所谓精神性；一切较微小的意义加于这名词者，皆是未适合地揣摩或欺骗。
这是一遍在的真理，而我们见到孔子正是这一真理的典型印证。如果将孔子视为婆罗门意义上的降世应身，我希望再次引用“神圣母亲”的话：
在永恒的变是之中，每一位降世应身都是未来更加完美之实现的宣告人和前行者。
在儒学中寻找不到起于后世的诸多学说和理论，但这不妨碍儒学的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予孔门教义甚或孔子本人的赞誉愈加多了起来。印度人认为圣言（Aryavada）是知识的来源，在中国亦是如此。总有一些教义，我们无须仔细审视便可信从。重估孔子的学说是正当的且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首先应当以孔子所处的时代及其历史背景来理解他的思想。我们甚可超越自己的祖先，虽然能否做到这一点至今仍可怀疑，然而在人类精神寻求的永恒提升之路上，我们实无必要将标示古人行迹的丰碑夷为平地。
其主要原因正在人性之中。人类的心思总是趋向新奇与惊异，因此而有进步。自佛教传入中国，在其完全被容纳转变之前，曾吸引这个民族中最优秀的智识头脑几近六百年之久。源出中国本土的道教虽然不似佛教那般光彩夺目，也是极具魅力的，同样在若干世纪间吸引了无数的天才人物，影响时间之长甚或过于佛教。而儒教的地位却一如既往，经世未曾动摇或颓败过。或有疑问，为何诸多聪慧人物会转向“异端”如佛道二教？答案是，儒教平和而冷静，无法牵曳住炽烈的性情，此类人物自然较易转入其他宗教。这答案对于旧儒学来说或许恰当，然而肇始于宋代（960—1279）的新儒家却幸运得多了。时至今日，宋代儒学仍然占据主流。我不倾向于称儒学为宗教，称为信仰或许更恰当。然而，如果这世界上有所谓的国家宗教，在中国，只有儒教负担得起这个称谓。即便是今日的中国，亦曾兴起研究孔子思想的极大热潮，并且持续了三年有余。
有一则发生在元代（1271—1368）的逸事或有助于阐明儒教的特点。(4)读者需要明了一点，自公元4世纪初起，三种“宗教”在中国并存而不悖。首先是儒教，其外部为哲学，而内部核心是一宗教信仰；其次是佛教，中国人视之既非宗教亦非哲学，仅为一“法”，如以欧洲视角理解“法”，仍可称之为宗教；再次是道教，有宗教一面和哲学或说形而上学一面，两方面差异巨大。纵观历史，普通中国人对待宗教的宽容态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为争取皇权的支持，教间冲突固然不断，佛道之间尤其如此。皇帝的偏爱可以引出王公大臣的资助，其教义可以更加便利地在民众中传播。元文宗图帖睦尔在位时（1328—1332），有高僧为帝师，由中国西部至京都，文宗命一品以下官员骑白马迎于郊外。朝臣皆依命跪地俯身，向帝师献酒，帝师不为之动，端坐庄严有似佛像。国子监祭酒鲁翀举杯对他说道：
“帝师，您是佛陀的弟子，天下僧人的老师，我是孔子的弟子，天下儒生的老师，让我们不必拘此礼节吧。”
众人皆惊。但帝师微笑起身，与鲁翀共饮而毕。
之后，文宗问鲁翀，三教之中，谁为最优，鲁翀答道：“佛教如黄金，道教如白玉，而儒教可比之为稻谷。”
文宗问道：“如此，儒教最为卑贱？”
鲁翀答道：“黄金白玉固然贵重，无之亦无妨，而稻谷则一日不可离也！”
文宗叹道：“说得好！”
我们在史书中读到这则故事时，会发现对于一位头脑朴质的外族君主，如此切实的比喻极易理解且具说服力。这比喻阐明了儒家教义对于维护生命的重要性，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在生命中遇到的所有困惑，都可以在其中寻出答案。现代文明已经行进至这样一个地步，生命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找不出任何满意的解答，苦难如此沉重，以致否决任何救愈之可能。如果将这些困难归约为一简单的程式，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群体，问题的核心仍是如何寻到一种适宜且幸福的生活方式。如果此言确实，我们仍可从儒学的源泉中汲取多多。另有一则故事，一位蒙古太子曾说起，佛教僧人讲授佛学，他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而中国老师讲授儒学，他却很难明白。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佛教的基本教义相对简单。虽然佛教戒律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极其复杂且精细的系统，束缚压抑人的生命活力，原初却是十分简易的。第一戒是“不许杀生”。幸抑或不幸，儒教中没有这样的戒律。儒教对待事物的方式颇为不同，但与佛教归指不异。最终我们会发现，即使有如此基本且重要的戒律，也是相对的真理，不为绝对。或许一位现代作家和思想家对这一观念的理解最好，他说，“黄金法则”就是“没有黄金法则”。在中国，我们称之为“道”。
在精神之域，养护生命且生命须臾不可离者，可称之为“神”（Divinity）。印度人则妥当地视其为“彼”或“大梵”。虽然孔子被封为至圣先师，神圣应身，但他本人极少谈论这一主题。关于“精神”的物质或物理方面，或说其人文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那是高度发展和文化了的生命，也可视其为文化本身。“文化”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依照人性中的菁华而使人转化和完善。大体而言，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命运端赖于两位圣人的塑造，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享其余泽，也可称他们为文化领袖。首先是周公，其次是五百年后的孔子。如果将中国历史和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亚洲西北部、中亚和东南亚的民族历史相比较，“文化”的含义就会更加明显。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民族古时被称为“蛮夷”，现在看来，这称谓并非全无道理。日本和西藏是两个对比明显的例证。日本在古时全般接受了儒教，并生发出自己的文化，然而在西藏却并未有之。任何去过西藏的旅人都能见到这个民族现在的文化水平。西藏的憾事暂且不论。
依泛神论的看法，宇宙间万事万物皆具神性。但是我们倾向于认为文化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具神性。如上文提及，可以视文化为“精神”之人文方面。“精神”之超越性在万物之上，漠视人的生死乃至世界之兴衰存亡，却又内在地与我们的生死和这个世界紧密相连。依照严格的逻辑原则，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然实为真理，或是超越了逻辑的真理。中国古代儒家贤圣及其弟子和践行此道者，大都着重人文，着重此世或精神之文化层度，用力于转化人类的低等自性，塑造其品格，擢升人至更高层度。其影响遍布极广，恒长持久，中国文化因此发展与繁盛。从根本上讲，如果没有这一发展，我们仍旧处在原始阶段，一切有关于“神”的概念也将不会形成。关于另一层度，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精神之精神，虽然从未公开传授，但是几乎所有名副其实的圣人都曾对“其”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认识。这从来不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只有仔细分辨圣贤的言行，才能有所知晓。古代圣哲或多或少都会言及体悟，之后却都归于缄默了。
一般而言，很难用一本小书的篇幅讨论儒学这样庞大的主题，但却不妨一试。但是，研究和写作任何主题，欲不加主观批判，实非易事。写作者应当排除一切偏见或成见，无好无恶，必须客观地处理其所书写的主题，就事论事。然而即使写作者仅仅陈述事实，仍会不自觉地在文句和书写方式中融入自己的意见，读者亦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作者或许自信公正，实际上却很难做到。更妥当的方式，也就是本书所取的方式，让读者阅读原典文字，形成自己的看法。但这样做，就不能避免大量引用原文，读者最终可能对基本观念或整体图景茫然无所得。这是第一个困难。
另外，汉语的结构与一般欧洲语言差别很大，因而思考形式也不同。中国人现在仍然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古汉语，其间的差别远小于古今希腊语。然而有一普遍问题，某些汉语词没有对应的英译词，只能人为造作，在英语读者看来自然十分古怪。能令译者毫无遗憾的译文少之又少，与原文意思完整对应、无增无减的译文几近天赐，赞赏之余，终是为数不多。除此之外的译文则如雾中赏花，风姿虽在，却总似轻纱笼面。这是第二个困难。
由此可知，为何写作这样一本小书是一项艰辛的劳作，而且注定难以完美。因此，我希望读者能循着引文阅读原书，如有可能，最好翻阅原典。这意味着全面研读中国古代文化，至少需要阅读孔子编撰的“六经”，如此才能对孔学大义有更深入的了解。即是说，读者需要阅读和记忆大约43万字，这对于中国古代学者来说，并不算难事。如今已有更科学和更先进的方法来解读文本了，但是同样艰辛的付出或许仍然不可避免。
(1) A. B. Purani撰录：《室利·阿罗频多夜谈录》，第112—113页。
(2) 《室利·阿罗频多夜谈录》，第110页。
(3) 阿胡拉玛兹达和安格罗曼纽是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之善神与恶神。——译者注
(4) 参见《新元史》卷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