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的律令

对群众的叙述归根结底是关于如何书写“人民”的问题。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说，人民是“一个不可或缺却又不可能找到的主人”，其被宣布为历史至高无上的主人，却“没有可以轻易辨识的面容”。(48)没有固定或者天然的所指，“人民”成了政治合法性神妙莫测的根基，因召唤而存在，靠再现而显身。再现／代表（representing）——这里使用这个词在美学和政治上共通的涵义，亦即让不可见的变成清晰可辨——人民，是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和政党政治形成中至关重要却又诡谲多变的任务。(49)“人民”必须通过话语和实践而变成“在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通向现代性的过程，借用安德训的话，可谓一段“在场化的历史”（history of presencing）。(50)

群众形象成了作家和思想家书写现实和政治憧憬的画布。在他们的笔下，一次又一次，公共空间内身体的集合（或者说，正是群集为空间注入活力，使它变成了公共空间）成为一种复数的“我们”具“体”的表演（embodied performance）。这种表演宣布了“人民”的到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通过这种扮演（enactment），涣散、孤立的个体整合成同一个身体、同一个意识，自我建构为了政治的主体，成为“人民”。群众给“人民”这个抽象的主人赋予了具体的身体，但有时，群众的表演也会让“人民”本来就捉摸不定的轮廓更加模糊不清。各种文艺和政治尝试想要为这个“不可或缺却又不可能找到的主人”安上清晰可见的面孔，对群众的想象受这些尝试所驱动，但也会逾越这些尝试的边界。在很多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集体性主体的形成不仅需要外在的融汇交合，而且也是一个反躬自省的过程，需要辨识并激活某些深层、潜在的共同要素，在一些人眼中，这些共同要素是民族感情，是阶级意识，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它们可能不过是偏执的妄想和冲动，只会催生病态的结合。

在现代中国，群众的理论和故事被嵌入一种关于集合的道德话语之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分享一种具有压倒性的渴望，或者说是幻想：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有机地融合进同一个身体、同一个思想，聚拢到同一个作为“我们”之化身的领袖麾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被构想为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人们通过相互交融的集合，融合成一种政治／情感的共同体。因此，群众的形象与一种关于集合的道德话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刚刚引述过的天蓝的诗，正体现了这一种“集合的律令”。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而分散的“单个人”像鱼潜入大海一样融入群众则成就了现代革命中国的诞生。集合在广场上的人声鼎沸的群众成了对一盘散沙的无声的中国的救赎。这样的叙述不胜枚举。群众几乎成了现代身体政治最重要也最持久的想象载体。这种对“人民”的文化和政治想象建立在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谓的“合众而一的政治—主观性模型”（politico-subjective model of communion in one）之上，是中国现代性经验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南希指出这种政治模式以“融合性预设”（fusional assumption）为前提，亦即预期在一种集体中各种分歧被同一性所消解。“融合性预设”既激发了政治激情，也预设并固化了一种共同的内核。(51)这是一种对团结的特殊理解，它唤起但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共同体的想象。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之中，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正是依循这种融合的预设，试图为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寻求答案：比如面对历史似乎焦躁亢奋的行进，在承受这种力量的同时，如何能够将自身塑造为汹涌澎湃的时代进程的主人？再比如，革命的变革到底需要或者说会催生出何种私人和集体的生活形式？对群众的书写与现代中国所经历的暴力与动员、战争与革命交织在一起，既受这些历史变革的影响，也常常影响了时间中的个体如何感受和理解正在发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