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时代与国别限制的隽永魅力

早在20世纪初，几乎和欧洲同步，中国便已引进了茨威格的作品。1925年，中国学者杨人楩在《民铎》杂志上撰文《罗曼·罗兰》，并提到了“刺外格”（茨威格）一名。三年后，茨威格的传记《罗曼·罗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杨人楩翻译，茨威格的作品自此为中国读者所熟知。20世纪80年代，国内掀起了一场“茨威格热”，他的小说、传记、剧本和散文成了国内德语文学译介的主流，并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维也纳现代派等德奥文学文化潮流在国内日益深入人心。此外，他的小说在国内还被多次改编成舞台剧和电影。茨威格在中国掀起的阅读热潮在德语作家中可谓前所未有，甚至在欧洲，《维也纳日报》等主流媒体也对其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表示震惊。和茨威格同时代的其他奥地利大作家，如卡尔·克劳斯和约瑟夫·罗特等人，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推介要滞后半个世纪甚至一百年，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情，另一方面也从接受史的角度证明了茨威格作品具有不受时代和国别限制的隽永的魅力。

2019年，我在德国柏林攻读博士之际，受作家榜的邀请，接受了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集新译本的翻译工作。该小说集精选了茨威格创作生涯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名篇：既有来自其三部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集—《初次经历：儿童国的四个故事》《马来狂人：关于激情的故事集》和《情感的迷惘》中的作品，也有一些在报纸杂志上单独发表的优秀篇目，如《看不见的珍藏》和《重负》。所翻译的原文主要来自两部奥地利出版的茨威格小说最新编注版本—维也纳佐尔奈出版社的《最初的梦》和《情感的迷惘》；此外，《里昂的婚礼》参照的是德国费舍尔出版社的《茨威格小说三篇》（1985年第1版）；《象棋的故事》则参照德国费舍尔出版社的同名单行本（1988年第1版）。非常巧合的是，我接受委托之前所住的公寓，恰恰位于勃兰登堡州马洛市内一条名为“斯蒂芬·茨威格大街”的街道上。诚然，茨威格的盛名很难和马洛这座郊区的小镇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不过，就算在人烟稀少的小镇里，也能在路牌上见到茨威格的名字，这不正好佐证了茨威格作品永恒的价值？作为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他从未让自己的故事囿于任何一个地方和情景，而总是通过探索人物内心的深渊，来建筑自己独具一格的小说宇宙。这种“受限”和“创造”之间看似矛盾、实则共生的关系，既是他作品的终极定义，也是他人生的写照。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一座破败的县城小学里上学，在学校门前的书摊上买到了我的第一本茨威格小说，怀着好奇又激动的心情读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篇小说的一字一句都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一直伴随我度过了最孤独的中学时代，影响了我在上大学之际的专业选择。可以说，茨威格的书改写了我人生的路径。在茨威格一百四十周年诞辰之际，我有幸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此前，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集已经有了诸多经典的、脍炙人口的译本，我自然不敢夸口拙译会更胜一筹。然而在以往的版本中的确存在风格和叙事不统一的地方，比如对茨威格句式结构和遣词造句的简化—读过德语原文的读者都会被茨威格那繁复又纤细的文笔折服，都会为其句子的绵长和复杂而赞叹，那是一种只有后哈布斯堡时代的作家才会有的纷繁缱绻的风格，要是为了浅显易懂而把句式拆解甚至口语化，恐怕有违译文信达的原则。我试图在原作者的风格和读者阅读的流畅感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并恢复茨威格作品中那种在经典译本中部分散失的原始节奏。由于翻译时限和编辑版本存在差异（比如不同版本差异较大的《日内瓦湖畔插曲》），译文中的纰漏和不当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杨植钧

于德国布兰肯费尔德-马洛

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