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星在天秤座
约瑟夫·普里查德概述了他的阴谋论;乔治·谢泼德提出一个精心策划的议案;哈拉尔德·尼尔森用争辩的口吻同意访问阿桂。
就在这一时刻,鲍尔弗作为叙述者的角色结束了——从船运商这方面看,该角色结束的标志无非是又点燃一支雪茄,又斟满一杯酒,并且热情洋溢地丢下一句话:“现在,如果我说错了什么,敬请纠正,小伙子们!”
这句告诫显然是针对两个人的。一个是约瑟夫·普里查德,也就是穆迪左边那个黑发男人,穆迪很快就会发现,他沉默时那种窒息般的紧张感,与他慢条斯理说话时那种被压抑的专注完全匹配。另一个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介绍。穆迪刚进来的时候,这第二个男人正在打台球,鲍尔弗现在介绍了他,用雪茄赞赏地指了指,说他的名字叫哈拉尔德·尼尔森,出生于奥斯陆(59),后来去了巴斯(60),三卡吹牛(61)之常胜大师,好得要死的神枪手——这时,尼尔森向前一跳,强化了对他的夸奖,并补充说明他携带的是恩菲尔德前装式滑膛枪,是大英帝国最精良的枪支,也是他唯一可以屈尊触摸的武器。从他们的表情来看,这两个人非常欣然地接受了鲍尔弗的建议——尼尔森是出于虚荣,既然已在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中做主导角色,那就必须在其中做主要演员才行;而普里查德则是出于缜密的原因。
因此,我们就让托马斯·鲍尔弗继续待在装运码头上,双手插在衣兜里,眯眼望雨。我们将把目光向北转移约两百码,落在吉布森码头的拍卖场上——那里,在主席台的背后,有一道未上漆的门通向一间私人办公室,门上写着“尼尔森合作公司,代理商”。
考虑到时间范围的和谐转换,我们将从鲍尔弗退场的那个时刻继续讲我们的故事——地点为霍基蒂卡,时间为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下午差五分一点。
Φ
在星期六的中午,哈拉尔德·尼尔森通常都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在一沓合同、遗嘱以及提货单前,每十分钟左右就拍拍他的胸,一再查看那块能放他去享用午餐的银怀表——他每天像吃药一样在固定时间前往极上堂餐馆用餐。尼尔森向每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推荐这家餐馆,坚信深色肉汁、糕点与麦酒的治疗作用。事实上,他经常以自己的习惯为例,向欠缺远见的人们大力推荐,说是为了对方好。他从辩论中获得一种特殊的快感,只要命题属于荒谬、假设一类,所以他喜欢在狭小而专一的个人品位的框架下,创造荒谬的抽象理论。这种态度被他的朋友们不断亲切地强化,作为他活泼、有趣的证明,却被诽谤者们蔑视,成为他矫揉造作、自我沉醉的证据——但这后一种声音无法进入尼尔森的耳朵,因为他根本不会浪费工夫去弄个究竟。
哈拉尔德·尼尔森在霍基蒂卡因为衣着时髦而出名。那天下午,他身着一件长及膝盖的木炭色丝质翻领双排扣大衣,一件深红色马甲,佩戴灰色领结,下面是条纹羊绒日装长裤。礼帽是与外套颜色相配的木炭色,挂在他桌子后面的衣帽架上,下面摆放着一根弧形手柄、顶部包银的手杖。为了给这身行头锦上添花(因为这是他对日常着装的感觉:一套完整的戏剧行头,需要达到效果),他吸烟用的是烟斗,一只带着烟嘴的胖葫芦。然而,他对这副道具的感情,与吸烟习惯获得的快感关系不大,更多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强调功能。他经常把没点燃的烟斗咬在牙齿间,像喜剧演员念旁白一样用嘴角说话——这个比喻对他很合适,因为如果尼尔森对自己创造的印象很自负,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形象天衣无缝。然而,今天红木烟锅头是热的,他相当激动地吸着烟嘴。午餐时间已经过了,但他既不考虑他的胃,也不想念极上堂餐馆里那个叫他哈利、总是为他留一块上等馅饼酥皮的脸色红润的女招待。他正皱着眉头,低头看着办公桌上的一张黄色票据,而且,他不是独自一人。
终于,他从牙齿间拔出烟斗,抬起头来与坐在他对面的那个男人对视。他压低声音说:“我没有做错事。我没有干任何违法的事。”
他说话时只带着一点点挪威口音。在巴斯住了三十年,已经使他的语音语调完全英国化了。
“那要看谁是获利者,”约瑟夫·普里查德说,“法官瞄准的就是这个。看来你从此人的死亡中获取了非常可观的利润。”
“通过合法销售他的房地产!我是在他入土之后才接的业务!”
“入土了——但尸骨未寒,我认为。”
“克罗斯比·韦尔斯是自己喝死的,”尼尔森说,“没有理由验尸,没有任何不妥。他是一个醉鬼,一个隐士,当我收到这些文件的时候,我以为他的房地产没有多少。我根本不知道那笔横财。”
“你是说这只是一桩幸运的交易?”
“我是说我没有干任何违法的事。”
“但是有人干了,”普里查德说,“有人在幕后操纵。是谁知道这笔横财呢?是谁一直等到克罗斯比·韦尔斯被埋在六英尺深的地下,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卖掉他的土地,根本没打算去搞拍卖——是谁把文件交上去的?又是谁把我的鸦片酊栽赃到他床底下的?”
“你说栽赃——?”
“是栽赃,”普里查德说,“我可以为此发誓。我从来没有卖给这个人一打兰(62)。我认识我的客户的面孔,哈拉尔德。我从来没有卖给过克罗斯比·韦尔斯一打兰。”
“那么,你就不必担心啦!你能证实这一点的!拿出你的记录,还有收据——”
“在这个阴谋中,必须看到我们自己那部分之外的事!”普里查德说,他严厉说话时,不但不提高嗓门儿,反而压低了声音,“我们脱不了干系。追根到底,你会发现一个始作俑者。这是一个整体。”
“你是说这都是设计好的——事先?”
普里查德耸了耸肩,说:“在我看来像是谋杀。”
“预谋杀人。”尼尔森纠正他。
“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指控。这应该是预谋杀人——我们定罪是根据意图,而不是行为结果。克罗斯比不是他杀,你知道。”
“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普里查德说,“你信任那个验尸官吗,尼尔森先生?或者你愿意亲手拿起铁锹,把那隐士的尸体挖出来?”
“别说得这么恐怖。”
“我告诉你吧,你会在墓穴里发现不止一具尸体。”
“别说了,听见没有!”
“那就是埃默里·斯坦斯。”普里查德毫不留情地说,“如果他不是被杀掉了,还会是怎么回事呢?你认为他变成了蒸气?”
“当然不会。”
“韦尔斯死了,斯坦斯消失了。一切都发生在数小时内。韦尔斯两天后被埋葬……还会有什么地方比别人的墓穴更适合藏起一具尸体呢?”
约瑟夫·普里查德总是寻找隐藏的动机、内在的真相。阴谋论令他痴迷。他形成自己的信念,如同别人形成毒瘾一般——信念对他来说如同一种饥渴——他心甘情愿地将狂热的激情馈赠予自己的信念。这种快感延伸到了他的自尊心。无论何时,只要他的心灵深处泛起波澜,他都会一头扎进去,挣扎着向下——奋力踢打,不屈不挠,仿佛要触摸自己黑色幻想的矿藏深处,仿佛希望自己溺水而亡。
尼尔森说:“这是徒劳的猜测。”
“同穴而葬。”普里查德说着,往后一靠,“我可以拿我的生命打赌。”
“你猜什么——赌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尼尔森突然脱口说道,“你又没有杀他。你又没有谋杀任何人。这是别人头上的罪过。”
“但肯定有人想弄的看上去是我干的。肯定有人让你看上去像是一个该死的大傻瓜,追逐一条已经熏成了红色的鲱鱼(63)!”
“你在说表面现象。”
“陪审团在意表面现象。”
“好了,”尼尔森有点底气不足了,“你不会真的认为陪审团——”
“有必要?别当蠢驴了。埃默里·斯坦斯是霍基蒂卡的贵族。听上去挺奇怪。老百姓没法从一群醉鬼中认出谁是特派专员,却都知道斯坦斯的名字。毫无疑问会验尸。如果他摔下楼梯,断了脖子,就算有十二个人当场见证,也会做验尸。哪怕只有一点蛛丝马迹,都会将他与克罗斯比·韦尔斯的事联系在一起——也许是他的尸体,不管什么时候被发现——砰,你就有牵连了。你就是一个同谋,你就会受审。到那时候,你得说什么来为自己辩护呢?”
“就说我不是——我们没有——密谋——”
然而,他知道这么说无济于事,没有继续说下去。
普里查德没有打破沉默。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里的主人,等待着。终于,尼尔森又开口了,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而务实:
“我们绝不能隐瞒任何消息,必须亲自去找司法机关——”
“冒着被指控的危险?”普里查德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我们连一半的参与者都不知道,天哪!如果斯坦斯被谋杀了——看,即便你不相信我说的别的话,也必须承认他消失的时间是一个该死的巧合。如果他被谋杀了——我们假设如此,那么,镇上肯定会有人知道。”
尼尔森试图表现得傲慢,“至少我不会束手待毙,等待着绞索套在我的脖子上——”
“我没有提议我们束手待毙。”
代理商的身体往下一垮,“那怎么办呢?”
普里查德露齿一笑,“你说有一条绞索——嗯,好吧,顺着绳子摸下去。”
“你的意思是,回到那位银行经理身上?”
“查理·弗罗斯特?也许吧。”
尼尔森将信将疑,“查理不是个两面三刀的人。当横财被抖搂出来的时候,他跟其他人一样吃惊。”
“吃惊,那很容易假装。买房地产的那个家伙怎么样?克林奇——烤架旅馆的那个人,他准是得到了一些小道消息。”
尼尔森摇了摇头,“我不相信。”
“也许你应该走出你的思维定式。”
“不管怎么说,”尼尔森说,皱起了眉头,“现在那个寡妇站出来认领了,克林奇一分钱都捞不到。那个寡妇才是你应该担心的人。”
但是普里查德对那个寡妇没有什么看法。“克林奇一分钱都捞不到——从克罗斯比·韦尔斯身上也许捞不到,”他说,“但是往这方面考虑一下。斯坦斯将烤架旅馆租给了克林奇,对不对?”
“你这是想说什么呢?”
“我只是想说,如果一个人的债主死了,他是绝对不会感到难过的。”
尼尔森脸变红了,“克林奇不会要另外一个人的命。他们谁都不会。查理·弗罗斯特?快别说了,乔!那人胆小如鼠。”
“你从相貌上看不出一个人能够干什么,更看不出他已经干了什么。”
“这种猜测——”尼尔森开口说道,但他不知道该怎么提出异议,便再次沉默下来。
尼尔森不认识消失的探矿者埃默里·斯坦斯,可以说素不相识,但若问起来,他会违背事实宣称他们关系亲密,因为尼尔森喜好吹嘘能够抬高自己的关系,斯坦斯正是他愿意缔结亲密关系的那一类人。尼尔森喜欢耀眼浮华,最令他眼花缭乱的莫过于他十分崇拜的魅力人物。埃默里·斯坦斯,青春与信念双全,自然是令人羡慕的类型。现在想起他来,尼尔森不得不赞同普里查德的观点,即斯坦斯在深夜自愿秘密离开霍基蒂卡的可能性极小。他的认领区需要密切维护与监督,他手下雇了五十多人——是啊,他若不在,损失的可不是小钱,尼尔森想,债务每天都会叠加。不,普里查德是对的。斯坦斯要么是被绑架了,要么——更有可能是——被杀害了,尸体已经被非常成功地隐藏了起来。
根据目前的信息,最后一次看到埃默里·斯坦斯是一月十四日的日落时分,斯坦斯当时正在雷维尔街上向南走,朝着回家的方向。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便无人知晓了。他的理发师第二天早上八点到访,发现他的门没锁。理发师报告说床铺皱巴巴的,仿佛刚有人睡过,但是火炉冰凉。所有的贵重物品都在,没人碰过。
埃默里·斯坦斯没有敌人,至少据尼尔森所知是这样。他性格开朗,十分豪爽,难得地既慷慨又谦逊。他非常富有,虽然霍基蒂卡的有钱人很多,但是大多数都远不如他和蔼可亲。不同寻常的是他很年轻,当然,这可能成为年龄稍长、心灰意冷的人嫉妒他的理由——但嫉妒是十分牵强的杀人动机,尼尔森想,如果这个年轻人真的是被杀害了的话。
“有什么会驱使一个人与斯坦斯闹纠纷呢?”尼尔森大声说,“这小伙子浑身散发着好运气——他有米达斯的点金术。”
“好运气不是一种美德。”
“那么就是谋财害命——?”
“我们先把斯坦斯放一放,”普里查德身体前倾,“你把克罗斯比·韦尔斯财富中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囊中。”
“是的——我告诉过你了,百分之十。”尼尔森说着,转向面前办公桌上放着的那张黄色销售票据,“出售他的动产的佣金,你知道的。但现在遗嘱有了争议,付款无效,我不得不交还一切款项。其财产是不应该出售的。”
他用手指触摸着票据的边缘。两星期前,在同一张办公桌上,他在这份文件及其副本上签了字——当他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心情是多么沉重啊。在霍基蒂卡,销售死者地产上的财产向来不是有利可图的买卖,但生意不景气,他饥不择食了。多么令人耻辱啊(他当时心想),不远万里绕地球半圈,却发现自己落魄到这种地步——只是在更有钱、更有好运的人的餐桌下捡些碎屑残渣。票据上的名字——克罗斯比·韦尔斯——当时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那时只知道韦尔斯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一副倒霉相,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没有任何梦想。尼尔森苦涩而疲倦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他还得租一匹马,牺牲一天的工作,骑马上路——去哪儿呢?去那个荒凉的绿玉神舟谷,整理那个死人的遗物,如同一个在阴沟里找东西吃的流浪汉。
然而,嵌在那些面粉罐、粉盒、肉匣子、风箱、破裂的旧马桶中的——到处都是闪闪发亮的东西,沉重,柔软。他的佣金总数为四百英镑出头,他这辈子第一次有了钱。他有可能已经收拾起行装,乘船到了悉尼;他有可能已经回家,有可能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有可能已经结婚。但是,他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一切。佣金终于到手的那天,也正是韦尔斯夫人到达的日子。不出几个小时,房地产的销售便遭到上诉,遗产成为争议,金子被银行查获。如果上诉得到批准——这自然是预料之中的事——尼尔森就不得不全额交还他的佣金。四百英镑啊!比他整整一年赚的钱还要多。他的手指顺着票据的边缘滑动,感到愤怒刺痛着他,内心一片凄凉。他希望,正如他上个星期多次希望的那样,能够找到一头替罪羊。
但是普里查德正在摇头,他既对死者的遗嘱不感兴趣,也不关心质疑遗嘱的法律意义。“暂且别在意那一切,”他说,“回想一下那个小房子吧。你是亲眼看见那堆金子的吗?”
“我是第一个发现它们的。”尼尔森带着一丝骄傲说,回想当时的情景,他感到放松了一点,“啊——真希望你能看见——我要是能把它们变成薄片,准能把整张台球桌都包起来,把桌子腿和其他所有的地方都包起来。沉得像什么似的,亮得多么晃眼啊。”
普里查德没有笑,接着说:“你说过那都不是碎金子,也不是不规则的金块。我没有听错吧?”
尼尔森叹了一口气,说:“对,没错,全都被锻打成了金条。”
“冶炼过了,”普里查德说着,点了点头,“那可需要设备,还有技术。那么那个工匠是谁呢?不会是韦尔斯本人。”
尼尔森停顿了一下,这个问题是他从未想过的。普里查德提出论点的方式——自信、傲慢——令他感到不愉快,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药剂师指出了一些被他自己忽略的联系。他吸着他的烟斗。
尼尔森对金矿的运作算不上非常精通。在淘金方面,他只做过一次尝试,便发现那是一种悲惨的工作——拎着水桶往返于河边,将水倒入洗矿槽里淘洗沙砾,白蛉钻进了外套里,需要不停地拍打,最后被逼得手舞足蹈,像疯了一般。之后是腰酸背痛,手指如针扎,双脚软得像海绵,肿胀数日不消。他拿回家的那一小撮金沙砾,包在手绢的一角,被层层抽税之后,称重的结果只有一盎司的几分之一——终于换成钱,脏兮兮的五先令,刚够支付租一匹马进出峡谷的租金,那真是一种无法言表的失望。尼尔森没有再去碰运气。他的天性和个人风格都让他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男人,不管将精力投入哪个领域,都习惯于得到立竿见影的承诺。如果第一次尝试没有掌握诀窍,他就会放弃这一行。(他对这种做法不是没有自嘲。他曾经回忆自己在霍基蒂卡峡谷这一段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尝试,轻松地调侃自己娇生惯养的身体,夸大自己经受的肉体折磨。但是这种解释是他专门为自己保留的,如果别人持同样的看法,或同意他的说法,他便会感到尴尬。)
在一定程度上,约瑟夫·普里查德告诉他的那套理论还是很有道理的。有人——也许不止一个人——一定知道克罗斯比·韦尔斯地产里隐藏着的横财。这笔横财数目太大,而且他的财产出售过于隐秘和迅速,因而无法完全排除上述这种可能性。再者,在死者触手可及的地方发现了一小瓶鸦片酊,表明有人——也许是同一个人——刚好在隐士死亡之前或之后去过那个小房子,想必是企图加害于人。那个小瓶子是普里查德的,是从他的药店买的,瓶子上的标签有他的亲笔签名。因此,拿小瓶子的人肯定是一个往北走的霍基蒂卡人,而不是一个往南走的陌生人。这就排除了首先发现克罗斯比尸体的那位政要和他的助手,是他们将噩耗带进镇子的。
私下里,尼尔森其实相信普里查德对地产购买者埃德加·克林奇的怀疑是正确的,还有那个银行经理,弗罗斯特。尼尔森不像普里查德那样旗帜鲜明地怀疑他们参与了埃默里·斯坦斯的谋杀,但在他看来,克林奇一定是得到了什么内部消息,才如此匆忙地购买了克罗斯比·韦尔斯的房屋和土地——不管是什么样的内部消息,查理·弗罗斯特一定知道内幕。尼尔森也能接受,虽然自己清白无辜,但他受到的牵连在公正的外人看来也肯定是蹊跷可疑的:毕竟,他是发现这笔横财的人;他在分类账上记录了那一小玻璃瓶鸦片酊(他一直在汇编待售遗产清单),而且他在这笔交易中获利四百英镑。
然而,除了承认这些(毕竟,这些只是对怀疑与大概印象的承认),尼尔森仍感到不确定。普里查德已经推断埃默里·斯坦斯的失踪绝非巧合,这是假设;他一口咬定这个人被谋杀了,这是猜测;他还判断尸体已经被埋葬在韦尔斯本人的墓穴中,这是假定;他还提出韦尔斯房地产在法律上的溃败是事先策划的,作为一种蒙蔽或诱饵——这最后一条,尼尔森心想,简直是彻头彻尾的幻想。普里查德无法解释那一小瓶鸦片酊。他想不出犯罪嫌疑人的动机,也指不出一名合情合理的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位代理商不能完全低估对方坚持的看法,不管他多么不喜欢对方的表达方式。
尼尔森没有像药剂师一样如痴如醉地深入探究,对真相的追求没有使他如来访者这般走火入魔。每当普里查德谈起他热爱的东西,说他在天花板低矮的实验室里酿制并品尝的酏剂,说他买进卖出的、装在半透明罐子里的树脂与粉末,那时候的他都显得十分怪异。此人具有某种冷酷而严峻的气质,尼尔森想——他像平常那样,把自己的不良感觉转化为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厌恶。
每当别人的论点显示出尼尔森自身的欠缺时,他总会表现出恼怒的神态,此刻他正带着这种情绪。最后,他从嘴里拿出烟斗,说道:“嗯,也许韦尔斯在储备银行有个联系人,基拉尼,或者国有公司的什么人——”
“不。”普里查德叉开手指敲了一下桌子,他料到尼尔森会猜错,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反驳之词,“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活儿。我可以出任何价钱跟你打赌。卡瓦劳的香庙里总是挤满了没有许可证的家伙——他们一同分享矿人权。没人能分辨出他们谁是谁,你明白,在那些外国人的口中,一个人名跟另一个人名没有什么差别。在中国城,全都是外包的活儿。如果这是与某个国有公司相关的,那么看上去会——”
“更干净些?”尼尔森的声音里充满希望。
“正相反。当一个家伙要遮掩自己的行踪——当他不得不走旁门左道,而不是正大光明地从大门进来时,他就不得不开始做准备、做牺牲了。你明白了吗?一个圈内人必须去抗衡每个走卒——去对付该系统中的所有棋子,但是一个圈外人可以直接与魔鬼周旋。”
这种表达方式正是尼尔森特别不喜欢的。他再次低头凝视着销售票据。
“中国城金匠铺。”普里查德说,“你记住我的猜测。一个烧熔炉的家伙,他的名字叫桂。”
“你会去问他吗?”尼尔森抬起头来说。
“事实上,”药剂师说,“我本来希望你能去。我眼下懒得跟东方人打交道。”
“我斗胆问一句,为什么呢?”
“哦——都是些下三烂的勾当。商业秘密,鸦片。”普里查德将手掌反转过来,又放在了腿上。
尼尔森皱起眉头,“你从中国运鸦片来?”
“上帝啊,不是,”普里查德说,“从孟加拉运来。”他犹豫了一下,“更确切地说是个人纠纷,因为那个险些丧命的妓女。”
“安娜,”尼尔森说,“安娜·韦瑟雷尔。”
普里查德沉下脸,他本来不想提到这个女人的名字。他转过头去,看着雨点变大,集聚在推拉窗的窗台上。
在对方重新开口前的短暂停顿中,尼尔森为自己的一个转念大吃一惊,他想,也许药剂师爱那个女人——安娜·韦瑟雷尔,那个妓女。他在心中验证着这种可能性,暗暗地乐在其中。那个女人特别引人注目——步态中带着一种疲惫与致命的慵懒,像一只心怀幽怨的天鹅。但是她的情绪变幻莫测,远远超出尼尔森喜欢的那类女子,而她的美丽(事实上,尼尔森不会说她美丽,他将这个词留给处女与天使)太具有挑逗性了,不符合他的口味。她还是个大烟鬼,吸食鸦片的习惯使她脸上浮现出一种永恒的朦胧,体态中透露着深不可测的疲惫——这种强迫性的状态已经够不雅观了,而且她现在还企图自杀。是的,尼尔森心想,她正是普里查德会爱上的那种女子。他们会在黑暗中约会,他们的结合会是激情狂热的,但注定会毁灭。
这一次,代理商没有猜中。尼尔森的猜测总是自我确认的类型: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证据,他往往都会偏爱那些最迎合他个人原则的,反之亦然,他坚守那些最能迎合证据的原则。他经常谈论美德,因此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性格是最乐观、最令人鼓舞的,其实他对美德的信念奴役于一个难伺候的、谈不上乐观的主子。拿句通俗的话来说,质疑带来的好处是一种随意的礼物,尼尔森为自己的才智感到骄傲,不愿屈服于假想的力量。在他心中,高度抽象的结晶体被涂上了一层保护釉,他喜欢注视着它们,为它们的光耀而称奇,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它们从雕刻的橡木壁炉台上拿下来,比如说,用手把玩它们,体会柔润的感觉。他的结论是普里查德恋爱了,因为咂摸这个观点、验证这件怪事令他感到愉快,然后回到他固执己见的定论上:普里查德是个怪人,安娜是个不可救药的女子,一个人永远不该爱上一个妓女。
“是啊,嗯,”普里查德正在说话,“他们对此极其愤怒,你知道。有个华人在卡尼里经营一个鸦片窟,他叫阿苏,那个妓女病倒以后,阿苏去找过汤姆·鲍尔弗——气恼得不行,你知道。他告诉汤姆他要查看我的航运记录,检查进入我账户的最后一宗买卖。”
“为什么不直接来找你呢?”尼尔森问。
普里查德耸了耸肩,“大概是认为我心怀鬼胎吧。”
“他认为你给那女人下了毒,而且是故意的?”
“是的。”普里查德又扭头看着别的地方。
“那么,汤姆说什么了呢?”尼尔森追问道。
“他给阿苏看了我的记录,证明我是干净的。”
“你的记录是干净的?”
“是的。”普里查德没好气地说。
尼尔森发现自己冒犯了对方,一种不可告人的快感在他心中闪现。他开始讨厌别人暗示他们为同等的合谋者,直到埃默里·斯坦斯可能被杀一案水落石出。在他看来,在这个烂摊子里普里查德似乎比他陷得更深。尼尔森与鸦片无关,他不想与它有任何关系。这玩意儿是毒品,是祸害,它把人变成了傻瓜。
“听着,”普里查德说,把食指放在桌面上,“你必须让桂这个家伙开口跟你谈。如果我能办的话我就自己去了——我已经去鸦片窟试过了,但是阿苏根本不搭理我。桂还行,他还算体面。问问他那堆横财的事——那是不是他的金子,如果是他的,为什么会出现在韦尔斯的地盘上。你今天下午可以去找他。”
被对方这样支使,尼尔森感到十分恼怒,“既然你不满的是另外那个家伙,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亲自跟桂谈。”
“我现在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就算是回避吧。”
尼尔森心想他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嘴里大声说出来的却是:“你究竟为什么要招呼一个约翰尼(64)华人跟我说话呢?”——最后他通过发怒给自己解围。他将黄色票据从面前推开。
“至少你是中立的,”普里查德说,“没有给他们中的任何人抓住理由来对你品头论足——是不是?”
“华人?”尼尔森吸着烟斗,烟叶几乎都烧成了灰烬,“没有。”
“你在名字前面加个‘阿’字——阿桂,这是他们叫人时的尊称。”普里查德停顿了一下,打量着对方,然后补充道,“不妨这样想一想:如果我们被栽赃了,那么他也许同样会遭殃。”
他说话时,有人敲了一下门,原来是这里的秘书,报告说乔治·谢泼德在外面的办公室等候接待。
“乔治·谢泼德——那个狱守?”尼尔森说,带着一丝不安,朝普里查德迅速地瞥了一眼,“他说了有什么事吗?”
“利润问题,他说,共有利益。”那个职员回答,“我去请他进来吗?”
“我要告辞了。”普里查德说着,立刻站了起来,“那么你会去找他——那个叫桂的家伙?你就答应吧。”
“一路跑到卡尼里?”尼尔森说,想起了他的午餐,还有极上堂的女招待。
“只需步行一个小时,”普里查德说,“但是要确定找对了人。你要找的那个家伙比较矮,精瘦精瘦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你能通过金匠铺的烟囱认出他的小屋,我等候你的消息。”话音未落,他已经离开了。
Φ
尼尔森的办公室似乎太小,无法接纳乔治·谢泼德进门时那庞大而僵硬的一鞠躬。代理商感觉相比之下自己在椅子里缩小了一圈,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一跃而起,伸出手去,大声喊道:
“谢泼德先生——是啊,是啊,请。我还从未有荣幸接受过您的业务,先生,但我真心希望能够为您服务——在不久的将来——如果可以的话,您请坐。”
“我当然知道你。”谢泼德回答,在为他提供的椅子上坐下。看见尼尔森的烟斗燃着,他伸手从衣兜里摸出自己的烟斗。尼尔森把他的烟丝袋和火柴递到办公桌对面,谢泼德填满并夯实他的烟锅,划燃火柴,这期间有短短的沉默。他的烟斗是石楠木制成的,浅烟锅,烟嘴和烟管之间有一节精美的琥珀圈。他猛吸了几口,直到烟丝燃到满意的程度,然后放松地坐在椅子上,以一种审视的眼光从左到右扫视了一圈,仿佛在暗暗计算房间的面积。
“久闻大名。”他是个话若说出口就要意思到位的人,他吐出一大口烟,补充道,“刚才走的那家伙,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的名字是乔·普里查德,先生——约瑟夫,在科林伍德街开药店。”
“当然。”
谢泼德停顿了一下,心中盘算着。苍白的日光倾斜地照在尼尔森的办公桌上,烟斗冒出的烟圈挂在他的头顶,久久不散——盘旋的缕缕青烟固定地悬在空气中,仿佛矿物石英中保存和显示的扭曲的金脉。尼尔森等待着。他心里想:如果我被定罪,这个人就是我的狱守。
乔治·谢泼德成为霍基蒂卡监狱的监狱长,他的委任几乎没有遭到管辖区内居民和挖矿人的任何反对。谢泼德是个凛然可怕的冷血人物,动作缓慢,仿佛在不断强调他双肩的宽度及双臂的重量。他行走时迈着不紧不慢的大步,说话时(他十分寡言)声调是醇厚而威严的低音。他的谈吐缺乏幽默感,毫无讨喜之处,但对于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来说,严厉可以算是一种美德。他从未被指责持有偏见或成见,选民们一致认为这是他的功德。
如果说谢泼德也当过人们闲言碎语的对象,那些闲言纯属无端的臆想,而且话题几乎总是离不开他与妻子的私人关系。从一切表面迹象上看,他们的婚姻都是在绝对的沉默中进行的,在他这方面是严酷的决心,在他妻子那方面则是恐惧和压抑。这个女人自称乔治太太,她只敢轻声细语地这么称呼自己。她带着茫然的恐惧,如同一头被折磨的野兽,盯着无形的牢笼,任何突发的事情都会令她发抖。乔治太太极少跨出监狱大门,除非是在偶尔的公民集会场合,红着脸跟在谢泼德监狱长的身后,走在雷维尔街上。夫妻俩已经在霍基蒂卡住了四个月,才有人发现乔治太太原来还有个教名——玛格丽特,但是在她面前称呼这个名字对她来说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攻击,她唯一的应付办法就是逃离。
“我有事找你,尼尔森先生。”谢泼德开口道,他说话时将烟斗的锅头攥在手中,靠近胸口,“我们目前的牢房不比牲畜栏强多少——就是一个牲口棚。阴森森的,不透亮,也不透气。为了通风,我们打开门,拉上一根链子,我坐在门外,把来复枪放在膝头。说来寒碜,碰到更有经验的犯罪分子,我们就没有能力应付了。更复杂的犯罪,比如说,谋杀。”
“唉——是啊,是啊。”尼尔森说,“当然。”
稍顿片刻后,谢泼德继续说下去:“请你原谅我的悲观,”他说,“我相信霍基蒂卡将面临一个更加黑暗的时代。这座小镇正站在一个门槛上。淘金汉规则依然是山里的王法,是这里的王法——唉,虽说我们仍是坎特伯雷一个落后的角落,但是很快就会成为它皇冠上的宝石。韦斯特兰将分裂,霍基蒂卡将繁荣昌盛起来,但随着它的崛起,它必须调和自己。”
“调和?”
“在野蛮与文明之间。”谢泼德说。
“您指的是本土人——毛利部落?”
尼尔森说话时带着一丝热情,对他所谓的“部落生活”怀着一种浪漫的激情。当毛利人的小舟在布勒峡谷的急流中一闪而过时——他远远地看着他们,内心充满敬畏。对他来说,毛利勇士看上去很恐怖,他们的女人不可知,他们的习俗可怕而原始。他的惊愕与其说是崇敬,不如说是恐惧,但这是一种他渴望重温的惊悚。事实上,尼尔森远航新西兰就是因为一次偶然的刺激,当时他在南安普敦附近的一家廉价旅馆里巧遇一个精干的水手,水手正在吹嘘自己在南海遭遇原始人(其实不大可能)的故事。水手是荷兰人,身穿被剪短的齐臀外套。他用铁钉交换椰子,允许岛上的女人将手放在他皮肤白皙的胸膛上。有一次他给岛上的一个男孩编了一个水手结做礼物。(“什么样的结?”尼尔森走上前恳求似的问。那种结叫土耳其头结,尼尔森当时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水手就在空中勾勒出环形花饰的造型。)
但是,谢泼德对尼尔森的质疑摇了摇头。“我用的‘野蛮’一词,不是本土意义上的,”他说,“我指的是土地本身。探矿是一种见不得人的行当,迫使人像贼一样思考。而这里的情况更是肮脏,足以令淘金汉们更加绝望。”
“但矿区可以变得文明起来。”
“也许——等到河川被淘干之后,等到探矿者让位给了水坝、挖土机和矿山公司之后——等到森林被砍伐光了之后——也许到那时候吧。”
“您不相信法律的力量吗?”尼尔森说着皱起了眉头,“您知道,韦斯特兰很快就会在议会占有一个席位。”
“我大概没有讲清楚我的意思,”谢泼德说,“请你允许我重新开始好吗?”
“绝对没问题。”
狱守立刻又讲了起来,体态和腔调都没有改变,“当同时有两套司法准则可用时,”他说,“人们总是用一套去抨击另一套。试想一下,一个人认为到法庭上投诉自己的娼妇是一件正义而且正确的事情——他既希望法律发挥效力,同时又想得到法律的豁免。结果他被拒绝了,甚至可能被控与那个女人鬼混,这样一来,他就同时责怪法律和那个女人。法律不会答应这个淘金汉自以为是的理论,于是淘金汉就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里,要掐死娼妇。若在过去,他会立刻挥舞拳头解决争端,大打出手——那是淘金汉规则。那个娼妇也许会毁灭,也许能活下来,但无论哪种结果,他的行为是他个人的。现在——现在他感觉他要求正义的正当权益受到了威胁,而这恰是他行为的准则,因此他加倍愤怒,而且加倍发泄他的愤怒。我每天都在见证这一类的例子。”
谢泼德往后一靠,将烟斗放入嘴里。他态度镇定,但那双淡色的眼睛专注地盯着东道主。
尼尔森从来不拒绝任何一个引发假想的机会。“是的,然而——按照您的论点,”他说,“您肯定不是在暗示偏爱淘金汉规则吧?”
“淘金汉规则是庸俗而卑鄙的。”谢泼德监狱长平静地说,“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是文明人。我不认为我们的法律匮乏,我仅仅是想指出当野蛮遇到文明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四个月前,我监狱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是醉鬼和小偷。现在,我看见这些醉鬼和小偷一个个都满腔愤慨,煞有介事、充满正义地说话,仿佛对他们的审判都是不公道的。他们每个人都十分愤怒。”
“可是——还是这样——到了最后,”尼尔森说,“当那个妓女被掐死之后,当淘金汉的愤怒发泄完了之后,想必文明的法律还是要回过头来审判这个男人?想必他最终会受到正义的惩罚?”
“如果他的同伴们团结在他周围,捍卫他作为淘金汉的正当权利,就不会这样。”谢泼德回答,“当他的准则遭受公然侮辱的时候,没有人能比他更强硬地坚守准则,尼尔森先生,没有什么比一群愤怒的人更残酷。我已经当了十六年的狱守。”
尼尔森靠在椅背上。“是的,”他说,“我接受您的观点。这种过渡时期是最危险的,在新旧世界交替的时候。”
“我们必须摆脱旧世界。”谢泼德说,“我不会忍受娼妓,不会忍受那些惯于嫖娼的人。”
谢泼德的自传(如果有朝一日写出来,肯定是一份僵硬、简朴、充满说教的文件)缺乏一个必要的篇章,那就是年少轻狂、风流失足等内容。自从结婚以来,他的想象力就没有超越过乔治太太方形的身材,妻子的性格与行为是如此熟悉、如此规矩,以至于他可以根据她的生活节奏校准自己的怀表。他的行为一直无懈可击,其结果是,他换位思考的余地很小。安娜·韦瑟雷尔的职业对他绝对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他没有任何少年时温柔或荒唐的记忆,用来软化他对安娜·韦瑟雷尔职业奥秘的态度。他看着安娜·韦瑟雷尔时,看见的只是一篇概括的目录,一种不稳定的情智,以及她前途的一片灰暗。一个娼妇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对他来说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也不是什么伤心的悲剧。在这个特殊的案例里,他甚至可以说如此结束生命是一种仁慈之举。毕竟,韦瑟雷尔小姐是在按照魔鬼的意志生活,毒品为愚蠢的国王充当管家,永远带着嫉妒的眼光守卫着王座。
公平地讲,关于七美德(65),谢泼德监狱长只倾向于四枢德(66)。他完全熟悉基督教教义中的宽恕,但仅仅是作为研究和服从的一个信条。我们并不想通过讨论宽恕来降低他的宗教性,宽恕是一种必须先请求获得才知道如何给予的东西,而谢泼德监狱长在其一生中还没有遇到过必须请求宽恕的情形。他已经为韦瑟雷尔小姐的灵魂祷告过了,正如他为所有在押的男人与女人祷告一样,但是他的祈祷表达的是责任,而不是希望。他相信灵魂居住在肉体中,因此,对肉体的亵渎就是对灵魂的攻击。一个普通的娼妇,从这种实质神学的角度来判断,的确没有什么好结果,韦瑟雷尔小姐营养不良、饱受虐待,如同谢泼德看见过的任何一幅猥琐的画面。他并不诅咒韦瑟雷尔小姐下地狱,但是他私下里相信,拯救她的灵魂是不可能的事情。
韦瑟雷尔小姐灵魂的命运,以及她所选择的给自己的命运永久定论的方式,都没有激发谢泼德的兴趣。他对韦瑟雷尔小姐肉体方面的长处也不感兴趣。在这方面,谢泼德与霍基蒂卡的大多数男人不同,他们(正如加斯科因在大约七小时后向穆迪直言不讳的那样)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除了她,几乎就没有什么别的谈资。他们对前面一个话题厌倦时,就换成后面这个话题,争来争去使他们的谈话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尼尔森的烟斗熄灭了。他把烟锅里的烟灰磕在桌上,然后重新往里装烟丝。“我相信阿利斯泰尔·劳德巴克打算做出改变,”他说着,用另一只手解开烟丝袋的带子,“当然,我是说如果他当选的话。”
谢泼德没有立刻回应,过了会儿,问:“你一直在关注选举活动?”
尼尔森忙着摆弄他的烟丝袋,没有注意到对方的犹豫。狱守刚进来的时候,尼尔森还为自己感到害怕,甚至存有戒备心,但他很少在尴尬状态中滞留。谢泼德的法律理论唤醒了他的智力,他为之感到欣慰,再一次感觉到能够掌控自己了。往烟锅中填烟丝的这种专心致志的仪式——磨损得薄薄的皮革绳,烟草的干爽香味儿——使他的各种感官恢复了常态。他没有抬头便回答道:“是的,确实是。每天阅读演讲稿,带着热切的关注。劳德巴克现在就在这里——在霍基蒂卡,不是吗?”
“是的。”谢泼德说。
“他会得到那个席位的,我认为。”尼尔森说,他用手指揉搓一小撮烟丝,“《利特尔顿时报》支持他的活动。”
“你看重他吗?”
“隧道和铁路,”尼尔森说,“那是他玩的游戏,不是吗?进步,文明,所有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是您的思路与劳德巴克的竞选运动倒是一脉相承。”他划着一根火柴。
谢泼德刚要做出回复,却又犹豫了,“我不习惯在别人的办公室里谈论我的政治观点,除非是别人邀请我这么做,尼尔森先生。”
“啊——那就请吧。”尼尔森礼貌地说,将手里的火柴摇灭。
“不过有了你的许可,”谢泼德点了点自己苍白的大脑袋,“我会这么说。我也认为劳德巴克会得到那个席位——议会和总督双席位。他拥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不用说,他在法律部门及省议会认识的相关人员都高度评价他的人格与能力。”
“当然,这对他来说是重选。”尼尔森插话,他特别习惯在别人的办公室里谈论政治,一时间忘记了已经给予对方抒发己见的许可,“他是个熟脸。”
“他是个熟脸——对于他自己的圈子来说。”谢泼德说,“他忠实于坎特伯雷,还有他的隧道和铁路——用你的话说,但那是利特尔顿的隧道,而预计修建的铁路将连接基督城与达尼丁。作为省总督,他将重新分配尚未被这条隧道和这条铁路套住的资金——当然,他必须如此,以兑现他在选举活动中的承诺。”
“您对总督的说法可能正确,”尼尔森说,“但是作为一名国会议员呢?他将代表韦斯特兰……”
“劳德巴克只在选民区上属于韦斯特兰人。”谢泼德说,“我倒没有因此而挑剔他——他能得到我的一票,尼尔森先生——但是他不懂淘金汉的生活。”
尼尔森看似又要打断他的话,所以谢泼德一口气说下去,并略微抬高了声音:“我现在要道出不得不进行这次会见的要务。我得到特派专员的许可,开始建造新的监狱,与警察营地分开,在镇北的山坡上。你还记得最初是一群囚犯清理出了霍基蒂卡的道路吗?我打算在这里如法炮制,利用我的囚犯劳力在海景区建立一座监狱。”
这个想法符合尼尔森的惩罚意识,他脸上露出了微笑。
“然而,正如你说过的,”谢泼德继续说,“阿利斯泰尔·劳德巴克关注的是运输。在他对议会的讲话中,他的观点是赞成用囚徒劳力建筑并维修基督城的道路。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道路依然险峻——不宜骑马,更不适合走马车。”
“总督对此事能一锤定音吗?”尼尔森问,“您的囚徒不归您调遣吗?”
“唉,”谢泼德说,“他们只归我看守。”
刚才那位职员进来了,用木托盘端着咖啡。他表现得非常兴奋,因为尼尔森这里不经常有客人,像普里查德(以他的鸦片著称)和谢泼德(以他的妻子闻名)这样神秘莫测的来访者更是从未有过。职员特别精心地把咖啡壶和小碟子摆放在托盘上,他竖起胳膊肘,将托盘端得很高,后背挺得笔直。尼尔森赞赏地点点头。他们没有让职员服侍雇主的习惯,但尼尔森一想到这个场面在来访者心中产生的效果,便感到开心。职员将托盘放在餐具柜上,开始倒咖啡。他希望自己还在房间里的时候,两个男人能重新开始他们的谈话,所以他缓慢地倒着咖啡。看到漂浮的菊苣根颗粒,他感到一阵遗憾,那本是他为了节约而掺入咖啡粉中的,现在,这一层丑陋的颗粒好像是在责备他的装模作样。
谢泼德在他身后说:“顺便提一句,尼尔森先生,你对埃默里·斯坦斯都知道些什么?”
一阵沉默。“我知道他失踪了。”尼尔森回答。
“失踪了,是的,”谢泼德说,“一直没有人看见他,差不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非常奇怪。”
“我对他不是很了解。”尼尔森说。
“是吗?”谢泼德说。
“他是个熟人,但不是朋友。”
“哦。”
尼尔森似乎要咳嗽,却又突然说道:“你快要倒完了吧,阿尔伯特?”
职员放下咖啡壶。
“要不要我把托盘留下,先生?”
“好的,好的——赶紧走吧,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尼尔森说。他接过递来的咖啡杯时摇晃了一下,导致一些咖啡洒在了托碟中,他把杯子咣当一声放在面前。职员将第二杯咖啡端给谢泼德,谢泼德没有起身去接,只是无言地指了指面前的办公桌。
“我将直言不讳,”当失望的职员走出去关上门后,谢泼德说道,“我的意思是,在选举前,立刻开始建筑监狱的工作,这样一来,当劳德巴克上任时,这里的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我意识到在某些人眼里,我好像是在积极地阻挠劳德巴克的选举的成功。我来找你是向你拉业务,同时还想听听你的判断。”
“您需要什么?”尼尔森谨慎地说。
“要建筑所需的材料,还有十到二十位壮劳力开始挖地基。”谢泼德说,伸手从胸兜里掏出建筑计划,“我可以按照你的标准给你支付佣金。地皮已经购买好了,并且获得了批准。这是建筑师的设计。”
“这是原件还是副本?”尼尔森从谢泼德的大手中接过文件,打开卷宗。
“原件,没有副本。”谢泼德说,“当然,我一直将这些文件随身收藏。”
“当然。”尼尔森表示赞同,伸手去拿他的眼镜。
“我之所以来找你,”谢泼德继续说,“不找科克伦,或莫里森,或其他竞争对手,他们的业务——请原谅我这么说——目前远远比你好得多,但我之所以来找你,一部分原因是大家都认为你是个高效率的人。”
尼尔森抬起头来。
“请允许我实话实说,”谢泼德说,“这件事有点失礼,我知道。我会尽可能地谨慎行事。我刚好注意到,你在清理克罗斯比·韦尔斯先生的遗产时,拿到了价值数百英镑的佣金。”
尼尔森吃了一惊,但谢泼德举手示意他别说话。
“在你听完我要说的话之前,不要先开口将自己牵扯进去。”他说,“我会告诉你我到底知道些什么。那个人的尸体在下葬前先运到了警察营地。因为他没有亲人和朋友,我们就在营地守夜。我有幸观察了他的遗体,当医生检查重要脏器是否受到伤害时,我也在场。吉利斯医生的结论是他死于酗酒,而我在这方面知识匮乏,只能同意他的裁决。吉利斯医生仔细检查了死者的胃肠道,却发现不仅含有食物与烈酒,还有鸦片酊的痕迹——虽然我得承认量不够大,不足以做出不适当的猜疑。我相信克罗斯比·韦尔斯的死因不是中毒,只是酗酒。
“然而,就在守夜还没结束的时候,韦尔斯的土地与木材厂就都被卖掉了。正如你所知,土地刚被银行回收,立刻就被埃德加·克林奇先生购买。虽然交易本身完全合法,但房地产如此迅速地倒手,还是令人感到奇怪。我知道你受雇清理死者的房屋,变卖死者的动产,根据总价值获得一笔费用。你接受了雇用,即刻发现了大量囤积的黄金(藏在什么地方来着,面粉罐里?),价值合计四千英镑。一笔‘衣锦还乡’之财,借用当地的话讲。现在,尼尔森先生,你应该已经拿着你的提成走人了,在目前看来这可是一笔很肥的油水。然而,当韦尔斯先生的遗孀踏足沙滩,宣布一切归她,整个这桩好事就都成了一场空。那寡妇来参加葬礼是晚了一星期,但若是来质疑死者房地产的销售,以及销售衍生出的一切交易,却一点也不迟。
“正如我说过的,我相信克罗斯比·韦尔斯不是死于中毒,”谢泼德说,“但是我也相信那些囤积的黄金不属于他,更不属于他的遗孀。韦尔斯寡妇出现在这个我已经觉得够离奇的故事里,这也未免太奇怪了。”他停顿了一下,“到目前为止,我说过的话里有哪一句是你不确信或猜测为不真实的吗?你如果不想,可以拒绝回答。”
“您是想敲诈我?”尼尔森勉强地说。
“绝无此意,”谢泼德说,“但是你必须同意这里面有阴谋。”
“是的,我同意。”
“我不是侦探,”谢泼德说,“而且对这个领域没有兴趣。我基本上不关心你知道多少,但是我必须建造我的新监狱,我看见一个双赢的机会。”
“说吧,先生。”
“韦尔斯寡妇已经上诉,质疑已故丈夫遗产的销售。”谢泼德说,“如同所有的法律事务,上诉需要数月才有动静,在此期间,钱将由银行托管。据我预料,如果没有更大的阴谋被暴露出来,最终销售将被取消,寡妇会把那笔横财据为己有。顺便提一句,我在过去几个月里,有幸与克罗斯比·韦尔斯说过几次话,我敢肯定他从来没有提到已婚一说——没跟我说过,也没跟我问过的其他任何人说过。”
尼尔森脑海里出现一幕情景:有一只猫用自己的爪子来回拍弄着一只小老鼠,锋利的爪子勾缩在爪鞘里。他没有犯罪——没有做错什么,然而他感觉自己有罪。他感觉脱不开干系,仿佛是他在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件可怕的错事,醒来时发现他的枕垫上有血迹。他觉得从现在起,监狱长肯定随时都会揭露他,但是犯的什么罪他却不知道。普里查德用的那个词是什么来着?关联。是的,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小时候,尼尔森从表弟的百宝箱里偷走了一颗珍贵的纽扣。那是军装外套上的一颗袖扣,黄铜色,上面刻着一只身体轻盈的小狐狸,向前奔跑时张着嘴,耳朵向后翘起。纽扣是圆拱形的,其中一边更灰暗些,仿佛它的佩戴者喜欢用手指抚摩它的边缘,时间长了,就把光亮磨掉了。表弟马格努斯患有佝偻病,是罗圈腿。他在世的时间没有多久了,所以不必与别人分享他的玩具,但是尼尔森想要那颗纽扣的愿望太强烈了。一天夜里,当马格努斯熟睡时,他潜入房间,打开百宝箱的锁,偷走了那颗纽扣。他在黑暗的儿童房里走来走去,手里捏着纽扣,掂量它的重量,用手指抚摩那只小狐狸的身体,感觉到铜纽扣吸收了他手上的热量。最后,某种感觉突然涌上心头,并不完全是悔恨,但他开始感觉疲倦和空虚,于是将纽扣放回了原来的地方。表弟马格努斯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件事。没人知道。但是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后,表弟马格努斯死了很长时间之后,那次盗窃依然是尼尔森心头的一块伤疤。每当提到表弟的名字,他就会看见月光下的儿童房,就会莫名地脸红。回想起这段往事,他有时会掐自己一下,或者咒骂一声。虽说评判他人要看他的行动,看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一个人若要评判自己,则要看自己愿意做什么,可能会说什么,可能会做什么——这种评判必然存在着阻碍,因为它不仅要受到想象力的局限,而且要受到不断变化的自尊和自我怀疑的影响。
“我估计至少要到明年四月,那笔销售才能成功地撤销。”谢泼德说,还是那样一脸严肃,“在此期间——其实是立刻——我提议,你将你的佣金全额投资到我的监狱的建设中。”
尼尔森吃惊地挑起眉毛。“但是那钱不是我的,”他说,这是他那天下午第二次说这话,“即便事实上还没有撤销,但在法律上已经被撤销了。一旦寡妇的上诉被批准,遗产的销售就会宣布无效,我就必须如数归还我的佣金。”
“镇议会将担保你的贷款,连同利息。”谢泼德说,“毕竟监狱是由政府资助的。等到你的佣金被撤销时,我能从储备银行提取基金偿还你。我们将制定一份合同,你可以提出你的条件。你的投资是安全的。”
“既然您有公共资金,”尼尔森说,“何必还要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您要这四百英镑做什么呢?”
“你的钱是现款,可以作为私人投资。”谢泼德说,“我的议会资金已经获得批准,但还没有支付。如果要等那笔款子摊派下来,存入监狱的账户,就得等三十位银行经理把我的合同在三十张办公桌上推来推去。那就要等到三月或者四月,选举早就成为过去了。”
“那时候囚犯就是劳德巴克的了。”尼尔森说。
“是的,而且他会侵吞更多的地区预算。”
“很好,”尼尔森说,“假设我同意这样做,您得到了您的监狱。您刚才说我们双方都能获益。”
“嗯,是的。”谢泼德眨了眨眼睛,“你将会得到业务,尼尔森先生。你将得到你的标准佣金,无论是劳力、铁料、木料、钉子,还是每一件细小的东西。合法盈利——这就是你将获得的利益。”
尼尔森对此无话可说(当然,在过去的好几个星期内,他都没有得到类似回报程度的签约),但是谢泼德提议的方式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狱守用过“谋杀案”一词,声称那种犯罪是“复杂的”;他一直等到阿尔伯特作为证人出现时才问及埃默里·斯坦斯;当他讲述韦尔斯事件时,举止夸张地阻止尼尔森插话,以防这位代理商话说得太多或太早,而将自己牵扯进去——从而假设他可能会以某种方式牵扯到自己。谢泼德对待他的东道主如同对待一个有罪的人。
尼尔森说:“如果我拒绝您的提议——那又如何?”
谢泼德嘴唇向后一扯,露出一副罕见的笑容,其效果相当阴森可怕。“你决计要将这个建议看成是敲诈,”他说,“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是这样。”
面对狱守的目光,尼尔森无法坚持很久。“我会给您贷款,按佣金提供我的服务。”他最终说道。他的声音很低。他将建筑师的设计拉到眼前。“敬请稍候片刻,”他又说,“我把您需要的材料记录下来。”
谢泼德低了低头,终于拿起他面前办公桌上那杯冷却了的咖啡。他小心谨慎地端起小托碟,瓷器在他的大手里显得格外脆弱,仿佛他的手指一合,就会把杯子捏成粉末。他将咖啡一饮而尽,把杯子放回尼尔森的办公桌上。然后,他把烟斗放回嘴里,十指交叉,等候着。他们之间唯一的声音,是尼尔森的笔在纸上不规律的摩擦声。
“我将在星期一早晨付给您一张支票。”尼尔森写完最后一笔时说道,“我们可以在星期一的报纸上做广告招标——我直接给洛温塔尔送一张便条。我建议劳工们十点整在这里的拍卖场集合,签约——这将使人们有机会阅读报纸、传播消息。等到星期一中午,如果天气允许的话,我们就能破土动工了。”
谢泼德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问:“你提到洛温塔尔?本杰明·洛温塔尔——那个犹太人?”
“是的。”尼尔森说,眨了眨眼睛,“没有报纸我们就没法登广告。如果您愿意,也可以用传单和教区公报,但是人人都读《西海岸时报》。”
“我希望你明白,你那笔佣金的投资绝对是一件私密的事。”
“我们互相理解对方的意思,先生。”然后是片刻的停顿,“我发誓。”尼尔森补充道,随即又立刻后悔说了这句话。
“也许应该根据这个调子,在我们的合同中补充这样一项条款。”谢泼德淡淡地说,“为了彼此安心。”
“您可以信任我的决定。”尼尔森说,再次红了脸。
“我真的希望如此。”谢泼德说着站了起来,伸出了他的手。
尼尔森也站了起来,两人握手。
“谢泼德先生,”谢泼德正要离开,尼尔森突然说道,“您之前说的那一番话——关于野蛮与文明,旧世界与新世界。”
谢泼德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是的。”
“我很好奇,想听一听,怎么把那套思路应用于所有这一切——房地产、衣锦还乡之财、韦尔斯的遗孀。”
谢泼德停顿了很长时间,才回答道:“一笔衣锦还乡的大财,是一次全面重新开始的机会,尼尔森先生。找到金块,一个人就能买到自己想要的生活。那种承诺不是文明世界可以提供的。”
Φ
谢泼德离开之后,尼尔森独自在办公室里坐了很长时间,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着狱守的议案。他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怀疑的感觉。他觉得自己不知在什么地方漏掉了某个环节——仿佛他曾经碰到过一条打好结的手帕,被揉成团揣在一件旧马甲的怀表兜里。他拼命地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条手帕结在提示他记住什么——是什么差事、什么责任,他甚至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给手帕打了个结,然后将它贴着心口收藏起来。他敲击着手指,摆弄着衣领。雨打着窗户。随着太阳在云层后慢慢升高,房间里灰色的影子变换着位置。
他突然站起来,朝门口走去,把门打开一条缝,透过门缝大声喊道:“阿尔伯特!”
“是,先生。”阿尔伯特在外间办公室大声回答。
“克罗斯比·韦尔斯——那个死者。”
“先生。”
“告诉我尸体是谁发现的。”
“是一队人,先生。”阿尔伯特回答。
“你还记得故事情节?”
“报纸上都写着呢——如果您想要,我可以帮您找出来。”
“你只需要把你记得的告诉我。”
“那队人停下来找吃的,发现韦尔斯先生刚死——我就知道这些。韦尔斯先生坐在自己的餐桌旁,报纸上是这么写的。”
“把那个名字告诉我?”但是他已经知道了。他把头靠在门框上,感觉一阵恶心。
“就是那个竞选韦斯特兰席位的家伙,”阿尔伯特说,“那个坎特伯雷人。您上个星期在明星旅馆遇见过他,他的名字是阿利斯泰尔·劳德巴克。”
Φ
大约十分钟后,尼尔森出现在他外间办公室的门口,啪的一声,快速取下他的大礼帽,惊得那位职员从椅子里跳了起来。尼尔森拿着手杖的模样非常野蛮,他紧紧地抓着手杖中部,仿佛要把它作为打人的棍棒。他的脸色十分苍白。
“我要不要告诉来访者到极上堂去找您?”代理商出门的时候,身后传来阿尔伯特大声的询问。
“不——不要打扰我。告诉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星期一再来。”尼尔森厉声地说,他没有转身。出了院子大门,大步走下码头,走到拐角那家他经常光顾的饼屋时,他没有停下来。他将外衣拉得更紧些,转向内陆,朝着卡尼里和金矿区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