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叶廷芳

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作家日常的言论由别人记录成书而成为名著者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说得准。但在提及这类书籍的时候，其中有一本大概谁都不会忽略，那就是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歌德是德国文学史上的“诗中圣哲”，他的言论被人们视为至理名言是不难理解的。但无独有偶，同属于德语文学的另一部谈话录，即由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谈话录》，数十年来正随着谈话者的名字蜚声国际文坛，而且在《歌德谈话录》新译本（选编）在我国出版仅仅十三年之后的1991年，其首译本也已在我国问世。如同《歌德谈话录》体现着作者在“阅尽人间春色”之后的晚年，亦即在他思想最成熟阶段的智慧的结晶一样，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也是在他的晚年，在他“纵览”了一遍世界，即思考了一辈子人生真谛后的产物，全面反映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或思想火花，人们现在经常引用的一些卡夫卡的著名观点，许多都出自这部书。可以说，如果没有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则尽管有他那许多半自传性的长短篇小说和大量书信、日记，他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风貌也不如现在这样全面而丰富。因此这部书的诞生和存在进一步加强着人们对德语作家的这一印象：作家兼哲人的品格。

或许有人会问：在谈论《卡夫卡谈话录》的时候，难道有必要与《歌德谈话录》相联系吗？难道前者的重要性堪与后者相提并论吗？这样的疑问如果出自一个对卡夫卡还不甚了解的读者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对卡夫卡是有所了解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要义有所领悟的话，那么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肯定性的回答。诚然，卡夫卡的年寿只有歌德的一半，而且作为业余作家，就知识之渊博、作品之丰富而言，他确实是不可与歌德同日而语的。但是，凡具备一定的文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作家存在的特殊价值，主要的并不取决于其知识积累的程度和作品的多寡，而取决于他对时代的独特贡献。而这种贡献，就看他对他的时代的某种潜精神的洞见，并通过文学手段对之做了预言性的、启示性的表达。无疑，歌德作为德国古典文学鼎盛时期的代表，在这方面的成就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作品不仅属于他的时代，而且也开启了未来，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汲取不尽他那丰富文学遗产中的艺术养料。卡夫卡，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受到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仿佛站在世界之外，以“异乡人”的陌生眼光和惊讶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这个亲亲热热、熙来攘往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异己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而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满怀恐惧，发出惊叫，一种凄厉的、大难临头似的绝望的喊叫。起初多数人对于这种声音不以为然，充耳不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人们变得清醒些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卡夫卡对那些异常现象的揭示，那种警报性的“喊叫”，日益领悟了，共鸣了，以至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现代启示录”。于是，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一跃而为现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1]，并被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从而获得了传奇性的色彩，成为20世纪国际文坛爆出的最大的冷门。有人甚至认为，“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堪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2]。如果说这些评价不过是些专家、学者的看法，那么，1985年西欧五个文学大国英、法、德、意、西的诸家重要报纸联合举办的“已故十大欧洲作家”评选的结果，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上述看法的普遍性和群众性。根据那次评选揭晓的名单看，卡夫卡被排在“十大”的第五位，名列莎士比亚、歌德、但丁、塞万提斯之下，而在托马斯·曼、普鲁斯特、莫里哀、乔伊斯、狄更斯之上。当然，有时候时代是会错爱一个人的，那么，就由历史去下最后结论吧。但在历史下最后结论以前，我们把两者做这样的比较，该不会是无稽之谈吧。

在我们把德国文学史上这两位大师相联系的时候，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卡夫卡作为以“反传统”出名的“现代派之父”，不仅不反歌德这位最重要的德国古典作家，相反，他是歌德最热烈的崇拜者。在他大量的书信、日记中，被提及最多的就是歌德，在一篇日记里他写道：“一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卡夫卡之所以推崇歌德，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歌德的作品有一种“持久性的艺术”。应当指出的是，卡夫卡崇拜歌德并不是表现在把歌德单纯当作偶像加以顶礼膜拜，而是把歌德的杰出之处例如艺术的“持久性”切切实实贯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了，无怪乎他那些生前并未激起普遍反响的作品，具有那么大的“后劲”，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征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越来越广大的地域。这一事实说明，卡夫卡是歌德艺术遗产最好的继承者。但歌德的艺术之所以具有“持久性”，关键性的一点是强调自己的创造。这一艺术要旨，卡夫卡也牢牢把握住了。在1912年2月8日的日记里，他单独记下歌德的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我对创造的兴趣是无止境的。”显然，卡夫卡对前人遗产的继承与其说停留在被动的接受上，毋宁说表现在对它的精神的把握上。如果说，卡夫卡不跳出前人的雷池，根据自己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关心当代人的根本命运，并善于相应地捕捉时代的新的审美信息，那么，卡夫卡的作品是不可能打动今天的读者的心灵的。可见，对于任何作家来说，创造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只懂得依样画葫芦地继承前人、仿效别人的作家是不会有前途的。卡夫卡在这方面与歌德是一脉相通的。

当然，《卡夫卡谈话录》能不能像《歌德谈话录》那样保持不朽的恒定值，这主要看书中的价值容量。卡夫卡在这本《谈话录》中探讨了十分广泛的问题，政治、哲学、文学、美学、宗教、伦理等无所不包，而且每每有精辟的见解。例如人们经常引用以说明他的基本政治观点的那句话，“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3]，就是出自这本书，而卡夫卡的这一思想与他在长篇小说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以及卡夫卡的共产党员朋友、诗人鲁道夫·富克斯指出的“卡夫卡是个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的论断是一致的。又如，卡夫卡是写“异化”出名的，但他的小说和书信、日记中都没有直接提到过哲学意义上的“异化”这个概念，而他在《谈话录》中有些表达却是与这个概念相联系的，如“生活的传送带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4]，在另一处他谈到“人被群体运动所左右而使自己的意志失灵的情况”[5]，等等。再如，卡夫卡作为一个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和开拓者，他的作品是以表现方法的奇特著称的。这一现象根源于他独特的美学思想，而这方面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见解，大多见于这本书中。如他认为“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是文献和见证”[6]。他认为，作家的任务在于设法“给别人装上另一种眼睛”[7]。这就是艺术应帮助人们透过生活的表象去发现它的真实本质，而“照相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表层”。这里的“照相”就是“写实”的同义词，他认为按照生活表面去写实，是不可能发现内在的真实的。因此在他看来，“电影是铁制的百叶窗”[8]。这就是说，实录的作品是妨碍人们认识真实的。于是他提出：“作家的任务是预言性的。”这就为他作品中那种象征性、譬喻性的写法提供了注脚。卡夫卡的最大传奇故事之一当推他晚年的焚稿奇念，通过这本《谈话录》我们可以窥察到他的这一念头的内心秘密。像很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有着特殊的爱好，在书中赞赏“中国彩色木刻艺术的清、纯、真”，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真正的现实是非现实的”[9]；他着迷于中国古代成语、譬喻、幽默故事[10]；他赞赏《道德经》《南华经》，尤其被老子思想所“陶醉”；他以拥有《论语》《中庸》《列子》等书籍为自豪，认为“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11]；等等。书中还有一系列格言式的警句，这里就不一一尽述了。当然，由于卡夫卡思维的悖论习惯，他的有些见解不大好理解，这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不过就总体而言，书中的许多见解都是颇具新鲜感的。

《卡夫卡谈话录》是根据追忆记述的，那么它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如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7年，本书记述者雅诺施曾将手稿送给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过目，布罗德阅后十分高兴，充分肯定了内容的可靠性，并在尔后为卡夫卡写的传记里做了详尽的记叙，他写道：

“卡夫卡的外部特征，他的讲话方式，他的特别富有表达性的、习惯于借助手势的柔和方式，以及类似于音容笑貌那样的东西，得到了最鲜明的再现。我觉得，仿佛我的朋友突然又醒过来了，并正走进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讲话，见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安详地看着我，感觉到他那静谧的、痛苦的微笑，我感到被他的智慧攫住并受到感动。”[12]

在另一处，布罗德继续写道：

“雅诺施所转述的卡夫卡的那些话给人以真实和可靠的印象，它们带有卡夫卡说话时惯有的那种风格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可能比他书写的风格还要简明、透彻。”[13]布罗德还通过卡夫卡晚年的生活伴侣多拉·迪亚曼特听他朗读后的反应来验证他的判断。他说：“她立即就被吸引住了，并认出这是卡夫卡那确凿无误的风格和他的一切通过雅诺施所保留下来的思维方式。她感到这本书是她与卡夫卡真切的重逢并引起心灵震撼。”[14]无疑，这本书将同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一样，不仅成为卡夫卡本人思想、人格和创作的“文献和见证”，而且也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文献和见证。

作为卡夫卡的研究者，笔者深知这本书的价值，一直想让它早日在我国问世，并打算亲自将它翻译出来，只因诸事缠身迟迟未能开笔。为避免继续延搁，笔者特约昔日大学同窗赵登荣教授来完成此项任务。承蒙赵兄鼎力相助，在百忙中奋力于指定时间圆满完成。译者素来治学严谨，汉、德兼优，理解准确，译笔流畅，为我辈中的优秀者之一，相信会受到读者欢迎。希望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对一般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德语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