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简介 （二）

《左传》记事，是按照编年的形式，具体来说，就是按照年、时、月、日的先后顺序来记事。

● 《左传》编年记事的特点

先说纪“年”。这个“年”其实并不是以当时的周天子为中心的纪年，而是鲁国国君的在位年次。《左传》里面记载的鲁国国君一共有十二位，始于鲁隐公，终于鲁哀公，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

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每位鲁国国君在位期间，记事都是从元年开始，元年也就是国君在位的第一年，然后二年，然后三年，如此类推。无论是其他诸侯国还是周天子，有关他们的记载，在《左传》中也都被统入这个纪年框架之中。这其实也好理解，因为《左传》是用于解释《春秋》的，而《春秋》本就是鲁国史官对鲁国历史的记载。

● 十二位鲁公在位年数：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尝试读一读《左传》，那么记住这十二位鲁公的顺序，将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它可以被视为一条时间线，而时间线是编年体的核心。

再说“时”。“时”就是季节，包括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在《左传》中，一年的记事，总是以春季为始，因为春季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季节，最后以冬季作为结束。

“月”，即月份，按照一年中十二个月的顺序，从正月也就是一月开始，到十二月结束。

“日”，即一个月里的每一天。大月30天，小月29天，纪日也是按照一个月里日子的先后顺序进行。不过《左传》纪日不使用我们今天初一、初二的这种方法，而是用干支（也就是六十个甲子）的顺序来纪日。

“干”是天干，共10个，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支”是地支，共12个，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一共可以排列组成六十个干支，又称为六十甲子（以“甲子”开始，以“癸亥”结束）。

天干地支表如下：

由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了六十干支：

用干支来纪日的传统在中国起源很早，在商代的甲骨文记载中就已经很常见了。六十个甲子在纪日时循环反复使用，是一个有序的组合，如果某一个月的第一天是甲子，那么我们就知道乙丑是这个月的第二天，丙寅是这一个月的第三天，癸酉是这一个月的第十天，依次类推。

但是，由于大月有30天，而小月只有29天，干支却有60个，两个月与一个甲子并没有完全吻合。因此，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一个月的第一天往往并不是从“甲子”开始的。

●“朔”“晦”的记载很重要

要想知道某一个干支纪日到底是这一个月的第几天，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知道这一个月的第一天的干支是什么，然后按照顺序一推算就知道了。所以古人特别注意记载一个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朔”日）或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晦”日）的干支是什么，知道了一个月第一天或者最后一天的干支是什么，我们就能推出这一个月里的其他纪日干支到底是第几天。所以，记载朔、晦很重要。

例如，《左传》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记载：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

那么，我们就知道“丙子”这一天是十二月的第一天，在这一天晋国灭掉了虢国。

● 编年体是先秦史书编撰体裁的主流

又如《左传》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记载：

十月……丙寅晦，齐师夜遁。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年十月份的最后一天是丙寅，齐国的军队在晚上悄悄撤走了。但实际上，遗憾的是，古书里特别明确记载某一月“朔”或“晦”是哪一个干支的材料并不多，所以对于我们今天一般人来说，要想通过这种纪日的方法，去弄清楚上古时期某个干支所记的日子到底是这一个月的哪一天，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 《春秋》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这种按照年、时、月、日先后顺序记载历史的体裁形式，后世称之为“编年体”。编年体是先秦史书编撰体裁的主流。为了对这种编年体裁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下面我们来看《左传》里的《春秋经》中的第一句话：

元年春王正月。

这句记载中，“元年”就是纪年，表示这一年是鲁隐公元年，也就是鲁隐公在位的第一年，即公元前722年；“春”就是春季；“正月”大家都知道，指一年中的第一个月。这一句话，包含了年、时、月三个时间因素，只是没有日。

● 鲁国《春秋》使用的是周王的历法

那么，此句中的“王”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王”是指周王，在这里表示鲁国使用的历法是周王的历法，即王历，也即所谓的“周正”。

● 夏、商、周三代历法的第一个月早晚不一样

在上古时代，有所谓“三正”，即夏、商、周三代各自使用的历法：夏正、殷正、周正。“夏正”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农历；“殷正”则是在“夏正”的基础上早一个月，把今天农历的十二月作为正月；“周正”则又在“殷正”的基础上再早一个月，即把今天农历的十一月作为正月。

三正的区别

可见“三正”的区别是岁首不一样，也就是一年的第一个月的早晚不一样。其中“夏历”比较适用于农业生产，今天都还在使用，我们现在过的许多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都是根据夏历而确定的。

● 在春秋时期，并非每个诸侯国都使用周历

在春秋时期，并非每个诸侯国都使用周历。例如晋国，使用的就是夏历；而宋国，使用的是殷历。后世，如《孟子》中基本使用周历，而《楚辞》则基本使用夏历。鲁国和周王朝的关系最亲密，它的始封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鲁是周王朝的兄弟之国。从《左传》里的《春秋经》来看，鲁国从隐公到哀公这二百多年内，都一直使用王历，也就是“周正”。

周历和今天的农历相差两个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所以周历的春季，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冬季了。例如，《春秋经》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出现了“二月无冰”这一罕见现象，被史官特意记录下来。如果是夏历二月，那么东风解冻，无冰不是什么异常现象，也不需要史官特别记录；这里的“二月”是指周历的二月，也即夏历的十二月，正是隆冬季节，却没有冰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出现了“暖冬”，所以史官要把这一气候异常情况记录下来。

● 《左传》里的《春秋经》使用的一直是周历，而在《左传》的记载中，有的时候也会使用夏历

在《左传》的记载中，有的时候也会使用夏历，例如，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春秋经》里记载：

冬，宋人取长葛。

冬季，宋国攻取了长葛这个地方。在《左传》中却记载为：

秋，宋人取长葛。

周历的冬季相当于夏历的秋季，可见，《左传》在此处使用的是夏历。

● 鲁国国君元年即位的记载，在《春秋》中是有固定格式的

按照《春秋》的记事原则，鲁国国君的元年，史官都应记载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然而这里鲁隐公元年却只记“元年春王正月”，而没有记载“公即位”，这是为什么呢？《左传》对此有明确的解释：

不书即位，摄也。

《左传》的解释是：不记载鲁隐公即位，是因为鲁隐公是摄位，只是一个代理国君，是摄政，所以不记载他“即位”。那么，真正应该继承君位做鲁国国君的人是谁呢？应该是鲁隐公的弟弟，名字叫作允，也就是后来的鲁桓公。因为允这时候的年纪太小，所以鲁国人就让他的哥哥息姑也就是鲁隐公摄政。为什么弟弟应该继承君位，而哥哥反倒不能名正言顺地做国君呢？因为他们母亲的身份不一样。

● 春秋女子的姓名问题

隐公和桓公的父亲鲁惠公，《左传》记载他先后娶了三位女子。他的原配第一夫人叫“孟子”，大家不要把这个女“孟子”和战国时期那个大大有名的男“孟子”搞混了。战国时那个“孟子”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姓孟名轲（他名字中的“孟”本是氏，后来变成了姓），“子”是对人的一种尊称，“孟子”就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孟先生”“孟老师”，和“孔子”的“子”是同样的意思；而春秋时作为国君夫人的这位“孟子”，其中的“孟”则是表示她的排行，孟、仲、叔、季，可知她在家中排行老大，其中的“子”才是她的姓，所以这儿的“孟子”的意思就是“子姓的大女儿”。子姓的国家，大家知道有宋国，所以这位夫人应该就是从宋国娶来的。同样的道理，历史上曾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其实也并不姓孟名姜，而是“姜姓的大女儿”。

春秋时代贵族女子的姓名，除了可以是排行和姓的组合外，也可以是她的国家和姓的组合，例如来自齐国的姜姓女子，可以叫作“齐姜”；还可以是她丈夫国名和姓的组合，例如这个齐国女子嫁给了芮国的国君，那她可以叫“芮姜”；还可以是自己或丈夫的谥号和姓的组合，例如这个齐国女子如果谥号是“哀”，就可以叫作“哀姜”，如果这位女子嫁给了郑武公，她丈夫的谥号是“武”，那么她也可以叫“武姜”。

总之，女子名称中必须始终包含着她的姓，这个姓要跟随她一辈子，主要目的是防止嫁人时嫁给了同姓。同姓相婚的恶果，《左传》里说得很清楚：“其生不蕃。”意思是在生育子女上会出现问题。可见春秋时代的人们，已经很懂得优生学的原则了。所以对于女子来说，姓很重要，是用来“别婚姻”的。

● 《左传》隐公元年：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可惜的是，鲁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没有生下儿子就死去了。惠公又续娶了一位女子叫声子（“子”是她的姓，“声”是她的谥号），生下了隐公。但是据《史记》记载，这位声子是贱妾，身份比较低下，大概因此也就不能被立为正夫人，她的儿子隐公，也就不能被立为太子做国君继承人了。惠公后来又娶了宋武公的女儿仲子（“仲”是她的排行，即老二；“子”是指她的姓，即宋国的国姓），《左传》里面记载这位仲子姑娘一生下来，手上就有“鲁夫人”这样的文字，表明她将来要做鲁国的夫人，所以后来就嫁到了鲁国，成了鲁惠公的夫人，生下了鲁桓公。

不过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其实这位宋国的仲子姑娘，本来是为长大成人的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所娶的媳妇，来到鲁国以后，息姑的父亲惠公见她太漂亮，干脆就占为己有，而且还把她升为正夫人。

司马迁的这个记载，清代学者高士奇在他的《左传纪事本末》一书中认为不可信。高士奇认为鲁惠公虽然算不上是贤君，但是鲁国一直秉持和遵守周礼，是一个礼仪之邦，不应该有这种丑事。笔者认为，司马迁应当是看到了其他记载有这件事的材料，才会如此记录，并非空穴来风。

● 鲁隐公没有做国君的资格

隐公年纪虽长，但他母亲的身份是妾，身份比较低下；桓公年纪虽小，但他母亲是夫人，身份尊贵。母亲的身份贵贱不一样，直接就会导致儿子的身份不一样：母贵则子贵，母贱则子贱。

● 春秋时代确立国君继承人的原则

春秋时代，在确立国君继承人的原则上，按照《公羊传》的说法是：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同是嫡子，要看谁年纪最长，而不看他贤不贤；同是诸子，要看他的身份贵不贵，而不管他年纪长不长。

隐公只是因为桓公年纪太小而代行国君之政，并非鲁国真正的国君，所以，鲁国的史官在记载鲁国历史的《春秋》里，于隐公元年也就不书“公即位”了。

后来桓公的母亲仲子死去，《春秋》记载为“夫人子氏薨”，我们知道，只有诸侯和诸侯夫人死去，才能称“薨”，且为仲子修建了宗庙；而隐公的母亲声子死去，却只记载为“君氏卒”，连讣告也没有给诸侯发。这一“薨”与“卒”的记载，正揭示了她们二人的身份贵贱有别，也表明了隐公只是摄位而已。

●《春秋》隐公元年：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春秋》和《左传》记载，在鲁隐公元年也即隐公摄位的第一年，即公元前722年里，发生的事情还有：

三月，隐公和邾（zhū）国的国君仪父在蔑这个地方会盟。蔑就是姑蔑，在今山东省泗水县，在这里之所以省称“姑蔑”为“蔑”，是因为隐公的名字“息姑”中也有个“姑”字，当时的史官要为他避讳，所以这里省称“姑蔑”为“蔑”。隐公摄位后，想和旁边的邾国搞好关系，所以两国在姑蔑结盟。

● 春秋时代的“盟”

春秋时代的“盟”，是国与国之间或个人与个人之间一种重要的文字约信方式，其程序基本上是这样：先在地上挖一个方坑，然后宰杀牛、羊、马作为牲，割下它的左耳朵，装在一个盘子里，再把它的血盛在一个容器里，之后读双方的盟约给神听，双方参加盟会的人，按照尊卑次序一一用嘴稍微吮吸一下盛在那个容器里的血，这叫作“歃血”；歃血后，把盟约的正本放在牲上和容器里剩下的血一同埋在坑里，盟约的副本则双方各拿一份回去收藏。

据《周礼》记载，在当时，专门有“司盟”这种官员，主管盟书及其礼仪，盟书则收藏在专门的“盟府”里，需要时可以进行查阅。后世有“执牛耳”这个说法，就是来源于盟这一程序中相传牛耳为尊者所执的典故。

● “盟”在春秋时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1965年在山西侯马发现了春秋晚期晋国的盟誓遗址，有盟书的坑共四十多个，出土盟书共有五千多件，这些盟书是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石片或玉片上。1979年在河南温县又发现了晋国的盟誓祭祀场遗址，其中有十六个坑发现了石质盟书，约出土一万件盟书。这些坑基本都是长方形，里面埋的牲有牛、羊，也有马等。从其他一些文献的记载看，牲有时还用鸡。

● 借助神明的力量，巩固和监督盟誓

可见，“盟”在春秋时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左传》里面记载的盟会，就多达二百多次。例如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他在位的四十三年间，召集诸侯的盟会就有二十三次，齐桓公正是通过各种盟会和做盟主，来展开和表现他在“国际”上的霸主实力。

● 违背盟誓，是要受到惩罚的

这种盟的程序，主要在于要让神明来做见证人，谁违背了盟誓，就会受到神明的惩罚，也就是要借助神的力量，来巩固和监督双方的这种契约，以使彼此守信。所以《左传》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说：“盟誓之言，岂敢背之？”《左传》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说：“世有盟誓，以相信也。”《左传》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子贡也说：“盟所以周信也。”谁如果违背盟誓，是要受到惩罚的，《左传》里记载：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

意思是有谁违背此盟约，神灵就会诛灭他，让他的军队颠覆，让他不能享有国家，祸害一直要延及他的玄孙，而且不分老幼。可见，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严格说来，“盟”和“誓”是有区别的，主要区别是盟用牲而誓不用牲，所以《礼记·曲礼下》中说“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即用言辞来互相约束叫“誓”，杀牲歃血来互相约束叫“盟”。不过，在《左传》中，“盟誓”常常连言。后世所见帮会中所谓的“喝血酒”，大概就是“血盟”的一种延续。

● 《左传》隐公元年：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秋七月，周天子，也就是当时的周平王，派人送来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用品。诸侯及其夫人去世，按照当时的礼制，要向天子报告，还要给其他诸侯发讣告，天子和其他诸侯要派人送去一些助丧用品，这些助丧用品叫作“赗”（fèng），主要是车、马和帛。但鲁惠公是前一年去世的，周天子到了第二年秋七月才派人把助丧用品送过来，太晚了；而且仲子此时还没有去世，周天子却提前把她的助丧用品也一并送了过来，这也不是好兆头。因此，《左传》就批评此事“非礼也”，不合当时的礼制。

丧葬之礼，是礼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五礼”吉、嘉、宾、军、凶，丧礼就是其中“凶礼”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当时的礼制，天子死后要经过七个月下葬，诸侯全部参加葬礼；诸侯死后要经过五个月下葬，同盟的诸侯来参加葬礼；大夫死后经过三个月下葬，官位相同的来参加葬礼；士死一个月以后下葬，他的姻亲参加葬礼。向死者赠送东西却没有赶上下葬，人还没有死就先赠送相关的丧葬用品，这都是不合礼制的。

● 《左传》隐公元年：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九月，鲁国又与宋国盟于宿，宿在今天山东省东平县境。鲁国在鲁惠公晚年，曾和宋国打过仗，现在隐公刚刚主持鲁国国政，首先需要和周边的国家搞好关系，所以就和以前有过战争的宋国开始友好往来。

● 《左传》隐公元年：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和邻国搞好关系很重要，《左传》里就曾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即亲近仁义，和邻国搞好关系，是治理国家的法宝。

冬十月庚申这一天，鲁国改葬了惠公。因为惠公当初去世的时候，鲁国正好和宋国在打仗，太子又年幼，下葬就比较匆忙，所以现在进行了改葬。改葬时，隐公并没有亲自临丧哭泣，因为隐公只是摄位之君，不敢以丧主自居，所以没有去，因而《春秋经》里也就不记载这件事了。卫国的国君来参加了惠公的改葬，因为没有见到隐公，所以《春秋经》里，也不记载这件事。

以上便是依照编年体这种体例，在《左传》鲁隐公元年中的一些记载。《左传》记载的上面这几件事，都和鲁国直接相关，是在鲁国发生的事情。但在隐公元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虽然没有发生在鲁国，却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左传》对此做了详细记载。这件事，我们下一讲慢慢地去说它。